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中国区域发展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主办、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天津召开。会议围绕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发展、西部开发中的区域经济问题、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从事区域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近百人。他们认为，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重视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调整，依托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应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创新中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和共赢。（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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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传统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石慧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为配合全党学习党史、发扬革命精神，遵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和“出精品”的精神，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正在陆续编撰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一百卷本的一千二百多篇传记中，挑选出二百六十一篇功勋卓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高、影响大的人物的传记，编辑出版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共十卷。该书由李力安任编委会主任，陈志凌任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突出领袖人物传记。精选本中的人物传记分为领袖篇、先驱篇、英烈篇、军事篇、政治经济建设篇、统战篇、科教篇、文化篇、隐蔽战线篇、国际友人篇等，其中，领袖人物传是该书的重点传记。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领导力量。该书中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传记，编委会约请原作者充实了新的内容和史料；李大钊、任弼时等的传记请有关专家重新撰写；邓小平、陈云的传记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传记。这些传记反映了当前党史人物研究的新成果。其他各篇的人物传记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各条战线、各个侧面取得的伟大业绩，展示了中共历史上英雄辈出的画面，恰如毛泽东曾经描绘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生动图景。抓住传记人物的特点，评述恰当而有特色。评价历史人物应以人物所处的时代为背景，以其历史功绩为标准。该书对人物的评论不采用那种重复传主生平，加上空泛的赞美之词，或分阶段总结工作成就、功绩的方法，而是对传主历史功绩（或过失）和突出的品德、作风、才识，结合具体环境进行评述，语言精练，用词确切中肯，有特色，因而读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严格按照传记体史的体例规范撰写。该书按照时间顺序，以第三人称客观地叙述传主的功过是非，突出人物的重大功绩和重要经历。撰写重大功绩时，重视生动的具体情节，注意反映传主的精神风貌。重要经历是指传主参加的重要会议、事件、战役等能说明传主身份地位的事件，或传主作为某一历史事件见证人的事件。
史料翔实。史料翔实与否是衡量传记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各传记编写组把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作为首要任务，重要传记的资料收集工作花了二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文中的重要引文，包括档案材料、会议记录、传主的文章讲话、登记表、组织鉴定及经考证可信的回忆文章、访谈记录等，都注明了出处，基本上不用第二手材料。
该书的编撰出版既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又是逾千名中共党史、军史专家学者潜心治史的最新成果，还可称得上是一个群众性的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编撰和宣传的举措，它必将对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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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契机
□梁岩
由大连市人民政府主办、大连商品交易所承办的“期货市场与深化粮改”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深入研讨了期货市场怎样为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发挥配套服务作用等问题。
当前，我国的粮食产销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怎样利用价格机制促进农业、粮食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怎样利用市场机制规避农业和粮食风险，避免粮食生产大起大落；怎样积极准备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与国际市场接轨等。与会者认为，解决这些新课题的一种重要工具就是期货市场。因为期货市场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为交易双方提供安全、准确、迅速的交易场所；二是为交易双方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使市场价格的形成具有较高的透明度；三是为交易双方提供有效规避风险的机制。因此，稳步发展期货市场不仅对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
与会者认为，我国期货市场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十五”计划纲要已明确提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方针，为期货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粮食总量供过于求，现货交易量扩大，为期货市场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三是经国务院批准，浙江省率先开始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这对完善粮食市场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四是我国加入WTO近在眼前，如何应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的风险已成为现实课题，而期货市场是被实践证明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国期货业应充分利用难得的机遇，积极稳步地把期货市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水平，为深化粮改和提高粮食产业的竞争力发挥服务作用。而且，我国粮食期货市场经过多年的试点、发展和整顿、规范，如今已走上法制化轨道，交易所和期货交易公司都有了管理办法，大连商品交易所等期货市场的成功运作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条件为深化粮改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会者还对怎样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明确期货市场的定位。期货市场是我国粮食市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现货市场是基础，期货市场是补充。第二，创新期货市场结构，促进期货市场品种结构、交易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合理化。第三，完善期货市场的流程管理，包括交割管理、质量管理、合约管理、资金管理、信息管理，以及交易所内部管理和期货交易从业人员管理等。第四，架起粮食现货与期货交易相结合的桥梁，促进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促进期货市场融入粮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主流。第五，完善期货市场法规体系，改进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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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
□邹东涛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正处在一个亟须理论创新的时代，无论是时代变化还是实践发展，都迫切要求我们以创新的精神把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向前进。理论创新既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是实践的先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种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理论创新。
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强大生命力，根本奥秘就在于它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经验，不拘泥于已有的认识，注重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注重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注重对未知世界的理论探索，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的根本原因。对此，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也曾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变革的时代和日新月异的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哲学社会科学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的强大动力，是创造精神文明、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强大支柱。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价值和作用。其次，改革、开放、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提出了一系列亟须从理论高度予以回答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契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就是现实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对这“四个如何认识”的深刻分析和科学解答，就是一种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一种特殊劳动，它需要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型思维。我们培养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是不是真正的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就是要看有没有创新能力。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可以形象地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一”字型人才。这种人才知识面虽比较宽，但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第二种是“1”字型人才。这种人才在某一专业方面研究得比较深，非常可贵，但知识面太窄，很难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进行创造性研究；第三种是“T”字型人才。这种人才不仅知识面比较宽，而且在某一点上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其弱点是不能冒尖，没有创新；第四种是“十”字型人才。这种人才既有较宽的知识面，又在某一点上有较深入的研究，而且敢于出头、冒尖。“十”字型人才就是创新型人才。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和进步，需要更多的“十”字型人才。
推进理论创新需要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不是创新；对学术理论创新随意上纲上线，打棍子、戴帽子，也不利于创新。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责任以创新精神把哲学社会科学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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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对劳动的一种新的分类
□赵培兴
人类劳动可以分为创新劳动和非创新劳动或重复劳动两大类。所谓创新劳动，就是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以新的方法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而重复劳动则不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它也不是用新的方法创造使用价值。
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生产中，创新劳动发挥着重复劳动不可比拟的作用。首先，这是由从事创新劳动与从事重复劳动的劳动力价值不同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劳动者把一定量的劳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比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从事创新劳动的劳动力价值高，是由于“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还由于在一个社会中创新型人才毕竟是少数，因此创新劳动必然具有稀缺性。其次，这是由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的劳动手段和所运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含量不同决定的。由于在生产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会把它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值将会随着这个资本价值的绝对量的增减而增减”。由于创新劳动的劳动手段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含量往往高于重复劳动的劳动手段和生产资料，因此创新劳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量也往往高于重复劳动。第三，这是由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在劳动时间上的差别决定的。创新劳动的劳动时间具有模糊性，它不仅包含集中劳动时间，还包含非集中劳动时间。有些创新活动，不仅需要的劳动时间长，而且往往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失败，才能最终完成。最后，这是由创新劳动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决定的。以新的方法生产使用价值的创新劳动，往往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也就越高。
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都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它们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由于创新劳动创造的是前所未有的使用价值或以前所未有的方法创造使用价值，因此它在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特别是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中，居首要地位，起超常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创新劳动的重大成果往往引起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当前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和科技创新型经济。如果说劳动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产力，那么创新劳动就是一种超常生产力；如果说劳动是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那么创新劳动就是推动生产力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的原动力。
当代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加强和深化对创新劳动的研究。虽然对于人类劳动已有一些科学分类，但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概括的是新的含义，它既不同于关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分类，也不同于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类。创新劳动虽具复杂性，但并非复杂劳动就是创新劳动，有些复杂劳动仍属重复劳动；简单劳动虽具重复性，但并非重复劳动就是简单劳动，有些重复劳动却属复杂劳动。同样，创新劳动虽用脑力，但并非脑力劳动就是创新劳动，有些脑力劳动仍属重复劳动；体力劳动虽具重复性，但并非重复劳动就是体力劳动，有些重复劳动却属脑力劳动。可见，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是一对同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虽互有交叉，但实质不同的概念。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概括的主要是劳动本身的特征；而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则主要侧重于劳动的目的和成果，研究的是关于不同类型的人类劳动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问题。因此，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是对人类劳动现象的新概括。
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意义上，重复劳动是对创新劳动的重复，创新劳动是对重复劳动的突破；重复、创新，再重复、再创新，往复无穷。在重复劳动中往往也含有一定的创新因素，它积累为主要成分时重复劳动就变为创新劳动，随后又在新的重复劳动中开始创新因素的积累；量变、质变，再量变、再质变，往复无穷。重复劳动是对创新劳动的肯定，创新劳动是对重复劳动的否定；新的重复劳动又是对新的创新劳动的肯定，更新的创新劳动则是对新的重复劳动的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往复无穷。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之间这种循环往复、持续无穷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并通过创新劳动及其成果特别是重大创新成果实现着跨越式发展和革命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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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儒家传统与后现代主义
□李连科
中国的儒家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其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斥责，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呼唤人文精神的思潮中就体现得很充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霍伊教授在为《后现代主义辞典》撰写的序言中说：“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难怪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就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或扬弃，后现代主义文化又是对现代文化的否定或扬弃，这就使后现代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认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位洋人欣赏中国的古玩，有什么不好呢？但如果这位洋人说，搞现代化会污染环境，腐蚀人的灵魂，应该退回到农耕时代，去过清静无为的生活，应提倡“何必曰利”、“去人欲”，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样，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西方现代文化缺少的美妙之处，那是言之有理的；如果谈到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西方现代文化，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先见之明，那就有点天方夜谭了。
在当今中国，客观地研究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以之来克服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限制西方在现代文化中的某些“话语霸权”，使中国的现代化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可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过，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一套系统，如果某些方面吸收借鉴西方的现代化，另一些方面则不吸收，就可能失衡。因此，必须进行创新。如何创新呢？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也许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某些弊端进行前后挤压。但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挤压的结果，从价值指向上，可能有好的方面，也可能有坏的方面。例如，对西方现代文化理性思维方式的挤压，产生坏的结果是主要倾向；而对西方现代文化中利益本位的挤压，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因此，必须保证这种挤压不致对现代化伤筋动骨。
中国儒家传统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呼应，是有其内在根据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反叛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关注与西方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主张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转变，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转变。据说，这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启示。在当今世界，保护自然的观念肯定会得到人们的赞许，但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努力能够完全放弃吗？如果放弃这种努力，一味欣赏回归自然，人类不仅不能进步，恐怕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可见，对后现代主义联合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向现代性的挑战，不可简单否定，更不可简单肯定，而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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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
——读《方生文集》
□杨瑞龙
经济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方生文集》一书，收入了方生教授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和文章，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关于对外开放及其他有关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理论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西方国家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有人担心外国人把我们的钱赚走了，有人甚至担心对外开放会引入资本主义，从而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针对这些疑问，作者撰写了《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一文，发表在1992年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只有正确利用而不是完全排斥资本主义，批判吸收而不是一概拒绝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才能富强起来；如果不加分析地害怕资本主义的影响，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反而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当然，利用资本主义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制度，而主要是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借鉴西方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中对我们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作者进一步论证了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作者的理论结论不是靠坐在书斋中冥思苦想得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实际调研基础上的。1983年9月，作者去深圳工作，亲眼目睹了深圳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区的环境成为培育其新思想的一片沃土。《文集》收录了他研究经济特区的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指出，深圳的一个重要经验就在于不是把精力用于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问题，而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全国率先对外开放和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做法过去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方法”，但实际上是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中性的东西，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文集》还收录了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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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图为罗尔纲生前治学的照片。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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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行政学院召开研讨会纪念建党80周年，座谈讨论——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国家行政学院日前在京召开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实践与发展。与会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与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指出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方向，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思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调整地区经济布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
对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与发展。与会者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治国之纲、强国之措、卫国之基、安国之源等方面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构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方略。
对邓小平治国方略的实践与发展。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在理论上直接继承了邓小平的法制思想，而且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与会者认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是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全面发展，是面向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结合新实践的发展，表明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的非凡智慧和能力。学习和研究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必须正确把握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孙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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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民主·现代化·社会主义
张松茂在《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指出，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将国体民主与政体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更加完善、科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使这一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民主的发展、现代化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民主与现代化不可分离，高度的民主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民主，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民主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同步性，民主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又是民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摘自《天津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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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非法非正常收入的根源
陈宗胜、周云波在《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一文中提出，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非法非正常收入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转轨时期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新旧体制并存，即双重体制同时运行；二是体制缺位，即旧体制已被破除而新体制又未建立和健全起来；三是体制错位，即新体制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套不够，如资金管理与项目审批制度不衔接造成漏洞等；四是体制虚设，即名存而实无。法律制度的缺陷也有类似的表现：一是法律法规缺位，即一些领域仍然无法可依；二是法律法规的规制力度不够，比如对打假制假的处罚过轻；三是法律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比如某些税收返还措施；四是法律法规执行不力或受到人为干扰等。
（摘自《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