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文明对话：世界的共同追求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
编者按：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不同文明对话年”。日前，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21世纪论坛——不同文明对话”2001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就不同文明的交流对人类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文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联合国在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选取部分发言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来自宇宙的本性和天理，应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现代科学的定论是：多样性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天赋秉性。考古学和古地质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靠基因遗传繁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类的童年时代是各大洲人民石器时代的共同经历。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多样性也是铁一般的科学事实。语言文字的产生和进化是最有代表性的科学记录。闪米特文，中国的甲骨文，埃及象形字，巴比伦楔形文字，米诺斯线形字和西奈拼音字等都几乎出现于同一时代。这是文明多样性的历史源头，历史的绝对真实记录。
由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各异，各国创造的文明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世界文明丰富多彩，彼此间存在差异，这是历史现象，也是自然现象。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正是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和融合的结果。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尊重人类自己的历史。
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和遗产。各种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各有其长处，各国的人民都曾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贡献。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充满活力和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借鉴、交流、融合，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正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果。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不断交流与融合的历史。
中国人感受特别深刻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克思的观察：“中国古代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最近一位美国朋友写道：李约瑟揭示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人类文明是由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创造，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英国的骑士时代。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从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中国对欧洲封闭了300多年。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产业革命使欧洲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工业化。而中国到20世纪初还处于封闭、隔绝、贫穷落后和被侵略、受屈辱的境地。20世纪中国的进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年中所取得的成功主要靠学习、引进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没有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中国的工业、农业、医药和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能发达的。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曾出现过文明之间磨擦、碰撞和冲突，一种文明排斥其他文明、试图把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历史记录清楚表明，这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也都是失败的。历史上，各种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不论其表现形式是宗教战争或民族冲突，其实质往往是物质利益的争夺，而非文明间的差异。当代不同文明之间固然有差异，但都在变化和进步。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点。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应当是未来人类进步的主流，是大趋势。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鼓吹“文明冲突”论者把差异绝对化，置它于民族、国家、人民利益诸多因素之上，把异己文明树为假想敌，看成是引发国际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论调无视文明多样性及文明间的交流、融合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鼓动敌视与对立，这与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这一时代主题格格不入。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存在矛盾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间进行对话是避免冲突、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应该成为新世纪、新千年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世界各国都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
中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曾就人类发展过程，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论点。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应接受多样性并存，平等相待，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共处，共同进步。
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曲折中发展。全球化的趋势是由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使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距离越来越近。不同文明在相互交融中会看到更多相似之处，发现许多共同的价值观。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而消失。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包括差异性，依然会存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球化过程一定会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全球化不可能是某一固定模式的全球化。最近世界很多地方对那种不平等的全球化提出了强烈质疑，反对有的国家借全球化向别国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反对抹杀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在经济上的垄断和霸权，反对有人在全世界推行一副面孔、一种文化。倡导不同文明对话目的就在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宽容和理解，扩大共识，化解冲突，推动全球经济和文化进步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共同繁荣。人们期望于全球化的是为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同文明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联合国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各个国家在联合国活动中负有主要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不同国家的文明存在交织和差异，但文明的载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各个国家应在倡导不同文明间开展对话中负主要责任。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有早、有晚、有多、有少罢了。我们应意识到人类的文明来之不易，世界各国的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但并无优劣高低之别，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都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待遇。各国对不同文明的成果应以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加以善待，在不同和差异中推动交流以代替歧视，以兼容代替排斥，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共处代替冲突，世界才会有共同发展，人类文明才能顺利地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题图照片为荟萃世界文明瑰宝的法国巴黎卢浮宫。默铎摄）（附图片）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广泛对话共同繁荣
希腊共和国驻华大使约安尼斯·塞奥法诺普洛斯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血肉。所有的经验与教训、成就与失败、失望与期待都曾孕育过我们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在于其目标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否则，一个文明就会走向衰落而逐渐消弭。
确保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的过程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对话。当我们说到文明的对话，我感到我们不能只认为是机构间的对话，也不能仅仅出于政治的现实原因，或仅限于经济等某些问题。对话要强调日常在普通人之间进行，而不仅仅在学者和领导人之间。
一种文明绝对不能以强制的形式让其他文明接受。虽然历史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强制推广一种文明的先例，但当我们把历史翻到它的下一页，就会发现这种对文明的背叛只会导致文明侵略者的文明退化和道德消亡。
文明对话的历史告诉我们，和平与开放的交流会产生恒久的结果，其影响甚至在数千年以后仍然显而易见。同时，文明不因时间的演进而褪色，它有进步的要求与发展的力量，可以与其他文明互动发展。
今天人类社会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不能无视文明的和平对话的历史规律，我丝毫不担心一种文明会消灭另一种文明，因为文明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不同意亨廷顿先生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他的理论是一种原始的预言方式，认为一种文明注定要与其它文明发生冲突，这可能是一部分人关于文明对话的思想，但它忽视了文明的基本规律，作为和平与繁荣的工具，文明不会相互冲突，只有丧失了理智的人才会发生冲突。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不同文明交流：中国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年而从未中断，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这种影响表现得最明显，一是汉唐，二是近代。
汉唐时期中华文明的空前繁荣，一方面深深植根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和文化积累的沃土，另一方面也是中外文明和各民族文化频繁交流融合的结果。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它始于中国内地，经中亚、西亚而到达欧洲。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海上的丝绸之路。汉唐时代是丝绸之路最繁荣和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因素最积极、最富成效的时期。中国不仅吸收了外来的物质文明的成就，而且也接纳了其他文明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宗教的传入，特别是从印度传入佛教对中国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据有关史料，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开始传入现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努力，多达数千种佛教典籍被译成汉文，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同时，中国人对佛教也不局限于翻译，而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加以自己新的理解和诠释。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况和需要，适应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本身也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吸取了一些成分，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推动了佛教向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传播和普及，至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佛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而且在文学、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像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的石窟艺术，已成了举世公认的中华文明的瑰宝。通过文化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入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对这些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产生积极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突出的例证。
另一个例证是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13世纪中期起，来中国传教、经商的意大利人相当频繁，但向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从利玛窦开始的。当时由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对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清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断了很长一个时期。到19世纪，由于外国的侵略和中国在鸦片战争及其他历次战争中的失败，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试图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之道。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的学说和理论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和热烈响应。正是在西方文明的有力冲击和各种西方思潮的强烈影响下，发生了改变整个近代中国面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作为口号，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新中国诞生同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密切相关。
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能否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汉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文明发达，与各种外来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基本上是在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有利于互相尊重和相互吸收。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间的交流则不同，往往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冲撞。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通过火与剑涌入中国，中国处于受人宰割的屈辱地位，失去了过去引以自豪的文化优越感和尊严。
最近20多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方位向世界开放，积极地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经验充分证明，加强同外国其他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就能更好地发展本国原有的文明。（附图片）
图为南非具有黑人部族传统风格的建筑。
本报记者温宪摄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兼容并蓄多元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
文化的多元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体现。世界的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一体化、数字化与标准化的进程越是迅猛，同时，人们（个人、集团、民族或是国家）越是会强烈地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价值系统与生活方式，自己的独立性亦即保持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的即不同的文化之间，既有差别性又有共同性。人们需要认识它们的共同性，更需要重视它们的差别性。以强势文化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特别是以强势文化的价值系统与思维方式作为剪裁取舍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以世界文化的主宰自居，从而在事实上消灭弱势文化，它必然引起弱势文化的激烈反抗。
一种文化拒绝接收任何新的东西，拒绝接受人类文化特别是价值系统的共同准则；采取人为的封闭战略并且与外部世界持对抗的态度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足，结果导致此种文化的衰微直至灭亡。这是文化关门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
只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看不到它们的互补、交流、融合与相互促进，则强调文化之间的对立，如宗教与种族战争。怀着各种偏见，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与敌意。这是文化沙文主义。
为某种野蛮、愚昧、反人性的精神现象或行为辩护，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邪教、集体犯罪等，完全否认多元文化之间的某些共同价值准则，这是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
理想的模式是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各自发展与共同发展。
多元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也有共同的价值准则。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应该理解所谓先进的相对性，同时应该知道强势与先进、弱势与落后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只有承认自身的远非尽善尽美和大有缺陷，承认对话与交流的双向性才有可能与“他者”进行对话与交流。而落后文化的困扰者只有承认自身文化的不足与亟待变革发展，同时保持应有的自信与尊严，才有可能更有效地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并发展自身。不论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承认先进文化的有效性与优势，接受人类文化特别是价值系统的共同准则：如和平，种族与性别平等，承认差别与互相尊重，社会公正，基本人权的各个方面，人际关系上的诚信与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是保护与发展自身所珍视的文化性格的基础。不能以文化的多元性为理由来为违反人类准则的言行辩护。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能够给各自的文化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能大大丰富各自的文化，减少误解与敌意，促进各自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任何单一的文化，在发展到自以为几乎尽善尽美的同时，都会遭遇巨大的危机：僵化，保守化，自足循环形成的陈陈相因与停滞不前，排他性，丧失活力等。这个时候，恰恰是他者文化的撞击与挑战，造成了自身文化推陈出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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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明对话与国际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
联合国把文明对话这一命题提到议事日程，显然是试图提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有别于现存的以政治、经济、军事较量为主的国际关系。正如伊朗总统哈塔米在2000年9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说：“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话确有警世味道。因为今后世界将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物质的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的情况下，不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而言，科学的进步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最终取决于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取决于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
谈到国际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决定因素不是文明或文化，而是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实现国家利益所用的手段往往很不文明。但是在文明的层面上的交流和相互理解还是有其重要性。这是因为国家利益与文明之间有时很难划一条明确界限。
关于文明的普适性与民族特性问题，主要在于宗教信仰、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方面，因为在不同文明的邂逅中发生问题并可能引起冲突的是这个领域，而不是文学、艺术、音乐等文化创造或是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
姑且举“平等”为例：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有一些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这一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君主专制或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更强调个人的平等权利，而其种族平等的观念比较落后；对于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的国家来说，对外的种族和民族平等就是优先关注的问题。但是不能说，种族歧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点，而蔑视个人的权利就是有些弱势国家文明的特点。应该说平等的权利——不论是个人之间的、性别之间的还是种族之间的，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只不过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与保障这种平等相适应的制度的建立和成熟也有先后，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也有所不同。
凡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必有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必然有演变和革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西方基督教文明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到启蒙运动一系列的革新，就还停留在中世纪，不会有今天的强势。欧洲文明移植到北美后又有新发展。中国文明上溯几千年，自然有延续至今的传统；另一方面，从晚清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直到现在的种种探索和革新，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这个过程还不到200年，现在还在继续中。这种革新对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延续和复兴至关重要。就是西方文明也不是今后就完全不变，大家都看到最发达的美国出现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原来促成美国繁荣富强的精神资源是否已经受到腐蚀，或者是否还能应付新的物质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因素，都是问题。所以今天看来处于强势的基督教文明实际上也面临新的革新问题。
人类的进步是各种文明相互交融的结果。文明本身的差异本来不应该引起冲突，足以引起冲突的是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因为各大文明的经典，无论是圣经、古兰经、佛经以及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都是教人为善、宣扬仁爱、和平、宽容的，但是实际的历史却又充满了杀戮和战争。完全出自领土和财产等原因的，这里不谈。与信仰、思想、意识形态有关的冲突和战争，或者实际上还是利益的驱动，宗教或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借口；或者是出于无知、偏狭和妄自尊大，把别的民族的信仰和文化视为异端邪说。
文明的交融有两个要素，一是互相吸取精华，而不是糟粕，这取决于吸收者自己；一是须在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强迫。即使是在前进过程中共同的普适性的目标，也有各自的阶段性和优先次序，外力强迫往往引起相反效果。
任何文明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出许多提倡和平、反对暴力、劝人向善、主张宽容的教导，通过“对话”正可以挖掘各种经典中所提倡的优良传统，找到共同点，增进相互理解，形成良性互动，以取代现存的以冲突为主调的恶性循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属于各种文明的民族都把自己看成有继承、有发展，处于不断革新的过程中，能以平等、宽容和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文明，既追求共性，又要尊重个性，在“和而不同”中共同繁荣。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合作解决当前人类共同关心的、有时代特色的问题，例如怎样使突飞猛进的科技造福人类而不是嫁祸于人类这个大题目，其中包括环境保护、武器控制、健康卫生、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并能规定一些普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这样说对于今天强权政治仍占上风的世界可能太理想化了。不过既然文明间对话已经开始，理性的呼声应该越来越强，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朝着这个理想努力。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联合国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宋以敏
在文明对话的问题上，在国际上存在若干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论述包含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例如把全球政治的多极化和多文明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亚洲文明正在复兴，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适文明，等等。但是他强调今后战争有可能源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事实上，各国在文明问题上的冲突总的讲在减缓，进行文明交流的愿望在增加。宗教极端主义的某种国际化现象也许是例外，但这不占主流地位。许多学者指出，亨廷顿教授突出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实际上他讨论的是地缘政治问题。
其次，在文明对话中存在着在价值观问题上分“优”“劣”，企图以“优”压“劣”，甚至把“优”强加于人的倾向，已成为文明对话的主要障碍。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一般在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但美国和某些其他西方大国却往往把在价值观问题上的歧见纳入国家关系的范畴，在属于别国内政的价值观选择问题上指手画脚。应该说，善于吸收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分并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发扬，符合各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事实上在各种文明中，除了精华部分之外也还可能存在某些落后的甚至不良的成分。各文明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本身发展的历史条件，也不断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在自身文明和外来文明中不断弃糟粕扬精华的历史。今天，对于各个主权国家来说，它们对外来文明何所取何所舍，更只能是它们的自主选择。各国的这种权利如能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就会大有助于各国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和借鉴。否则，就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利于相互间的文明交流。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了。近年来文明对话问题日受重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同样是其他国际机构所无法替代的。现在各国都意识到，在新世纪各国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大，而它们各自所属的文明却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都面临更大的挑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优越感，在这一领域对非西方国家采取进攻态势，甚至企图改造非西方国家。但西方国家同时也承认，它们同样面临文明的挑战。这一方面促使它们在国内注意妥善处理各种社会不公现象，在国际上也对不同的文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非西方国家承认西方国家当前在现代化中处于领先地位，愿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尽量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在维护自身优秀文明传统的同时，扬弃其中某些已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成分。它们普遍强烈反对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企图。
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文明对话问题上既有某些共同点，又存在尖锐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在制订文明对话所应遵守的国际游戏规则上，联合国已经并且必将继续有效地发挥重大作用。关键在于必须严格区分各国的自主选择和外来强加的企图，尊重不同文明的特色，尽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融，摒弃把一种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做法。在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事业中，推进文明对话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联合国应在共同创造更高水平的人类文明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