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围棋泰斗吴清源
本报记者 于青
初冬时节，88岁的吴清源从东京来到北京，是应导演田壮壮之邀，商议电影《棋圣吴清源》拍摄事宜的。闻金庸先生曾有如此评价：“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项以争胜负为惟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心仪围棋泰斗已久，得到专访机会，倾听传奇人生和围棋哲理，实乃记者经历之幸事。此将先生叙谈记录如下。
往事如云烟
我1914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吴泉，字清源。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人迁来北京。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时，对围棋很感兴趣，买了许多日文的围棋书。我7岁开始学围棋。棋书很厚，用一只手托着，按着棋 谱在棋盘上摆子。托棋书的手累了，就换一只手托着。手长时间托很重的书，我两只手的中指都有些变形。由于不懂日文，书中解说的部分就由父亲翻译。大体是打谱一次，就能记住。虽然最初打谱感觉枯燥，但逐渐感觉到了围棋的乐趣。父亲常带我去一家名为“海丰轩”的围棋馆。与当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对局时，他们让我五子。顾水如还常带我到军阀段祺瑞家中下棋。
父亲33岁去世时，我年仅11岁。家无收入，只能靠变卖财产维持生计。后来，我常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中一家名为“来今雨轩”的店中下棋。有一些喜欢围棋的有钱人，常带着奖品来下棋。我在那里曾经连战连胜，多次得到过砚台、花瓶等奖品。神童下棋连胜佳话广为流传，北京一家报纸进行了报道，我被称为“围棋天才少年”。
12岁时，一位福建的林先生带着我去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下棋。第一次交手的是一个初段的日本人，开局我一直被动，陷入苦战。中盘以后，杀死对方几子，最后我胜六目。当时观棋者中有一个做生意的日本人，叫山崎有民，他把对局情况告诉了日本棋手濑越宪作：“中国确有围棋天才少年。”这两人后来促成我14岁那年赴日本学棋。
棋非胜负事
我1928年10月来日本后，第一次下棋的对手是条原正美四段，他在日本棋院的大赛中刚取得冠军，棋院特意安排了这次对局。对于当时还没有段位的我来说，也是段位确定战。我执黑先行，共下了3天，结果是我中盘获胜。1929年，日本棋院授予我三段。1933年升为五段，同年与木谷实五段共同创造“新布局”，被誉为“围棋革命”。
终生难忘的对局是19岁那年与秀哉名人的一盘棋。我执黑摆出“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秀哉吃惊不已。他当年是日本棋坛霸主，对局中拥有特权，即可以随意决定暂停，自己想好后或与他人商量好再弈。这盘棋共暂停13次，从1933年10月16日弈至1934年1月29日，用时三个半月。秀哉的第160手下出妙着，终盘胜两目。后来得知，第160手是秀哉弟子的提示。二战后，对局暂停采取“封手制”，即暂停前棋手要把下一手先写在纸上。显然，让秀哉拥有特权的做法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所谓“天下无敌”的“吴清源时代”，主要是指1939年到1956年的17年间，我与日本所有一流棋手的“十番棋”对局保持不败。这是我的棋力最充实的时期。1950年日本棋院授予我九段。按围棋界古来习惯，应为棋艺高超并且居于顶点的棋手授予“名人”称号，但日本棋坛绝口不提此事。对此我淡然处之，一生对名利、胜负置之度外。
我对围棋的理想，用一句话说就是“中和”，用日语说是“调和”。“中”这个字，以中间一竖分成左右两部分。有了取得阴阳平衡的那一竖，才构成“中”字。在围棋上，我经常思考“中”字的那一竖。在棋盘上，“调和”每个棋子作用的那一手，才是恰到好处的妙手。这也是我对“21世纪围棋”的追求。
回忆温馨多
在军国主义势力猖獗期间，作为孤军奋战日本棋坛的中国人，我收到过恐吓信，住房被扔过石头，受到过媒体的蓄意炒作。但我从未有过恐惧。因为我置身在许多好心人的情谊之中。
刚到日本时，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先生每月援助我生活费200日元，持续3年之久。当时大学毕业生工作第一年的月薪只有40日元。最初对日本的习惯一无所知，桥本宇太郎先生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我体弱多病，有“围棋界之母”之誉的女棋手喜多文子带我去医院看病，后来为我做媒。西园寺公毅先生把我看作肩负日中友好使命的人，为我治病，照顾我生活，指导我下棋。木谷实比我年龄略长，棋力相仿，情投意合，见我受刁难就打抱不平。最应该感谢的是濑越宪作先生，他帮我办理东渡手续，收我为弟子，借给我他家的住房，帮我找到下指导棋的工作，善待我的母亲等家人，还不声张地顶着各种压力帮助我……
温馨的记忆还有来自故土的信赖和关怀。1956年，梅兰芳率团访日演出。因有故交，梅兰芳见面时问道：“为中国围棋强盛，怎样做为好？”我说：“最好是找出天才，使之留学日本”。梅兰芳回国后来信，说找到了陈祖德和陈锡明两名天才少年，希望让其留学日本。后来，长崎发生了烧毁中国国旗事件，致使他们的围棋留学计划搁浅。1960年，濑越宪作率友好围棋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时提到我的名字。事后得知，我不胜欣喜。1962年，陈祖德随中日友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出发前，周总理嘱托陈祖德到日本后拜访我。1985年，我实现了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77岁的中国围棋协会顾问金明全程陪同我，其间与我对弈两盘，还说：“那一盘是陈毅将军的，这一盘是周总理的。”如此盛情，令我感激万分。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来日本已经73年了，衷心祈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图片）
上图为吴清源先生接受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丹青永驻 友谊长存
——埃及画家黑白的中国情结
本报记者 黄培昭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埃及开罗的街道上，一辆后窗玻璃上贴着“风雨归舟”四个楷体横幅汉字的丰田小汽车格外引人注目。偶见中国人，车主便迫不及待地上前握住对方的手问：“你知道中央美术学院吗？你知道画家李可染老师吗？”
“风雨归舟”的主人，就是埃及著名画家黑白先生。他和夫人图玛德于1961年毕业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在4年的学习中，他们先后师从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黄永玉和李桦等老一辈著名画家，同中国同窗和师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大师的指导下，他们悉心钻研，与中国同学一起切磋技艺，一起出游写生，一起泛舟北海，荡桨颐和园，还一起到山西和内蒙古等地进行劳动锻炼。他们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取了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小红”，还请了一位中国保姆照料新生的孩子。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淳朴的中国人民给他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从此中国的一切开始在他们心中深深扎根。
时光荏苒，在中国的留学生活转眼就结束了，黑白夫妇带着小红依依不舍地惜别母校，回到了埃及。两人虽身在金字塔下，喝着尼罗河水，却无时无刻不在魂牵梦萦着万里之遥的中国。黑白将自己的坐骑取名“风雨归舟”，并解释说，这个“归”，就是回归他的第二故乡北京。
黑白夫妇对中国的感情可谓深矣。当初，从开罗艺术大学绘画系毕业后，风华正茂的他们选择到中国深造，成为中埃1956年建交后第一批来华学习的埃及留学生。在北京读书期间，除了画界知名人士外，他们还拜访过老舍、梅兰芳等文艺界大家，并醉心于阅读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名著。归国时，他们带回了许多箱的中国艺术品，把开罗的家布置得充满中国文化气息：客厅里摆着红木案几、雕花立柜和仕女图屏风，地上铺着中国地毯，墙上挂着诸葛亮的《出师表》巨幅拓刻碑文以及齐白石、李可染、叶浅予等的绘画作品，中国民间木雕、刺绣、石雕和景泰蓝器皿等四处可见。
工作之余，黑白还为埃及报刊撰写介绍中国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讴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
1989年9月，在阔别母校近30年后，他们首次应邀访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昔日同窗和老师。宾主嘘寒问暖，畅叙离情，追忆依稀往事，缅怀已故师友，感慨万端，思绪难平。
打这以后，黑白又偕夫人多次访华，并为中国和阿拉伯对话会的多次成功举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第三、第四次对话会是他抱病筹划的。除接待中国对外友协等代表团访埃外，他还自费接待过不少到埃及的中国美术界人士。
今年9月，黑白夫妇第六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专程参加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作品回顾展。络绎不绝的中国各界人士怀着敬佩之情，兴致勃勃地驻足观赏他们的艺术作品。展出的作品包括水彩、水墨、铅笔素描、版画和摄影等，真切而生动地反映了埃及的风土人情和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院前院长靳尚谊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鉴于黑白先生为中埃友好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黑白先生成为阿拉伯国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人生如白驹过隙。黑白夫妇如今已满头银发，但他们的眉宇和神态依然荡漾着火热的激情。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丹青永驻！（附图片）
左图为黑白的木刻作品，题为《路边》。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儿童的“七五三节”
一年一度的日本儿童“七五三节”，时间在公历11月15日前后，是为3岁和5岁的男孩、3岁和7岁的女孩特设的贺岁仪式。节日期间，孩子们在父母带领下，着盛装前往神社参加祭拜，然后带上“千岁糖”或红米饭去亲友家拜访，亲戚朋友送上礼品祝贺孩子们的节日。据说这一仪式始于平安时代的武士之家，流行于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期（13世纪），到江户时期（17世纪）成为社会习俗。平安时代，孩子到了3岁就要留发、结发，站在棋盘上接受“发置之仪”；3岁到7岁的孩子还要选择吉日进行“着袴”（即穿带家纹的和服）仪式；女孩到了7岁则举行“结带之仪”，即穿着正式和服的仪式。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家族仍要举行“着袴之仪”。
日本人喜欢奇数，且相信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加抵御“厄灾”的能力，“七五三”仪式意在祝愿孩子健康成长，还具有幼儿成长为少年少女的标志性意义。（附图片）
下图为日本幼童在东京的明治神宫参加“七五三”祭拜活动。（图并文：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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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散记
踏访白求恩故居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陈特安
驱车从渥太华西行4个多小时，即抵达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乡——格雷文赫斯特镇。仅有2.6万人口的小镇干净整齐。两年前落成的白求恩铜像屹立在小镇中心的剧院广场，白求恩身着八路军军服，右手执听诊器，脚穿草鞋，双目炯炯有神，右腿有力地迈向前方。
在与繁华街区穆斯科卡街毗邻的约翰街上，一幢两层米黄色木屋就是白求恩的故居，1890年3月3日，白求恩在这里诞生。如今，这所住宅经过修缮已恢复了当年的原貌。在这里，白求恩愉快地生活了3年多，以后随家搬迁。
从幼年起，白求恩就是一个性格倔强、好奇心强并富有主见的孩子。他生性好动，乐于涉足挑战性强的新领域，喜欢野外粗犷的生活。白求恩祖籍苏格兰，其祖辈在音乐、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不仅造就了白求恩的多才多艺，而且还培养了他的勇敢精神和舍己为人的品格。6岁时，白求恩就曾一人独自外出到多伦多，去探索这座城市，然后又自己回家。少年时代的他，曾凭着勇敢和智慧，用一根木棍救出了一个陷入冰窟、濒临灭顶之灾的少年。
中加建交后的1976年3月，加拿大政府把这位“具有历史意义的加拿大人”的降生木屋买了下来，建成了“国家历史名胜”———白求恩纪念馆。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揭幕。每年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白求恩不仅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加拿大人怀念的“历史性人物”。他们为有这样的优秀代表而自豪。据介绍，白求恩之所以赢得加拿大人的崇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钦佩他在征服“死亡”威胁过程中的坚强毅力，二是敬佩他处处为他人服务，为医疗社会化而不懈奋争的崇高精神。在他得了肺结核的日子里，强制性的休养使他与外界完全隔绝，再加上遭受离婚的打击，他几乎被逼到“死亡”的边缘，但白求恩并没有低头。当他得知人工气胸能治疗肺结核时，即要求为他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手术，术后一个月，他得以康复，高兴地走出住了一年的疗养院。
在白求恩因病隔离的日子里，他考虑的最多的不是自己的死活，而是如何为他人服务。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中，蒙特利尔市有1／3的人口靠领取救济金生活，这使他感到，医学不但应注意医治病症，同时还应注意疾病的社会根源。1935年，他为失业者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同时极力倡导社会化的医疗制度，为广大民众谋福利。1936年，白求恩还组织了蒙特利尔人民健康团体，这是加拿大医务人员所发起的第一个促进社会化医疗的行动。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携带一批医疗器具，在加拿大护士尤恩的陪同下，来到中国武汉，周恩来亲自派人护送他到延安。到达延安当晚，毛泽东就接见了他，并邀请他留下来，主管八路军边区医院，但不到一个月，白求恩就要求奔赴前线，其理由是，在前线可以更有效、更及时地救治伤员。
参观活动从观看白求恩生平事迹的录像开始。约10分钟的录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白求恩大夫“加入毛泽东的部队”、在中国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在八路军野战医院抢救伤病员的情景，也记录了白求恩大夫牺牲时延安军民痛哭失声的感人场面。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游客中心，展示着许多中国各界捐赠的纪念品：毛泽东主席的光辉篇章《纪念白求恩》微雕本，中央美院李琦教授的白求恩人物画像，印有白求恩头像的各种纪念瓷盘、木雕、纪念邮票、纪念章，等等。这一切表明，中国人民深切怀念白求恩。
从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中国以身殉职到今天已整整63年了，但中国人民从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战士。无论是派驻加拿大的长期工作人员，还是国内来的访问代表团，都要到白求恩的家乡探望。他的光辉形象已成为一座跨越时空的中加友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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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进凯伦庄园
本报记者 黄泽全
荣获奥斯卡7项大奖的著名影片《走出非洲》，不仅让人们对优美独特的非洲风光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影片中女主人公凯伦·布林克森在非洲肯尼亚曾经生活17年的故居———“凯伦庄园”，几乎一夜之间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我三度访问肯尼亚，两次慕名前往“凯伦庄园”游览，为的就是追寻这位美丽勇敢女性当年在非洲这块土地上留下的一段特殊的经历。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坐落在东非大裂谷旁边，海拔1600多米，终年气候凉爽，草木茂盛，空气清新，景色迷人。“凯伦庄园”位于内罗毕郊区，从市区驱车东行20分钟即可抵达。庄园紧临一条繁华马路，《走出非洲》影片中那壮观的600英亩咖啡园早已踪迹全无，现仅存一个院落。
进入院门，迎面是一条50多米长的甬道，两旁高大的乔木枝繁叶茂，红色的刺梅和杏黄色的金雨花竞相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扑鼻的芳香。甬道尽头是一幢红白相间带有廊檐的平房，房前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房后的棕榈树伸展着擎天的华盖，菩提树枝叶恰似巨大的遮阳伞，高大的芒果树叶子密不透风……庄园四周被茂密的原始森林包围，各种鸟类在密林中自由地歌唱、跳跃、嬉闹，顽皮的小猴不时地从林中跳到庄园的草地上，做出各种滑稽可爱的动作，惹得游人仰天大笑。站在房前绿绿的草坪上，头顶蓝天白云，面对红房绿树，环顾四周林海，凯伦在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中所描绘的情景一一浮现眼前。
1914年至1931年，凯伦生活在这个大院里。踏上平房台阶，走廊墙上玻璃橱窗里，展示着许多幅电影《走出非洲》剧照。走廊尽头是一间陈列室，墙壁上10多幅凯伦以及其丈夫、家人和情人的发黄照片，记录着她那年轻时代的岁月。尤其是在门口突出位置的那幅凯伦大幅半身像格外引人注目，虽然衣着普通，但一对大眼睛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位参观者，显得炯炯有神，充满着青春与活力，让游人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当年身着猎装、驾驭骏马、在辽阔东非草原上追逐大象的那位激情奔放女子。房间玻璃柜里，摆放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出版的不同版本的《走出非洲》，不少游客在留言簿上称赞这部书是“一首划时代的散文式田园诗”。
陈列室旁边是客厅，厅内餐桌上摆放着凯伦当年接待亲朋好友的餐具。靠墙小桌上放着一只精美的青花瓷果盘，巨龙腾飞的图案赫然醒目，原来这是凯伦收藏的一件中国清朝珍品，令我们中国人感到亲切与自豪。走进连接客厅的卧室，这里陈设十分简朴，地上一张摊开的狮子皮以及椅子上挂着的猎装和帽子，仿佛凯伦刚刚从草原上打猎归来。走出平房，窄小走廊连接着面积不大的厨房，主人当年使用的各种烹调用具依照原样整齐地摆放在那儿。来到庄园后面的草地上，可以望见远方的恩贡山，四个酷似巨人拳头的山头自北向南伸展，凯伦的情人就埋葬在那儿的山脚下。
参观凯伦庄园印象最深的，是陈列室里那幅凯伦逝世前两年拍摄的一张照片。此时的凯伦已70多岁，满脸皱纹，显得虚弱，但她面带笑容，眼神充满刚毅，这是她坎坷一生的生动写照。20世纪初期，凯伦随夫君到非洲，几年后，两人因感情危机而离婚，她独自经营农场；正当她尽情享受人生快乐之际，情人丹尼斯却因飞机失事丧命；后来农场遭旱灾又遇火灾，她倾家荡产，返回故乡丹麦，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畅销世界的《走出非洲》一书。后来该书被改编、拍摄成震撼人心的同名影片。（附图片）
上图为凯伦庄园。黄泽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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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旅人心语
一瞥牛津街
郑荣来
从未有过那么从容的心情，去闲逛异邦城市的街道。我这是第二次来伦敦，是因私探亲。这天的目的单纯，就是看看伦敦的“王府井”。
与北京王府井比，外表上牛津街没那么宽敞，也没那么漂亮。房子和马路，大都是二战前所定型，格局并无崭新发展的气息。但窄长而老旧的街道，仍旧保持着现代的繁华——世界大城市中发育最早的繁华。川流不息的小卧车，车型品种之繁多，北京难与相比；一辆挨一辆的公交车，大多为双层，乘客上车没见挤抢现象，每排座位前都有电铃键，谁下车先按铃，展现出一种有序的文明。
逛闹市人看人。这里用不上“摩肩接踵”一词，600多万人口，虽不如上海、北京多，却不失人头攒动之感。让我感觉尤深的是，街头游客中有色人种到处皆是，亚非拉的黄脸黑面夹杂于蓝眼人中间，几乎让你难说他们是少数。这里的确不是单一的白人世界。
商店里的服务一律不卑不亢，平等相待，没有看人种下菜碟。在鞋店里看到的是，顾客可以穿着新鞋踩在地上走来走去随便试，店员没来干涉或阻止；在服装店里，常看到架上的衣服被顾客乱翻掉落一地，也没有店员给顾客难看脸色。有的商店有监视器，但在一家口红专卖店里，以及有的豪华商店里，我却未见把顾客当贼防。
逛蔬菜水果店，却大让我们中国人骄傲。难说它们品种不多，据说不少是世界品牌，是进口货，也正因为如此，感觉它并无我家附近的农贸市场的水果那样新鲜，那样水灵。至于价格，即便刨去收入差别的因素，我们吃蔬菜的惬意、随便与豪放，我敢说，一般都不会低于他们同等层次的人。
英国人以绅士之风著称于世，待人礼貌，言行文明。街上寡闻喧哗之声，也未见吵架打架的行为。出兵到国外杀人，那是政治家导演的结果，老百姓却是恪守一二百年来逐渐形成的风尚。此前的伦敦，也曾是吵吵嚷嚷、乱乱哄哄之地。英国作家阿狄生，就曾写过一篇散文，叫《伦敦的叫卖声》，反映当年伦敦的让人烦躁的种种吆喝声：救火员敲铜壶，接连一个多钟头不停，让人睡不了觉；卖火柴的小贩，声音喊得最大最凶；卖牛奶者的叫声特别尖细，让人感到瘆得慌。吆喝不顾时间，也不讲分寸。卖报的总是风风火火，跟闹了火灾似的，弄得全城轰动；卖萝卜的沿街叫卖，满城受到骚扰……作家认为这是不美的噪音，应该加以管理。这呼吁，延续了不知多少年，今日有此成效，也真是不易。
人家文明，我们也是入乡随俗，极为检点：进门出门拉着门把，谨防弹簧门打着身后人；嘴里嚼着口香糖，即便嚼到淡然无味，未找到垃圾桶之前，也绝不随地吐掉……我们不敢坏了人家的规矩，也不愿损了我礼仪之邦的声誉。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这里街头乱扔废弃物的现象还是不少见。虽然清洁工人推着清洁车不断清理，仍不断有人把易拉罐和包装纸等物随意丢落在地。这些，全都是外来人所为吗？姑且存疑待考。
这里的纬度比哈尔滨还高，已近下午6点，西边的太阳还老高老高。不一会儿，已走到了牛津街的西尽头。我忽然想起大不列颠曾有的“日不落帝国”的时代，英国人也许至今还以此为骄傲。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无意遂人愿，太阳终究会有西下之时。古罗马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哪个不是曾经盛极一时？但谁又能永久独霸世界？大不列颠盛世，也已成历史的一瞬。
闲逛牛津街，我们不时开玩笑，自嘲是“刘姥姥”。但这也仅仅是玩笑，其实，今日中国人，也多有足以自豪的地方，置身此长街，心里并非真的就像“刘姥姥”。“大跃进”时曾提“15年超英”，那是不切实际，而45年后的今天，在不少领域，“超英”已成现实，不再是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