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随笔
学风刍议
危兆盖
时下的我国学术研究可谓空前繁荣，学术队伍也非常庞大，但学风不纯也是近些年暴露出来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而且迄今尚未获得圆满的解决。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分析，学风不纯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年轻学子拿起剪刀加浆糊，居然能在一两个月内东拼西凑搞出一部甚至几部所谓“学术专著”，其实都是“豆腐渣工程”；身为博士生导师也敢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招摇过市；还有的写了一本小册子，就到处求名人作序写评，以博虚名；也有人为了职称或其他利益而花钱雇“枪手”炮制学术论文，自欺欺人。“专业队”尚且如此，“取一瓢饮”的非专业人员就更不把学风当回事。中国古代原本就有学而优则仕和挟官以治学的传统，而眼下是开放社会，知识共享性更强，于是有些为“官”者也到处发文章出专著。这类著述中的大部分学术品位当然是靠不住的。既然学界存在这般现象，那么，严谨求真的学人自己站出来，清理、整顿学术秩序，也就是势所必然了。加之媒体曝光，不但学界关注，社会各界也非常关注，关于学风问题的讨论也就更具社会性。
但学风问题，说到底还是治学者对待学术事业的态度问题。玩世不恭者与循规蹈矩者肯定大相径庭。因此，要彻底根治学风不纯的现象，首先就要做好治学态度这篇大文章。为什么总有人不惜声名违规乱矩呢？一言以蔽之，趋于蝇头小利故也。譬如，有的为了升职，有的为了当“官”，有的为了分好房，有的为了出有车，也有的纯粹是为了捞票子，如此等等，都是物质利益在作祟。人生在世，不言利当然不行，即使身在学界，也不可能免除物欲的困扰，但问题是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取利益。如果深练内功，在前人提出的“德、才、学、识”四字上多下功夫，努力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以自己的真才实学来获取社会的承认，方为正途；如果以江湖术士坑蒙拐骗等歪门邪道来获取利益，自己把自己变成物欲的奴隶，岂不有辱斯文？
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此，身在学界，应该努力成为社会公众的表率，绝对不能仅仅因物质利益的驱动而有损学术的尊严，败坏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优良学风。在治学态度上，只能以诚实和勤奋为本，而不可怀耍滑取巧的心理。钱钟书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范文澜也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由此可见，做学问虽然不易，但既为学人，就不得不克服物欲的困扰，养就一种淡泊名利的精神。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得学风纯正，最重要的还是要正本清源，即端正治学的态度。为了纯洁学风，提倡学术自律是重要的，学人应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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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起点
张铁宝
由中国史学会、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等发起，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南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罗尔纲的治学精神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太平天国的定位。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农民阶级探索解决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与近代化两大历史任务的一次伟大实践，其功至伟，功不可没。在太平天国失败不长的时间里，相继出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决不是偶然的。只有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正确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当然，太平天国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失误，导致其很快败亡。但这些并不影响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思潮是不可取的。
怎样看待太平天国拜上帝教。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上帝和中国民间的宗教活动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宗教教派。它在太平天国起义及治军治国等方面都曾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落后因素和精神麻痹等负作用也始终存在，最终成为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拜上帝教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利用宗教迷信的性质基本一致，不能视之为邪教。
继承发扬罗尔纲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学习和弘扬罗尔纲的治学精神具有现实意义。纪念罗先生，就应该像他那样治学不苟且，甘坐冷板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进取，多出成果，为“两个文明”建设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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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人素质研究》
一中
中国人的素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沙莲香教授的新作《中国人素质研究》，是一本系统研究中国人素质的专著。该书具有创新性、科学性。
第一，提出“中国人素质关怀”这一概念，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素质研究的深刻关注与了解。该书的研究是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去探究挖掘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素质提升状况，力图更多地发现中国人素质提升中的新质素和新现象，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人素质的进步与提升。与此同时，作者也向人们揭示了在中国人素质提升过程中的艰辛与困难，以及这种艰辛和困难与中国人素质提升的相关关系。
第二，将中国人划分为不同群体来加以研究，弥补了过去已有研究或泛泛地谈论中国人素质，或只以某一地域、某一群体为观察对象进行研究的不足，给读者展现出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当代中国人的素质面貌。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作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对媒介热点话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统计，从中提出问题，又通过对问题的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媒介上的有些问题是作者在研究预设中没有想到或者没有在意的，新的发现正好补充修正了研究预设的不完整性。而媒介上的有些问题恰好又和作者的假设相吻合，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客观的依据。这种从材料提问题、从问题出观点的研究方法，为研究者形成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该书更具有可信度与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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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展望
李振宏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是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今年春天《史学月刊》编辑部举办的“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提出各式各样的看法。由于该问题事关中国史学发展的大局，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成就，如何估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如何保障马克思主义对未来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是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话题。在史学指导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观念，在中国实现了全民族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及其历史穿透力，使受其熏陶的学者养成了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思维习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去发现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能在深刻的理论层面，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借鉴。于是，在国际史学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很具特色的中国历史学派。再次，近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切成就，几乎可以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上展开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发展并确立指导地位，我们现在所达到的一切史学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的经验昭示，21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仍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个坚持决不是教条的和僵化的，而是要做到两个统一。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重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向前推进，使之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被演化为教条和公式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个别看法或结论。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相统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被学习和遵循，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对一种科学的理论，要了解它，发展它，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达到。
要研究就会有争鸣，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同观点的有益争鸣中得到充实和发展的。21世纪的中国史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下功夫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给史学工作者以智慧和启迪，另一方面，史学工作者又不断地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历史认识，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这样，在理论与研究实践之间，就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史学理论和中国通史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
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时期。这场变革的完成，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必将引发人们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促使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过往的历史行程，并将对历史的思考上升到理论层面，推动历史观的发展更新。所以，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会出现一个史学理论研究的新高潮。近些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研究等等，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征兆。
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将使中国通史研究领域出现新的热潮。通史热，是历史观和史学理论进步的必然产物。最近，有学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时，突出谈了历史观的进步和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与撰述，其中注意到了20世纪中国史学进步的这两个方面，但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两者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其实，史学发展史证明，任何时候，历史观的进步或更新，必然同时带来对通史性研究的关注和突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通史性著作《史记》的出现，是与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秦汉时期，中国历史刚刚完成从春秋战国开始的伟大社会变革，人们开始形成对社会历史的新的理解和认识，而《史记》就正是人们从新的理性思考出发重新认识历史的产物。20世纪中国史学界从传统的封建正统史观到近代进化史观、从近代进化史观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两次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促成了通史撰述的热潮；21世纪中国史学界，由社会变革和经济转轨引发的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也必将促使中国通史领域形成大家辈出、群星灿烂的新局面。
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发展将成为潮流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形成多样性发展的态势。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将历史研究固化在一定的成规之中，使一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手段、表述问题的形式等方面，都保持惊人的一致性，显示不出历史学家的个性特色。新世纪史学的发展，将改变这种沉闷的史学研究局面。作出这样的预测或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21世纪的社会实践将会更加丰富多彩。过去，我们在长时期内理解的社会实践比较单纯。社会实践的单纯，决定了史学研究思想和课题的单一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史学研究的选题大都集中在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实践变得丰富起来，真实的历史内容凸现到人们面前，加之历史的加速度发展，社会实践在历史学家面前呈现的是无限丰富的认识亮点，于是，历史学家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思路也就活跃起来，选题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出来。
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思想解放的深入，历史学家的史家主体性解放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随着史家主体性的解放，历史研究中就会滋生出许多新的东西，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新的史学概念和范畴，新的研究课题，新的史学流派等等，将会成批涌现。理论研究和具体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将呈现多样性发展的态势。
再次，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历史研究已呈现出学术下移的趋势，历史学家从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的发展，到更多地关注民间、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历史学家一旦走向民间，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选题的多样性，思维的多样性，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就不可避免。
最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研究的思维和方法，造成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发展。列宁曾讲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是更加强大了。”20世纪的科学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言，21世纪的科学发展还将进一步增进科学一体化的趋势。历史研究也将从众多的自然科学中汲取方法论营养，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方法论手段，造成在理论诉求、方法论依托方面的多样化局面。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发展，要求有相应的人文、学术环境，这就是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要提倡、鼓励和保护不同学派的争鸣。不同历史观的存在是正常的，同一历史观在其发展中形成不同的学派也是正常的，由此而形成的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将有力地推动史学的进步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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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透视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
胡中生
前不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与会的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特定区域和特定群体的人口行为。
与会学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之一是古代特定群体的婚姻制度与生育状况。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皇家实行的是一后群妃制，这一婚姻制度意在广育子嗣，延续家族政权，但皇家子女夭亡率也很高，而且皇家的生育状况与朝政的清浊有着某种的一致性。有的学者提出，清代满蒙近亲结姻现象虽然较为普遍，但对这种现象要做详细的甄别，对蒙古王公之家人口繁育因近亲结姻所受的影响，不宜做严重估计。有的学者重点研究了古代士绅群体的婚姻与生育，认为多妻、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是士绅群体的显著特点。也有的学者分析了清代盛京内务府三佐领下旗人的生存状况，认为其病残丁和废丁很多的原因，可能与国家赋役政策的改变、生活和劳动条件的艰苦以及家族的遗传有关。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的婴儿成活率也很低。
古代的溺婴与收养问题也是与会学者讨论较多的话题。有学者认为，由于贫穷和重男轻女思想，明代溺女婴习俗流行于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江南地区，这造成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男子成婚困难等社会问题；同时，这些地区溺男婴也相当普遍，这反映了家庭由于经济承受能力而进行的生育控制，也可能与当地古老民族的习俗有关。有的学者则重点分析了宋代福建地区的溺婴现象和民间收养行为，认为溺婴现象可能是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而进行的生育控制。而由于政府的育婴堂作用不大，因而才鼓励民间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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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北洋军阀史》
南社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恶名昭彰而又有着重要地位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一集团肇兴并活跃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经历重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又曾长期居于政坛主宰者地位，它所制造的政争、割据、混战等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给人们留下了诸多有待认真诠释与论定的课题。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由于北洋军阀史时限跨越中国近、现代历史，其间尤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标识发生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的兴替变化，头绪纷繁复杂，不太易于指点评说，因此，目前史学界对北洋军阀史所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有关人物、事件等个案问题与局部现象进行探讨的微观层面，完整论述这一段历史的宏观研究成果甚少。
来新夏教授于上世纪50年代曾撰著《北洋军阀史略》，80年代初又主编了《北洋军阀史稿》。90年代初，他主持完成了5卷300余万字的大型资料书《北洋军阀》的整理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始邀约合作者，编写真正意义上的北洋军阀通史。经过近十个寒暑，数易其稿，一部完整、系统、详尽、客观地论述北洋军阀兴起、发展、纷争、衰落直至覆灭全过程的《北洋军阀史》，终于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新著的面世，标志着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在撰著本书的过程中，对该领域中一些关乎全局而意见又不尽一致的问题，如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对象、军阀的定义、北洋军阀的特点等曾不断进行思考和探讨，对建国后五十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适当地吸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加上资料准备相当充分，又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因此，这部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该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论述充分，观点鲜明，文字流畅，反映出作者在北洋军阀史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代表了现阶段该领域的总体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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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家之言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叶宝奎
汉语文字研究包括字形、字义和字音的研究。对于前二者，学者研究较多较深，但关于汉语语音特别是近代音的研究，却一直较为薄弱。这一者因为语音较字形、字义存在更多地域的差异，二者因为语音存在官话与非官话的时代变迁。这种状况使我们至今仍不时追问起普通话与历代语音间、各地方言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罗常培、吕叔湘于1955年就说：“前人在汉语史方面做过的工作侧重在古代，我们现在要多用力量在近代，要首先弄清楚普通话形成的历史”（《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近十年来，学界为弄清普通话形成的历史，加强了对近代音的研究，乃至在海内外形成显学，特别是许多中青年学者对一大批近代音资料的考查研究，使汉语近代音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也引发了对诸多问题的讨论。
应该说，汉语语音研究源远流长。东汉时佛教传入之际，学者们对汉语语音就开始了自觉的研究，反切理论就是在对汉语音节及双声叠韵关系的清楚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南北朝时“音韵蜂出”，韵书和音义书盛行，至陆法言《切韵》集其大成。唐末守温和尚创制36母，晚唐五代至宋，切韵之学兴起，“师法多门”，而明清时期的等韵学承接宋元之风蔚为大观。清初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开始，古韵之学逐渐成为显学。然而，清儒崇尚古音，排斥今音，未能有意识地进行语音史的研究。而自清末陈澧《切韵考》起，特别是高本汉学说传入之后，中古音的研究大盛，同时也带动了语音史的研究。高本汉对汉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都有一套音值构拟，并对国际性的中国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初北音学崛起，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诸家并起，成绩卓著，音韵学渐由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的三元组合变成了四元组合。不过，北音学的重点只在《中原音韵》，并未对近代的北音做系统的考查，汉语近代音仍未引起重视。30年代赵荫棠《等韵源流》虽然考查了许多有关近代音的材料（主要是韵图），但其主旨仍只在梳理等韵源流。40年代以来陆志韦等少数前辈学者陆续对一些近代音的资料作了较为深入的考查描写，但和者寥寥。50年代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语音史部分尚不够精细，尤其是近代音部分更为简略。1985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虽较《汉语史稿》有充实，对上古音、中古音及其演变规律的考查也已相当精细，且增加了“明清音系”一章，但仍只是根据几份代表不同音系的材料，将它们糅合成一个人为的音系。黄典诚于1993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借助汉语方言材料，考查研究上古音、中古音及其演变规律，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其近代音部分也显得薄弱。
综观至今为止的汉语语音史著作，共同的弱点有三：一是将汉语语音的演化看成单一音系的变化，古今语音一线牵。这显然无法正确全面地反映和揭示语音史的真实面貌与规律。二是重上古、中古，轻近代，近代音部分相当薄弱，大多只讲《中原音韵》音系，而《中原音韵》只代表元代北音，并不代表标准音和南音，更不代表整个汉语近代音。三是对近代汉语标准音（正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北音、南音）并存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缺乏认识，往往简单地将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混同于标准音。
要将汉语语音尤其是近代语音研究引向深入，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历史作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克服单一音系的思维定势，变单线联系为多线联系。弄清楚共同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同源异流”的关系。那种简单地认为元明以来的北京音一直是共同语标准音的看法值得商榷。二是加强近代音的研究，尽快填补空白。研究近代音应联系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汉语历史悠久，汉语语音具有十分显著的历史传承性。标准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状况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对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应有足够的认识。三是努力拓宽研究领域。除了考查标准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外，还应尽可能考查各地方音的现状及其源流。研究近代音可资应用的材料极为丰富，除了许多韵书韵图、诗词等韵文材料、域外对音资料、官话课本等等，还有丰富翔实的方言资料。此外，如能广泛地查阅元明清别集、政书、史书、方志、笔记、小说等等，甚至域外文献，从中搜寻语音史资料，也许可以使近代音的研究取得更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