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宝贵财富)
专栏:鲜红的党旗

共产党最讲认真
张研农
  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奋斗业绩是了不起的,历史的新纪元、建设的新道路、改革的新局面、理论的新境界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党还开创了一代新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风貌。作风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命运,实在是很重要很珍贵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位知名的党外人士抒发了一段亲历亲见的感慨。他写道:国家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这段话不由人不真切地感到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那认真精神的巨大力量。
  我们党与生俱来就同种种难以想象的“危机”、“艰险”、“困难”打交道。党不是神仙,但干出了神话般的伟业;党不是超人,但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其中,“认真”功不可没。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共产党的认真精神,体现在学习上,是那样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不识字忙识字,繁忙中挤时间,弄不清的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活到老,学到老。
  共产党的认真精神,体现在工作上,是那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雕细刻。普通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干什么事情,从不懈怠,不苟且;领导干部,无论是准备讲话,还是部署工作,从不漫不经心,不大而化之。从上到下,争上游,创一流,高标准,严要求,言必信,行必果,全身心投入,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从里到外,清澈透明,领导和群众在不在一个样,看得见看不见一个样。
  共产党的认真精神,体现在对待艰苦和困难上,是那样朝乾夕惕,殚精竭虑,慎终如始。党肩负人民的希望,党员负重前行,心里只装着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越是艰险越向前。面对困难,知难而进,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正是在党的工作和党员身上贯注的这种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精神,我们党才赢得了成功,赢得了人心。
  今天,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事业发展了,但这种认真的精神决不能淡化,这种认真的劲头决不能减退。不仅如此,而且应当进一步地发扬起来,光大下去。因为面对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只有讲认真,才能开出“无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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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世纪话传统

毛泽东的一双粗布鞋
王翠平
  这是悬挂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毛泽东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背景是几间旧民房,毛泽东坐在一把白布躺椅上,嘴上吸着点燃的香烟,神态怡然自得,脸上露出快慰的笑容,躺椅旁边放着一双崭新的布鞋。乍一看,这张照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而这张照片却吸引了无数的参观者在这里凝神驻足,原来在这张普普通通的照片后面,有着动人的故事呢。
  194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这个小山村——西柏坡。这里土地肥沃,稻麦两熟,被聂荣臻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生活条件好于陕北。可是毛泽东仍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毛泽东女儿的保姆韩桂馨,看到毛泽东脚上穿的布鞋补了又补,旧得不能再穿了,就抓紧时间做了双新布鞋,想找个机会让毛泽东穿上。这一天,毛泽东批阅完文件,漫步到院子里,坐在躺椅上休息。韩桂馨看到后赶紧把早已准备好的新布鞋拿到主席身边,想乘主席休息的时候,当面劝主席把旧鞋子换掉。可主席一向“恋旧”,衣服破了不愿换,鞋子旧了不愿扔。这次,韩桂馨不知劝了多少遍,左说右说,主席还是不愿意换掉,只是说:“还能穿,还能穿。”旧鞋子还是没有换,新鞋子原封不动地放在躺椅的旁边。正巧城工部的秘书童小鹏走了进来,拍下了这情景。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穿的还是在陕北穿过的旧军装,衬衣也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衬衣;毛衣和毛裤也不知穿了多少个年头,上面有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但毛泽东一直舍不得换掉,他说:“节约一件衣服,前线就可以多几颗子弹。”为节约,他擦脸、擦脚只用一块毛巾。卫士长劝他买条新毛巾,把擦脸的和擦脚的分开,主席风趣地说:“不要分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卫士长扑哧笑出声来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这时毛泽东轻轻摇摇头说:“账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一条毛巾都舍不得换,一双鞋子比一条毛巾值钱,当然更不能换。毛泽东穿着这双粗布鞋踏遍了西柏坡的山川田园,走遍了西柏坡的茅屋农舍;毛泽东穿着这双粗布鞋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
  从这双粗布鞋可以看到一代伟人的高风亮节,它不是一双普通的鞋,它是一代伟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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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巨大动力永久财富

三五九旅话今昔
本报记者李忱
  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境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其前身是著名的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6月中旬,记者来到兵团农一师,走访了三位当年三五九旅的老战士。
  今年81岁的段世海,1982年离休前是农一师8团代团长。50年代初,响应党中央关于部队参加生产的号召,部队于1953年进行了整编,驻疆人民解放军分编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1954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三五九旅就改编成农一师和农四师的72团。
  段老说,从和田回到阿克苏后,60年代在农一师七团搞生产,当时条件相当艰苦,在地窨子里一住就是近6年,在土块房住了10多年。在戈壁沙漠上硬是用“坎土曼”开出6万多亩地,当时没有化肥,全靠牛羊粪,当时皮棉单产才40多公斤。现在用了科学技术,棉花单产可以达到125公斤,变化真是太大了。
  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杨树林,1988年离休前是农一师通用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谈起往事,他非常激动:我16岁参军到一二○师津南自卫军,1939年合编到三五九旅,1940年,随王震西进陕甘宁,住在绥德地区。在1942年南泥湾大生产时,在大光纺织厂学过织布,后来全面投入大生产运动,种过谷子、南瓜和蔬菜。在开荒挖树根时,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他伸出右手,记者看到右掌中有一寸多长的伤疤。
  杨老说,虽然新疆的条件更艰苦,当初开荒种地什么都没有,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对我们屯垦戍边起了很大的作用。杨老感慨地说,南泥湾的精神千万不能丢,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使戈壁荒滩变良田,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
  经过近50年的奋斗,农一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白手起家建起了以农为主,工、交、建、商全面发展的大型垦区,2000年,全师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36亿元。
  今年80岁、因脊椎骨有病躺在医院里的阎二娃,曾因保卫延安荣获战斗英雄称号,他10次受伤,至今还有一块弹片留在左脚里。
  尽管说话很困难,他还是激动地对记者说:“农一师能有今天,太不容易了,现在生活这么好,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附图片)
  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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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访谈

密切联系群众一以贯之
——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谈党的优良作风
本报记者张强
  6月20日,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时,他刚从外地调查回来。一路风尘。聊起群众,谈到基层,他满腔热情,无一丝倦意。以下是记者和曹伯纯同志的一席对话。
  记者: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您如何理解这种作风?
  曹伯纯: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党在夺取政权中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在执掌政权中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历史经验证明,无论哪个时期党都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以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而且,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都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江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我们党如何面向新世纪的战略思考,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即将迎来党的80岁生日,这个时候,我们重谈这个话题,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意义很强的实践问题。
  记者: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
  曹伯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要带着一种感情,一种对党、对事业非常深厚的感情,一种对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真挚感情。也许我是一名农家子弟的缘故,每次下乡到了农家,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喜欢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那里的老百姓至今还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棚里,极个别的甚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是老百姓的那种纯朴,让我感到格外亲切。老百姓那种渴盼摆脱贫困的目光,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当你置身其中,看到这些依然还生活在如此艰难条件下的贫苦百姓,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你有什么理由能不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呢?
  我想,我们党的干部来源于人民大众,来自基层,无论身处何位,人民群众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只有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的义务,决不能有丝毫坐享其成的杂念。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我认为,必须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做起,办实事、办好事。我们靠什么来密切联系群众?不是靠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深入到群众之中,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记者:记得,您刚到广西工作的时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区的81个县(市)。在广西,有您这样一位经常下乡的党委书记,您的行为是否对其他干部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曹伯纯:走遍全区县市,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其目的是为了尽快掌握情况。我觉得,我处于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一定要运用这个舞台,组织好我们这一班人,齐心协力共同为老百姓干点实事。
  我认为,正确决策来源于人民群众,正确决策也要靠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很难想象,离开人民群众能够作出正确决策。
  在广西,我们已经明确了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的时间、方式和考核办法,要求省级领导干部全年下基层时间不少于两个月,地厅级领导干部不少于3个月,县乡领导干部不少于4个月,并要求到困难多、问题多、群众意见多,相对落后的地方去,为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
  今年3月以来,全区又有22万多名各级干部下农村、进企业、到社区,与群众打成一片。到农村的同志,要用几天时间“吃农家饭,睡农家床,干农家活,听农家言,解农家难”。
  到目前为止,各级干部累计为群众办实事约25万多件。广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了较好的改善。现在老百姓欢迎干部进村入户,甚至出现了“抢”干部到自己家住的感人场面。
  记者: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工作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曹伯纯:过去在工厂干了20年,那时整天和职工群众在一起,也许长期基层工作的经历,让我养成了离不开基层的意识和习惯。后来走上地方领导岗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群众多做点事。许多年来,我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工作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我都要到管辖范围内最贫困的地方去调查研究,每次回来,对我的教育和启发都很大。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我深切感到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极其重要的政治优势,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党员干部自觉地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是防止党员干部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效措施和重要保证。
  两个小时的采访始终在曹伯纯同志对基层、对群众富有激情的回忆中进行的。结束采访时,听区党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曹伯纯同志次日又要踏上下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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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文并说

  “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备局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9月8日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他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提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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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文并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附图片)
  1、1959年,彭德怀(左二)与平江老赤卫队员及他们的后代促膝谈心。
  2、湖北谷城县积极开展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图为县农机局为扶贫点汤湾村送去化肥、衣服和农业科技书。帅瑜摄


第7版(宝贵财富)
专栏:“党在我心中”

《红旗飘飘》在我家
赵亚山
  我的千卷藏书中,有一本《红旗飘飘》。60年代初,我在叔叔家见到一本书《红旗飘飘》。叔叔说:“你不是爱看打仗的书吗?这本书很吸引人,很有教育意义。”我翻开目录,果然见作者都是身经百战威名赫赫的将军。
  从此,《红旗飘飘》飘进我家,我从书中领教了将军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及临危不惧的胆识。我知道了飘飘的红旗是党高高擎举,经历了腥风苦雨的磨难、血的洗礼、火的冶炼而更加鲜艳!这是一本革命战争回忆录,也是一阕革命军人出生入死用鲜血谱写的壮丽乐章。
  一晃40年过去,《红旗飘飘》是我最心爱的藏书之一。我从乡下来到省城,又在省城先后搬家9次,多少回精简淘汰家什,我都舍不得《红旗飘飘》离开我,尽管它纸张发黄变脆。我从中畅饮信念的甘泉,缅怀千百万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崇拜浴血奋战戎马沙场为民族立下战功的将军们,敬佩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今又领导人民迈进改革开放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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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一之歌

周恩来的临终茶思
马德俊
  1975年深秋的一天,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总理突然问医护人员:“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当周总理喝着工作人员找遍京城大小商场才觅得的六安瓜片沏的热茶时,他回味良久,神情凝重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同志们,我想喝六安瓜片,是因为想起了战友们,想起了叶挺将军,喝到了六安瓜片茶,就好像见到了他们……”
  周恩来知道安徽六安茶,是因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接触过一大批六安人。1924年初秋,从法国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不久后升任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和中共两广区委中,有一大批六安人,仅黄埔一期就有许继慎、王逸常、杨溥泉、曹渊、孙一中、廖运泽、彭干臣、傅维钰……还有广州农讲所的寿县人薛卓汉等。周恩来那时和这些六安人朝夕相处,并多次派许继慎等人回乡建党。周恩来情系“六安瓜片”,并非仅仅是为品味香茗,而是为了重温一段重要的情感记忆。
  周恩来知道,许继慎等一个个或被史笔庄重地记载或因为平凡而被忽略不计的众多人物,都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么多的战友,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灿烂的星河。许继慎、王逸常都是中共黄埔军校第一届特别支部领导成员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许继慎、曹渊后来分别担任叶挺独立团一、二营营长,在东征北伐中,屡立战功,多次得到周恩来的表扬,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军事骨干。彭干臣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过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后来前往中央苏区任职,许继慎、孙一中分别受周恩来委派前往大别山和洪湖苏区担任红一军、红六军军长……
  面对“六安瓜片”,仿佛面对历史深处的一簇风景。1939年4月下旬,叶挺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前往六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执行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使命。叶挺先后到过六安、舒城、庐江、肥东、金家寨、寿县,六安各界人士招待叶挺将军的,就是此地盛产的“六安瓜片”。叶挺和周恩来一样十分器重许继慎的才干,北伐时许继慎担任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团参谋长,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之战,许继慎都是冲锋陷阵,担任前卫指挥;武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许继慎指挥一个团,阻击夏斗寅叛军七个团,成为保卫大武汉的功臣。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功臣,竟然牺牲在张国焘煽动的“肃反”狂潮之中,让人扼腕叹息。叶挺只能在心中表达他对许继慎无声的思念,“清夜追怀,常为雪涕”,叶挺到达重庆,把一大方筒来自六安的“六安瓜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叶挺的拳拳之心,他一见茶叶也如见六安故人。在1939年3月19日,周恩来致信曹渊的侄儿,让他前往延安就学。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军事家都对牺牲了的战友寄予了深情的怀念。谁知事隔不到两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囚,出狱后又不幸牺牲。后来,周恩来身边和“六安瓜片”有联系的学生和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了。除叶挺外他们大都只活到30岁左右,他们的革命生涯并不长,但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出了辉煌灿烂的光彩。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六安瓜片”。建国后,“六安瓜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特供茶;1972年基辛格博士来华访问,周恩来就是用“六安瓜片”
  招待他。周恩来在和国内外宾客笑谈国事之间,也不忘清馥的“六安瓜片”茶。
  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十分沉重地说:“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正是周恩来的一席话,奠定了许继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地位,这是何等可贵的同志式的关怀!而他的临终茶思,更如同一滴水,折射出这位伟人高洁的情操,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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