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中国科协表示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振兴科技事业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中国科协日前在北京召开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交流会，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把科协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振兴我国科技事业。
与会同志认为，振兴我国的科技事业，是中国科协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历史性任务。大家表示，中国科协一定要进一步加强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竭诚为他们服务，努力把科协建设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说，科协作为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抓住重点，突出特色，发挥优势，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邹家华率执法检查组赴湖北
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执行情况执法检查
本报武汉9月9日电记者江山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从今天开始至17日，在湖北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今天下午在武汉听取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水污染防治法落实情况的汇报。
作为长江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重点区段的湖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国家特大型工程的顺利建设和我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检查组将重点检查武汉城市水环境及污水处理情况、丹江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口水质情况、宜昌三峡施工区水污染环境治理情况等。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布赫在湖北检查《农业法》执法工作时强调
通过执法检查督促落实《农业法》
据新华社武汉9月9日电（记者高友清）9月6日至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有关成员一起，在湖北检查《农业法》执法工作。
布赫深入湖北仙桃市、京山县农村，在鱼池旁、瓜棚边、厂房里，与农民和企业职工接触、交谈，详细询问农民负担和农民收入情况。
布赫强调，农业基础地位决不能动摇。目前，农民增收难、减负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不仅仅在基层，有的是法律和政策没有很好贯彻落实，配套措施不够完善，要通过严格执法，修改、完善《农业法》，并通过各级人大开展执法检查，监督、了解和督促落实《农业法》。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一周视线
本期关注：关闭音像城
音像城指10家业户以上的音像制品集中经营场所。全国整顿文化市场，文化部决定分阶段取缔和关闭音像城。到今年7月，全国已关停并转120多家音像城，目前尚存的80多家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关闭。音像城一度红火，为何要全部关闭？本报记者作了专题采访——
音像城为何全部关闭
本报记者施芳
音像城将退出舞台
“8月31日正式歇业，全场优惠大减价！”当记者冒着倾盆大雨来到深圳罗湖音像城时，很远就看到这样的大红横幅。此时距8月31日零时该音像城限定关闭的时间还有6个小时。
踏进音像城的大门，满眼都是“清仓”、“大甩卖”、“全场5元”、“10元10张”之类的广告招贴，经营者把光盘一箱一箱地搬到门口任人挑选。在这里已打工两年多的罗生说：“政府规定，清完为止，一张不留。接到关闭的通知，我们就开始甩卖了。”6个小时后，这家深圳规模最大的音像城宣布退出市场。为保证不再有商户滞留，执法部门随后实行了断水断电。
像深圳这样的音像城全国目前还有80多家。据文化部有关人士介绍，音像城指的是10家业户以上的音像制品集中经营场所。建立音像城的初衷是把音像制品出版单位和批发单位集中起来从事音像制品批发经营业务，既可以免除音像制品零售商购货的周折，也有利于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1990年以后，各地陆续以“批发进场”、“零售归市”为名，建立了一大批音像城。据1999年统计，全国26个省市共有音像城200多家。
红火了一阵子，音像城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1997年，文化部明令各地停止建立各类音像制品批发市场，取缔非法音像制品集散地，但收效甚微，1999年3月，文化部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压缩整顿音像制品集中经营场所。截至2000年，集中经营场所已减至120多家。今年年初，文化部决定，2001年12月31日前关闭所有一哄而上、秩序混乱的音像城。
盗版猖獗成顽疾
据文化部有关部门统计，虽然到1999年全国的音像城达200多家、经营业户有6000多家，但全国能够保证每月出版音像制品的音像出版社仅有30至50家。“僧多粥少”，音像城内的音像制品90％为盗版。1998年至2001年8月，海关共查获走私盗版光盘8400多万张。走私盗版光盘大多流向了音像城，音像城已沦为盗版的“天堂”。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音像处处长庹祖海分析说，一些地方把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业户引进音像城，经营者竞相压价；有的音像城物业管理费较高，部分经营者靠正版经营无利可图；有些盗版盘几可乱真，价格又比正版盘便宜许多，一些经营者为追求暴利铤而走险，大肆经营盗版、走私与淫秽音像制品。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些音像城已被一些地下黑市控制，进货渠道单一。更有甚者，音像城里的有些业主时常聚集起来为盗版“策划选题”，形成了有组织、有策划的一条龙“机制”。由于经营者太多，当执法部门检查时，常发生集体抗法的事件，有的管理人员进了音像城后就出不来了，只好向公安部门求救解围，有的甚至出现警察也被打伤的严重情况。
近10年，音像城从无到有，迅速扩张；与此同时，国内的音像出版单位却步履维艰，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危机，其中120家音像出版社的年亏损额达3322万元。
利字当头手太软
音像城从创立之初就存在弊端。它有3种类型：一种是1995年前形成的，大部分属经营者自发聚集而成；第二种是1995年至今由各地政府出面组建而成；第三种是由物业招租招商形成的，即物业单位利用企业的空余厂房或房地产开发过剩的空闲场所，办了音像城。其中，由政府出面组建的占绝大多数。
因为管理人员太少，音像市场多，经营者分散，有些地方政府便采取强制措施，集中管理，组建音像城，并派驻了工商和音像管理机构。在初期，特别是政府主持建立的音像城作为扶持正版音像制品的有力阵地，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不久，失控的局面便出现了。
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司一位负责人的话一针见血：“打老虎的人被老虎养着，又如何去打老虎呢？”音像城每年都要向管理部门上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管理费，利字当头，有的管理者对盗版就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包庇纵容态度；甚至当执法人员依章执法时，还有政府官员出面“打招呼”，对上级部门的检查敷衍塞责，致使音像城经营秩序日趋混乱。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音像城关闭时，一些业主“振振有辞”地说：“我们管理费没少交，哪能说关就关呢？”也有少数地方对关闭态度不坚决，想留“尾巴”，希望以整顿代替关闭。有关人士指出，管办合一的体制该改了，文化部出台关闭音像城的“硬”规定是一件大好事。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张万年在广州会见两位军队先进个人时强调
学习实践“三个代表”要注重典型引导
新华社广州9月9日电（李石元、王永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今天在广州分别会见了广州军区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士官”易新群和全军卫生战线标兵杨丽。张万年指出，学习实践“三个代表”要注重典型引导，教育和激励广大官兵坚定信念，刻苦学习，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做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陪同会见。
张万年在听取了易新群和杨丽的事迹汇报后说，我为我军有你们这样的好干部、好战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代表江主席和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致以崇高的敬意。
张万年在会见易新群时说，易新群同志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坚决听党的话；勤奋好学，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乐于助人，甘于奉献，几次见义勇为斗歹徒，十年如一日资助失学儿童和照顾孤寡老人，被驻地人民誉为不走的“兵儿子”；意志坚强，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顽强与病魔作斗争，争分夺秒地为党工作，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高尚的情操。易新群同志的事迹很生动、很过硬、很感人，是平凡性与先进性、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的统一，充分展示了新时期人民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体现了年轻一代共产党人的崭新风貌，反映了广州军区部队贯彻江主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果。
张万年指出，易新群是继“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之后广州军区涌现的又一先进典型，是模范实践“三个代表”的雷锋式先进战士。这个典型的现实教育意义就在于，他为我们每个党员立足本职工作、实践“三个代表”树立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标杆，是全军部队学习的好榜样，一定要把这个典型宣传好。当前，全军部队正在深入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各级要在抓好典型上狠下功夫，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教育引导和激励广大官兵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模范。
张万年在会见杨丽时称赞她是我军在平凡岗位上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优秀代表。张万年说，杨丽同志信念坚定，始终爱党、信党、跟党走；她业务精湛，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她二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无微不至地为病人服务，被海内外患者誉为“爱心天使”；她严格自律，不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诱惑，不为“金山、银山”所动，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杨丽同志的事迹很朴实，也很感人，是平凡与伟大、优良传统与时代特色的统一，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表现了年轻一代共产党人的崭新风貌，是总后系统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果。
张万年强调，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各级都要有自己的典型，要注重用身边的典型教育和引导官兵。杨丽这个典型，为大家学好《讲话》，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每个普通党员在本职岗位上实践“三个代表”提供了一个好榜样。全军部队、院校特别是医疗战线的同志，都要很好地向杨丽同志学习。
易新群是广州军区司务长培训大队的一名士官，他入伍13年来，始终坚持用党员的先进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身患鼻咽癌后，争分夺秒地为党工作，先后6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次荣立一等功，3次荣立三等功，1998年被共青团中央授予“抗洪青年突击队员英模”称号，1999年被评为“全军优秀士兵”，最近又被广州军区授予“模范士官”荣誉称号。杨丽是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惠侨楼总护士长，20年来，她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怨无悔地献身护理事业，用真情赢得了军内外病人的高度赞誉，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军模范护士，1995年被评为总后勤部“十大杰出青年”，并荣立一等功，1998年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又被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
陪同会见的还有副总参谋长隗福临、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孙忠同、总后勤部副部长温光春、军委办公厅主任谭悦新，以及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治委员刘书田等。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国务院体改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三个代表”思想
本报北京9月9日讯记者张毅报道：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最近召开深入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交流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开展了专题讨论。党组书记、主任王岐山在学习交流会上说，江总书记“七一”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讲话为新世纪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王岐山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新世纪的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任务，我们要面对新挑战，认真研究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我们的每项改革都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抓宣讲重实效
——北京市学习“七一”讲话宣讲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赵兴林
日前，北京市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宣讲团，在大兴区的首场报告会反响强烈。可容纳一千二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报告历时两个半小时。
“这个报告会太精彩了，会场秩序之好、报告内容受欢迎的程度多年罕见。”大兴区委副书记张书领、宣传部长郑默杰激动地说，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意义，听起来叫人真解渴。
北京市是怎样组织开展宣讲工作的呢？记者听到这样的介绍，组建宣讲团的通知下达后，组成人员很快集中起来。宣讲团组成人员都是首都乃至全国一流水平的学者、专家、教授。此前，他们中的许多同志已在北京多次作过演讲报告。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教授、国防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许志功教授，原本安排在北京演讲一场，应北京市的要求，不得不增加演讲次数。
宣讲团教务处更是应接不暇，工作人员经常忙到深夜。目前，安排宣讲团作第一轮报告的有十八个区县、市属六个工委，已作的十多场报告场场爆满。市属各局、公司，只能安排到第二轮。
北京市领导带头把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连日来，市委书记贾庆林深入门头沟区，就加快“发展山区特色经济，确保农民增加收入”进行调查研究。市长刘淇率队来到永定河沿岸，要求大家都要为改善首都环境质量作贡献。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连日来，扬州大学“三下乡”服务团近2万名师生开展科技帮扶等活动。图为扬州大学水产专家魏文志博士在指导养鱼专业户。郝敬超摄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博士服务团”近日启程
本报北京9月9日讯记者董宏君从中组部和团中央今天在京举行的“博士服务团”培训动员会上了解到，由中组部和共青团中央选派的2001年“博士服务团”近日将陆续奔赴西部10个省区市和江西省挂职锻炼服务一年。
组织“博士服务团”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服务，是中组部和团中央为贯彻落实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加强对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锻炼而开展的一项工作。“博士服务团”成员在岗前动员培训期间，重点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听取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有关情况介绍。他们表示，要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西部大开发贡献聪明才智。据介绍，这期“博士服务团”有108名成员，其中中共党员72人。
中组部副部长张柏林、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孙金龙出席今天的动员会并作动员讲话。
第2版(国内要闻)
专栏：一周视线
管办合一教训深
丁玎
从无到有，从兴盛到关闭，音像城的教训耐人寻味。
业内人士估计，我国音像市场潜在销售额应在200亿元左右，但每年正版市场的销售额仅占1／10，差额部分成为走私盗版音像制品的生存空间。而这些盗版制品大多流入音像城。“入世”在即，关闭音像城体现了我国政府治理盗版、扫黄打非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族音像产业的坚定决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音像城的初衷是为了“便于管理”，尤其是政府出面组建音像城是为了扶持“一块正版音像制品强有力的阵地”。可是事与愿违，音像城却被盗版缠身，陷入整治失效、不能不关的境地。
表面看，是盗版毁了音像城的声誉。透过记者发回的报道，不难发现，音像城“感染”上盗版除了因为盗版防不胜防外，主要是因为管办合一的管理体制弊端。
音像城的出现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我国的音像业是新兴产业，发展伊始即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指导，导致音像市场长期处于自发扩张状态。正是为了规范和管理自发的音像市场，集中归市经营的音像城才得以迅速发展。音像业主集中进了音像城，按理说应该便于管理，但却仍未管好，根本原因就在于管办集于政府部门一身的体制导致管理不力，“自己的孩子舍不得打”，事关己利，加上地方保护，落下的板子又怎能不轻？
音像城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留下了一串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闭了音像城，如何开拓更多的正版渠道？没有了公开出售的“天堂”，如何更有效地打击地下盗版？如何不重复音像城的老路，摸索出完善政企分开、管办脱钩的新办法？
科学有效地引导市场向经营正版音像制品发展，关闭音像城只是手段，规范管理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