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布衣将军
曾凡华
在共和国第一批授衔的将军里，向仲华算得上个文化人。红军长征时，他就主编过三军团的《红军日报》，到延安以后，又担任过新华社的社长。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颇具思辩色彩，也很有人情味。
我与向将军只有一面之雅，其时，他已是共和国的高级将领，而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童。
那是五十年代故乡溆浦山城一个闷热的夏日，我正在居家对门的书摊旁聚精会神地看连环画《水浒》，忽觉后脑勺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是个着土布对襟衫的中年汉子。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你这伢儿不听古训，看入迷了嘞！”来人操一口本地话，笑盈盈的。
我当时正看得津津有味，被人打搅，心头有火，便横了他一眼，嘟哝道：“我喜欢，管你什么事？”
布衣汉子听后冲我呵呵一笑：“好！我小时也受《水浒》的影响，造了地主的反！”说着，他又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径直进了向姨的家。
后来才知道，这布衣汉子就是向姨的哥哥向仲华将军。这次从北京回乡省亲，来妹妹家小憩，才有家门前这一场邂逅。听母亲说，向将军从小就很有反抗精神，晚上敢一个人在地主家的院墙上刷“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十八岁那年，他参与组织农民暴动，事泄被捕，打入省城死牢。在即将行刑的前夜，红三军团打长沙，被解救出狱，参加了红军。从此，他背井离乡、东征西战数十个春秋。此次回来，已官拜中将，本是衣锦荣归，他却轻车简从，不事张扬，穿起家乡自织的土布衣裳，与乡里的农民无二。据陪同他的人讲，向将军回到家时，见身染沉疴的老娘仍在织布机前劳作，只喊了一声“娘”，便无语凝噎。那天，他坐上土布织机，重温童年学过的手艺，并向老娘要了一身土布衣裳换上，出入乡里，朴素如常。
我们故乡的家织土布在那一带是很有名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木制的土布织机，操作起来，脚踩手拉，十分原始。儿时的我，每每午夜梦回，犹闻“唧唧复唧唧”的机杼之声。这种原始布机织出的布，质地虽粗糙，却耐磨禁洗。直到八十年代初，过路列车上的乘务员，一眼就能认出那些穿家织布的溆浦人，以至外出的打工者，均无法逃票。
记得那天，向将军在妹妹家很是盘桓了一些时候，临出门时，雷声大作，不一会，豆大的雨点就砸将下来。望着如注的檐溜，向将军麻利地脱下了脚上的布鞋，一手提鞋、一手支伞，赤着脚扑进了风雨里。回头和家人打招呼，看见屋檐下躲雨的我，还喊了一声：“伢儿，好好读书，将来准有出息！”
时至今日，向将军脱鞋的动作仍留在我记忆里。当时我并不知晓，他那双青筋突出、与农民没什么两样的脚，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涉过草地的脚，是踏过硝烟炮火、历经战争创伤的脚，甚至都不相信他是位统率千万军马的大将军。在我的印象里，大将军该和我在小人书和戏台上看到的那样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才是。
此后，我又陆续听到一些有关向将军还乡的故事，说他在家乡的那些日子，婉拒酒宴，不事铺张，每餐只要些家乡的毛笋、山蘑、野葱之类伴着辣椒下饭；不愿住招待所，就住在妹夫工作的印刷厂里。日落时分，他布衣布履，摇一把蒲扇，与四邻拉拉家常，有时还上水码头看我们伢儿在河里戏水打水仗……他的平民作风，在故乡已传为美谈。
此后经年，我也从军提干，供职于向将军任政委的大军区某部，他几次来部视察，我都负命在外，无缘谋面。听说，他下部队也从不讲排场，保持着朴素平实的作风，平时他廉洁自律，对家人也要求甚严。无论是在大区政委还是副总参谋长的任上，都没听说他给家乡什么特别的“好处”，其家人亲友也没得到过他多少特别的“关照”，他妹妹与我母亲情同姊妹，常在一起纳鞋底、拉家常，每每提及她这位将军兄长，总带一点哀怨：向将军给她的家信中，几乎都要告诫家人：不要打他的牌子向地方政府提任何要求！在工作上，向将军对自己也十分苛严。据我所知，他是病逝在任上的为数不多的将军之一。在得知自己病情已重，难以康复时，他交待医护人员“不要再用贵重的药品了，留下来用在年轻的病人身上”……
我是看过向将军穿将军服的照片的，是他陪同朱总司令检阅装甲兵部队。然而他留在我心目中的仍是那布衣布履的形象。也许，这才是将军的本色。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七一之歌
樟树下的沉思
——毛泽东：从井冈山到瑞金
徐怀谦
赣西、赣南多樟树。从井冈山的茅坪、茨坪到瑞金的叶坪、沙洲坝、云石山，毛泽东旧居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两棵或几棵枝繁叶茂的樟树。这些树，有几百年的，也有上千年的，一样的冠幅巨大，郁郁葱葱，如今已经和树下的“毛泽东读书石”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株古樟，一个石礅，或许不值得用多少笔墨去渲染，可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到1927年10月至1934年10月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再把它们和一个伟大的名字“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追慕和缅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不知道前人有没有留下吟咏樟树的诗篇，读读当代人的这些诗句，比如周南的《访叶坪》：“叶坪樟树尚扶疏，一代伟人有旧居。晓去田园询家事，夜研马列著新书”，邹荻帆的《访红都瑞金》：“樟木参天留厚爱，绵江水碧念先行”，遥想一代伟人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有暇坐到樟树下去读书看报，那种场景确是有几分诗意的。
然而我错了。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实，毛泽东早年也曾三次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而且正是在井冈山、瑞金时期。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大小二十多次挫折，其中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1927年11月，因在秋收起义后，没有去攻打长沙而是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他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甚至误传被开除了党籍；第二次，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前委书记一职落选；第三次，1931年3月，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上，他遭到批评、指责，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岗位。原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也落空了。同年11月7日，“一苏大”召开，毛泽东虽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被停止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和前两次挫折相比，第三次落魄的时间最长，断断续续，可以说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他主要做一些后方工作。虽然曾一度被恢复红军总政委职务，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苏区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他又被解职回后方，除了做春耕秋收、征兵办学等政府工作，有时也根据战争情况，给中央写写信，提提意见。
一个领袖，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这种斗争，既包括严酷的对敌斗争，也包括并不轻松的党内斗争。从某个角度来说，后者尤其劳神费力。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身体一直不好，得了恶性疟疾，睡眠也出了问题。这样看来，樟树下的毛泽东的生活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愈挫愈奋，开始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思索。
是他，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当时规定红军将领可以点三根灯芯），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军中普遍存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是他，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与朱老总一起总结、制订并熟练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是他，通过一次次血的教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把握，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然而真理一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时，由一些在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一心要进攻中心城市，嘲笑毛泽东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这个湖南人的辣椒脾气上来了，他警告说：一定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他说，委员可以不当，但意见一定要坚持。
毛泽东被孤立了。
但他没有气馁，没有颓唐。相反，他在观察，在思考，在等待。当他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投向头顶那茂盛的樟树叶、那粗壮的树干时，毛泽东感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那些日子，在同王明“左”倾路线进行极为艰苦的斗争之外，毛泽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搞调查研究，二是读书写作。
白皙、瘦高的毛泽东身背斗笠，脚穿草鞋，深入湘赣边区农村，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在井冈山，他完成了长达数万字的《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在苏区，他写了《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典型材料。光一个《寻乌调查》，就有五章三十九节，共八万多字。我们今天熟知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他当时所写的文章《调查工作》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严酷的生活并没能掩住毛泽东身上的诗人气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读书生活上。
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些红军军官称满腹经纶的毛泽东是“诸葛亮”。他不像是一个军人，倒更像一个白面书生。据说，只在朱毛会师的时候，有人看见他带过枪，还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当时朱德是红四军军长兼10师师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11师师长）。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身上带枪。他最珍贵的家产就是两个书篓。因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封锁，读书看报谈何容易。所以他给警卫排的战士明确规定这样一个任务：每打下一个地方，必须趁机搜集各种书籍、报纸、文件。1928年5月，毛泽东专门派31团的一个营去攻打茶陵县的高陇圩，目的有两个，一是粉碎敌人的会剿，另外就是要到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军政部长的谭延闿家中去找报纸。里面果然有毛泽东渴望许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说不出的高兴，连声赞道：“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名状。”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有了更多读书看报的机会。他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收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统统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时任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的曾志回忆说：“在龙溪中学图书馆，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有好几担书，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其中有《资本论》、《两种策略》、《论‘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
他的妻子贺子珍说：“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岂不是历史的必然？
几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建党八十周年前夕，我来到井冈山、瑞金，樟树犹茂，伟人已逝，然而我看到，伟人开创的事业正在发扬光大。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让故乡“尽善尽美”
王纪高张建平丁锡国
八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时年二十三岁的王尽美参加完党的“一大”之后，兴奋不已，挥笔写下“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的诗句，表达自己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王尽美是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人。1992年7月，中共诸城市委在城区建设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江泽民总书记题词：“丹心常在，浩气永存。”为激励后人，设计者特意设计了花岗岩的墙面和框架，在表现先烈坚强意志的同时，提醒参观者要用不懈的工作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每年，诸城市都要组织上千名新入党的同志在纪念馆前集体宣誓，组织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从纪念馆落成起，已接待参观者十四万人次。
建党八十周年，我们来到大北杏村。正忙于夏收的乡亲，说起村党支部的工作，都说“不错”；有的说，村里新打了机井，不用喝咸水了；有的说，村里买了两辆大客车，全村二百个孩子到外边上学有班车坐了；有的说，村里办了几个小企业，集体一年能有五六十万收入了；还有的说，村里帮助大伙搞种植结构调整，现在大家不光靠粮食收入了……
但在大北杏村党支部书记高成玉那里，却丝毫看不出一点满足感。这位四十五岁的庄稼汉，身穿T恤，腰挂手机，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已是一副企业经理的形象。说起村子的情况，他竟激动得脸红：“我到人家南方去看过，咱和人家比差得十万八千里。先烈打下江山，咱不发展经济，建设不好，谁都不答应！”
今年七十七岁的封洪文，1947年加入共产党。老人回忆说：“解放前，大北杏又穷又乱，王尽美上不起学，陪着地主的儿子念书。只有共产党的路正，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有了共产党才有了新社会，今天，靠共产党领导，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诸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德成说：“王尽美同志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不惜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献身精神，是大北杏村人的财富，更是全市所有共产党员的精神动力。”
正是在先烈精神的激励下，诸城市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市一百零五万人民锐意改革，创造了不凡的业绩。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中小企业进行的股份合作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他们说，王尽美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没能看到他理想的社会在中国建立起来。建设文明富强的社会，让王尽美的家乡富裕美好，告慰先烈英灵，是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心血凝聚智慧的灯塔
郭同文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我特别喜欢那屹立在小青岛的高耸灯塔。塔上红灯，光彩夺目，为茫茫夜海照亮航道。
已故中科院副院长、我的老校长童第周是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一代生物胚胎学宗师、献身科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把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都凝聚在光芒四射的人类智慧的灯塔上。
1930年，他到比利时比京大学留学，在著名胚胎学家布拉舍教授指导下从事胚胎学研究。当时的中国科学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童第周刻苦学习，要用科学拯救灾难的祖国。此时，布拉舍教授在做一项前人未曾做过的解剖青蛙的实验，经过多年努力未能成功。童第周反复实验，滴水穿石，终于别开生面地用玻璃棒拉制玻璃针和尖细的镊子在蛙卵上动了手术，成功地把蛙卵外膜剥掉。这项实验为中国生物学家争得了一席之地。1934年，他成功地完成了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载誉归国，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授，成为学生最爱戴的老师。
这时，他在青岛近海发现了脊索动物文昌鱼。文昌鱼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对研究生物进化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它在世界分布稀少，极为难得。他和夫人叶毓芬夜以继日地展开了对文昌鱼的实验和研究。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山东大学南迁四川，不久奉命停办。在烽火连天中，童第周没有实验室，又远离了大海，只好中断了对文昌鱼的实验。
解放后，青岛回到人民的怀抱。时任山东大学第一副校长兼生物系主任的童第周和夫人叶毓芬副教授带领研究组成员，开始了对文昌鱼全面深入的实验和研究。
他首先在显微镜下，对文昌鱼进行精巧的解剖，获得重要资料。对文昌鱼发育机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得出了创新的科学结论，并以充分的实验证据，论证了文昌鱼介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之间、进行上的过渡类型。这一重大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生物界高度重视，载入了生物科学史册，在探索生命的征途上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像灯塔似的闪烁着夺目光芒。
1955年童第周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调离山东大学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兼任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
毛泽东同志在自己办公室接见了童第周和几位著名老科学家，在征求了他们如何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意见后指出：科学院是向科学进军的“火车头”。周恩来同志与他围绕着发展渔业问题进行了长夜谈话。为发展渔业生产和海洋经济，他主持了鱼类品种改良、海上经济动物养殖、海上有害动物防除等重要课题研究，成果辉煌。他还与曾呈奎、张玺、朱树屏等海洋生物学家一起，组织了海洋调查、建立了“海上活动实验室”，开展了海带紫菜的人工苗育和养殖，为渔场海洋学、海洋生态学、水产资源学的发展做了十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并带出了一支专业基础坚实、能打硬仗的强有力的海洋科学队伍。
1979年3月，他抱病到杭州为浙江省科技大会作报告，不幸脑血管破裂，不久逝世，为祖国科学事业献出了宝贵一生。
1989年，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了《童第周文集》。这是一代胚胎学宗师智慧的结晶，这厚礼使人类智慧的灯塔光芒四射。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车过乌江
郑荣来
从贵阳到遵义，要经过乌江渡，在那里吃午饭。十五年前我去过遵义，坐的是火车，没在这里停留过。现在坐的是汽车，走高级公路，感受着另一种景象。
我们一行，兴致都很高，都冲着它的盛名而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曾在这与敌军激战，并几次强渡此天险。游览革命胜境，凭吊勇士征战场地，是此行中的要事。
时近中午，车到乌江渡。一进小镇街头，只见街口右侧，有一溜小饭馆，据说这里的饭馆都卖乌江鱼，它是这里的名牌特产，是路经这里的旅者必尝之物。每家店门口，都有小姑娘或小伙计在拉顾客。
我们就餐在江北。车子过了一座公路大桥后停下，只见桥头的石壁上，横嵌着一块石碑，约一米高四米长，上刻“乌江渡”三字，是集毛泽东诗词手迹，1998年8月立。大桥横跨一百多米，离江面三四十米。它的东面不远处，有一吊拉组合大桥，飞架乌江南北，是近年的新建筑。此二桥和铁路桥组成的壮观景象，远非昔日浮桥可比。
据说，1935年1月，红军长征路经这里，和国民党军队发生激烈战斗。2月18日，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遵义，直逼乌江渡，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命令江南守军斩断浮桥铁索，企图阻止红军过江。吴奇伟逃了命，桥上的许多敌军士兵却落水而亡。后来红军在乌江渡上游再次与敌激战，渡过乌江。乌江里漂浮过敌军的无数尸体，也流入过中国红军战士的鲜血。又据说，当年有一船工叫李树武，曾开船帮红军侦察员李排长等渡江，排长送他一盏马灯做纪念。此物现藏遵义会议纪念馆。乌江渡，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见证。
1982年，乌江渡发电厂建设成功，它截断乌江干流，造出一个贵州全省最大的人工湖，形成一片千姿百态的奇岩怪峡，成为无数旅者的理想去处。
乌江渡，又是中国建设成就的一个明证。我们就餐的饭店，壁立于桥头东侧三四十米处，面江而建，是一栋三层建筑。站在三楼阳台上，乌江渡、乌江水和东西二桥，都在一览中。
我们吃的真是乌江鱼！一桌一个鸳鸯火锅，葱姜青蒜之类为作料，豆腐和生菜为辅，鱼未见特别加工烹制，只是放在锅里清煮。正逢阴天，饭桌都搬到阳台上。是鱼鲜味美，也是肚饿肠饥，全桌人都说好。吃着吃着，竟不知太阳钻出云层，忽觉汗流脸面。
乌江鱼有何独特之处？饭后到门口一看，其实是鲶鱼的同类，无鳞，有须，头扁，口大，每条五六斤，大的七八斤。一问价颇贵，零售一斤二十五元，在北京相当于鲑鱼价。在饭馆含烹制费，却卖四十元一斤。乌江渡人为此获益颇多，据说光养鱼、捕鱼、卖鱼，就使许多人致富。
红军长征，为中国革命开辟新局面，最终打出了个新中国；红军长征，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革命胜境，乌江渡因红军渡江而扬名天下；乌江鱼，则因乌江渡而成名优之物！这想必是红军将士当年没想到的。车过吊拉大桥。回望乌江渡，不见往日乌江浮桥铁索，但当年激战枪声却仿佛可闻。
乌江又名黔江，黔即黑色，乌、黑同义，据说皆因水色得名。江水黝黑，却是洁净之流，见滔滔水势，又如闻孔子的川上之叹——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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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论苑
吃不到的葡萄
王中才
会议小憩间，与一访美归来的友人闲侃，吞云吐雾中不知怎么竟谈起美国来，说那里的鲜花之美，空气之鲜，环境之清洁。我多信其然，连说“是啊是啊”，惟恐应之不及。不过，我也禁不住表示出一些遗憾，说：“美国吗，没说的，确实够那个的了。如果它对南联盟不狂轰滥炸，对别国人权不说三道四，对联合国的会费不耍赖拖欠，它的潜艇不撞沉日本的渔船，它的飞机不到我近海侦察，不耍蛮撞毁我机……它岂不是更那个吗！”
“啊哈，你是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酸吧？”那位友人笑我。
这使我瞠目。
确实，我曾经很想尝尝美国这棵葡萄，以便和自家的葡萄作个比较，品出另一种滋味。我想，那是很有益于开阔思路的。可惜我没有这个口福。1989年，徐怀中与美国的罗伯特·纽曼等人倡议组织一次文学活动，由十名中国作家访美，共同探讨战争文学的现状和走向。我有幸是这十名中国作家之一。但由于那年初夏我们自家的葡萄出了点问题，美国某些要人浅尝辄止，甚至根本没有品尝，就远隔重洋大骂我们的葡萄如何如何的酸，我们也就不便千里迢迢去品尝它的葡萄了……此后，这类机会再也没有光顾我的门槛。因此，美国这棵葡萄到底是什么滋味，我多是人云之，姑听之，尽他人评说，极少可否。我并没有因为那次没吃到美国葡萄而心生醋意，动辄言其酸也。所以，我对那友人的笑，反而觉得好笑。我感到他对吃不吃得到美国葡萄看得过于重了。
当然，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和那位友人都是耍嘴皮子过瘾罢了，都没往心里去。
事后偶尔想起，竟然发现一种现象：近年来，每当谈起美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的时候，常有人言其如何如何的好；而一旦另有人言其不足，这人往往不得不被迫应付一场舌战，并被告知：“你亲自到那里看看，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我不禁疑问，难道不亲自吃一口美国葡萄，就没有资格言其酸吗？
既然是一棵葡萄，即使吃不到它，总还能观其形，嗅其味吧。尤其美国这棵硕大无朋的葡萄，其形也，巍巍乎遮天蔽日，地球上到处可见它的影子；其味也，荡荡乎播远流长，地球的旮旮旯旯无不弥漫它的气息。如此这般，也就不难看出它熟不熟，也不难嗅出它酸不酸了。退一步说，即使它整棵葡萄难以作出判断，对其一串或几串却是不难判断的。俗曰：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何况一国乎！即使同一棵葡萄，哪怕是优良品种，也会有生有熟，有酸有甜的。你尝到的是一串熟透了的甜葡萄，别人很可能看到或嗅到的是一串半青的酸葡萄，那么，你能说甜，别人怎么就不能说酸呢！实际情况是，地球上几十亿人口，除去美国人自己，能亲尝美国葡萄的寥寥而已。总不能让几十亿人以寥寥数人的判断为判断吧！你根据口感言其甜，我根据视觉和嗅觉言其酸，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如果一棵葡萄每串的味道竟完全一样，那才是弥足奇怪的。
话说回去，即使亲自吃过美国葡萄的寥寥数人——不，包括美国人自己，就不是寥寥，而是亿万人了——他们即使吃的是同一串美国葡萄，口感也是众说纷纭的，有的说甜，有的说酸，甚至有的说臭的。譬如近来美国白人警察枪杀美国黑人青年一事，美国舆论多有骂其臭不可闻者。可见同一串葡萄每一颗粒的味道也是不同的。而美国某些要人竟要求地球上众口一词赞扬美国葡萄的甘甜；你不赞扬吗，那就“惩罚”你，炸你没商量，撞你没商量，封锁你没商量，甚至以拒交联合国的会费相要挟。这副嘴脸，实在让人品不出一丝丝甜味来。而我们有些并非美国人的人，竟也像美国某些要人那样，要求周围的人欣赏美国葡萄，那样子很像一个尽职的美国葡萄推销员，看去反而有点可爱兮兮，实在让人忍俊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