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5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监督热线

湖南 人大代表无故被殴打人民警终受处分
宋腾飞刘耀华
  2001年6月10日,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决定:免去耒阳市公平派出所梁某副所长的职务,给予殴打人大代表彭家成的干警记过处分;赔偿彭家成全部医药费;公平派出所向彭代表作出公开检讨。至此,轰动耒阳市的“4·27”事件划上了句号。
  今年4月27日,耒阳市重钙厂职工李某与郴州市嘉禾一货车司机因运费发生冲突,李被嘉禾司机打伤,嘉禾司机伤人后驾车逃跑,后被公平派出所截住。衡阳市十一届人大代表、耒阳市财政局局长彭家成受李的委托前往公平派出所处理此事,与他同行的还有财政局两位干部和司机。到派出所后,因派出所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彭家成说明来意并作了自我介绍后就去上厕所,这时,同去的干部胡某看到嘉禾司机也在走廊另一端,过去询问情况,因言语过激发生了冲突。彭家成从厕所出来,立即去制止,此时,派出所干警闻讯赶来,不容分辩,就将彭家成等人往留置室拖。途中,彭家成遭到了干警的殴打。彭说自己是衡阳市人大代表,是来处理问题的。站在他身边的干警说:“管你什么人大代表,先关进去再说。”
  当时在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梁某听说彭家成是人大代表,将彭家成放出。彭家成此时满脸是血,全身发抖,梁某未作任何处理便离去。财政局、公安局和公平镇其他领导随后赶来,看到彭家成被打伤,另外两个人还被关押在留置室,便要求派出所放人、查处殴打彭家成的干警并当面作检讨。而派出所认为自己在执行公务,拒不检讨。
  人大代表被打、被关,在耒阳市引起了轩然大波。耒阳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5月10日,耒阳市人大常委会与市政府、市纪委和政法委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排除阻力,走访了所有相关单位,察看了发生冲突的现场,对当事人、在场人逐一作了调查笔录,经过10多天的努力,终于弄清了事件的真相。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民主评说

人大监督——该出手时就出手
卢鸿福
  报载:湖南某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因嫖娼及受贿,被开除党籍。刘某作为一名检察官按理应该由人大常委会撤销其检察官职务。可是由于刘某的父亲是一名老副检察长的儿子,关系复杂,于是在刘某的免职问题上就颇费周折。后经该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力监督,才由检察长提出免职案,常委会通过。
  读罢消息,既为该市人大常委会敢于碰硬、敢于冲破关系拍手叫好,同时,又为该市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力度不够而遗憾。
  从法理来讲,免职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由于年龄、健康或者工作需要等原因而免去职务。而撤职却具有处分的性质。
  刘某既嫖娼,又受贿,已经不具备一个人民检察官应有的素质,市人大常委会理所当然应该撤销刘某的职务,即使检察院提出免职案,人大常委会也应该予以否决,或促使检察长重新提出撤职案,也可由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撤职案,或由主任会议提出撤职案。这样才能显示出人大的权威,遗憾的是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却是免职案。
  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监督职能,当然要有法律法规作为坚强的后盾,但敢于监督的魄力、善于监督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敢于监督,就是要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动真格,来硬的,冲破关系网,不要碍于面子,心太软。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只会影响人大的权威。同时要善于监督,就是要注意运用适当的监督方法,能用视察、执法检查、评议等方式就用这些方式,而对于一些问题严重的,该质询的就质询,该撤职的就撤职,该罢免的就罢免。
  只有这样,人大监督才有权威,才有地位,才能真正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目击者

  近年来,在哈尔滨市动力区城乡结合部附近的防风林区,经常可以见到一些附近居民在这里烧、砍树木,利用被伐树木的空地进行“小开荒”,致使防护林遭到严重毁坏。1991年这里还是茂密的树林,不到几年的光景,人们眼前所见的只是一些剩下的被扒了皮的树、烧焦的树桩、栽种的蔬菜和数量惊人的建筑垃圾。
  图一:一些树木被伐光的地方被人围上篱笆种上了蔬菜。
  图二:一些树被连根伐掉,原地被居民挖成了菜窖。
  图三:一处40多米宽的防风林缺口满是垃圾。新华社记者李勇摄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公民建言

候选人分“正式”和“差额”
 此种选举为违法
  最近,连续看到几家报刊在报道选举工作时,把党委推荐的候选人称为“正式候选人”,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称为“差额候选人”。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实行差额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选举法》规定:代表十人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和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把二者分为“正式”和“差额”有悖于法律的规定。
  在现实中,差额选举制度在一些地方很难真正落实。有些领导同志总认为,选举搞差额是做个样子。把党委推荐的候选人能否全部当选作为衡量选举成功与否的标准,如果党委推荐候选人落选而10人联名推荐候选人当选,则认为选举出了问题。为了保证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当选,有的领导在会上公开讲谁是党委推荐的候选人,谁是差额候选人,要代表在选举时注意,不要将票划错;有的地方代表联名提的候选人也由组织确定后安排专人组织10人联名。
  有些基层单位差额选举制度在现实中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中的声誉。一些人大代表对参与民主管理缺乏信心。改变这种状况,真正体现选举中的民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而加强对民主制度和依法选举的舆论宣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报刊上出现“正式”和“差额”候选人的提法,会误导人们对差额选举制度的认识,对于真正落实差额选举的民主制度是不利的。 读者代明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监督热线

江苏 村主任无端遭免镇政府一审败诉
朱光国包卫兵
  不久前,江苏省淮安市发生了一起镇政府撤换村主任,法院一审判决镇政府败诉的行政诉讼案件。
  1998年11月,经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王士丰当选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00年6月18日,因行政区划调整,王庄村与张庄村合并,保留王庄村,王士丰仍任原职,可3个月后,王士丰被王营镇党委、政府不明不白地免去职务。于是,王士丰以王营镇政府违法行政为由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免去王士丰村委会主任职务,镇政府应否承担责任,以及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告王士丰认为,原村民委员会主任应当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关于免去原告职务是政府行为还是党委行为,原告认为,两位证人能够证明王营镇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党委、政府宣布的,其行为政府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认为,镇党委提出建议名单,只是建议性的,具体操作由村民委员会履行相关手续,镇政府没有决定罢免原告的职务,不应是本案被告,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被告王营镇政府根据淮阴县人民政府文件的批复,调整王庄村民委员会组织的行为是合法的。被告王营镇政府对调整后的村民委员会应当给予指导,并及时组织村民依法选举产生新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被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宣布免去原告王士丰担任的村委会主任职务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被告王营镇政府2000年9月25日宣布免去原告王士丰村委会主任职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违法行为。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特别报道

扳正生死魔方——关于四川省人大一起个案监督的报道
陈辉孙信志
  两名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后,为免一死,炮制了两份“检举”材料,致使二审判决出现微妙的变化,人大将此案纳入“个案监督”的范畴,认真履行职责
  两份检举“立功” 二审逃过一死
  1997年10月17日晚,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发生了一起惨无人道的轮奸案,刑满释放人员葛明江、杨勇及射洪县蚕丝公司保卫科的张洪斌将受害者王某挟持到张的宿舍,进行轮奸。导致王某精神失常。
  1998年3月,遂宁市中院一审判处葛明江、杨勇死刑,张洪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三案犯均以“量刑过重”为由,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与此同时,葛、杨两犯立即交出两份“检举”材料,以求保命。虽然经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初查,认为这两份检举与事实不符,并专程到省高院汇报。但1998年9月2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以葛、杨“检举立功”为由,改判两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一改判引起遂宁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群众对葛、杨的“检举立功”提出质疑,并纷纷向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反映。
  联合调查真相浮出水面
  人民群众的质疑引起了遂宁市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1999年5月,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责成司法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认真调查。
  据查实,一审判决后,葛明江与同监舍人犯邓翔共谋由葛检举、邓翔顶罪来达到“立功保命”的目的。邓翔把自己在射洪县土门垭发现中巴车被抢的情况提供给葛。经葛明江口述,通过管监干部周安宇加工整理,葛明江有关“邓翔、杨明参与土门垭抢劫案”的检举信出笼了。土门垭案发时间是1997年10月23日,而葛明江却是在10月18日被抓获归案,关押在看守所里,他根本看不到中巴被抢。
  嫌疑人杨明在“救人一命”的想法下,虽然也供认了在土门垭中巴车上的抢劫,但与邓的口供矛盾重重。杨勇也是根据同监犯人吴楚定在监室里的摆谈,自己加进一些情节,变成了他目击“陈庭金抢劫徐国如、谭洪兵抢劫涂远东”的举报。
  由于一些司法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这两封检举信竟得到了确认。葛明江的检举材料通过葛的亲属交给省高院办案人员(一般应由一审法院或看守所转交)。
  人大个案监督法院坚持已见
  事实上,调查之前,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志远就曾在四川省人大代表评议省高院会议上对此案提出质疑,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省高院坚持认为改判正确。
  联合调查结束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将此案作为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监督的个案。
  2000年1月12日,四川省人大内司委致函省高院,要求该院尽快组织专人对此案进行复查。
  2000年2月底,四川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遂宁市代表团就此案的办理情况询问了省高院。
  2000年3月27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了省高院复查此案的情况汇报。常委会主任谢世杰要求法院要依法尽快结案,并从此案中吸取教训,狠抓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办案质量。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对于人大监督个案要高度重视,狠抓落实。
  2000年4月19日,四川省人大内司委副主任谭洪信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邬红旗等到遂宁市,与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胜芳、刘志远,秘书长梁仲勋以及市公检法负责人就此案进行座谈。
  遂宁方面对四川省高院的复查中“葛既是本案的主犯,又是累犯,原二审改判死缓的理由已不成立,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表示赞同,但对拟维持原二审改判杨勇死缓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杨勇检举7件,经查5件完全虚假,另两件没有查实,但即使查证属实,也算不上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杨勇的检举不足以成为改判其死缓的依据。遂宁市人大常委会要求省高院应对杨勇的检举作进一步的审查,对杨勇的量刑进行复议。
  维持还是改判仍然难达共识
  2000年6月6日,四川省人大内务司委第三十六次会议再次听取了四川省高院的情况汇报,会上,省高院仍然坚持认为,二审改判杨勇死缓并无不当。
  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志远及遂宁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则认为,杨勇举报所涉及的内容属纠纷性质,不具备立功性质,对杨犯改判死缓不公正。
  四川省人大内务司委指出,本案犯罪性质恶劣,二审又出现因假立功改判死缓,各方面很关注。因此,省高院再审立案一定要认真对待,案子要办准确,以免对审判机关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双方仍然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2000年6月2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汇报中说:该院审委会多数委员认为判处杨勇死缓是恰当的,少数委员认为,杨勇的检举是否成立,应由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认定,现公安机关不予认定,法院也不便予以认定。鉴于此案社会影响大,应对杨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00年7月7日,省高院再审改判葛明江、杨勇死刑,并将此案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又将监督该案的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督促最高人民法院尽快予以核准。
  至此,四川省、遂宁市两级人大对此案的监督终于告一段落。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监督广角

文化局长述职之后
黄智敏
  编者按:述职、评议,许多地方都在搞。很多领导干部在述职中发现了问题,在评议中得到了建议,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扬长避短,使事业不断进步。可也有少数地方的述职评议工作又落入了形式主义的怪圈,“认认真真走过场”。
  北京市文化局领导向人大述职,述者认真,评者负责。述、评之后,不但有改进,而且有检查。也许这样的述职评议才是这项工作制度建立的初衷。
  自1999年以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对由人大常委会任免的局以上干部的述职评议活动。2000年,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和平接受了人大常委会的评议。
  一年过去了,这次述职评议究竟有什么效果呢?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市人大代表最近对北京市文化局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检查。
  “另一只手”长长了
  张和平是个在艺术上有较高造诣的专家型干部,他创作的《宰相刘罗锅》主题歌老少皆知。述职评议时,有人提出了他在工作上的一个缺憾:比较注重抓高雅“精品”的创作,在抓群众文艺创作方面显得薄弱。
  张和平虚心接受了这一批评。述职之后,开始与文化局有关负责人一起认真研究如何克服“一手长、一手短”的问题。
  “第一招”,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年来,张和平带领创作人员,先后赴河南省南街村、京郊箭杆河畔、房山“北京猿人”的故乡等进行了参观访问,从实际生活中汲取营养。在张和平的组织策划下,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戏和歌舞曲艺节目先后问世。尤其是评剧《红岩诗魂》,今年“七一”前后演出80多场,场场爆满。
  “第二招”,就是开展社区文化生活。检查组成员在北京汽车局月坛文化站就目睹了生动的一幕:年轻人正在打乒乓球;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画画,一串串葡萄在老人的笔下跃然纸上;还有几个老人正在练书法;有的人在阅读书籍和报纸;还有的正在听电脑培训课;等等。在去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的评比中,北京市一举拿下7个金奖。
  参加检查的杨韵娟委员这样赞评说:“今天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告诉人们,北京市文化局‘另一只手也长长了’!”
  闭着的眼睛睁开了
  电子游戏厅毒害青少年,关于这一问题,北京市文化局是被批评的重点对象。
  张和平反省说:“我们总认为电子游艺厅的问题不是文化局一家管得了的,抓得不力,处理不及时,挨批是应该的。”
  述职之后,解决电子游戏厅的问题被列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文化局制定了整顿电子游戏厅的具体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了《北京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加大了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力度。在整顿工作中,全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各类电子游戏场所8280家次,全市562家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压减至96家。北京名列全国7个整顿电子游艺场所合格的省市之一。
  为了巩固成果,张和平又组织策划了话剧《游戏陷阱》,以孩子的“挫折和教训”教育孩子,收到积极的社会效果。北京东铁营一中的一名女生被剧情打动得哭了,她说:“剧中豆豆从热爱学习变得一放学就钻进游戏厅,还欺骗妈妈,耽误了学业。这样的同学我们身边就有。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远离游戏陷阱的诱惑。”
  要有监督这根弦
  “作为人民的公仆,脑子里就不能没有监督这根弦。”每当张和平谈起自己述职的经历总是这样告诫自己:“只有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才能在工作上少走弯路,才能有所作为。”
  2000年下半年,北京市文化局领导分组带领机关干部深入18个区县,听取意见和建议。在深入研讨、充分论证、认真修改、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市文艺事业发展“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远景目标》。
  前不久在莫斯科举办北京文化节开幕式和3场京剧专场,都获得了成功,轰动了莫斯科。“真没想到我们的演出能获得这样的成功!这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文化工作的特殊作用。”张和平谈起这件事情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慨:“这也是通过述职增强了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意识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过去,自己只有对直接上级领导负责的观念,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比较淡薄。实践告诉了我,脑子里不能没有那根弦——人民的监督。”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公民建言

村干部贷款替农民完税
这种做法不可行编辑同志:
  笔者在审判实践中发现,目前在一些地方,由于向农民摊派的税费规费难以收取,村干部往往以贷款的方式来替农民完成。
  这一做法,表面上来看是好事,可是一旦还贷不成,很容易间接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银行将此类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一是因为法律法规不完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只能直接判决经手贷款的村干部个人偿还银行贷款。而在有些村干部落选后,新任村干部不理旧账,抵触情绪大,想尽办法抗拒执行。
  二是因为行政干预多。一些行政领导认为村干部贷款替农民完成乡镇下达的收费任务,是为民办实事,做好事,是干部责任心强的表现,如果让他们承担责任,今后还有谁去当村干部?还有谁去为民办实事?因此,当法院执行时,一些领导出面说情,甚至要求法院不执行。
  三是因为经手贷款的村干部的亲戚、朋友以及未缴税费规费的农民出于同情,往往阻挠法院执行。
  此类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使金融单位资金难以返回,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给农村整个执法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当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江西省南康市人民法院黄春新


第12版(民主与监督)
专栏:人大工作一招鲜

山东省无棣县
 “民情簿”架起“民主桥”
李荣堂
  山东无棣县930名各级人大代表身上都带着一个笔记本,听到群众的呼声,就会“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无棣县人大常委会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常委会各位主任及副主任每月至少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困难企业、落后村庄去蹲点调研,及时掌握群众的情绪,化解矛盾。
  自去年以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分别视察了集贸市场、安居工程、水利工程、富路大街改造等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形成了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意见的调查报告;同时,人大各位主任及副主任分别到无棣镇和车镇乡一部分村队进行调查研究,广泛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职工下岗和错案监督是事关社会稳定和“民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为此,县人大常委会采取跟踪监督的方式,在听取审议职能部门工作情况汇报的基础上,从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先后三次对全县社会保障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进行检查,向县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出了加大对劳动法规及政策的宣传力度,采取强有力措施,突出抓好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等三条建议。县政府及职能部门加大了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力度,目前征收率达到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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