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享受光荣与创造光荣
  汪金友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在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时候,我想起了北京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党员。在她被聘为一家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有了第一笔一万多元的收入时,就全部交了党费。她说,这是对党的一片心意,也是为了兑现自己的一个承诺。
  据这位党员自己介绍,她在高中入党的时候,刚满十八岁。那一天,一位老师找到他们三位候选党员,很严肃地说:“你们入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虽然在很多人眼里你们还是小孩,但是十八岁就已经是成人了,所以你们必须作出一些对自己负责的承诺。”前边两个同学都说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轮到她的时候,她说:“我肯定也会从一点一滴做起,但是我还想做出一个很具体的承诺,我会把我的第一笔收入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当时很多老师都笑了,他们觉得她还是个孩子,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但她却一直记着这个承诺,并下决心要兑现这个承诺。所以当她成为北京海淀区一家网校的形象代言人,并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时,就首先想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她说:“我觉得这些钱真的是太珍贵了,不想随便把它花在什么地方或者挥霍掉。既然我成为预备党员之前作过那样的承诺,我就应该做到,因为那是一个很庄严的场合。”
  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形象和品格。言之有信。入党的时候怎么说,入党之后就怎么做。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大学生党员又讲出了自己兑现诺言的另一个“思想动机”。她说:现在我身上有两个最大的光环,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入党。入党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北大是所名校,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享受北大,因为北大给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我对党,对北大都还没做什么贡献。
  她的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其实我们每个党员,都带着这样一种“光环”,都在“享受”着党员的光荣。有多少次,在填表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在评先和表彰的时候,在面临考察和提拔的时候,都曾光荣而自豪地宣称:“我是共产党员。”因为在很多的场合下,“共产党员”这四个字,不仅象征着资格,象征着条件,而且可以给人以信任。
  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在“享受光荣”的时候,绝不能忘了“创造光荣”。正是因为有孔繁森、郑培民、方工等优秀共产党员自觉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有了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辉煌。生活在红旗下的年轻党员们,更应该像这位大学生党员一样,记住自己的誓言,兑现自己的承诺,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为党的事业增光添彩,争取创造更大的光荣。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战友
赵玉亮
战友是母语放飞的嫩乡音
战友是蓬勃生长的青春豆
战友是并肩排列的绿方阵
战友是热血激荡的大合奏
战友是黑夜里递来的眼神
战友是风雨中伸出的双手
战友是挫败时开锁的钥匙
战友是胜利后斟杯的美酒
战友有大山般的粗犷和豪放
战友也有小溪般的细腻和温柔
战友有彩虹般的惊喜和欢笑
战友也有沉雷般的愤慨和怒吼
战友是秋天的雁阵年年远飞
战友是春天的草地岁岁吐秀
战友是连绵不断的炬火
战友是汹涌不息的奔流
战友是名字播遍东西南北
战友的名字缀满四季枝头
战友的名字舒开祖国安详的笑容
战友的名字擦亮鸽哨欢腾的神州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多咪斋

  难忘鳝鱼透骨鲜
  赵长顺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我吃过的鱼类中,再也没有能比上黄鳝的鲜美了。不论是红烧,还是生炒、煨炖,我都觉得鲜美透骨。
  我如此地偏爱黄鳝,也许与我小时候就喜欢捕黄鳝和吃黄鳝有关。对于我来说,捕黄鳝和吃黄鳝都是一件乐事。那时,家乡的河塘里和稻田中,有捕不完的黄鳝。捕黄鳝的方法很多,或用鱼钩钓、或用火把照、或用一种竹篾编成的呈丫字形的专用工具去捕。后一种方法大都是大人用的,我们只能用钩钓或火把照。用钩钓主要在白天。尽管夏天烈日当空,我们仍然赤着脚,背着鱼篓,拿着鱼钩在河塘边、田埂上寻寻觅觅。只要看到有洞穴冒着清水,我们便将带有蚯蚓的钩子伸进去,不一会儿,只见钩子动了,我们的心也动了,于是,猛地将钩子往外一拖,一条大黄鳝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照黄鳝只能在夜晚。这时,黄鳝都爬到了洞外吸露水和捕食,我们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自制的专用鱼夹,穿梭于田埂间、沟渠边。黄鳝见到火把一点都不动,我们则胸有成竹,对黄鳝的中部猛地一夹,它就成了瓮中之鳖。
  黄鳝的生命力极强,我们将捕来的黄鳝养在一个小缸中,里面还放一两条泥鳅一起养,一两个月都不会死。家里如果来了客人或想改善伙食,则从缸中取出几条。那时农家吃黄鳝的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炒银丝,也就是农家人常说的炒长鱼。另一种则是红烧,现在一些宾馆则称之为大烧马鞍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炒银丝。母亲将一锅水烧开后,父亲用竹篮从缸中捞起几条活蹦乱跳的黄鳝,一手揭开翻滚的开水锅的锅盖,一手将黄鳝猛地朝锅里一倒,这时赶紧将锅盖压紧,黄鳝在锅中乱蹿,将锅盖撞得咚咚响,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然后再将黄鳝取出,用竹签将黄鳝划成条,剔除骨刺及内脏,留下余肉,加上适量的韭菜一起爆炒,一盘炒黄鳝还未端上桌,满屋已溢满了香气。那时的糁子饭虽然难以下咽,但有鲜美的炒黄鳝,照样能吃上两三碗。母亲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总要笑着说:“馋猫见了腥,胀破了肚皮筋”。
  走上工作岗位后才知道,我原来十分爱吃的黄鳝还是家乡的特色菜肴,怪不得那样地叫我馋涎欲滴。不要小看小小的黄鳝,用它可以制作出一百零八样的黄鳝席,尤以软兜黄鳝、银丝黄鳝、煨脐门、炝虎尾、生炒蝴蝶片、大烧马鞍桥等名扬海内外。我常常以家乡出产这样的名菜而骄傲,在餐桌上,总忘不了向客人介绍黄鳝,介绍它的捕捉方法、做法、美丽的传说和那透骨的鲜美……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执中与超越
——读敏泽《文化·审美·艺术》
力之
  《文化·审美·艺术》一书是敏泽先生的第三部论文集。全书分为“文化”、“美学”、“艺术理论批评”、“钱学研究”、“序跋”、“杂文、随笔”等六编,共收七十九篇文章。
  “艺术理论批评编”二十二篇文章,既有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观”等重大问题与对“所谓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论的辩驳的,又有对具体的作品如《沂蒙九章》等进行评价的。其中有两篇旧文颇值一提。在《读〈风波〉》一文中,作者指出:封建宗法的思想有顽强的势力,要“克服这种思想,甚至比推翻反动的政权还更费事,因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去推翻反动政权,却又可以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落后思想和照习惯地去服从旧的一套生活”。即使在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的今天看来,这无疑还是非常正确且深刻的;在《应当按照文艺的特点领导文艺》一文中,作者针对当时文艺领导上“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在实际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敢于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这是极难能可贵的。此文无论对了解作者与其考察问题的方法,还是研究当时、甚至“文革”前十七年间的文学思想状况,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钱学研究编”共收五篇文章。其中《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先生》一文,可称为“钱学”巨制。
  “美学编”共七篇文章,均为见灼入深者。《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艺术之美》一文,第一次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我国传统艺术“潜隐型体系的客观存在”;《“纯审美论”辨析》一文,作者提出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根本特征和价值根源在于审美。审美价值是艺术的其他社会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的著名观点。同时,作者又指出,“艺术除了其根本性的审美价值之外,也还有其他众多的价值”。毫无疑问,本文对矫正我们过去长期忽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当下的纯审美论者“以艺术的审美价值排斥艺术的其他价值”的做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从整体而言,全书最重要的贡献恐怕还是在其“文化编”。该编共收《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价值论》、《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综合创造: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等19篇文章。在这里,作者对许多当代重大的文化问题都提出了自己极富建设性的意见,故该编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亦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本书与作者受到普遍好评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美学思想史》等著作一样,将所要研究的问题放在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多角度的考察,见木见林,故其结论每每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作为长期从事文艺研究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一直坚守“不唯上,不唯风”的操守,铮铮以立。作者之辩,心平气和;其论之立,以理长而非声宏。其次,辩证地两分法地看问题。这一点如一根红线,贯穿着作者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执中而超越,理固然也。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妙香山纪游二十韵
  王充闾
  漫踏香山路,遥身入画图。
楼如金字塔,水似瘦西湖。
晴雨一时变,晨昏万态殊。
潭澄鱼漫泳,林密鸟频呼。
侧柏播香远,长松照影孤。
危桥连雾壑,险栈架云途。
飞瀑冲霄落,鸣泉涌地铺。
随行敲碎玉,夺路汇明湖。
我欲林间去,歌从岭上浮。
亭台围绿槛,童稚杂红姝。
  舞影腾金浪,歌音荡碧芜。
攀岩诚不易,助兴岂能无!
石磴增还减,栏杆放又扶。
掌声如雷起,语障已烟除。
举臂风摇柳,开喉盘走珠。
朝歌夹汉语,孟姐伴车姑。
意有千钧重,情无半点疏。
有朋来自远,不乐复何如!
浩浩情无限,悠悠日半晡。
清溪牵别意,逝者如斯夫。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孙犁雅号“典型”的由来
胡业昌
人们都知道孙犁是个大作家,但他的雅号“典型”却鲜为人知。
  那是1943年夏,经北方局批准,冀中、冀南、冀西合办了一所抗战学院,院址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7月招生,8月开学。抗日是人心所向,一时间,冀中各地大批知识青年,北平、天津、保定的流亡学生,三五成群,纷纷前来报考。学员入学年龄不限,有十二三岁的,也有四十来岁的,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有一位妇女带着十二岁的女儿,从北平穿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了抗战学院,母女二人都成了抗战学院民运院女生队的学生。学员不拘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只要识字,只要抗日,都可以参加。
  抗战学院办学的总方针是:一切为抗战服务。开学那天,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亲自前来祝贺,他挥动着手臂,以儒将的风度向全院师生演讲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结合冀中抗战形势,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学院的行政和教学领导干部,大都是由冀西、冀中两个地区选派的,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原则指导下,学员的生活完全是一派战斗化、军事化。
  学院操场上搭了个大席棚,五百人坐进去还有点空地方。里边横排着一条条杉木,这就是学员的座位,中间竖着一面黑板,上课时,教官往那一站就讲起来。孙犁是学院的教官之一,他负责讲抗战文艺和革命史。孙犁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每讲一个观点都要举一些例子,这样学员既学得活,又易于记。在讲例证时,孙犁总要说出“典型”这个词来。那时一堂课三个小时,孙犁往往举许多典型事例。由此,“典型”这词也就多说了几遍。学员们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典型”。
  当时,深县驻军首长送给了讲哲学的教官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孙犁也很喜欢。有一天,王晓楼约孙犁去郊外试马,在庄稼土道上,他先跑了一圈。然后,他牵马坠镫,叫孙犁上去,因骑术不佳,孙犁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员们拍手大笑,高呼“典型!典型!典型!”大约是从这一天起,孙犁的雅号“典型”也就被大家很响亮地叫了起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
  徐怀谦
  在中国古代由成都起始的“南丝绸之路”上,由川入滇的第一个驿站叫豆沙关,位于今昭通市盐津县西南二十公里处。驿道宽仅五尺,史称“五尺道”,现存相当完整的一段全长三百五十米,道上有深深浅浅一百四十七个马蹄印。如今,马蹄声远,驿道荒芜,拿它与脚下通过此关的内昆铁路和213国道相比,它的确土得掉渣,当年可是交通繁忙的官道啊。成群结队的马帮,就是沿着这条官道,驮来了丝绸、茶叶,驮来了昭通府经济的繁荣,也驮来了北方的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本土的“朱提文化”与几种外来文化冲突、交流、融汇,形成一层厚厚的相衍成习的文化积淀,并在上个世纪孕育出姜亮夫、张希鲁、包鸣泉等一代国学大师。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前,随着成昆铁路、贵昆铁路的开通,这里成为被铁路、公路遗忘的地方,曾经富庶的昭通慢慢落伍了。
  但这里的文化融汇还在继续,“其民好学”的遗风还在继续。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这片封闭已久的厚土时,被这片土地上的苦难和巨变所震撼的一批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蘸着血,和着泪,开始抒发他们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情感,抒发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深深的爱。
  这真的是一片文学的热土。短短十几年的耕耘之后,这里已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1999年底,在云南省作家协会首期聘任的二十三位签约作家中,有八位是昭通本土或昭通籍的作家,他们是潘灵、雷平阳、胡性能、黄玲、夏天敏、樊忠慰、刘广雄、李骞;另据统计,2001年云南作家在全国大型期刊发表的作品总量中,昭通作家占了百分之七十三;小说作家夏天敏以其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当代》2001年度拉力赛大奖之后,又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全国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发表中篇小说《黑村》、《地热村》、《只有一个好人的村庄》、《飞来的村庄》等;青年诗人樊忠慰已先后在《诗刊》发表六十多首诗,他的新诗集《绿太阳》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在诗坛引起较大反响;昭通文学的拓荒者、老作家曾令云创作的反映红军长征过扎西的电视连续剧《扎西春晓》进入投拍阶段,他的报告文学《一桥飞架南北乌蒙天堑变通途》获全国报告文学征文赛一等奖;在昭通文学史上,可以写下的名字还有蒋仲文、邹长铭、宋家宏、傅泽刚、陈衍强、杨昭、张仲全、贾微、夏玲……昭通文学现象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
  在日前由云南省作协、云南省人民出版社和昭通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上,我有机会走近昭通作家群,倾听他们对文学刻骨铭心的情愫。
  在这里,文学绝不是挣钱的手段,而是他们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的一种生存方式。评论家宋家宏说:“艰辛的物质生活环境使文化人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验,有改变生存状态的愿望,有创造的渴望。”作家黄玲说:“记得有位诗人说过:我们的身体只能在大地上行走,我们的灵魂应该在天空中飞翔。这也是昭通作家群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是不甘寂寞的灵魂和共同的文学理想,让这一群人走到一起;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激情和对故乡深切的爱,让我们为它的荒凉、博大、贫穷而歌唱;是共同的文学理想提升了我们的人生。”
  在这群作家中,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他们关注现实、关注苍生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休闲文学、痞子文学充斥文坛的时候,昭通作家们却在以自己的作品捍卫文学的品格和自尊。小说家夏天敏说:“我深深地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正是基于此,我在写作之初,就把笔触伸入到写平凡的人物、平凡的事件、平凡的生活环境中。”
  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昭通作家群毫无疑问地写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贫穷与苦难,但他们不是展示苦难、欣赏苦难,而是为了超越苦难,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像当年昭通“荒原文学社”创办的《荒原报》上一首诗中写的那样:“我们是渺小的/但我们追求崇高/历史将记载我们的努力与辛劳。”夏天敏说:“一提起笔,我的眼前就呈现出贫瘠的土地,简陋的街巷,为生活的沉重折了腰、驼了背、满脸皱纹的父老乡亲,就呈现出一大批基层干部的形象……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在这些人身上成为复杂的混合体,但我坚信,生活的主流仍是美好的,人性之中的善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愿望,仍是生活的主题。”黄玲在她的创作谈中深情地写道:“故乡的土地、人民,永远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是他们滋养了我的生命。我不会忘记那块土地上还生长着贫穷和苦难这样一个事实,它使我的笔端凝重而忧伤。现在我深深懂得了艾青那句诗: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是啊,因为有爱,才结晶出昭通文学今日的硕果;因为有爱,才会孕育出更为灿烂的昭通文学事业的明天。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胡杨水影(摄影)
  丑新民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短文拾趣
种福元
杂文历来提倡写短。鲁迅主要靠稿酬为生,但他的杂文大部分很短。毛泽东也喜欢短杂文,他在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下面几则短杂文趣闻很有意思,写出来以飨各位杂文作者和读者。
一九四六年,杂文家拾风在《南京人报》任专栏作家。当年六月,蒋介石派特务殴打上海反内战的请愿代表,而进步的报纸既不能沉默,也不能抗议。拾风感到沉默就是犯罪,提抗议又会遭致报毁人亡,怎么办呢?经过思考后,他义愤填膺地写下了只有六个字的杂文:“今日无话可说!”这篇杂文虽短,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挟击,可以说胜过许多长文章!
好的影评当属杂文范畴。奥地利出版的《快报》曾发表一位影评家对美国影片《戴斯蒙医生的十三个牺牲品》所写的影评,全文也只有六个字:“我是第十四个。”仅一句话,幽默风趣地抨击了影片质量低劣。
如果将精彩而说理性强的演讲文章也归入杂文的话,我们不应忘记驾驶第一架飞机的莱特兄弟,所作的那篇只有二十三个字的精彩演讲。莱特兄弟于一九O三年成功地驾驶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上蓝天后,在一次去法国旅行时,受到法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欢迎酒会上,大家一致要求莱特兄弟发表演讲,推辞不过,哥哥上台作了简短的演讲:“据我所知,鸟类中会说话的只有鹦鹉,而鹦鹉是飞不高的。”这篇言简意赅的演讲,精确阐述了只有人类才可以做大自然的主人的论点。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

  点亮心灯
杨永平
  她,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学人民教师。五十四年的沧桑岁月将一头乌发染白,可和蔼谦逊的面庞却永远那么平易近人。了解她的人都感慨她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她感人的事迹及对神圣教育事业的忠诚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投身农村教育事业的有志者——似红烛似人梯为别人默默奉献。
  三十年前,龚惠书带着她多姿多彩的少女梦走出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大门,学生时的出色表现赢得组织的信任和赏识,将她留在了地区中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这是多少同行梦寐以求的啊!可龚惠书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违背了她要战斗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的意愿。几番思想斗争,龚惠书毅然向组织递交了请求调动的申请书。她写道:“我要求调回家乡凤庆县从事教学工作,哪怕到山区最艰苦的地方我也心甘情愿……”循着人生的追求,踏着别人迷惑的眼神和地区中学校领导的无限遗憾,龚老师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久违的故乡——“滇红之乡”凤庆。
  当时,与凤庆县城相隔近九十公里的营盘中学正在新建中,工作、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全校十几个教师竟没有一个是女的。龚惠书被安排到了那里。从此,她接过了语文、数学、生物等多个科目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这一繁重的任务,每周二十多节课。除正常上课外还要带领学生做一些建校活动。捞沙子、拓土基、盖简易学生宿舍,龚老师甩开臂膀;种菜、种试验地、植树造林,龚老师挥汗如雨。
  那几年,疟疾横扫整个营盘镇,而且非常厉害,许多农民倒下了,庄稼熟了也没人去收割。在校学生也没能逃脱病魔的折腾。龚老师白天既要上课,又要带领健康的学生帮助收庄稼,夜间还要多次起床给生病的学生送水喂药。假期,龚老师当上了义务防疫员,跟着镇卫生所的医务人员走村串寨,打针发药,并顺便做一些家访工作。平时每逢星期六、星期天,龚老师都要步行几十公里去家访。许多学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龚老师跋山涉水,磨破嘴皮,从家长手中找回一个又一个学生。龚老师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孩子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来改变贫穷的命运。
  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和多年对身体健康的疏忽,龚老师落下了血管神经性头痛、心脏病、慢性肾炎等病症。但是,除非不得已住院治疗,只要还能起床行走,龚老师就不会缺半节课。
  有一年,丈夫因病到离县城近两百公里的地区医院做手术。手术前护理阶段,为了学生,龚老师没有赶去,只在电话中告诉丈夫做手术时再去。手术当天,并不知情的学校临时安排龚老师给全镇教师上一堂公开课。怎么办呢?龚老师犹豫了,徘徊了,可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学校。丈夫上手术台,妻子却含泪上了讲台。
  是谁给了龚老师勇气和力量?事后问起这件事,龚老师感慨地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追求,并且得到了自己最爱的人的理解和支持。”
  而今,龚老师教导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几乎都成了各单位的顶梁柱。她获得的“云南省首届百优班主任”、“巾帼建功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等等奖状、证书,塞满了抽屉。面对这些,龚老师并没有丝毫的满足,可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也已经和自己同堂竞技时,却常高兴得哼起歌谣。
  随着年龄的增长,龚老师老花镜的度数一年年加大,看书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就流泪。有人劝龚老师退休回家休养,安度晚年。“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对自己所忠爱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龚老师总是难舍难分。龚老师说:“我老了,但我这支风中孱弱的蜡烛,也要把最后一点热贡献给教育。”
  龚老师的言行令人叹服,龚老师的举止为我们点亮了一盏心之灯,沿着她的光辉,我也选择了教师这一清贫的职业,并找到了人生价值的坐标!
  (作者单位:云南凤庆县凤城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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