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扎实推进农村“三个代表”学教活动
河北6万干部转变作风下基层
本报石家庄9月23日电今年3月以来，河北省从各级机关抽调6万名干部深入到全省465个乡镇、2.4万个村，以解决农村实际问题为切入点，转变作风，扎实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动开展以来，河北省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全部建立了学习教育活动联系点和下基层工作联系点，普遍建立了市县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市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制。12名省委常委和4名党员副省长，分别联系一个县市。284名市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249个乡镇、35个县市部门。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人均到点、进村入户都在1周以上。
全省下基层干部采取入户访、发卡问、座谈听等多种形式，重点围绕“群众想什么、盼什么，要求基层干部做什么”，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住村访户调研活动。全省共有32万名学习教育对象深入乡村，访问农户350多万个，召开座谈会18万个，发放征求意见卡300多万份，收集群众意见32.7万条，总结了在农民收入与负担、干部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村级班子建设及民主建设等7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截至目前，全省共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5万余件，排查矛盾纠纷和上访隐患7万余件，已解决或拿出方案正在解决的占44.4％。同时，着重帮助农民理清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在群众中取得良好反响。
河北省还把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落实“三个代表”的根本举措。对列入今年整顿范围的2596个后进村党支部，普遍派驻帮扶工作队；318个支部班子不健全的村，全部实现了由脱产干部到村任职或挂职，目前已有40％的后进党支部实现了转变。（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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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施城市“一帮一”扶贫解困工程
黑龙江转变作风从具体事抓起
本报哈尔滨9月23日电记者孟辉报道：黑龙江省实施城市“一帮一”扶贫解困工程一年多来，全省13个市、地和73个厅局已全部建立了“一帮一”组织机构，7.6万多位党员干部与8.1万多名特困职工结成对子，启动帮扶项目2.4万余个，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6776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帮扶行动，不仅加深了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促使广大干部转变作风，增强了责任感和公仆意识。
去年7月，黑龙江省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全面推开城市“一帮一”扶贫解困工程。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社会人士，与城市特困职工结成对子，扶助他们脱贫致富。
在“一帮一”扶贫攻坚过程中，黑龙江各地、各部门改变过去单纯给钱给物的做法，立足于项目开发、产业扶贫，为贫困职工和危困企业选准脱贫致富的治本之策。省科技厅把科技成果与被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鹤岗兴山矿选择效益好、见效快的工业型煤生产项目，可年产型煤10万吨，安置困难职工及家属110人。齐齐哈尔人造毛皮厂400多名职工几乎全部下岗，省林业厅与之结对子后，帮助这个厂建立苗圃基地，预计今年年底每户特困职工可获利2000元左右。如今，全省有一大批特困职工通过帮扶实现了就业、解困。
在“一帮一”工程的感召和影响下，黑龙江社会各界包括民主党派人士5300多人也积极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截至今年7月，全省筹集扶贫解困资金累计达1.2亿元，投入启动资金4211万元，项目收益达9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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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干部作风改进效果置于群众督查之下
湖州建立干部作风建设保障机制
本报杭州9月23日电记者鲍洪俊报道：浙江省湖州市广泛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解难题，勤服务”活动，以求实干事的工作作风赢得群众信赖。
今年以来，湖州市委抓住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契机，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市、县、区两级领导干部带头到乡村企业蹲点，率先“拿出1／3以上的工作时间下基层”。市领导介绍说：“全市共组织8146名干部，深入到76个乡镇、1651个村庄、1735个企事业单位和146个居委会，听取基层意见1万多条，帮助基层兴办实事2436件。”
为了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市委对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一手抓认真整改，一手抓群众评议，把干部作风改进效果置于群众的督查之下。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实行整改方案公示制、整改目标承诺制、整改落实督查制，并把群众测评意见和整改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市县区普遍推行窗口服务制，将审批改革中保留的项目归入中心管理，内部规范运作，一个窗口对外，实行便民承诺，提高办事效率。市委乘势制订关于加快干部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制度，对干部选拔实行“公推、公议、公示”，增强群众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建立起推进干部作风建设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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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薛屯乡干部，坚持深入基层为百姓排忧解难，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记在民情日记上，千方百计抓紧办。群众赞扬说，我们乡里干部人人心里装着百姓。图为乡党委书记张贵深入火石村果园了解情况。
马芒国冯桂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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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准突破口
——看珠海经济的新发展
本报记者赵京安王楚
珠海，为世人所瞩目。她几度辉煌，几多沉寂。令人牵挂，令人关注。在这里，我们将告诉你的是一个全新的珠海——
冲破阻碍发展的“藩篱”
“人气不旺”，曾是珠海这座海滨城市的遗憾。
90年代中期，用400多亿元兴建的珠海机场、海港、码头、桥梁、海滨大道、电厂等一大批能源、交通、市政配套和信息设施，把珠海市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花园城市，猛地推到国人面前。然而，“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使珠海顿时沉寂，1996年珠海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珠海经济“雪上加霜”。一时间，粤港澳舆论愕然：“珠海经济怎么走？”
珠海经济的低潮，悄然叠起了投资软环境的层层壁垒，“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使企业纷纷迁往周边城市。一位港商离开珠海送给市委领导的一副对联：“硬环境令人留恋，软环境望而却步。”
1999年5月，在珠海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上，珠海市委书记黄龙云用大量实例痛斥：“珠海这种现象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如果还不能集中精力来改善它，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于是，一场整顿机关工作作风“风暴”，席卷政府机关和有审批管理权限的职能部门。
这绝不是一次“常规”性的动作，是对珠海人在思想上进行的一次极有冲击力的“震撼”。舆论先行：“国土工作人员拔光外商果苗事件”、“因机关扯皮，使1000万美元项目搁浅”等案例接连曝光。对于暴露出的经济社会组织的深层结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珠海市委紧握改革这把“金钥匙”，按照政企、政资、政社分开的原则，大刀阔斧，改革政府审批制度。全市审批项目由815项减至274项，3年来，减幅达66％；建立了“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等4个中心，强化“项目意识”，创造更好的投资软环境。同时，采取“万人评政府”，被评为“较差”、“差”的部门，“一把手”公开向社会检讨。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以各种形式处理不称职干部100余人次；先后拿出12个重要职能部门的24个正副职位，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人们高兴地看到，一批高素质、有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的干部走上岗位。政府机关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
发展离不开创新
珠海人至今仍忘不掉政府“拱手相送”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场地的那场争论。
珠海人想办自己的大学，可谓百年梦想。原珠海大学就选址于唐家湾畔。此地可谓人杰地灵：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洋务运动”著名实业家唐廷枢等历史名人都诞生在这里。为了保住这块依山傍海的3.42平方公里校址，在资金极端困难情况下，市政府还是投资近3亿元建起教学辅助设施。但是，由于资金短缺，珠海大学夭折了。
1999年6月，珠海市委书记黄龙云提出“与中山大学合作创办高等院校”，将珠海大学、珠海市体育中心、文化中心规划范围内的地段及其建筑物提供给中山大学。1999年7月，珠海市与中山大学正式签约，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挂牌。
两年多来，中山大学在这里投资达6亿元，招收在校本科生1万余名。“珠海—中山大学”模式产生了“马太效应”，清华来了，北大来了，全国10多所名牌大学青睐珠海。以名牌大学为依托，近百家高科技企业在此落户。一条绵延10余公里海岸线上，崛起了方圆20余平方公里的“大学园区———科技创新海岸”。
高校与高科技优势互动，构筑起珠海与“新经济”接轨的快车道，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今年1至7月，全市GDP增长11.7％，工业总产值增长23.4％，外贸出口增长11.2％。
集中优势力量发展高科技
200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充分肯定了珠海市“大办实业经济，提高经济结构质量；大办大学园区，集聚科技创新资源”的经济发展思路，并为珠海经济的今后发展定位：“创建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有较强吸引力的产学研基地、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创汇基地；建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规划面积420万平方米的珠海南屏科技工业园，实施“一个窗口，一站式管理，一条龙服务”，改过去“招商与基建并重”为“招商与服务并重”。截至目前，该工业园引进项目140多个，预计今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40亿元。
珠海是被公认为最适宜发展软件的城市，软件企业纷至沓来。目前，珠海IT业中专门从事软件开发、研究、销售或信息服务的企业约490家，已获国家认证的软件企业达78家。1999年，珠海软件产值7亿元人民币，2000年，软件产值增长到10亿元人民币，按照刚刚公布的2000年全国软件总产值238亿元计算，仅123万人口的珠海市在全国已占到4％强的份额。2001年8月，珠海成为最新确立的11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之一。
截至目前，有100多亿美元的外商投资项目涌入珠海，世界500强企业有30家落户珠海。珠海人实现了“绿色财富”与“金色财富”同步增长。经历洗礼的珠海正展开逐步坚实的翅膀，向现代化的目标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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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辽宁推广河道“绿堤工程”
辽宁省日前召开河道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治河要大力推广“绿堤工程”，在大堤上种树种草，把大堤变成绿色风景线。同时要充分利用河道资源，以河养河，把大堤变成一条经济带。辽宁省铁岭、岫岩、清原、庄河等市县建设绿色大堤，通过生物防护工程固堤防洪，取得了显著成效。（吕岩松）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厦门废电池可换门票
厦门湖里公园9月23日用门票向市民收集废旧电池，这是厦门市开展“让世界清洁起来”活动的一部分。交纳废旧电池的市民获得了公园娱乐项目的一张5折优惠票，一次交10节废电池，获得“国庆彩车展”门票一张。这次回收的3000多枚废电池，将拼成我国即将召开的首届绿色博览会会徽保存起来。（孙海涛）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简报
西安新材料产业园成立
我国西部第一个专业从事新材料研发、生产的专业园区——西安高新区新材料园日前正式成立。园区规划用地350亩，目前已批准入区项目8个，项目总投资近2亿元。严东生、周廉等42位院士被聘为新材料园顾问。（郑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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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简报
蛇口成为信息智能示范社区
深圳蛇口信息岛日前被国家建设部列为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与示范项目，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信息智能化示范社区。蛇口工业区占地13平方公里，人口16万，是综合性的现代化成熟社区。目前，区内有发达的通信、有线电视和宽带网络。（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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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怎样理解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
——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系列谈（二十三）
谢钟
一个政党的纲领，规定着这个政党当前和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样的政策策略的根本标志。制定正确的纲领，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事业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既有确定每个阶段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深刻地论述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鲜明地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纲领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我们党之所以叫做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党从诞生时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最高纲领前进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产主义理想都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精神支柱和立身之本。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牢固树立、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如果动摇了这个理想信念，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制订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也不可能为它的发展设计一个固定的途径和模式。只有从现实国情出发制定现阶段的纲领，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每个阶段的最低纲领，才能有效地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党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认识比以前全面和深刻得多了。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现在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长时期内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包括制定党的纲领的基本依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和深化，是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为实现这个基本纲领而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地背离党的最高纲领，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总之，我们共产党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论者，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各个发展阶段的统一论者，既要胸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又要从现实实际出发，把奋斗目标置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从现阶段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要落实到这里；衡量一个共产党员信念是否坚定，着眼点也要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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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
——读《钱学森手稿》有感
张劲夫
最近我读到一本好书，即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手稿》。这本书是钱学森同志的学生郑哲敏送给我的，他是这本书的主编。郑哲敏同志告诉我，学森同志当年在美国长达20年学习和工作的手稿，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好友弗朗克·马勃教授，在学森匆忙回国以后，细心收集、整理并长期妥善保管，于上世纪90年代送给我国的。这是一份难得的世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我虽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力学专业知识，但看到学森同志当年做学问时写得清秀流畅的一串串英文，工整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严格规范的作图制表，再加上编者通俗易懂的中文说明，使我看到了在《手稿》中所体现的闪闪发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它使我这个曾经在科学战线工作过的老人，边读边想，勾起我许多美好和幸福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
记得我与钱学森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56年春节后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当时有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研究制订我国12年科学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刚一上任，陈毅元帅就谆谆告诫我：“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意为科学大师），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这段谈话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在科学院工作的座右铭，也成了我与钱学森同志及众多科学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础。
当时，钱学森同志是力学所所长，还担任12年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那年我42岁，钱学森同志长我两岁半。40多岁的他，身材不高，宽阔的脑门下，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白净的脸庞透着秀气，思维活跃，知识渊博，离开祖国20年之久，仍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浓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惊讶。他所作的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令人眼界大开，使大家看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在讨论制订规划的过程中，钱学森发言很积极，他用自己的智慧给规划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别是亲自主持制订的第三十七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当即挥毫赋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云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在规划完成后，又提出“四项紧急措施”，即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包括落实这些措施，学森同志也是立了大功的。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十分融洽。学森同志到国防部五院担任院长以后，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兼任力学所所长，对加强科学院和五院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全国一盘棋和大力协同的精神，使科学院为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迅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两弹一星”的国家，所以至今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代。我和学森也成了好朋友。记得当时为选择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我和他一起乘飞机勘察选点。一次我到他家，他请我吃炸酱面，使我看到这位大科学家俭朴的生活，感受至深。又一次，我陪郭沫若院长一家、钱学森全家、还有裴丽生副院长一家、范长江一家游览西山，中午郭老请客。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艺术家，大家欢迎她表演节目，她即兴唱了一支陕北民歌“南泥湾”，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饭后又乘火车游览了官厅水库，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成了耄耋之人，我很希望有机会探讨他是怎样成为一位大科学家的，并把他那极其宝贵的科学精神财富传给后人。拜读了他的《手稿》以后，我初步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技术科学的强国之道
在我和学森的接触中，经常对他的博学多才感到惊叹。他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这在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但我过去并不完全知道，他是怎样成为一位科学帅才的。读了《手稿》我才明白，原来这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复兴，在美国是如何发奋努力、攀登技术科学高峰的。
《手稿》的编者为了使读者了解钱学森，在书中附了“钱学森简介”，我也是读了“简介”才知道，他1911年12月11日出生在上海。父亲钱均夫曾到日本学教育、地理和历史。钱学森3岁时随父母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当时最好的中小学和家庭教育。1929年钱学森中学毕业，他为复兴中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机械专业。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预备班，满载着中华文明的营养和科学救国的抱负，从上海乘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飞机专业攻读硕士，一年时间就硕士毕业。1936年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开始了他与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合作者的一段难得经历。冯·卡门的科研和教学实践充分体现工程科学（按照我国习惯，钱学森翻译为技术科学）的思想。钱学森在冯·卡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自己总结二战中雷达、原子弹等提高综合国力的经验，从中看到了技术科学是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关键。这一学科的主要之点是，摒弃过去科学和技术分离发展的弊端，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科研成果和工程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之变成机器，如火车、汽车、飞机等现实的生产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思想通过冯·卡门带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1947年，钱学森回国省亲，将技术科学强国的思想带回祖国。他在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所作的工程和工程科学同一题目的讲演，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将技术科学的思想传播到全国去。因为看到当时时局混乱，自己强国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他毅然谢绝了国民党当局的挽留，又回到了美国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增长本领，等待为国家效力的时机。
开创性的科学成就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回国时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了。但他在美国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并不知其详；而他在美国是经过怎样的奋斗才取得成就的？大家就更不知道了。《手稿》的编者在分析研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工作之后，写出的中文说明回答了这些问题，那就是钱学森找到了强国之道以后，学习达到了昂奋的程度。他是学应用力学的，数学必学，物理的课去听，化学的课也上，甚至对生物的论文也感兴趣。在美国长达20年时间，他在科学理论和工程设计两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进步。从《手稿》一书中可以看到，他所学习和研究的领域有应用力学、喷气推进技术、火箭，创立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并针对祖国需要，研究了将航空发动机原理用于化工和风力发电等，他所学到的知识之多、之丰富和广泛，是近代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中罕见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他对航空和火箭研究上的贡献。
在航空研究方面，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先是找到了解决高速飞机设计问题的近似方法，后来被称为“冯·卡门—钱近似”；接着研究得出了高速飞行体表面有发热现象的新认识，指出了应采取防热措施的新方向；并为高速飞机设计了新型的试验风洞。对于处在萌芽状态的火箭技术，钱学森应邀加入他的同事马林纳组织的火箭研究小组。他对火箭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如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火箭的导航和控制问题、远程商用火箭甚至核火箭等，进行了成功的研究，解决了火箭设计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该小组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中坚力量，即当今世界闻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另外，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法西斯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节节败退的时候，参加由冯·卡门为团长的美国科学咨询团，于1945年5月赴欧洲考察，特别了解德国在飞机和火箭方面的新进展。他作为咨询团的核心成员在哥廷根大学见到了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并和冯·卡门一起代表战胜国审问代表战败国的普朗特、冯·布劳恩等，掌握了当时德国飞机和火箭技术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的准确情况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战场上写出了若干颇有见地和深度的考察报告，全面展现了钱学森的过人才华。回到华盛顿后，咨询团写出了著名的《迈向新高度》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共九卷，其中第3、4、6、7、8卷出自钱学森之手，它是美国导弹发展的规划蓝图，为美国后来20—50年空军发展指明了方向。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严格治学的历史记录
钱学森没有豪言壮语，你只能从他的行动中看他；或者从他的导师和挚友对他的评价中认识他。他的导师和挚友冯·卡门教授，是最了解钱学森严谨治学风格和学术水平的人。《手稿》中的“钱学森简介”记述了冯·卡门教授对钱学森的三次评价，反映出他在美期间飞快进步的情况。1936年10月，冯·卡门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时，看到的是一个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思维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1945年5月，钱学森取得了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科研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冯·卡门评价说：“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的物理图像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他帮助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1955年，当钱学森在回国前夕同夫人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老师告别时，冯·卡门翻看了钱学森的新著《工程控制论》以后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钱学森同志之所以取得这位世界力学大师如此之高的评价，是他勤奋好学又严格治学的结果。比如他每做一个课题，都要认真做文献调研，仅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切实消化并掌握它们，变成刻在自己脑海之中、可以反复思考、随时调用和加工的东西。他如此尊重并吸取前人的成果，是他能够超越前人的基础。我从手稿和手稿的背后故事中，感到钱学森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学习注意力特别集中，特别用功。二是学术争论不讲情面，能够勇敢地坚持真理。三是做学问遵循科学研究规律，不投机取巧、不走捷径。
他的博士论文本来导师给他指出了解题的方法，凭他的才能只要论证一下，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学位。但是钱学森没有这样做，而是严格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首先搜集文献资料，接着进行分析计算，再找出前人的优缺点，开拓创新、自己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求解。他自己选题的目的十分明确，选题的对象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难题，解决的标准是不仅理论上要严密，而且数值计算的结果也要与实际相符，能真正解决工程上的问题。例如，他在研究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时，手稿长达800多页。在手稿达到500多页的时候，他在后面写上了“不满意！！！”继续攻关，当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先是写上了“最后定稿”。（可以想象他丰收后的喜悦）紧接着又注上“在科学上没有最后”几个醒目的大字（可见他热中有冷的科学态度）。
年轻的钱学森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真理。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刚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有一位长者提出反对，他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一位美国记者记录了这个情景，报道说来自中国的一个毛头小伙子敢与权威争论，而他的意见竟然是对的。冯·卡门在下面只是捂着嘴笑，讨论会下来，他告诉钱：“你知道你是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又有一次，他和导师争论问题，搞得冯·卡门很生气。但是过后，这位世界权威经过思考，认识到他的学生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一早，冯·卡门敲开钱学森的门，诚恳地给他行了个礼，然后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错了。”冯·卡门教授的博大胸怀使他十分感动，令他终生不忘。这些生动的故事都说明了钱学森严格治学的精神。
人民科学家的风范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一位爱国主义的科学家，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所以当他获知祖国即将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就坚决要求回国。由于美国当局的阻挠，他的回国历程长达5年，历经磨难，这其中包括坐牢，受监禁，还要经常接受美国政府的审讯。我从一个材料上看到美国反动势力审讯他的记录，十分感人。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再问：“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应当忠于的对象吗？”钱学森回答：“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要由我自己来决定。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的新闻记者则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这位在万里之外的海外赤子，孤身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反动势力，不仅没有屈服，而且表现得如此勇敢和无畏，令人肃然起敬。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气节和骨气！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详细了解了这一段经历之后，我才理解钱学森为什么一回国就那么热爱中国共产党，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学会了新的语言，完全不像一个在海外漂泊了20年之久的游子。他在美国只是向往进步事业，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是党挽救了他，使他能够归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这个背景看，他要求入党是理所当然的了。在科学院我家住在北太平庄12号楼，一天晚上钱学森同志一个人找到我家里，谈了他在美国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准备，准备将来为祖国做点事情，所以一美元的保险也不买。回国后，为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我很赞同，告诉他按照党章必须经两个人介绍，要他自己找两个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们科学院党组及时批准了钱学森的入党申请。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两位老同志。当他们介绍了钱学森的情况以后，党组成员一致通过。事实证明，我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同志以他的行动表明，他是我党的一名优秀党员，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后来我才知道。学森同志本人对入党这件事也是看得很重的。他曾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是他一生之中的“三次激动”之一。
殷切的期望
入党以后，钱学森同志更焕发出高昂的革命热情。他那时为创建我国的导弹和卫星事业，身负重任，常常奔波于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之间，协调解决科研和工程之间的许多重大问题。他用自己倡导的技术科学思想，在科学院和五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后来又进一步提炼为“研制”的概念，将科学院和五院的工作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经过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以后，我们国家面临三年“经济困难”。科学家们生活上困难，思想上对有的问题有些疙瘩，这是可以理解的。学森同志便协助党组和我们一起做科学家的工作。记得那时科学院坚持两周一次著名科学家参加的“神仙会”，找一个餐馆，先是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然后由我做总结。会后，每人出5元钱，吃一顿饭，补充一点营养。学森同志在五院的工作虽然很忙，但“神仙会”他总是参加，并积极发言。他能结合自身的体会，对党的方针政策讲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使到会的科学家们释疑。他还对我说，“神仙会”这种方式很好，可以作为经验介绍出去。我从和学森同志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既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钱学森同志以他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为党为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勋，党和人民也给了他深切的关怀和很高的荣誉，使他能够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据我所知江泽民总书记十分关心钱学森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殷切鼓励他，多次看望他。1989年8月7日，江泽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他，号召大家学习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1991年10月16日，在向钱学森同志颁发“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1996年12月11日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两次到钱学森同志家中亲切看望他，听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建议。党的支持和关怀，使钱学森同志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他经常说，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从钱学森在美国和他回国以后的经历中，不难看出钱学森同志的政治品质和治学品质同样高尚。事实证明钱学森同志是我党难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我冒昧地将他的品德和精神概括为“钱学森精神”，殷切的期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如果在我们年轻一代中，能涌现出许多位“钱学森”，那对推动我国今后科技事业的发展，对贯彻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将是意义深远的。若然，我这名在科技战线战斗过的老人将十分欣慰。（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