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专访
退休后的马西雷
本报驻南非记者李新烽
我尚未在临时找来作为采访用的办公室坐稳，马西雷就走了进来。他个头不高，精神矍铄，黑里透红的脸庞带着慈祥的微笑，炯炯有神的目光充满着友好的热情，这股热情在他那有力地握手中再次令人难以忘怀。
还未等我对他在百忙中接受采访表示感谢，他便用汉语说出“你好”、“谢谢”，笑言加上“再见”是他掌握的全部汉语词汇。作为博茨瓦纳前总统，马西雷曾多次访华，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这次采访我特意为他带来一尊“兵马俑”作为礼品。遗憾的是，他虽访华多次，皆因日程紧张，未能赴兵马俑博物馆参观。这时，他认真地端详着“兵马俑”，听取我这位兵马俑的故乡人对兵马俑的介绍。
我的采访话题单刀直入，从刚果（金）和平谈起。作为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指派的刚果（金）全国对话调解人，马西雷和他领导的推动刚果（金）全国对话办公室正在忙于刚果（金）和平，“我和办公室的同事们曾多次访问刚果（金），与全国各省不同阶层的人士广泛接触，为全国对话顺利进行铺平道路。过几天，我们还将访问金沙萨，进一步商谈关于举行全国对话预备会议等问题。”
马西雷认为，刚果（金）目前已实现了暂时的和平，为举行全国对话提供了先决条件，但真正的和平惟有在全国对话达成一致后方能实现。通过对刚果（金）的几次访问，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刚果（金）人民厌恶战争，需要和平，并具有民主精神，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实现和平，这是在刚果（金）实现和平的基础，使我们对刚果（金）最终实现和平充满了信心”。
调解刚果（金）和平是马西雷退休后做的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3年多前他刚退休时，应非统组织邀请负责调查卢旺达大屠杀事件，寻找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以防止此类悲剧在非洲大陆重演。马西雷说，经过两年深入细致的工作，他领导的7人调查小组向非统组织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报告认为政治、种族、部族等矛盾是导致大屠杀发生的主要缘由，许多国家均存在类似矛盾，重要的是不同民族之间需要和平共处才能共同受益。他由此认为，影响非洲大陆发展的主要问题是部族矛盾。
当问及他的退休生活时，记者话音刚落马西雷便爽朗大笑：“我尚未退休，还在工作嘛。”他的话引起在座者共同大笑，这笑声一下子激活了我脑海中储存的关于眼前这位慈祥老人的简历：76年前，马西雷降生于博茨瓦纳南部区卡尼耶村；1948年，时值从南非当时著名的泰格·克鲁夫学校获得教育学专业文凭的次年，25岁的马西雷开始其教育全民的使命，在家乡创办了博茨瓦纳著名的卡尼耶中学；1958年，他开始经营私人农场；两年后步入新闻界，先后任记者和《非洲回声报》编辑；1962年开始其从政生涯，与前总统卡马一起创建博茨瓦纳民主党———博茨瓦纳自1966年独立以来的执政党，任党的总书记和机关报主编，后曾任国家副总统兼财政与发展计划部部长；1980年卡马总统逝世后继位，1998年3月退休；199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圣迈克尔和圣乔治”最高勋位。在他执政期间，博茨瓦纳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笑声过后，马西雷眯着双眼微笑着看着我，我赶快收起脑海中正在展开的那一幕幕记忆，而他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又似乎是言归正传地回答我的提问：“我是一位农民，现在还有一个农场，经常去农场养鸵鸟、种蔬菜、割杂草，这占据了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特别是周末的休息时间。”他暂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这样来回跑跑干干活，保证了我的身体健康，我也就不需要专门锻炼身体了。”
马西雷是非洲大陆少有的几位主动让位退休的总统之一，他也因之赢得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当话题转到主动退休时，马西雷充满自信地认为，他适时退休是“正确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定”，并对自己的接班人“深感满意”，对国家的发展现状表示“高兴”，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了解情况者明白，马西雷的话并非客套而实有所指。今年4月，在南非开普敦接受“自由市场基金会勋章”时，马西雷透露自己退休前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与全国人民一道制订了国家至2016年的长期发展计划，这一计划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保证国家的下一代成为有知识的一代新人，为国家建设提供充足的高素质的人才，从而将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崇尚教育的国家，繁荣富裕、生产能力强的国家，具有同情心关心他人充满正义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开放民主的国家，具有道德韧性和责任感的国家以及团结自豪的国家。他说，自己的国家正在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前进，现任国家领导人已经采取和必将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战胜目前存在的诸如艾滋病蔓延等重大挑战。
马西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第一次访华是在70年代，此后曾数次访华，任总统期间就两次访华，最后一次是去年10月赴北京参加中非论坛。”他若有所思地说，“回想起来，访华的时间前后相隔约30年了。”访问多次并相隔久远，中国和中国人民给他留下了三大突出印象：“中国人民非常勤劳，令人十分敬佩；中国是文明和热爱和平的国度，从不干涉别国内政；我幸运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同时深感欣慰的是“我们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采访结束时，他指着桌上的那尊“兵马俑”告诉我，下次访华，“我一定去你家乡参观兵马俑博物馆，目睹这一世界奇迹”。（附图片）
题图为马西雷在接受记者采访。 李新烽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雕塑集萃
“社区缩影”
一组寻求体现加拿大多伦多人精神面貌的艺术铜像“社区缩影”，近日在多伦多市中心布鲁尔东街亮相。这组9米长的群像由21名真人大小、穿职业装的年轻男女塑像组成，有的在疾步行走，有的在打手机，有的提着公文包和午餐盒，表现出多伦多人的繁忙、高效和自我。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邹德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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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变化中的俾格米人
——探访“矮人国”之六
刘梦熊
现在，现代人的生活正冲击着俾格米人的宁静生活。俾格米人的生活方式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每年4、5月间，芒果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猪腰似的芒果，这是中非人的重要食物之一。此时，俾格米人就化整为零，三五成群地在林地里搭起临时的窝棚，靠采摘芒果度日。芒果季节一过，他们又陆续迁回到“大本营”——蒙贡巴的原始丛林中。
近年来，勃亚利农业站附近的林地里，有几户俾格米人，在吃完芒果之后没有迁回“大本营”而留了下来。妇女们采摘野果，男人们到附近的村庄，帮人开荒、采摘咖啡等，打起零工来了。他们劳动半天（因天气炎热，中非为半日工作制），以换取点木薯、香蕉等。不过，他们宁可每天往返数公里，居住在密林深处，而不愿搬到村里居住——他们深深地迷恋森林。俾格米人的衣着也发生了变化。居住在丛林深处的俾格米人仍是赤身裸体，不习惯于穿衣服。但居住在林间便道两侧的俾格米女人们，当有客人到来时，也会围上一块花布做裙子（大多是外国旅游者赠送的），以示文明。
昔日，部落里有人得了病，他们便到村外，唱起悲沉的歌，祈求“父母亲”——森林来保佑他们消灾避难，这种仪式有时要持续数十天。一次，中国医疗队到蒙贡巴旅游，部落里的一个小孩发高烧，神志不清，他的父母急得六神无主，经医生们奋力抢救，小孩转危为安。“中国医生”这个名字，很快在俾格米人中传扬。现在，部落里有人得了重病，就用自制的担架，将病人送到中国医疗队治疗。
一天，我们的农业站来了几个陌生人，尽管他们都穿了衣服，但那矮小的个子，怯生生的目光，一看就知道是俾格米人。原来，他们是想到农业站干活的。在我们的热情帮助下，他们学会了种菜、插秧等农活，体力虽小一点，但干活非常认真。当他们第一次领到工资时，欣喜万分，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购买了衣服、毛巾、食盐、火柴等日用品。（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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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山郁夫与《大唐西域壁画》
吉人
今年1月1日，日本画坛巨匠、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创作的药师寺玄奘三藏院的巨幅《大唐西域壁画》胜利完成并向公众开放。
巨幅《大唐西域壁画》，高2.16米，长40米，有7个部分，13个画面。它们是：朝阳，晨雾中的长安大雁塔（见右图），途经嘉峪关（见下图），新疆高昌故城（见右下图），西方净土须弥山，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印度德干高原的黄昏，月夜下的印度那烂陀。7幅画的画面构成了一日从早到晚的图景。同时，平山还在为展示壁画而修建的殿堂顶部画了一幅25米长的《丝绸之路蓝色天空》。
《大唐西域壁画》是平山郁夫先生一生艺术生涯的结晶，他为这幅壁画构思了40年，创作了20年。为获取创作素材，他踏察丝绸之路70多次，行程80多万公里，总共作画6000多幅。
平山郁夫先生的惊人毅力来自何处？来自中国的玄奘三藏。他说玄奘三藏取经17年，吃的苦遇的险比自己要多得多。在丝绸之路上，每到一地平山都要细细体会：“玄奘是否在此休息过”，“玄奘会有什么感受？”他始终把玄奘当作自己崇敬的榜样。
奈良药师寺为什么要建立玄奘三藏院？平山为什么要把《大唐西域壁画》绘制在玄奘三藏院？因为奈良药师寺是佛教法相宗的大本山，而玄奘三藏是法相宗的开山鼻祖，人们认为药师寺就是玄奘寺。
1980年，奈良药师寺管主高田好胤着手筹资兴建玄奘三藏院。时值50岁的平山决心自费绘制表现玄奘“西天取经”的《大唐西域壁画》奉纳在玄奘三藏院内。高田邀请日本一流建筑设计师，反复修改图纸，很快就建起了一座七面八角，设有绘画殿堂的玄奘三藏院。而平山则在他70岁的时候，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将玄奘三藏走过的神圣之路于新世纪第一春展示在世人面前。（附图片）
（图片由日中友好协会酒井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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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不凋谢的玫瑰
史宗星
英国今年的7月和8月，有3个日子是属于戴安娜的。7月1日，是戴安娜诞辰40周年，若她今天依然活着，该正是摆脱阴影和享受新生活的时候；7月29日，是戴安娜与查尔斯王子成婚20周年，那个万人空巷的庆典虽未能保证两人白头偕老，但盛大豪华的场面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中；8月31日，是戴安娜大不幸的日子，4年前的这天凌晨，她在巴黎遭遇车祸身亡，世界上不知多少人为她洒下了痛惜的眼泪。正是由于这3个日子接踵而至，英伦再次兴起了“戴安娜热”：电视台播放了记录戴安娜短暂人生的电视系列片；伦敦市决定修建一座戴安娜喷泉，地点选在海德公园，向全世界征集最佳设计方案；耗资2000万英镑的戴安娜玫瑰园也已列入兴建计划，年底前可望破土动工……
适逢这个时候，每天都有数千人涌向英格兰中部的奥尔索普庄园。庄园里有片椭圆形的湖水，湖中央有座绿树掩映的小岛。戴安娜辞世之后，她弟弟把她接回自家的庄园，让她安息在这个远离尘嚣但又不感孤独的小岛上。
湖水不深，但很清澈。堤岸的外侧，是一圈长满绿草的斜坡，修剪得如同绿毯一般。紧挨着翠绿的斜坡，是条不足两米宽的石子小道，小道外侧是一圈百年橡树，枝叶繁茂，挺拔高大，犹如一队魁梧的卫士沿湖而立，时刻守护着小岛的安宁。
前来拜访的人们肤色不同，语言相异；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坐轮椅的、拄拐杖的，也有推着小婴儿车的。大家都沿湖边小道缓缓而行，不少人手中捧着鲜花，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向湖中的小岛，寻找那位美丽善良的年轻女性的影子。然而，岛上没有华贵的坟墓，只有长满花草的一块平地，戴安娜就安息在这片沃土里面。唯一为她修建的是一座纪念碑，高约两米，碑体洁白，呈方柱形，顶端托起一朵含苞欲放的白玫瑰。“美极了！”和我同行的朋友禁不住赞叹。
对戴安娜来说，这是她最理想的长眠之地。她曾在这里度过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当时的她，就像一只自由美丽的小鸟。然而，这只小鸟后来飞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笼子。这段经历，虽使她变成了一代佳人，但也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她终于从那个笼子中挣脱出来，重新回到自家的庄园里面，永远享受着故土的温暖。自然，她也有个遗憾，就是她心爱的两个儿子每年只能在这个时候来陪她非常短暂的一天。
奥尔索普庄园已成为世人的向往之地。每年7月1日戴安娜生日这天开园，8月30日关闭，因为第二天是戴安娜的忌日，家人们要单独地与她静静地相伴。过去4年，庄园的拜访者已超过50万人，门票收入全都交给一个以戴安娜名义成立的救助穷人的基金会，迄今，这个基金会已向英国和海外的250多个慈善组织捐助了4500万英镑。救助穷人和遭战乱之苦的人们，是戴安娜生前的一大追求。她死后，人们把她的事业继承了下来。
每一位拜访者都留下这样的印象：人们对戴安娜的怀念，没有因她去世多年而变得淡薄。这倒不因为她生前是位美貌佳人，也不因为她是英国的王妃，而是因为她在身居庙堂之时仍对社会低层的人们怀有一份真诚的爱心。湖滨有座乳白色的亭子，是半个多世纪前留下来的，戴安娜安葬此地之后，就改成了戴安娜纪念亭。亭子顶部刻上了戴安娜的名字，正中镶嵌着她的黑色剪影照片，左右两侧的汉白玉石板上刻着一些文字，左边是她弟弟为她所致悼词的一段，右边是戴安娜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比帮助社会上最羸弱无助的人会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这是我生活的追求和内容，是命运安排的。无论什么人遭遇不幸，都可以向我发出呼唤；无论他们远在何方，我都将飞奔而去。”或许，这算不上富有哲理的名言，却能在世人心灵的深处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
细细地琢磨着戴安娜的遗言，再看看拜访者们在亭前献上的一束束鲜花，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给了戴安娜一个永生的荣誉——不凋谢的“英格兰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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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的老友——李振翩
我在驻美国使馆工作期间，有幸结识著名华人医学专家李振翩的女儿李家瑞女士，并从使馆同志那里听到许多李振翩生前为促进中美人民友好事业而不懈努力的动人事迹。
李振翩出生在湖南娄底，大革命时期是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学生领袖，和毛泽东一起领导过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他在湘雅毕业后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当讲师，后到美国路克菲格大学任客座研究员、美国卫生部生物研究专家，在婴儿麻痹症病毒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8月李振翩和夫人回国访问，8月24日会见了老友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像是在问候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他们一起沉浸在缅怀往事的谈话之中，用湖南家乡话交谈，甚至追忆起当年的简朴生活。李振翩谈到在长沙吃过的各种蔬菜，并问毛泽东现在喜欢吃什么。毛泽东说最喜欢吃的还是冬苋菜和空心菜这两种叶子蔬菜。李振翩说他也喜欢，可惜在他住的地方没有。当夜毛泽东即派人把一篮湖南蔬菜送到他的住处，说是送给他们的告别礼物，并让人关照饭店厨师，说明这些湖南菜的做法。美国《纽约时报》专门登了一篇题为《蔬菜的故事》的文章，报道了李振翩和毛泽东的会见。
李振翩还会见了他的老相识周恩来总理。李振翩热衷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和周总理谈话的主题是关于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途径。与周恩来会面后，李振翩给当时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捎去口信，问布什是否愿意和他谈谈。布什立即邀他到官邸，与他单独进餐，边吃边谈，足足谈了3个小时。他向布什说明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前中国要求解决3个主要问题：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部队；要求美国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要求废除现存的美台条约。布什表示原则上同意，并让李振翩把这个
信息回传给周恩来的部属。应该说，李振翩为中美建立正常关系是立了功的。
李振翩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的人员也特别关照。中国驻美联络处成立之初，人生地不熟，他就经常邀请联络处主任黄镇、副主任韩叙参加各种集会或郊游，为他们介绍朋友，为联络处打开工作局面而尽心尽力。
1974年，他还组织“美中医学科学中心”，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从事美中医学科学交流，以及在美国推广中医学。
1984年这位中国驻美使馆的好朋友因病逝世，使馆人员无不为之悲痛。驻美大使章文晋率领使馆的许多外交官出席了他的追悼会，献上了一个个洁白精致的花圈，寄托对他的哀思。
他逝世后，他的女儿李家瑞接替了他的对华友好事业。李家瑞出生在纽约，美国海都博学院生物系毕业后，再到罗物哥大学深造，获生物硕士学位，任美国卫生部病毒科学研究员。父亲去世后，她用父亲的全部遗产成立了“李振翩纪念基金会”，用以资助湖南湘雅医学院（现为湘雅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去美深造，还在李振翩的家乡资助建立了李振翩小学。与此同时，她也与她的丈夫吉金瑞博士保持了与中国驻美使馆人员的友好交往。我和他们结识后，因为我们夫妇都是湖南人，和李家瑞女士认了乡亲，关系就更为密切，每年都要聚会几次。他们浓浓的中国情、家乡情，一直感动着我。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加沙二题
黄培昭
驴车
司空见惯的驴车，是加沙原始和饱经风霜的一个缩影。
说是驴车，其实是两条粗糙的铁杆，上面架着几块拼凑的木板，下面安上4个轱辘，由毛驴拉着行走的简陋的交通工具。赶车的人，有老人，有小伙子，天擦黑的时候，还能看到上了年纪裹着头巾的妇女。他们盘着腿，晃晃悠悠地坐在车上，手里高举着皮鞭，有一搭没一搭地招呼在毛驴身上。
拉车的毛驴看上去瘦骨嶙峋的，一副有气无力、随时都要栽倒的样子，蹄声嘚嘚地踽踽而行。车上拉的多是新从菜地和果园采撷的蔬菜水果，或者牲口草料之类。重载的时候并不多，这样贫穷的地方，哪有多少东西可拉呢？显然，那毛驴的不堪重负是营养不良所致。车主都住在难民营里，时常食不果腹，自然顾不上牲口了。
晴天，驴车过处，留下一股黄黄的烟尘，弥漫多时方才消散；雨天，驴车常常陷入泥泞，赶车人不得不下来侍候毛驴。加沙的交通缺乏管理，驴车和汽车混杂而行，争抢本已狭窄的车道。在交叉路口，驴车往往是老大，任汽车喇叭按得山响，驴车仍置若罔闻，不疾不缓。
一天，同事开着车正在路上走着，突然一个愣头小伙赶着驴车斜冲了过来，汽车躲闪不及，左窗玻璃被撞了个大窟窿。肇事的小伙子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经交涉，他同意赔偿修车费的一半。可是当折合近千美元的修理单送达他家时，小伙子的家人大吃一惊，他们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钱。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再看看羸弱不堪、面带菜色的一家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风筝
在加沙，飞得最高的，除了飞机，便是风筝了。
由于家境普遍拮据，这里的小孩难得拥有世界上其它国家同龄人流行的新式玩具，只好苦中取乐，玩起普普通通的风筝来。他们只消用几根小木棒支起一个六边形的框框，再在上面糊上五颜六色的彩纸，拖上一条长长的尾巴，便成了自己青睐的风筝了。
在称不上干净的海滩上，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迎风奔跑，放飞一只只风筝，像是放飞他们的童趣和希望。即使在巴以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也常常能见到他们乐此不疲的身影。
加沙人对战争和流血的适应能力真令人惊叹，刚被炸塌的房屋，刚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汽车，尽管还在升腾着浓烈的硝烟，一群天真的孩子便会聚拢来，嘻嘻哈哈地围观，跟着大人看热闹。以色列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隆隆地飞来了，虎视眈眈地俯视着加沙城，随时都会发射导弹。然而孩子们却手搭凉棚仰头细瞧，像是观望他们放出去的风筝，全然没有害怕的感觉。
“瞧，它比我的风筝高不了多少，下次我要做一个比它飞得高的风筝！”一个稚嫩的童声说。
“阿帕奇”并没有投弹，在空中定格了一会儿，又隆隆地远去了，兀自留下风筝，昂着头在空中飘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