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作品)<br/>专栏：<br/><br/> 那一片娇绿的春草<br/> 玛拉沁夫<br/> 1976年3月，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我到了上海，是应上影厂之邀来修改我的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br/> 我住进上海衡山饭店，除责任编辑之外，不与任何人接触，足不出户，每天伏案写作。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从呼和浩特出发时打算到上海后跟几位前辈和同辈作家见一见、叙一叙。不料，上海的政治气压低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只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br/> 衡山饭店有一位服务员，姓姚，长得胖乎乎的，同伴们都称他为姚胖子。小姚每天打扫完房间，总爱跟我聊一会儿天。<br/> 有一次他问我：“看你整天趴在桌子上写，是作家吧？我还认识一个作家呢！”<br/> “噢？作家，谁？”我问。小姚胖脸一笑，说：“巴金。”听到巴金二字，我心头一震，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会由一位客房服务员谈到他。我稍许稳了稳情绪，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问他：<br/> “你怎么认识巴金的？”<br/> “他儿子是我同学，我到他家去过。”<br/> 我认识巴金是在五十年代初，但那时他是大作家，我是小作者，开会他坐台上，我坐台下，没有什么交往；我跟巴金同志相处最长的是在1958年一同出国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前后那一段时间，那时发生过许多有趣的难忘的事情。后来，巴金同志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签上名，给我寄往内蒙古。我是很敬重和感激他的。“文革”开始后，我与许许多多热爱巴金同志的人一样，一直关心他的境遇。而今，我已来到他居住的这个城市，来到了他的近旁，无论如何都应该设法去探望他！<br/> 事也凑巧，那天中午，小姚敲门走了进来。他拿出一把自行车钥匙对我说，巴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自行车留给你，抽空过去看看。沉思片刻，我对他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去见巴金，既然你这么操心这件事，那我写个条子，向他问好，请你送到他家里，好吗？”<br/> 小姚满口答应。于是，我给巴金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br/> 巴金同志：<br/> 我来“上影”写电影剧本，住衡山饭店××号。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您的消息。请您保重身体！<br/> 玛拉沁夫<br/> ×月×日<br/> 第二天早晨，小姚告诉我：信送到了。<br/> 有一天，我外出回来，见我的信袋中有一封信，取出来一看，那封信挺奇特，它不是用的当时通用的牛皮纸信封，而是发信人自己粘叠成的很不规范的用发黄的白纸做的一个小信封，落款处也没有通信地址和门牌号码，只写有一个小小的字：李。<br/> 姓李的，这是谁呀？我怎么也想不起在上海认识哪一位姓李的人。回到房间我赶紧拆阅，顾不上读信的内容，先看寄信人的姓名。突然，“巴金”二字赫然跃入我的眼帘。这时我才想起巴金同志姓李，他是有意没有在信封上写自己的名字。<br/> 巴金同志在信中写道：<br/> 玛拉沁夫同志：<br/> 信已收到。欢迎你到上海来。前些时在电视上见你有新作，我感到十分欣慰！你住的衡山饭店离我住处不算远，理应前去看你，但恐有不便，只得作罢，请你原谅！祝你一切顺利，并请代我向朋友们问好！<br/> 巴金<br/> ×月×日<br/> 在那样特殊的年月，在上海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中，读到巴金同志的亲笔信，真是百感交集，我心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一定要去看他！<br/> 然而，在1976年3月的上海，去探望巴金谈何容易！我需要把一切考虑得细致、安排得缜密……从那一天起，我养成了一种“新习惯”：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穿上运动服，去晨练———慢跑。<br/> 我从上海市区地图上查清了从我住的衡山饭店到巴金家住址的几条路线，其实抄近路慢跑到他家，也就是十分八分钟的事。<br/> 当年以一部《家》震惊天下的巴金的家，是在一条幽静的小街的拐角处，单门独户一幢小楼，两扇深绿色大门永远关闭着，仿佛久已无人居住。即使现在大摇大摆地去按门铃，也不会引起路人的注意，但那是肯定做不得的，谁知什么地方还有什么眼睛盯在那儿呢！<br/> 我依然每天晨练，但在慢跑过程中想：如果我能见到他的话，该跟他谈些什么？这一年巴金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了，“文革”中遭遇那么惨，他挺过来了；但是不久前，他夫人不幸仙逝，可能对他的打击最深最痛，这是情感方面的事，而老年人最怕的莫过于感情创伤。如果我跟他见面谈话的话，“文革”遭遇不可能不涉及，但不宜多谈；他夫人去世的事，太沉重，应尽量回避；还是从生活近况谈起，跟他多回忆一些我们曾经在一起经历的“喜闻趣事”，只要我能给他带去些许安慰、快乐和轻松，就心满意足了。<br/> 有一天早晨我慢跑到巴金家门口，竟然近在十几米处，我看见了巴金的身影！<br/> 他穿一身蓝卡其布中山装，脚踏一双旧布鞋，右手提着一个布兜儿，神态平和悠然，迈着平稳轻盈的步伐走了过来。看他的样子可能是遛早儿去了，也许是上早市买菜去了，不过什么也没买，那个布兜空空的，在随风飘动。他走到了家门口，那扇紧锁着的大门右下角还有个小门，他轻轻推开后迈进脚去，返回身来正要关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跑到他面前，声音不大不小但十分清晰地说了声：“巴金同志，我看您来了！”巴金被我这唐突的举动一怔，当他认出我来时，轻轻一笑说：“是你呀，请进，请进！”我一进门，他随手就把小门关上了。他边走边说：“真没想到，这么早你就跑来。”我说：“我可真是跑着来的呀，在锻炼身体。”我们俩都笑了。<br/> 或许这个小院好久听不到说笑声了，在谈笑中，当他领着我走进一楼过厅时，有两位老年妇女，一起走出来看我们，她们十分文雅、亲切地向我微笑着，表示欢迎之意。巴金从旁介绍说：“她们是我的两个老妹妹，跟我相依为命。”我向她们点头致意。<br/> 巴金领我走进现已兼作卧室的客厅，在这间厅里除巴金坐的一把旧藤椅、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木椅之外，还并排架着两张床。有一个小伙子刚从靠门那张床上爬起来，洗漱去了。巴金告诉我说，我们就住在这间厅里。那个小伙想必就是现已成了作家的李晓了。<br/> 落座后，我说：“巴金同志，真没想到您的气色这么好，身体这么硬朗。”我说这句话没有半点故意宽慰他的意思，确实当时我完全没有料到经过那么多年那么多事情之后，巴金与十几年前完全一样。<br/> 巴金笑呵呵地说：“老了，老了；不过还好，我倒没有什么大毛病。”<br/> “现在您的生活由哪管呢？”我把话题往生活方面引，“我们知道您从解放以来就没有领取过国家工资。”<br/> “他们准许我从自己的存款里每月取出150元，我们就靠这个活着。”他没解释“他们”是谁，我也没问。<br/> “您现在还到单位去吗？”<br/> “我没有单位可去，前些时他们准许我搞点翻译工作，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大部头，费力费时，不过有点事做总比无事可做要好一些，人嘛！”<br/> “运动中（指“文革”）没少抄家吧，东西丢失多不？”<br/>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抄；我的东西都在楼上书房里，全是书籍、文稿、报纸、杂志。从运动一开始，就把我的书房的门给封了，封条上盖的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印，谁敢启封？我不敢，造反派、红卫兵也不敢，直到现在还封着呢，封着去吧！”这是巴金同志跟我说的最长的一段话。<br/> 巴金很认真地问我：“在北京还能见到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吗？”我给他说了还能见到的一些作家的名字。他让我说说他们的情况。我想这也许是他最想了解的事情，我比较详细地给他讲了一些作家们的情况，其中有活着的，也有死了的。特别是当我谈到赵树理惨死狱中时，他长久地沉默下来，我发现他的眼角上挂着泪花。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我：“我们一起去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是哪一年？”<br/> 我答：“1958年。”<br/> 他说：“那年赵树理好像是五十岁。不到六十就走了……”<br/> 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亚非作家会议，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代表团团长茅盾，副团长周扬、巴金，秘书长刘白羽，团员有赵树理、谢冰心、许广平、肖三、郭小川、杨朔、杨沫、戈宝权、张庚、季羡林、叶君健、曲波、袁水拍、库尔班·阿里、祖农·哈迪尔、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代表团分两批经莫斯科转赴塔什干。巴金同志率领我们第一批人员先期到达莫斯科，住入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边的北京饭店。所谓北京饭店徒有虚名，服务员一句中国话不懂，就连餐厅菜单上也找不到一个中国字。代表团中几个土八路出身的如曲波、赵树理、杨沫和我之辈，点菜进餐都成了问题。巴金副团长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主动为我们“排忧解难”，每天他用俄文给我们几个人写好早、午、晚三餐的菜单，人手一张，到进餐时，我们把他给写好的俄文菜单往餐桌上一放，苏联服务员拿起来看看，点点头微微一笑，就把我们的饭菜给端来了。<br/> 今天我坐在他的对面，谈起这些往事，他很开心。<br/> 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几个人背地里把您叫作是我们的专职俄文秘书呢！”<br/> 他说：“法文、英文，我还马马虎虎，俄文其实我不行，不过斯拉夫各国语言许多是相同或相似的，连猜带蒙，也能对付过去。”<br/> “把您给我们写的俄文菜单保存下来就好了，将来就是文物。”<br/> “那倒不一定，也许会被误认为是什么密码暗号呢，那就更麻烦了。”说着他自己先笑了。<br/> 此刻，已近中午，几缕阳光射进屋来，映照在巴金的脸上，谈得兴致很高的他，愈加显得容光焕发。他向窗外望了望说：“外面是我的一块‘自留地’——小院，我们出去走走吧。”<br/> 走出客厅，是一方绿地，看得出从前是一个幽雅、清静的去处。巴金坐在这里沐浴清爽夜风，遥望深邃星海，曾经有多少美妙文思生发于此。然而，现在这个庭院已经好久没有经营了，去年留下的枯草还占据着路边墙角。但是春天的信息毕竟已经显露出来，那一片毛茸茸的嫩草，在我们面前展示着特有的娇艳。<br/> 我忽然想到恰好就在此时此刻，我该向巴金同志告辞了。
第8版(大地·作品)<br/>专栏：<br/><br/> 剪纸张标
第8版(大地·作品)<br/>专栏：<br/><br/> 祖国之琴<br/> 谷未黄<br/> 一片玫瑰色在阳光下进行着<br/> 母亲的河流是一把竖琴<br/> 我感到每一个山峰在手指间起伏<br/> 那些云朵、湖泊，那些隐约的飞鸟<br/> 闪耀着梦幻的绿色和希望<br/> 现在，让我听你临风高歌<br/> 让我接受你的理想，你的慈爱<br/> 你带着我走向青草招摇的河水<br/> 我感受到它们在我的体内流动<br/> 她的嘹亮的喜悦，<br/> 创造出一片又一片向日葵<br/> 我看不出哪是光的禁地<br/> 红旗在飘扬<br/> 红旗在飘扬<br/> 红旗在飘扬<br/> 整个天空像一座敞开的英雄广场<br/> 我把记忆里的九个太阳——布置在天际<br/> 她黄色的嘴唇<br/> 延续着伟大和不朽，我已记住<br/> 那些沉思的灵魂，那些苏醒的欢乐，<br/> 那些遗忘的爱与恨<br/> 让你在一个幸福的时刻回来<br/> 向所有散布在山谷的鲜花致敬<br/> 向所有的道路和河流<br/> 所有的森林致敬<br/> 我热爱这些河流上的风景<br/> 这些反复浮现的阳光<br/> 和笙的冲动<br/> 我看见母亲披挂着十月的果实<br/> 错落有致的秋天就这样走过来了<br/> 那个春天的故事依然柔情似水<br/> 我只能忘情地朗诵：“真理就是一切！”
第8版(大地·作品)<br/>专栏：<br/><br/> 中秋月<br/> 柳永建<br/> 从被秋雨溅湿的<br/> 宋词中走<br/> 出以古典的美丽<br/> 向世人展示<br/> 你千年的神韵<br/> 天上人间<br/> 千万缕银丝落地生根<br/> 今夜无眠思念如潮<br/> 心灵的小窗点燃一盏灯火<br/> 所有的祝福都在怀中<br/> 岁月潋滟的波光里<br/> 桂子的芬芳从故乡幽幽飘来<br/> 秋天的歌者<br/> 雨后的秋天<br/> 阳光流泻在土地<br/> 微风吹过<br/> 起伏的心田涛声不息<br/> 希望无垠<br/> 梦也灿烂<br/> 一个不倦的歌者<br/> 行走在<br/> 季节与季节之间<br/> 有调与无调之间<br/> 重温绿过的岁月<br/> 躬耕的背影依稀如昨<br/> 晃摇的背篓里<br/> 盛满谷穗和一些<br/> 散落在田头垄上的谚语<br/> 俯下身<br/> 把欢跳的音符拾起<br/> 把成熟之心拾起
第8版(大地·作品)<br/>专栏：<br/><br/> 静美的秋叶<br/> 张长<br/>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br/> 文学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一个小公务员的死》、《万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几乎全是。<br/> 绘画如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列维坦的《深渊》，便是以画美丽风景著称的施什金，那冷冷的色调里也是透着一股子寂寞和凄清。<br/> 音乐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柴可夫斯基了。丰子恺先生把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为俄罗斯文学艺术“悲哀殿堂的两大柱”，认为“他的音乐的底流，全是深刻的悲哀”。这是有道理的，我的感受也完全如此。<br/> 初识柴可夫斯基是通过他的传记《我的音乐生活》一书。我为这位作曲家和比他年长的“富婆”梅克夫人那柏拉图式的爱情深深感动。也许就这样“先入为主”地从他的那些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尝到了一点儿甜蜜和一点儿酸楚。此后听他的作品《如歌的行板》、《云雀之歌》、《船歌》、《天鹅湖》……由小到大，直到《第六交响曲》（《悲怆》），老柴的这种忧伤感总是挥之不去。<br/> 《如歌的行板》自不必说。老托尔斯泰听了也潸然泪下，说“我已接触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了”。《云雀之歌》虽然只是几个短短的乐句，却让我听到俄罗斯一望无际的田野反衬出的小不点云雀的那孤单的叫声；《天鹅湖》的主题让人感受到的，又是如月下波光的那种凄清。这种凄清在《船歌》中尤为明显。一叶扁舟，渐行渐远，那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的惆怅，使听过的人无不为之动情。就是公认为最为乐观、明朗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柴可夫斯基式的忧伤，更不用说第六交响曲了。那更是一种全息与饱和的悲怆———我找不到准确的词句，姑名之曰“经典的忧伤”。几十年前，一个搞作曲的朋友就曾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和我说：“在国外的音乐会上，每演奏一次《悲怆交响曲》，总有一个人去自杀。”我当时还没听过交响乐，对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从此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始终不敢去听它。倒不是担心自己听后也去自杀，是担心坏情绪影响自己。<br/> 后来，读了一些美学书、哲学书，当然也听了很多作曲家表达人类各种感情的伟大作品，对喜怒哀乐的感受都不那么浅表了，能上升到一种带点哲学意味的通达。知道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所要表达的是对死亡的一种无奈。在西方音乐中，与死有关的作品不止柴可夫斯基写过，还有施特劳斯的《死与净化》，瓦格纳《恋之死》，拉赫玛尼诺夫《死之岛》，肖斯塔科维奇《第十四交响曲》和舒伯特的歌曲《死与少女》等等，不胜枚举。便是乐曲明亮如阳光的莫扎特，在其最后一部作品《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中，也表现了死亡。每个作曲家都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诠释人类（也是万物）的这一必然规律。仅以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作个比较：如果死亡是形如西坠的夕阳，那么在莫扎特眼里是落山之后的那火焰似的红霞。他到此为止。而柴可夫斯基，他也能让你感觉到落日的一点亮色，但更多的似乎是那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浓的阴影，最后是一片苍茫。结论是，日落之后的黑暗终将到来。几十年前那朋友说，每次听《悲怆》要死人，可能夸张，但如果对死亡没有超脱的看法，听了《悲怆》，那种压抑和不舒服倒是真的。难怪丰子恺先生称《悲怆》是“柴可夫斯基的关于死的音乐”。乐曲开始，第一乐章就可以听出作品的悲剧性主题。从那哀婉的副部似可感知生命在弥留之际对生的依恋之情。然而，阴冷的铜管奏出的仿佛是东正教教堂里那不祥的挽歌旋律，告诉你死亡对谁都一视同仁。它要来了。此后，第二乐章那圆舞曲突然地明亮而美丽起来，颇有莫扎特的味道，但这只是短暂的死之回光反照。很快，它就被像叹息似的音调所取代了。于是出现第三乐章。主部是戏剧性的谐谑，副部是进行曲式的，威武而刚健，显示出生命的最后抗争。当然，死亡最后还是来到了，一声声叹息，一阵阵呜咽和呻吟，颤抖的圆号吹出的是心脏的最后跳动……很多人听到这儿都会脊梁骨发冷。<br/> 柴可夫斯基告诉他的侄儿达维多夫说，这是他的安魂曲。不幸，一语成谶，就在《第六交响曲》首演后不几天，柴可夫斯基果真去世了，这部完成于1893年10月的作品，被他称为“把整个身心都融进去了”的经典，也成了柴可夫斯基的登峰造极之作。<br/> 柴可夫斯基之死普遍认为死于霍乱。1896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大卫·布朗却宣称，柴可夫斯基系自杀身亡。俄国贵族丹波克—佛莫公爵向沙皇亚历山大告发柴可夫斯基与其侄儿搞同性恋，转交信件的是俄皇高级文官尼古拉·毕考节，这人恰恰是柴可夫斯基早年法律专科学校的同学。他担心这极为肮脏的丑闻会使柴可夫斯基声名狼藉，并有可能因此流放西伯利亚，同时也会影响到母校名誉。毕考节遂邀集六名同学到自己家中组成道德法庭审讯柴可夫斯基，劝说和威逼他以自杀———对外则说霍乱———保存自己的名节。柴可夫斯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喝下了他们送来的砒霜。<br/> 这位英国音乐学家大卫·布朗的说法自有其根据，是否确实如此，尚有争议。然作曲家的一生并不幸福，这是无可争议的。他生性胆怯而敏感，不善交游；年轻时当教师，生活清贫，只好寄宿于大音乐家尼古拉·鲁宾斯坦家，连大衣都是借人家的。他的一生没有热烈地恋爱过，婚姻是平庸而神秘的。让他真正动情的梅克夫人，却又始终只是精神上的恋人。晚年柴可夫斯基的生活是孤寂和沉郁的。知道柴可夫斯基的上述生平和个性，再听他那些总是充满忧伤的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br/> 愚蠢的人容易欢乐，而痛苦往往是很深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悲剧比喜剧更有力量。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施特劳斯父子那些甜得发腻的圆舞曲，两相比较，我更愿意去感受文学艺术作品中慢慢透出的那一点惆怅，一丝忧伤，乃至满腔悲怆。一如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云雀之歌》、《船歌》，乃至这不朽的《第六交响曲》。<br/> 当生命的孤独、寂寞、痛苦，如小小的云雀，如一叶扁舟，如垂死的挣扎与呻吟，表现为一种空间或时间艺术时，便会产生美学上那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所谓“忧伤美”。英国诗人雪莱称之为“悲愁中的快感”。读罢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掩卷遐思：长江滚滚，大野茫茫，是生离的惆怅，还是死别的悲伤？一种感觉，一种和听柴可夫斯基作品同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只是音乐比文字更加细腻，更加震撼人心！<br/> 萧瑟的秋风中一张黄叶飘零了，兀自在草地上轻轻颤抖，偶现殷红，斑驳如血。如果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能引发你对生命的沉思，你便能理解死亡和欣赏如秋叶般静美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了。
第8版(大地·作品)<br/>专栏：作家论苑<br/><br/> 珍爱生命<br/> 蔡朝阳<br/> 墙角下这簇无人留意的野草，常使我感动得唏嘘不已。<br/>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持续月余的高温和干旱，使得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燥热难安。河畔的垂柳蔫了，苗圃的花儿萎了，就连广场上人工种养的草，尽管不时有人喷水，仍显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当我被暑气所逼，下楼来散散心时，围墙边那株扎根瓦砾、头顶烈日的野草，便定格在我的眼中。<br/> 这是一簇怎样的草啊！在这遍是水泥砖石、连小蚂蚁都难觅踪迹的地方，它就这样倔强地生长出来。在它的身旁，既没有鲜花的陪伴，也没有灌木的依托，连它的草类同伴也没有，就那样三五棵，簇拥在一起，你依着我，我靠着你，共同迎接烈日的考验。<br/> 没有谁会给它浇水，更没有谁会给它施肥，那漫天飞舞的花蝴蝶，都不愿在它身旁做哪怕短暂的停歇。它没有条件生长娇嫩的叶片，可那细瘦的薄叶，片片精神抖擞，那细小的叶脉告诉你，它生存该是多么的艰难。它那部分裸露在地面的根须，因生存环境的贫瘠，显得坚韧而苍老，但却似柔韧而又坚强的钢筋，向下、向下，一点一点地收集生长所需要的营养。<br/> 它仿佛在无声地向你诉说，生机是这样地不可扼制，生命竟是这样的顽强和珍贵。<br/> 我知道它要向我倾诉什么。<br/> 无比困厄的环境，无以想象的艰难，无与伦比的勇气，给在红尘俗世中挣扎、跌落、失意的人们以启迪、暗示和鼓舞，生命就是拼搏，就是战胜自己，锤炼自己，升华自己。<br/> 我在想，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株野草，一定是那不定的风把那无家可归的种子吹送而来，当它面对的不再是黑黝黝的泥土，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墙角旮旯里，它珍爱每一束阳光，珍爱每一滴雨露，甚至珍爱每一缕无微不至却又无处不在的清风。当它迎风霜、顶烈日、遭雨雪，而终于挺身而出焕发生命时，又使周遭的环境有了灵气，让那些生长在广袤田野的同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春绿秋黄，岁岁枯荣。当严冬来临，它就蛰伏地下，悄悄地积蓄力量，等到来年第一缕春风来临，它又会“春风吹又生”，最早向人们报告春的消息。而一旦将它移植到肥沃的土地上，一定会比那些习惯于和风丽日、未经受艰辛考验的同类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br/> 这是生命过程最大限度的展示，这是有限的生命对无限的理想境界苦苦追求的辉煌展现。<br/> 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珍爱生命的人们，难道会在这样的情景面前无动于衷？面对这样顽强坚韧的小草、这样知难不惧的小草，面对这样令人扼腕感叹的生命奇迹，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洗礼，感到生命无比充实浑厚，灵魂无比高尚健全……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言语表达都显得苍白无力。<br/> 属于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在这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交织着矛盾和痛苦，充满着求索和艰辛，遍布着荆棘和坎坷，这正如那不为人知、寂寞生长的野草，只有异常沉重的付出，才能换来无比丰硕的甜美。渺小与伟大、可悲与丰富、失意与重塑、挫折与幸运……只有珍爱生命，把握自己，才能抛弃渺小、可悲、失意和挫折，拥抱伟大、丰富、重塑和幸运。要知道，生命是这样的可贵，连小草也在不断挑战极限、完善自我呵！<br/> 珍爱生命，像墙角的野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