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红军东征前后见闻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我出生于山西中部一个普通的农村。1938年春天我十六岁那年，参加了山西抗日新军，同年秋，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时至今日，已经有六十三年党龄了。
初次听说共产党
回忆起我初次听说共产党来颇有一点戏剧性：十四岁以前，我根本没听说过“共产党”三个字，倒是知道中国有国民党、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那是从小学课本上学到的。另外也还知道当时一些军政要员，如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张学良、冯玉祥等人。那时每年出售的“皇历”上都刊登有这些人的相片。对本省的土皇帝阎锡山就更熟悉了。他是省长，又是绥晋公署主任。各学校、机关都挂有他的大像。我开始知道有个共产党，就是听他手下人宣传的。
1935年冬天，阎锡山的官员们，到处宣传陕北在闹红军，闹共产。到处都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阎锡山诚恐红军打到山西来，于是把奉蒋介石之命派到陕北“剿共”的一个军撤回河东，另外还调动了大批队伍把守黄河，并向各地强征民?$，押解到黄河边上修工事，筑碉堡。
那时候，我住在汾阳县东大王村我舅父家。这里是晋中平川腹地。既不是什么军事要冲，也不是什么交通枢纽。只因为地处孝义、介休三县交界处，于是就在村里设了“卡子”。总共派来五六个带枪的人。领头的不知是什么职务，肩上吊着一把盒子枪，手里经常拿着条鞭子。人们都称呼他为伍长。他们就驻扎在村公所办公的禹王庙上。村里雇了个厨子给他们做饭。他们来了以后，还在驻地安了一部电话机。当时这是新鲜玩艺，每逢村里人们成群结队来看稀奇，伍长总要向城里摇电话显示显示。
阎锡山除了调军队加强河防外，在地方上也采取了一些治安措施。首先在各村成立了“好人团”（后改名为公道团）。有资格参加“好人团”的大都是一些家资好些的人家，以及村长、村副、闾长、邻长等人。每人可以领到张身份证，那是用细白布印制的，上边有填写姓名、年龄、籍贯的栏目。只要填写好，盖上村公所的章就行了。把它别在胸前，走到哪里，军警哨卡均不盘查。没有身份证的人，即使到外村走亲戚，也要到村公所开上路条才行。除了“好人团”，还强制各村成立了防共保卫团，凡适龄青壮年一律得参加。另外上边还发下一首《防共歌》。这首《防共歌》据说是阎锡山亲自编写的。总共有四段，每段有五句。
每天学校上课前，防共保卫团操练时，都要先唱《防共歌》。就连唱戏、耍皮影，以及办红白喜事，开场前，鼓手乐队都要先演奏一通《防共歌》的曲调。歌词我倒是都唱会了，可是弄不明白“共党”是干什么的？说他们是“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吗？把人都像割草一样杀了，谁给他们完粮纳税？说他们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吗？连穷人都杀了，济谁？后来，我问一位远房亲戚，他慌忙劝我说：“孩子，千万不要和别人说这些话了，免得惹事。”过了不几天，村里一个青年，因为一句歌词，差点惹下大乱子。
这青年叫狗全，爱唱秧歌。有天在大街上边走边唱《防共歌》，随口把“共党来了大家都糟糕”唱成了“共党来了大家吃油糕”。立时引起街上的人哄堂大笑。伍长听说这事后，当即派人把他捆到禹王庙上。说他这是为共产党做宣传，要送县里治罪。那时候，只要说和共产党有点粘连，罪恶就大了。先是严刑拷打，然后钉上脚镣手铐关入大牢。狗全家的人吓坏了，求爷爷，拜奶奶，都不顶用，后来还是经高明人指点：私下送了伍长几块白洋，又求一些有脸面的人写了张保单，才算放了出来。
红军在晋中平川走了半圈
过大年（春节）以后，传说红军分几路打过黄河来了。这就是党史上说的东征。红军过河后，在西山里几个地方与阎军作战。晋中平川里立时紧张起来。各县城都是只留下一个城门出入，其余的城门都用土口袋闸了，并从各村抽调一些防共保卫团守卫县城。各地的军、警、哨、卡三更半夜查户口，到处都在严查红军探子，一时说口袋里装有红布条的是红军探子，一时又说凡结红裤带的是红军探子，后来连身上带有红头火柴的也成了嫌疑犯。闹得人人自危，家家惶惶不安。一些有头脸的人，经常去禹王庙上打听战况。前一天晚上，伍长还向打听消息的人说，红军已在孝义西山里被包围了。可谁知第二天早起担水的人发现红军大队人马正从禹王庙前经过，向北顺着通上达、演武镇的大路急行军。开头他们见过队伍，都有点害怕。可这些人不像以前过往的队伍那样，张口就骂，伸手就打。而是，连用茶缸在桶里舀点水喝，都是和和气气，商商量量。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又见这些人的帽子前边都缀着一个红布五角星。当担水的人们知道了这些人就是红军的时候，不但不害怕，反而有了点亲切之感，都主动把水桶放到路旁，让那些匆匆赶路的红军润润嗓子。
我知道红军路过的消息，是听邻居说的。当我跑到禹王庙前的时候，红军已经过完了。人们都围着看庙的老头问长问短。他告诉人们说：“前半夜来了几个人敲门。说是县里送公文的，伍长他们开了门，才发现来的是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卡子上的人就全被俘虏了。电话也被拆走了。接着就过大部队，从前半夜一直过到天明。我没有见到一个红军，可是看到了不少写在墙上的大标语。直到现在，我还记着其中的两条：“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打倒阎锡山，北上抗日！”这两条标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来工人农民也有自己的队伍；而这支队伍又是抗日的。那时我早已知道日本侵占东三省这一国耻了。
这天上午，飞来两架飞机，在这一带村庄低空盘旋。还在上达村外扔了两颗炸弹，用机枪扫射了一通，然后就飞走了。后来听说当时红军就在村里，他们没有理睬敌机的火力侦察，除了岗哨，其余的吃完饭都在睡觉。到太阳落山后就向文水方向开拔了。临走前，把借用老乡的东西都归还原主，损坏的折价赔偿，另外还把住过的地方打扫了个一干二净。
后来听说，这支红军，当夜一面佯攻文水县城，一面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奔袭太原近郊晋祠地面。之后，大队人马就驻扎到文峪河口的开棚镇。当阎锡山慌慌张张调动大批兵马来围攻的时候，红军早已转移到交城山里去了。
这股红军，就在晋中平川走了这么半圈，阎锡山那些欺骗宣传就不攻自破了。不少人都希望红军能够再来，我更加希望能够亲眼看看这支抗日队伍。可谁知不久传说红军转回陕北去了。
东征是宣传队，播种机
这次红军东征，把老阎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在晋西、晋西南一带，攻占了十多座县城。还在不少地方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特别是红军骑兵奔袭晋祠后，坐镇太原的阎锡山更加惶惶不安。而正在这时候，红军却主动停止攻击，全部撤离山西，回师陕北了。很久以来，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前二年在翻阅党史资料时，这才弄清楚其中有个重要缘故。
在国民党的军政首领中，阎锡山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他经营的山西独立王国，不允许蒋介石插手。在红军东征前，蒋介石就派了十多架飞机到山西来，支援阎锡山。红军东征开始后，蒋介石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就调动几十万中央军，以帮助阎锡山“剿共”的名义，向山西进发。以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可“剿共”又可消灭异己；而阎锡山则深知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拒绝么？理由不足。欢迎么？等于自取灭亡。真个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蒋军打进山西来，对陕北苏区的压力必然更大，如能稳住阎锡山，经过艰苦的政治工作，则有可能争取他共同抗日。于是就决定结束东征，放阎锡山一码，从而挫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回陕北后，首先是把俘虏的阎军官兵释放了，特别是把一位团长礼送出境，还托他带了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一封亲笔信。从此双方高层人士就有了接触。由于中共中央的远见卓识，这一英明的决策，对后来山西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这年秋天，我考入了孝义县立第一高校。同学中有几位是孝义西山里的，红军不仅在他们那一带走过，打过仗，还在村里住过。村里上年岁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仁义的队伍。
不仅不糟害老百姓，而且还帮助老乡们担水、扫院、推碾、磨麦。一个叫交口的村里吃水困难，红军竟然帮他们打了一口井。这些队伍平常不是出操，就是上课，讲政治、学文化。以前老阎宣传红军是杀人放火的恶魔，事实证明是胡说八道。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红军倒是把村里一些地主们的存粮拿出来，分给农民度荒。红军撤走的时候，许多人都哭了。据高我们一班的同学说，学校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校园中、教室里那些辱骂共产党的标语，都撕毁涂抹了。另外，学校还聘请来太原师范毕业的三位教师，他们除了上课，经常教学生们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
从学校图书馆订的报纸上看，整个山西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把以前扣捕的一些共产党员、进步青年都释放了。他大约也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那时山西东边，日本人在鼓动一些卖国求荣的人成立冀东政府；北边，日本军队不断在绥蒙一带挑起战事。这对山西都是很大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成立了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名称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办起了培养骨干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不久，给各县都派出了“牺盟”特派员。派到孝义来的特派员叫曹诚。人很精明能干，经常到我们学校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有时和校队打篮球，有时和教员们谈话。不断在学校、机关、农村中发展一些进步青年成为牺盟会员。从他的平素谈话中，知道牺盟会主任名誉上是阎锡山，真正主持工作的是他请来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共与阎锡山已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战争正式开始了。日军不停地攻城略地，兽蹄很快就踏入了山西境内。阎锡山的旧军节节败退。正在这危急关头，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开到了山西前线，首战平型关就歼灭了日寇精锐部队坂垣师团一千余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震惊了全国人民，更鼓起了山西人民杀敌的勇气。据说就在这时候薄一波提出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新军的要求，阎锡山只好答应。不过在编制、数量上做了一定的限制。很快在山西就掀起了一个参加抗日新军的热潮，后来外省市以及海外一些爱国青年也投奔山西新军来了。当年我就是在这一热潮中参加新军的。新军先后组成了四个青年抗日决死纵队（每个纵队等于一个旅），另外还有工人武装自卫队、政治保卫队、暂编第一师等革命武装。之后就配合八路军，开辟了华北地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一直战斗到日寇无条件投降……
我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曾说过的三句话：“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深深感到，1936年红军东征，也正好印证了毛主席的这三句名言！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七一之歌
八十年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历经斗争、挫折、英勇前进、浴血奋战，整整走过了八十个年头，以赤胆忠心、以全心全意、以前赴后继，终于领导全国人民从枷锁重重中、从血海骨坑中冲杀出来，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屹立在东方。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走上飞速发展的道路，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东方，中国富强起来了，成了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同时成了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坚强支柱。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里，香港和澳门回归，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宰割的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尊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振兴强大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的历程。
我没有欣逢那叱咤风云的年代，我比党小了六岁。当党领导工农大众与三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幼童。我认识党、接受党的教育、跟随党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是在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迎接了新中国的建立，并且为了捍卫他而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在大学里投笔从戎，走上抗击美帝侵略的战场。这件事使我十分振奋。一个刚刚建立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然昂首挺胸地向一个世界上最霸道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美帝国主义宣战，这实在是震惊世界的举动。一百多年来一贯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敢藐视侵略者，给予正义的还击，迫使他与中朝人民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是正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伟大精神的胜利。我那时是在志愿军空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对此感受尤为强烈。因为我们的空军部队刚刚成立，我们的飞行员只在空中飞行训练过几十个小时，却要与飞行了上千个小时的，并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希特勒的空军作过战的美国的老牌飞贼们作战，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由于我们的飞行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知道我们是为正义而战，所以英勇顽强，再加以刻苦锻炼，不怕困难，在实战中得到迅速提高，逐步由弱到强，出现了“王海英雄大队”，大队长王海，一个人便击落击伤敌机九架，荣获一级空军战斗英雄称号。又出现了一举击毙美国空军第一块“王牌”戴维斯的张积慧。接着，在朝鲜战争前夕，我们二十岁的青年飞行员韩德彩击落美国号称“第一流空中英雄”、第二块“双料王牌”的哈罗德·爱德华·费切尔。震惊了世界。彻底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我正是以这些战例为题材，写成了长篇小说《鹰击长空》（同时也写成电影文学剧本《鹰之题》），这是我在党的培育下在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次我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建设新中国而投身于最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去的，便是参加开垦北大荒。1958年3月，我和一群战友从北京军委空军政治部转业到黑龙江省号称“北大荒”的垦区，我们爬冰卧雪，在千里荒原上修铁路建农场，把荒无人烟的荒原，建成了富足的粮仓。用我的笔，我创作了许多反映农垦生活的作品。同时，以自己亲身的感受，搜集采访，创作了反映当年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英勇事迹的长篇小说《赵尚志》（由上部《中国的夏伯阳》和下部《总司令的悲剧》两部书构成），这是我“抗联英雄三部曲”的第一部，并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播放，把当年东北人民抗击日寇的艰苦英勇的斗争生活，再现给广大人民，并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无耻、残暴、灭绝人性的罪行。同时也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昭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不能成功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我们的国家，解救我们的民族，也就无从建立今天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事实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去延安
前几天，一个小雨零星的早晨，有人打电话给我，让给“八办”修改一篇演讲稿，问我愿不愿意做。我说，行。之所以接受了这个差事，潜意识里是庆幸自己遇上了一次回归红色岁月的机会。
于是，我变成了一个“讲解员”，向造访这里的游客讲述前辈们的故事。这里是当年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是红色据点，红色桥梁，红色兵站，曾经向革命圣地延安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有一位老人重访这里，说他当年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认识了延安，携带妻子和婴儿从失陷的南京辗转来到“八办”，踏上奔赴延安之路的。开始雇了一头小毛驴，驮着行李赶路，为躲避国民党的层层关卡盘查，只好卖掉毛驴，扔掉行李，扮成小两口回娘家的样子轻装简行。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妻子病倒了，婴儿因缺奶哭个不停。当他俩咬着牙终于坚持到达延安时，襁褓中的婴儿不再哭泣，也没有再醒来。他们擦干眼泪，投入了火热的新生活。当这位老人回忆往事时，是无愧于年轻时的人生选择的。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行程，八百里的云和月，令人神往，令人浩叹。奔赴当年的延安，可以将人生的理想融入挽救民族命运的大熔炉。在一条条根系似的黄土小路上，流淌的是青春的血液，心向延安，又把火种撒遍了大地。这对于垂暮之年的老人，是重温陈年佳酿，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陌生中发现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这篇演讲稿捉笔的我，是介于晚霞与朝霞之间的午后的云彩。没有老延安的久经沧桑，也没有七八十年代生人的鲜活新锐，上个世纪下半叶的阳光和风雨，让我们成熟着自己的果实。对于延安，我是感觉温暖的，朴素的，亲切的。多年来，我到过那里无数回，时至今日，仍盼望能有机会置身那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我头一回去延安，是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那时候，我从来没出过远门，涉足之处只不过三十里方圆。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合谋，随着刚开始的串联队伍步行到延安去。从家乡的小镇中学出发，每天以上百里的速度向北挺进。开始是沿着公路走，后来干脆抄捷径，走村串社，过田埂，溜沟坡，在沿途的接待站或老乡家充饥，随便找地儿困上一觉，又赶路了。延安像一团火焰，在召唤着稚气未脱的同学少年，那份被理想燃烧的激情，在农家孩子来说是不曾有过的。一路的劳苦疲惫，在终于看见灯火镶嵌的宝塔时，小伙伴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甚至号啕大哭起来。之后是在接待站排队，拥挤着去领取延安纪念章，当晚被安排在清凉山老乡家里食宿。我和另一个小伙伴住进一对老人家，石窑石炕，热饭热被窝，像回到了家里。我们就像老人的孩子，享受着慈祥的抚摸，睡梦中抵达快乐的天堂。早晨醒来，老人已做好饭，馍馍酸菜小米粥，真是香极了。站在门前看宝塔，看阳光下闪烁的延河水，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参观一天回来，饭留在锅里，还有几片肉，感觉延安母亲真是好。
那时候，年幼的我向往着精神的滋养，同时也因物质匮乏渴望肠胃的满足。革命圣地的延安，起初赋予我信仰、崇拜、历史知识和人生精神。在时代的变迁中，随着经历的增长，一些幻影在渐渐褪去，那些永恒的东西是不曾更换也是不会磨损的。延安山川风物的魂魄，那一份不能舍弃的亲情，是在一次又一次涉足时不断体悟到的。
之后，在大学读书时的野营拉练，又实实在在地用脚步重温了一回串联时跋涉过的延安之路。做记者编辑的生涯中，几乎跑遍了延安城的角角落落，以至陕北的大多县城。寻访过毛主席转战陕北时走过的地方，采写过老红军、北京知青、基层干部和群众，也收集过那里的历史传说。如同我幼年时遇到的清凉山老人，那份人间的慈爱，那份生存的毅力和给予我的心灵的洗礼，是无论如何也数不过来了。
去年冬天我去延安时，只在那里逗留了一两天。我走过几处革命旧址，在纪念品摊点上买了一盒碟，是陈旧而新鲜的《陕北民歌》。在电脑上打开它，效果十分地好。从流动的画面到飘逸的音乐，看到的是那一片苍茫的土地千年的容貌和百年的神采，听到的是悠远阔大的呼吸和火种发芽开花的回响。抑或移植为摇滚，也没有走出原本多远。
是的，当下坐汽车火车或飞机去延安的游人，该是幸运多了。已不必让“八办”劳神，毛驴也已成稀罕了。若说有谁徒步去延安，准是小报记者感兴趣的料儿。各类旅行社的北路几日游早已开通，在节假日的生意更是不错。那里有风景，有大自然和历史的风景，有旧物和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风景，有人的风景。红色经典是宝塔山和依旧流淌的延河水，是那些窑洞和小路，是朴实无华的物什和动人的气息，是院落里那一棵棵蓊郁的参天大树。如同延安的故事，在一天天变老，也在一天天更新。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此心可对天
——廉正一生的刘晓
仇学宝
刘晓是谁？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上海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1937年，刘晓奉中央之命，从延安秘密来到上海，担负重建被国民党全部破坏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大使命。在他领导下，重建工作十分成功。从1937年幸存的四百多名党员，发展到1949年的一万多名党员，为国统区开辟第二战场和迎接上海的顺利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从1926年他十八岁第一次从湖南到上海投身革命算起，他先后在上海工作战斗了二十一年。其中十八年，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的污泥浊水中度过的。但他和他的战友们，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朗如明月清如水的廉正品质。
1937年，他和夫人张毅从延安经西安秘密来上海。为了化装需要，本可用经费买些衣服，可他为了节省经费，通过夫人，向她西安的朋友讨了一件不太合身的长衫、一条西裤和一件衬衫。这几件旧衣服，他穿了好几年，即便当了关勒铭金笔厂的经理，也舍不得丢掉。其实那时，他已掌握着许多钱。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让手下的同志办了不少企业，如他挂职的协鑫商行、“红色资本家”卢绪章经营的广大华行等，都是生意兴隆、资金雄厚的企业。广大华行办得很兴旺，下面有不少分公司。有一次广大华行从美国做了一笔西药生意，就赚了二十多万美元。这些企业提供的资金，由周恩来和刘晓调用。他常从这些企业提取巨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为了帮助遇到特殊困难的同志，或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战友，他不吝惜金钱，常常一出手就是一二十根金条。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48年，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同志被捕的事件。刘晓总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营救，有一次为了凑到足够的钱，他把那幢作为重要联络点的马立斯新村的洋房也卖掉了。
为了革命，为了同志，刘晓不惜“一掷千金”。然而，他和刘长胜等领导人，对自己的生活，却是克勤克俭，从不为自己和家庭花公家的钱。
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后，中央派原先负责西南、平津地下党的钱瑛来上海局工作。一天，刘晓请钱瑛到家里做客。当时物价飞涨，刘晓夫人为款待这位好友添几个菜而犯了难。那时，他家有三个孩子，夫人既要为刘晓去秘密电台取中央文件，还要挑起全部家务，里里外外一个人忙，为了安全，不能雇保姆，他家每月的开支总是紧紧的。夫人每次回娘家，他那位做医生的岳父，总要暗中塞些钱给女儿，补贴他们家用。
而他手头并不是没有钱。钱瑛来访的那天，在他楼上的秘密柜子里，正藏着准备交给钱瑛作为活动经费用的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哩！
古人云：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正身。由于刘晓和刘长胜等领导人的以身作则，上海地下党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着节俭自律的好作风。为了尽量节省党的经费，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尽力自谋生路，养活自己，既便于隐蔽，又能联系群众。如刘长胜，开了家米店，王尧山办了个文具店，刘晓自己则干过许多行当，当过保险公司的经理员、麦伦中学的教师、关勒铭金笔厂的经理、甚至还当过长江船上的航运业务员，在赴重庆的途中打工……
刘晓和他的战友们都能自觉地自我监督，始终过着清苦俭朴的生活。卢绪章常责怪刘晓太节约，“行头”不够挺括，不像关勒铭金笔厂经理的派头。这些上海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常常开会到深夜，肚子饿了，连几碗广东虾仁馄饨面都舍不得买，弄些咸泡饭、阳春面就对付过去了。
对公家的钱，刘晓和刘长胜总是精打细算，卡得很紧。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刘晓在香港举办干部培训班。由于学员多，开支大，为了节省钱，他对每一笔开支都要亲自审阅签字后才可支出。有一阵为了压缩开支，甚至采取鼓励学员利用空隙时间去打零碎工的办法，有的学员卖报纸，有的甚至上码头扛大包，一方面便于掩护，一方面可挣点零花钱，改善生活。刘长胜对党的经费管得更仔细，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一直坚持每天记账的习惯，所有党的经费支出，都用秘密方法，记得一清二楚！而广大地下党员则是靠自己的工资或用家里的钱来支持党的工作，家庭富裕的党员，还动用家里的钱来支持革命，真是一腔赤诚心，绝无谋私念！
然而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和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竟遭到了莫名的怀疑。当时是作风傲慢的饶漱石主持工作。有人散布传言，说地下党掌管的巨大经费有问题。面对来看望他的陈毅、聂荣臻、粟裕、沙文汉和陈修良，刘晓指着自己的胸口，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五个字：“此——心——可——对——天”！
这五个字，虽然说得很轻，但是震撼人心！然而历史作证，刘晓的一生是忠诚一生，廉正一生！
1991年9月，我为了撰写《魂系上海——刘晓传》，专程去北京拜访刘晓夫人，看到这位老革命家、外交家、中央高级领导人的家，是这样的清寒：老式的房屋已多年失修，窗上的铁栅都已生锈，铺在客厅里的那块地毯，上面的花纹已经模糊不清，几只沙发也相当陈旧，而孙辈们住的西屋里，则并排放着两只简易的木板床，和一些五十年代简陋的旧家具，盥洗室里浴缸的搪瓷也已脱落……我看在眼里，不由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
是的，他是有资格向党和人民说这五个铿锵有声的字的：此——心——可——对——天！
但愿这五个字，能成为一面金光灿灿的明镜，激励今天的干部们，做一个正直清廉的人，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同时，更愿这面金光灿灿的明镜，能像照妖镜那样，照一照那些无耻、贪婪、背叛、肮脏的灵魂！……
敬爱的刘晓同志，上海人民永远怀念你！并永远记住那五个撼人心魄的字：此——心——可——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