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经济时评
民航三大航空运输集团于10月11日正式挂牌，筹划多年的民航重组尘埃落定——
重组给民航带来什么
晓白
筹划多年的民航重组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次重组会给中国民航业带来些什么？
重组将使各航空集团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大为增强。新组建的三大集团，总资产约占民航的80％，固定资产均增加到500亿元左右，所拥有的现代化客机都达到100架以上，其中南航有180多架。如此规模，使三大集团在国际航协40多家大航空公司中的排名大幅前移，角逐世界空运市场的竞争力明显提高。
重组促使民航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机队机型是民航硬件资源的核心。重组整合后，新集团可以统筹考虑，重新调配飞行员、机务人员、维修人员、航材，使现有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年初重组方案确定后，国航就曾将部分空客飞机调配至新加盟的西南航，使西南航形成统一的空客机队，提高了运营效率。重组还可以发挥航线的互补作用。航线结构一直是航空公司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三大集团组建后，航线遍布全国，网络更加合理。
重组不仅有助于航空公司更好地调配资源、增加实力，消费者也将是受益者。航班因飞机故障等原因而延误，不少旅客曾深受其苦。新集团组建后，飞机资源更加充足，可以通过合理调配飞机来减少延误，提高航班的正点率。备受关注的票价问题也与重组紧密相关。从目前来看，重组将起到稳定票价的作用。从长远讲，重组后各航空集团自负盈亏，新的竞争模式必将使其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成本的降低将为降低票价创造条件。
三大集团重组后与民航总局脱钩，也结束了民航业多年政企不分的局面。脱钩后，民航总局不再代行企业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今后的主要角色是在政策和安全方面加以调控、监管，通过法律法规和经济杠杆，对价格、市场实施管理。民航总局这一职能的转换，有助于使航空运输市场成为一个有序、公平的市场。民航总局不再插手航空集团的经营，也使航空集团有望成为真正意义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尽管新组建的三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民航业仍存在着过多的行政管制，但重组与脱钩毕竟带来了希望：中国民航业将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
民航六大集团公司宣告成立
吴邦国要求确保安全，理顺内部关系，加强管理
本报北京10月11日讯记者白天亮报道：民航六大集团公司今天在京正式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民航改革重组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六大集团分别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三大航空运输集团，以及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三大航空服务保障集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六大集团的成立做出批示。他希望集团公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理顺内部关系，加强管理，以新的面貌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
民航六大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在民航总局直属的九家航空公司和四家服务保障企业的基础上组建的。新集团成立后，即与民航总局脱钩。民航总局作为国务院主管全国民航事务的直属机构，将承担安全管理、市场管理、空中交通管理、宏观调控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职能，不再代行六大集团公司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
据介绍，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是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航空总公司和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资产总额573亿元，运输飞机119架，经营航线307条。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是以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兼并中国西北航空公司，联合云南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资产总额473亿元，运输飞机142架，经营航线386条。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是以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资产总额501亿元，运输飞机180架，经营航线666条。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7亿元，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52亿元，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9亿元。
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现阶段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战略选择
万宝瑞
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指出，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指出，增加劳动就业主要不是在工业领域，不在大企业，不在国有企业，而主要在服务业，在中小企业，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大企业资金技术密集，用人相对较少，而小企业面宽量大，又多为劳动密集型，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方面。这为我们做好城乡就业工作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指明了方向。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突出问题。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选择。
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意义
（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国情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且素质较低，而资金、技术等要素相对稀缺，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社会不仅不能产生效益，相反却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这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根本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都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和崛起的。我们应当借鉴周边国家的成功经验，立足于“劳动力成本低”这一基本国情和比较优势，来吸收资本、引进技术、换取其他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够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
（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促进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据测算，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的2.5倍，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企业的10倍以上。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村有效需求，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扩大出口、增加创汇的重要举措。我国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优势。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1996—2001年间，乡镇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同期乡镇企业出口总额的60％左右。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发展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仍是我国农业扩大出口、增加创汇的重要途径。
（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发展小城镇，关键在于培育小城镇经济。实践证明，乡镇企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经济支柱，据统计，1996—2001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全国乡镇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55.5％。农村工业化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已为建设小城镇打下了经济基础。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特点
从我国情况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不可替代性。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相当部分劳动仍然无法被技术取代，即使能取代，对于资本短缺而劳动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使用技术的成本往往高于使用劳动的成本。特别是为了满足市场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或者对精湛手工艺品的追求，必须保留或采用人工作业。
（二）发展阶段性。劳动密集型产业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逐步由占主导地位阶段向占非主导地位阶段过渡。据专家研究，美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持续了110年，日本持续了80年，我国台湾省持续了40年。只有认识到我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阶段，劳动力呈典型的“无限供给”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潜能尚未完全释放出来，才能看到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还要持续较长的时期。
（三）存在广泛性。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一、二、三产业和多种所有制，覆盖城乡两大地域。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工序，如光学、精密零件的研磨、抛光等，仍然需要人工来完成。
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效率优先”与“就业优先”的关系。要统筹考虑和协调“效率优先”还是“就业优先”的问题，一方面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跟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后达到全面升级。
（二）处理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地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东部沿海地区资金和人才都比较集中，可重点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资金、技术相对缺乏，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多的中西部地区，可侧重改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要结合西部大开发、东部大开放、中部大发展的需要，不失时机地鼓励和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产业结构的梯级推进，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三）要处理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小城镇的关系。国外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必须与空间上的转移同步推进。小城镇的经济特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的同步完成。小城镇应当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当成为小城镇建设的经济支撑，相互倚重，同步推进。
（四）要处理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一是要清理限制、抑制和歧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二是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三是要支持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坚决关闭无效益和违法企业。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即目前技术不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或者能够替代但成本太高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关键是要定好位，避免重复建设，着力提高产品特色和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
四、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对不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扶持和支持政策。对于第一产业，应引导和鼓励它们尽可能地选择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以期推动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对于第二产业，则应鼓励其采用劳动密集和先进技术相结合，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对于第三产业，则要加大扶持力度，加强管理，促进其健康发展。
（一）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要为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是非公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环境。首要问题是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法制保证，确立其法律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为制定保护和扶持政策提供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在税收、审批和管理制度上进一步放宽限制，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开辟合理的融资渠道
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支持，包括财政支持和信贷支持。重点应当建立“就业补贴”和“研究与开发补贴”制度，给予就业多的企业补贴以及技术研发的资金扶持；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建立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的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确定贷款的主渠道；适度放宽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地方财政应对这类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及其他优惠政策。
（三）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宏观调控和引导
政府要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法规和政策；颁布有关行业的技术标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技术选择等；发布行业发展趋势信息，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时进入或退出有关市场和领域；对产品无市场、经营无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时依法关停并转，以保证劳动密集型企业健康发展。
（四）为农民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要认真贯彻“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使农民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国家应设立培训基金，采取“岗前”与“岗后”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农民有针对性地进行再就业培训；建立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市场，搞好就业信息服务；建议逐步以居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制度，取消“三证”、“五证”限制；清理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政策和规定，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拖欠民工工资、外出就业农民子女上学等问题。
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
我国外经贸在改革开放中飞跃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外经贸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赢得最快最好发展的时期。13年的成就，是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企业共同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的，确实来之不易；13年的成就，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和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13年的成就，为今后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鼓舞着我们以更大的信心去赢得外经贸发展的新胜利。我国外经贸13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贸易大国地位已经确立。
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5098亿美元，是1989年的4.6倍，年均增长13.6％，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6.1％的增长水平，也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3％的增速。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的排名，已由1989年的第十五位跃居2001年的第六位。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2001年机电产品出口118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5％，比1989年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7.5％，比1991年提升了13.5个百分点。
经营主体和贸易方式实现多元化。有外经贸经营权的各类内资企业，已从1989年的6000多家增加到目前的6万家；已开业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已从1万多家增加到20余万家，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发展外经贸的积极性。2001年，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以及边境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分别占出口总额的42％、55.5％和2.5％。跨国零售集团在华采购商品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2％。目前已有40％以上的进出口企业开展了电子商务。
第二，开创了利用外资的新局面，推进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吸收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469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了12.8倍，年均增速达24％。13年来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400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资总额的97％以上。我国吸收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吸收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89年的9.4％上升到2001年的50％；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已由1989年的97万美元提高到2001年的265万美元；外商投资的重点，已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我国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后，商业、外贸、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新一轮投资的热点；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活跃，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跨国公司已在我国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近400家。
吸收外资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特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吸收外资取得巨大发展，加快了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同时，吸收外资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第三，“走出去”战略初见成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走出去”的规模逐步扩大。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共设立境外企业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89亿美元；对外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972亿美元；今年6月末在外劳务人员47.5万，比1989年底增加43.2万。
“走出去”的领域不断拓宽。已由初期简单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逐步拓展到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农业合作和研究开发等众多领域。我国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油气、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合作开发项目200多个；我国在境外承包工程已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派出去的劳务人员从最初的普工、技工发展到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科技与经营管理人员。
“走出去”的层次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已由早期的建点开办“窗口”，发展到投资办厂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跨国购并、股权转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等多种形式；对外工程承包的经营方式，从初期的土建分包逐步向总承包、项目管理承包、交钥匙工程、BOT等方式发展。
第四，外经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经贸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我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89年的11.8％上升到2001年的2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4.6％，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1％。我国累计接受国际援助60亿美元、援助项目600多个，60％以上投向中西部地区，为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我国年出口农产品已超过160亿美元，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外经贸迅速发展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我国传统的纺织、轻工、家电等行业通过合资合作与引进消化国外技术，生产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满足了国内需要，而且还大量出口；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设备的进口，使我国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品和重大装备的设计制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商业零售领域通过引进跨国连锁集团和现代化的营销技术与管理经验，我国的商场设施、购物环境、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得到了很大提高。
外经贸迅速发展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2001年，进出口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6％，涉外企业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9％。目前，我国从事各项外经贸业务并与此直接相关的从业职工有7000多万人，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300万，有效地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
外经贸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从1990年开始，我国扭转了进出口长期处于逆差的状况。国家外汇储备从1989年底的55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8月末的2135亿美元，已居世界第二位。这对增强外商投资信心，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直接领导下，经过长达15年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我国在
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世
贸组织，是党中央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从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已由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转变为可以多双边机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这些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面的、深远的，必将为国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外经贸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为参与经济全球化开辟新的途径。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总体讲是机遇大于挑战，利大于弊，关键看应对。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工作，对此进行了具体部署。统一思想认识，清理、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加紧培训干部，全国各行各业上下一致，都在应对中努力做到，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相结合，学习规则与运用规则相结合，开放市场与合理保护市场相结合，扩大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
总的来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9个多月来，各个方面应对工作充分有力，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和正在产生着积极影响，实现了开局的平稳，并为今后的应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第六，外经贸发展改善和加强了我国对外关系，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
外经贸迅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与发达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强，给双方带来了很大的实际利益，促进了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对137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援助，增进了双方的传统友谊，促进了共同发展；与港、澳、台的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对港澳平稳过渡、主权顺利回归、保持繁荣稳定，以及推动两岸“三通”、促进和平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3年来我国外经贸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给我们的基本启示是：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是我国外经贸不断发展的根本前提；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我国外经贸不断发展的根本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外经贸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保持良好政策的连续稳定和提高综合竞争力，是我国外经贸不断发展的根本条件；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我国外经贸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
（摘自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同志在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举办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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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盟和中日韩金融研讨会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徐兴堂、任芳）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东盟和中、日、韩（10＋3）“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与资本账户开放”高级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据介绍，此次会议是按照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所作的承诺而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克罗克特、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千野忠男、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行长吉蒂、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谢振都，以及“10＋3”各国央行及财政部的部级或局级官员，国际金融机构及学术机构的高级官员和知名专家约7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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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出
加强亚洲国家和地区间金融合作
本报北京10月11日讯记者田俊荣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今天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与资本账户开放”高级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亚洲各国和地区在生产、投资、贸易等领域的联系已达到较高水平。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亚洲国家和地区间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支持区域内经济贸易发展。当前，重点是继续推进和完善“10＋3”货币互换机制。
戴相龙透露，今后，我国将进一步完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步增加人民币与几种主要货币的联系，使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我国正研究通过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境内外资本市场，并在具备条件时分步实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在会上表示，中国对公司部门的资本流动管理需要适时调整，近期可研究采取以下措施。比如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资产重组。除继续鼓励传统的直接投资方式外，应充分利用兼并、重组及股票上市等股本投资方式。还可考虑选择若干有国际声望的金融机构或投资公司建立中外合资合作的投资基金、投资公司以及西部开发银行等，加大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西部开发的投入。再如实施双向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办法，引导资本合理流进和流出。可以有计划、有控制地逐步扩大外资进入国内证券市场的规模，同时使国内机构和居民个人的资金有组织地进入海外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