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马雪琼：新歌显风采
以一曲《红灯笼》赢得好评的马雪琼，自幼爱好文艺，在表演上也颇有灵气。199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一名实力派歌手，她演唱基本功扎实，音域宽阔，唱法独特，具有极强的音乐表现力，能够把民族唱法同美声唱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介于美声和民族之间的一种大气酣畅的演唱风格，凭此，她多次在全国型大奖赛上获奖。
音乐给了她很多乐趣，让她的生命有了色彩，不仅如此，也让她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是音乐让她不辞辛苦，在校期间，三点一线，琴房、课堂和宿舍，苦练自己的艺术，休闲时也是看音乐书籍，欣赏中外名曲，在艺校期间是有名的学习刻苦的学生。她的老师王苏芬常说：“我为什么喜欢雪琼呢？她执着刻苦，品质高尚，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有精炼的专业，还要有一颗美丽的心灵，这正是她最大的优点……”
由中央电视台编导孟欣创意，电视导演夏岛、王芙英联袂拍摄的以歌颂“三个代表”为主题，弘扬时代主旋律的音乐电视作品《好风吹》，将“三个代表”融入主题的思想、创作和演出之中。这部由马雪琼演绎的音乐作品，较之以往的MTV作品，无论从创意、手法，还是从艺术表现、演唱风格上都有独到之处，其创作经验及演唱技巧对同类作品具有重要启示。（陈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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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直问中国电视人
中国海关出版社将于今年1月推出孙金岭的《直问中国电视人》一书。这本书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东方时空》栏目的电视人群体为对象，通过对话的形式，记录他们为中国电视事业付出的努力和走过的艰辛历程；对中国电视事业未来发展进行的不懈探索和理性思考；个人成长经历中的磨难与辉煌等多方面的情况。展示了电视新闻节目的选题策划、编导、采访、摄录、制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内部合作与冲突的内幕以及中国电视发展、开拓所遇到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展示了中央电视台栏目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运作方法以及实际工作中的奇闻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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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点评
屈原有“屈”
杨学武
有文友自远方来，提议参观屈原祠。我陪他从湖北宜昌乘船溯长江而上，来到位于西陵峡口的原秭归县城归州镇，屈原祠就坐落在此地一座山坡上。举目远眺，古色古香的屈原祠依山挺立，傲视长江，气势恢宏，蔚为壮观。可当我们走近屈原祠，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冷落的景象：祠外门可罗雀，祠内空空荡荡；地面野草丛生，墙上青苔漫布；郭沫若题写的匾额污迹斑斑，“光争日月”几个大字暗淡无光；青铜铸就的屈原像风尘仆仆，满脸忧伤的样子似乎在仰天长问：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如何而求索？
屈原乃世界文化名人，他的祠堂为何埋藏深山无人问？在旅游业兴旺发达的今天，屈原祠为何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原来，由于三峡大坝的兴建，原秭归县城已在前年迁至位于三峡大坝附近的茅坪镇，具有千年历史的归州镇如今人去楼空。于是，秭归人成了移民，屈原却成了“遗民”。据说当地政府曾计划将屈原祠迁至新县城，但由于搬迁需要一大笔资金，而资金如何落实，有关方面尚未定夺，目前只好让屈原在老家屈居。加上有些专家学者对屈原祠是否应该搬迁持有不同意见，因此，屈原究竟何去何从，恐怕将成为一个问题。
屈原生前遭受小人排挤和国王贬逐，孤苦伶仃到处流浪，最后含冤受屈死于他乡。传说他的姐姐对他无比思念，日夜伫立在长江岸边，对着滔滔东流的江水，声声呼唤着屈原的名字，盼望他魂归故里，秭归县因故而得名。两千多年来，屈原的名字一直在民间传颂，每年的端午节，人们采用包粽子、划龙船的方式祭奠他，表达对他的怀念和热爱。据我所知，屈原家乡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屈原，当年曾集资修建一个屈原庙，地址在现屈原祠的下方，由于房屋简陋，年久失修，加之位于江边，每遇长江发洪水时，就面临着被江水吞没的危险。屈原本来就是投江而死的，为了不使死后的屈原再次葬身于长江，当地政府于80年代初修建新的屈原祠，才使屈原有一个安魂之所。然而没想到屈原真是命苦，不仅屈死他乡，而且死后魂归何处始终是个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滋，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苦是……”如果屈原地下有知，对此“盖棺定论”不知作何感想？倘若他当年对昏庸腐朽的楚国不是那么愚忠，而是像太史公所说的那样“游诸侯”，有道是“树挪死，人挪活”，以他的才能，一定会得到他国的重任，那么，不仅他生前的命运要改观，而且死后的下场也恐怕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凄惨。于是，我不禁对屈原的遭遇愤然不平：中国不是很喜欢为历史人物修建宫殿陵墓和祠堂庙宇吗？可人们见到的不是阿房宫就是十三陵，似乎只有三皇五帝及其皇亲国戚、文武百官，才有资格享受“永垂不朽”的待遇，而且，如今有些地方打着“复兴中华文化”和“发展旅游事业”的旗号，不仅仍然为“好皇帝”、“好清官”大兴土木，还为秦桧、严嵩之流的奸臣修建“青史留名”的场所，甚至为杜十娘、潘金莲之类的名妓修建“万古流芳”的牌坊。据说屈原故乡的老百姓纷纷为屈原鸣冤叫屈：不是说没钱搬迁屈原祠吗？可为什么有的地方能投资达几千万元修建“县衙门”？有人疾呼：屈原不能安魂，老百姓就不能安心！
我和朋友参观了屈原祠之后，又溯江而上来到白帝城。这里是刘备当年托孤的所在，但如今的刘备一点也不孤单，他的庙宇可谓金碧辉煌、游人如织，与荒芜衰朽、门可罗雀的屈原祠形成强烈的反差。看见许多人在刘备和阿斗的塑像前拍照留念，我不禁想到：修建这些皇陵帝庙，是让人们留念什么？难道留念皇帝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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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雅音乐进校园
由北大君士有限公司主办的“北大君士——张千一作品音乐会”将于2002年1月11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自80年代初以交响乐画《北方森林》登上中国乐坛以来，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除《大提琴协奏曲》、《A调弦乐四重奏》、舞剧《野斑马》、《大漠敦煌》等代表性器乐作品以及舞剧、舞蹈作品外，还有《红色恋人》、《赵尚志》、《孔繁森》等电影、电视剧音乐。另外，他还创作了《青藏高原》、《嫂子颂》、《女人是老虎》、《走进西藏》等被全国广大听众喜爱的歌曲。音乐会特邀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张千一的交响合唱作品《长城》、舞剧《野斑马》第二组曲等，担纲指挥的是张国勇。音乐会特邀歌唱家宋祖英、戴玉强、腾格尔等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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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岸京剧精英会浦江
——观“台北新剧团”演出随想
田本相
以辜公亮文教基金会执行会长辜怀群女士为领队，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宝春为团长的台北新剧团一行60人，近日在上海逸夫舞台作京剧公演，成为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大热点。
李派在上海的演出是李少春李派剧目的一次大检阅，《野猪林》、《打金砖》、《灞桥挑袍》、《古城会》等，由李少春先生之子李宝春主演，显然是在继承其父的艺术遗产，展示李派艺术的风姿，自然也是他对父亲的纪念，是他对关心他的戏迷和亲朋好友的一个很好的回报。
李宝春主演剧目有《野猪林》、《打金砖》以及关羽戏《灞桥挑袍》、《古城会》等，基本上是按照李少春先生的原本演出的，当然也有一些小的调整。而就宝春的表演来看，他不但在竭力保持李派的艺术风格，而且根据自身的修养和条件有了创造，有了发展。其创作态度继承和发扬了其父李少春先生的严谨和严肃的艺风，一招一式的动作，一字一句的唱腔，倾其全力，一丝不苟；在扮相上较其父更为英俊潇洒；在唱功上，他的特点除字正腔圆之外，更多些苍凉深沉之气，他把发自丹田的声音同发自生命深处的呼吸糅合起来，特别是如《野猪林》草料场中的一套大段唱腔，他那高亢洪亮、婉转而悲怆的唱腔，给人以情感的震撼；同时，宝春的表演具有一种现代感，他对角色有着一般京剧演员所缺少的艺术投入，或者说是生命的投入。他的动作，他的唱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是源于生命深处的呐喊。
在《打金砖》中，宝春对角色的性格、感情、心理把握十分精细准确。对未醉之前的刘秀，其气度不凡、怡然自得、方寸有度的帝王气派，刻画得精细入微。而对刘秀听信郭妃谗言而沉湎于酒色，则演得判然如另人，恍兮惚兮，颠三倒四，糊里糊涂，一错再错，透露着帝王的专横和杀气，将其复杂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太庙”一场，他的所有唱段和翻扑，令人看到的是一个战栗的活的灵魂。此刻，吊毛、抢背、甩发、硬僵尸、吊毛变僵尸、倒扎虎等，不再是单纯的技巧，而是人物此时此刻的情感、心理的表现，宝春把这些技巧同人物的心理感情血肉般地结合一起。这就是我体会到他的演艺的现代感。
说到宝春的唱，除圆润高亢的特色之外，那就是苍凉悲怆，渗透着现代的悲剧感。他的歌唱有着他特有的悲剧生命的感受所生发出来的悲怆，正是在这里感受着他的表演和歌唱中蕴蓄着一个艺术家的真诚和真情。如果我说得更直接些，是他在中国古老的京剧中，不但融进了他的生命的体验，也融进了现代的一些艺术理解。这正是他带给这个古老艺术的新鲜的东西。
这次演出，也是两岸京剧精英一次成功的通力合作，两岸京剧的一次盛况空前的交流。
著名京剧艺术家尚长荣先生、孙正阳先生与李宝春同台演出，成为观众注视的焦点。尚长荣，《野猪林》中的鲁智深，《打金砖》中的马武，《灞桥挑袍》中的曹操，《古城会》中的张飞，《孙安进京》中的徐龙，可谓当代中国铜锤之冠，他与宝春的表演可谓珠联璧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这是十分难得的合作演出，给戏迷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满足。他们的演唱，不时引发热烈的掌声和每场演出后的五次甚至七八次的谢幕，使得浦江洋溢着两岸京剧精英以及戏迷的深情厚谊。
这次演出，也是一次台湾京剧实力、台湾的戏剧教育以及台湾对京剧艺术推进精神的展示。
这里，不但有李宝春的担纲，而且有著名的铜锤陈元正，著名的小生赵阳强，旦角新秀黄宇琳、郭胜芳，老旦新秀高美瑜等，成为一支老中青结合，行当俱全，文武场皆备的实力雄厚、技艺水准甚高的队伍。在剧目上，不但有“老戏”，也有重新改编的戏。特别是《孙安进京》，作为压轴戏，可见其分量。
《孙安进京》意在“表演风格与程序不变质的前提下，探寻传统戏的新可能”。较之原本《孙安动本》，在故事情节上改动甚大，的确在“可变的题材上”下了功夫。
在艺术处理上也有较大的创新之处。我十分欣赏的是将黄义德的老生角色改为丑角，让喜剧角色同悲剧的角色形成对比，达到了以喜剧来反衬悲剧，则悲剧更悲的艺术效果。而孙正阳先生以其老练的艺术修养，对人物的把握极有分寸，不但出色完成角色的创造，使其自身就成为此戏的一个新的亮点，而且在“出新”上，也给人以深刻的艺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