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四见孙犁先生
  铁凝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十六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的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地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近切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金秋雅趣(中国画) 李学铭
(军旅画家李学铭《花鸟画集》出版,收入画家近期力作九十余幅。李学铭画风清丽淡雅之中亦有古拙苍润之韵。)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名家茶座

  掏掏城市“耳朵眼儿”
  柳萌
  我认识一位老先生,说起现代生活来,他觉得样样都好,唯有两样事情,他非常怀念过去有的,而这会儿完全消失啦。这两样东西,都跟理发有关:一是掏耳朵,一是刮胡须。他说,现在一讲就是美发大师,其实不就是靠药水靠电器,把头发搞几道弯弯吗。你看看过去的理发师傅,那才叫真功夫哪,一把剃头刀,轻轻地一滑,一片胡须就下来了,再轻轻地一转,耳朵眼儿的脏物就出来了,多邋遢的人这么一修理,立刻就会变得清爽利索。现在的美发师,行吗?
  老先生的怀旧情绪,我能够理解。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对于身边的事情,总难免有自己的好恶。这我们就不去谈它啦。何况老先生说的掏耳朵眼儿,从现代科学角度考虑,对于人不见得有益处,今天不再这样做也有道理。不过老先生的一席话,却勾起我的许多联想,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城市治理。我觉得用“掏耳朵眼儿”,来比喻今天的城市治理,倒是满贴切满形象,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应该说比前些年有进步。出去随便地走走看看,无论是大都会还是小城镇,大面上都还说得过去。有的地方即使没有绿树繁花、亭台喷泉,总也还算清爽干净,令人赏心悦目。如果这个城市经济情况好,大街小巷的人文景观,就更会显示出富裕的新面貌。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因为明确提出跟国际接轨,其治理环境的力度就更大。这些城市的面貌天天都有变化。
  诚然,正如俗话所说,再高明的人也有闪失,城市治理也是这样。不信你就站在高楼上往下看看,那矮楼屋顶上的垃圾杂物,就像个空中的“烂葬场”,随便扫一眼就让你心里发堵。如果你乘电梯上下高层楼,目力所及的地方也还不错,有的楼在显眼地方还会美化;倘若你顺着楼梯走下去,那些藏污纳垢的犄角旮旯,就像肮脏的鸡窝耗子洞,夏天偶尔经过都得捂紧鼻子。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城市管理者,也尊称为“美容大师”,恕我不客气地说,很有点像老先生说的那样,恐怕也是光会用电器、药品,弄一些好看的弯弯花样,就是不会掏耳朵眼儿里的脏物——治理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治大处的多,理小处的少;治表面的多,理角落的少;治新区的多,理旧房的少;治容易的多,理困难的少;号召时治的多,平常时理的少;被动治的多,主动理的少,这几乎成了当今城市治理的通病。
  城市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创造美好舒适的环境,让人们能够愉快健康地生活,而不是当作政绩广告宣扬,更不是管理者邀功的资本。如果以这样的目的来要求,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的确应该学学旧时理发师的手艺,在把头发容颜美化好的同时,不妨也在掏城市“耳朵眼儿”上下番功夫。(附图片)
王复羊配画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

  心系温塘石骨垴
杨润身
  我生在山里,从小就爬山越岭。投身革命后的战争岁月里,更是经常翻山越岭,日夜与山相伴。不管是苍翠的山峦,绚烂的高峰,峭立的悬崖,秀美的峻岭,都那么使我眷恋。即便是不那么苍翠秀美的矮山步垴,如温塘镇的石骨垴,也让我无限多情。
  石骨垴只不过是四千余亩大的一片荒山秃岭。但它却有革命先烈金一般的信念,钢一般的意志,铁一般的尊严。1943年春,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匪徒,在石骨垴北侧的焦家庄大肆屠杀,数百乡亲受难,成排的抗日战士牺牲,尸横遍野。被屠杀者只要俯首屈膝,喊一声“愿做皇军良民”就可逃生,而一个个中国人却视死如归,高呼“共产党万岁!”一名八路军女战士与敌人遭遇,向敌人投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三个敌人后,自己却在石骨垴顶峰唱着《八路军进行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石骨垴在我心中,是“临危不移其节,生死不更其操”的先烈们的化身,是高尚、圣洁的化身。
  我每到温塘驻足,必向石骨垴望去,也必哀叹一声。石骨垴长期以来丢不开贫瘠,脱不开荒凉。改革开放后,温塘发生了巨变:高雅、宽阔、华丽的疗养院、宾馆、度假村相继而建;乡亲们的衣食住行也日新月异,而孤独的石骨垴上却不见片绿、片黄、片红,更无一蝶飞舞,双鸟畅鸣。
  今年国庆节前夕,我再次来到温塘镇,还未等我朝石骨垴瞭望,石骨垴却向我招手了。我不禁称奇!自从温塘镇改组了领导班子后,还不足两年时间,石骨垴上沉滞难去的贫瘠、荒凉不翼而飞,映入眼帘的是我梦寐以求的五彩缤纷、蝶飞鸟舞。年轻有为的智镇长伴我爬山登岭。桃树、杏树、石榴树、樱桃树、柿树、枣树、翠柏、火炬树……应有尽有。株株令我眉飞色舞,棵棵使我情潮汹涌。
  更让我心潮激荡的是干部和乡亲们的那种奋发精神。节假日,全县全镇的干部和乡亲们也不休息,同心协力,运筹帷幄,这里的每一次日落都带走了一分贫瘠、送走一片荒凉。
  温塘镇被誉为奇人的武装部长李顺国,为石骨垴的建设不辞辛劳,立下汗马功劳。他在部队时就曾屡建战功:种稻收秋,接二连三地披红戴花;在警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中,又受嘉奖。1984年,李顺国复员转业,到岗南镇任林业助理。他为周总理曾留过汗水的岗南大坝披绿;帮助下奉良、尚家湾、胡家嘴等村的乡亲脱贫,指导一百多户乡亲种植黄桃、苹果。一忙起来,他就顾不上吃饭,舍弃了休息。不到四年,一百多户乡亲脱了贫,而李顺国却患食道癌住进了医院。手术后,大夫告诉李顺国,死神还站在门外——癌疾随时都可能复发,一定要好好休息!李顺国一笑置之。李顺国的父亲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革命老区河北省平山县的老共产党员之一。李顺国心中有父亲无私、勇敢的足迹;有同石骨垴革命先烈一样的信念、意志和尊严,出院后一个月他就又上班了。
  温塘镇党委、政府改组领导班子后,李顺国调温塘任武装部部长,并负责全镇的荒山开发。他盯住每一道荒山,把有着先烈血迹的石骨垴看作他的一片光芒——能为祖国为党争得荣誉的光芒。“光芒”使他忘记痛苦,“光芒”给予他力量。休假日,他在山上;风雪天,他在山下;星星闪亮,他还在山上。为保证幼树成活引水上山,五天时间才可安妥的两台水泵,他争分夺秒,只用三天时间就让两台水泵同时吐水。他累得血糖突降,晕倒在树前,大夫和同志们把他救醒,劝他休息,他喘过一口气来就又为石骨垴增绿添花而奔波忙碌了。
  李顺国为荒山的绿化奋斗了近十四个春秋,在他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一片又一片的荒山变得五彩缤纷,蝶飞鸟舞。我深情地望着石骨垴上如诗如画的风景,又看看身边的李顺国,称赞他身体恢复得不错,李顺国笑笑说,石骨垴上的花木果实使他健康了。
  日落西山,夜幕徐徐降临。石骨垴那令人陶醉的美,使我身心之尘尽落,我的心里和我的眼前都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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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十六大献歌

  共产党人礼赞
咏慷
  骏马
  草原上,常能见到奔驰的马群。那矫健的骏马,扬蹄泼鬃地长驱在马群的前面,遇险滩,飞跨而过;逢深涧,凌空而越。随其之后,便是千骑竞发、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难道不也应像那矫健无比的骏马,处处走在广大群众的前面,带领他们奋勇前进?!
  大树
  一棵大树,如果只有光秃的树干,而枝条稀疏,绿叶全无,必定是孤单萧索,丑陋之至。只有主干高耸,枝条茁壮,绿叶葱茏,方能称得起生机蓬勃……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团结群众就应像那高耸的树干,让遒劲的树枝和青翠的树叶长满自己周身,共同装扮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春天!
  金桥
  共产党人应像金色的桥梁,一头连着党的各级组织,一头连着广大群众,将党的精神的火炬,不间断地传递到群众之中,点燃起他们心灵深处的灯火,使群众中先进思想的火花,汇聚到党的烛天火炬上,使其更加璀璨,更加辉煌,把通往美好未来的大路照耀得百倍明亮!
  江河
  江河只有纳百川才能波涛汹涌。共产党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我们应是中华大地上的千万条江河,把蕴含着各式各样新鲜情况和先进知识的涓涓溪流,尽其吸纳于身,不断丰富自己的流量,随时壮大自己的阵容。中华大地上有了我们这样的千万条江河,才会有黄河的澎湃、长江的奔腾!
  明镜
  如果说神话传说中有一种照妖镜,能使一切乔装打扮的妖魔鬼怪现出原形,那么我们几千万中国共产党人就应当是这样的明镜,能明察秋毫,凭着自身的优秀素质与敏锐眼光,及时分辨是非曲直,让任何危害党的事业的败类都无处藏身,并敢于将其揭露,善于与其斗争。有明镜监督的机体才会青春永在!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书法李长玉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鸡鸣驿城散文笔会召开
秋高气爽之日,“鸡鸣驿城散文笔会”日前在河北怀来沙城召开,来自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五十多名作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商有关抢救和保护国家重点保护单位——鸡鸣驿城大计。鸡鸣驿城初建于元代,盛于明清,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保存下来最为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驿城,它集邮政、军事、文物于一体,尤其对研究我国邮政发展史有着极高的价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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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关椰树挺且直
  张永权
  走进西双版纳,无论是在州府景洪的大街上,还是在傣家村寨的竹楼旁,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挺立在绿林红花丛中的椰子树。一棵棵椰子树打着绿色的巨伞,伞盖下,一颗颗硕大的果实,显示着这块土地的神奇和丰富。
  椰子树,成为西双版纳一道美丽而奇特的风景,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磨憨边关口岸的椰子树。它们在我心中挺立着,一棵棵直指蓝天。无论风狂雨骤,还是烈日炎炎,它们总是挺立在磨憨边关的大地上,用高挺的身躯,护卫着这儿的一山一水。望着它们,浮想联翩,在我心中便生出了另一片椰子树。那些身穿绿军装、执勤在磨憨口岸的边防武警战士,用他们椰子树般的身躯和坚韧的品性,在西双版纳的边关前沿,为我们的祖国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城墙、和平的城墙、友谊的城墙。
  磨憨,也许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在中国地图和云南省地图上,也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点。然而,就是这个小点,却在一天天变大,成了西双版纳边境的国家级口岸,中国大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昆曼公路,就是从这儿出境的。和磨憨相连的,是我们友好邻邦老挝。每天几百辆汽车从这儿进出,昆明开往万象的绿色国际班车从这儿出境。磨憨,像两个兄弟紧握在一起的手,热情而有力。
  站在磨憨口岸上,和边境上那一棵棵笔直挺立的椰子树相比,我们似乎显得矮小。但望着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便有一种边关战士的自豪,矮小的身躯也仿佛像椰子树一样,变得高大了。这时,我们便觉得成了磨憨边境的一棵椰子树了。这是在磨憨边检站和边防战士聊天时,一位老兵讲的话。我便把他的这句话,概括成“椰子树的感觉”。战士们一听,都笑着说:“对,我们就是边关的一棵椰子树!”“我们扎根在边关,奉献在边关,边关的土地最适合我们生长。”是的,在这儿,无论是政委、站长,还是普通一兵,谁都和边关大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政委方家祥,20多年的军旅生涯,是在边关度过的。站长卢友全,从文山边关到磨憨边关,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印在边关的土地上。徐秋生军校毕业后的第一志愿,就是回磨憨。有人说小徐憨,但他却说:战士自有战士的选择,选择艰苦,才是战士的品格!这位安徽籍的小伙子,为了扎根边关,还把新婚的妻子接到磨憨来体验边关战士的生活。她在边检站的帮助支持下,在磨憨办起了第一个幼儿园。边检科长陈文广,讲一口流利的老挝语,人称老挝通,十多年的边关生活,他深深地爱上了磨憨的山水和磨憨的人民。他考上军校,首先选学老挝语,为的是重返磨憨中老边界。今天磨憨成了国家级口岸,从这儿入境的外国人,不仅有老挝人、泰国人、缅甸人,还有不少英、美、法人。边检站的官兵们便兴起了一股学外语的新风,有的人还达到了英语六级、八级。检查员杨晓莉,原在广东虎门当兵,军校毕业后,没有回条件好的虎门,却来到了大山深处的磨憨。在磨憨几年,也同样生起了一种椰子树的感觉,还和另一位边关人产生了恋情,喜结良缘,真正成了磨憨的一棵椰子树,双双扎根边关献青春了。
  这样的故事,在磨憨很平凡,但也很多。那位老兵又说:在磨憨,椰子树很多,怪贱的,落地都生根,多了就不显眼了。在磨憨口岸的边检战士,不像其它口岸,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平凡,就是他们的本色;坚守平凡,更不容易。作为一个国家级口岸,却永远也离不开他们,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祖国的荣誉,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笔者亲眼所见,一位从老挝入境磨憨的外国青年,在边检站很快办好了入境手续,口岸战士又给他送去温暖的茶水,他跷着大拇指,连声称赞。然后坐在口岸的椰子树下,弹起了吉他,从吉他弦间流出的欢乐,大概还是他对中国边检战士的一种全新的感觉吧。
  边关的椰树多挺直,它们和边关的凤凰树、木棉树、油棕树一起,长成了边关最美的风景,也在边关实现了奉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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