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高音C之王”帕瓦罗蒂
期待再见中国歌迷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罗晋标
“中国朋友们，我是卢恰诺·帕瓦罗蒂，我急切地期待着到中国同大家见面，我为能再次去中国而感到高兴，我真的感到非常高兴。谢谢！”记者从罗马对正在意大利佩萨罗家里的帕瓦罗蒂大师进行电话采访时，大师以其美妙的男高音像朗诵一样向中国歌迷们表示如此热情的问候。
被誉为“高音C之王”的当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卢恰诺·帕瓦罗蒂已经66岁，但还是十分繁忙，奔波于世界各地，在意大利的时间不是很多。记者从帕瓦罗蒂大师的新闻代理人那里得知，大师最近正在意大利，为在其家乡莫德纳举办一年一度的“帕瓦罗蒂和朋友们”音乐会和国际赛马活动而奔忙，于是记者通过文传向帕瓦罗蒂大师提出采访要求。6月4日下午，当记者拨通帕瓦罗蒂大师在意大利东部海滨城市佩萨罗家里的电话时，立即听到他那熟悉的洪亮声音：“PRONTO！”（喂！）记者曾在帕瓦罗蒂首次访华演出期间担任后台翻译并进行现场采访报道，后来在意大利工作期间又曾在帕瓦罗蒂举办的莫德纳家乡音乐会期间与之有过接触，今年初又曾对他进行过电话采访。因此，在此次电话采访时，帕瓦罗蒂大师对记者已有印象，双方互致问候之后，便像朋友一样交谈起来了。
1986年6月，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帕瓦罗蒂大师曾率领意大利热那亚歌剧院一行210人访华，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在北京展览馆和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广大中国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帕瓦罗蒂兴奋地对记者说：“那次访华演出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中国观众是伟大的观众，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场音乐会，有1万名观众，大家还一起唱了《重归苏莲托》，中国一位高级领导人观看演出，最后还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那次访华真是令人难忘。”
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帕瓦罗蒂大师的情绪非常好。他在今年初曾对记者表示他很想再去中国，并称有希望很快能与中国观众再次见面，如今他如愿以偿，非常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次要在故宫里演出，时间虽然短，可这是个极好的机会，15年之后再去看看中国，我不能失去这个很好的机会。”
谈到这次访华演出的安排，帕瓦罗蒂大师非常愉快地对记者说：“我将在香港先演出一场独唱音乐会，然后在北京与另两位男高音一起在故宫联合举行一场音乐会，最后还将去韩国汉城举行一场3人联合音乐会。我将为中国观众演唱抒情歌曲，例如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的唱段等。”帕瓦罗蒂大师还告诉记者，他这次访华没有众多的随行人员，“我只带尼科莱塔和母亲一起去，不带别的人。”
记者再次感谢帕瓦罗蒂大师，并预祝他再次访华演出取得圆满成功，采访在热情而愉快的“CIAO！CIAO！”（再见！再见！）声中结束。
帕瓦罗蒂照片由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提供。（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专访
“我们为他骄傲”
———柯棣华亲属访问记
本报驻印度记者赵章云
5月的孟买，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骄阳下，嫣红的火焰花和三角梅将这个热带海滨城市装点得更加亮丽。这是柯棣华当年所熟悉的印度西部城市。他的家乡绍拉普尔离这里只有400多公里，他上大学的城市浦那离这里只有100多公里。当年，他就是在这里报名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他也是从这里的港口乘船前往中国而一去不复返的。时隔半个多世纪了，他的大多数亲属仍然居住在这个以工商业和港口闻名于世的大都市里。
我们驱车来到了孟买旧城北部最普通的一个居民住宅区，其中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就住着柯棣华的三个妹妹：84岁的二妹莉拉瓦蒂，80岁的三妹玛诺拉玛和74岁的五妹桑塔拉姆。一进入那个只有15平方米的小客厅，立即映入眼帘的是正面那尊一米高的柯棣华半身石膏像和左边墙上那一大幅柯棣华半身油画像。柯棣华的遗像如此引人注目，马上使人感到了三姐妹对她们哥哥的热爱和怀念之情。这里还是一个因柯棣华而构筑起来的中印友谊的缩影，除了柜子里摆满的各种中国纪念品外，墙上还挂有中国的京剧剧照，徐悲鸿的“奔马”和镶在镜框里的中国丝绸画“北京天坛”。
三妹和五妹终身不嫁，退休之后就一直住在一起。二妹跟随儿子在美国多年，时感寂寞，特地跑来与两妹妹相聚。这样，柯氏三姐妹又像小时候那样住在了一起。她们虽然都是年迈之人，但仍然端庄儒雅，眼睛中闪烁着聪慧和慈祥的目光。同中国人在一起，她们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显然，这是她们的哥哥柯棣华大夫给她们结下的这份不解之缘。因此，同中国人谈起她们的哥哥时，三姐妹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柯棣华大夫1938年6月29日响应印度国大党的号召，申请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他1938年8月17日到广州，1939年2月12日到延安，同年12月21日奔赴抗日前线，1941年1月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2年7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国际友人，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舍身忘己，奋不顾身。尽管“大扫荡”摧毁了他的健康，癫痫病加剧了他的病情，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单单是1941年一年中就施行了430次手术。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日以继夜地工作，加上食品短缺，药品匮乏，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时年才32岁。
三姐妹告诉我们，当时，远在印度的母亲承受着丧子的巨大哀伤，整个家庭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我说，当时，不只是印度，还有中国，是两个国家在分担着他们的悲痛。印度作家阿巴斯在他的著作《还有一个没回来》中，称柯棣华的逝世“是古今感人至深的悲剧之一，既慷慨悲壮，又低回婉转”。是的，从柯棣华28岁来华，奔赴抗日前线，与中国姑娘郭庆兰结婚，儿子印华出生，到32岁与世长辞，他在中国经历了虽然短暂动荡但感人肺腑的岁月。他与中国的民族英雄们一起载入了中国的史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柯棣华这个名字。我们沉浸在对柯棣华的崇敬和怀念之中，只是对面园中孔雀的声声啼鸣，才将我们唤回到现实中来。三姐妹一再感谢中国政府对她们的关心，从当年叶剑英元帅亲临这个小客厅，到去年李鹏委员长在孟买泰姬饭店接见他们全家，中国政府没有忘记柯棣华大夫对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贡献。三姐妹还说，中国对外友协多次派团前来慰问，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也经常前来看望，给她们送来了中国人民的关怀和友谊。三妹拿出了一本本影集，向我们一一出示那些有些发黄但十分珍贵的照片。我们看到了郭庆兰带着儿子印华访问印度时的感人画面，也看到了柯棣华亲属多次访华时受到中国人民隆重接待的动人情景。
喝下午茶的时间到了，五妹亲自进到里屋，将早已准备好的饮料和芒果端了出来。大家一边品尝这南国的佳果，一边谈论着柯棣华给印中两国留下的不朽友谊。这时，三姐妹拿出了她们最为宝贵的珍藏———毛泽东的墨迹。这是一幅两米来长的长卷，书写着毛泽东1942年12月9日为悼念柯棣华逝世的亲笔挽词。苍劲有力的大字，抒发了毛泽东对柯棣华逝世诚挚而又沉重的感叹，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柯棣华大夫的崇高敬意。挽词中“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一句，是毛泽东对柯棣华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柯棣华作为中印友谊象征的热情赞颂。这时，我不禁想起柯棣华当年常说的一句话：“我一听到你们喊起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我的心就兴奋起来。”柯棣华以他的实际行动构筑了中印友谊，中印两国人民都不应该忘记。
告别时，我们与三姐妹互相祝福。大家都相信，尽管时代变迁，人事更迭，但由柯棣华等先辈们构筑的中印友谊有着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它必将发出新的光辉。柯棣华的三妹说得好：“柯棣华是为了印中友谊而去中国并牺牲在中国的，我们永远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希望印中友好，并为此而继续努力，以告慰柯棣华在天之灵。”（附图片）
左图：记者正在采访柯棣华亲属。
刘秋芬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吃饭与面子
邢世嘉
从欧洲考察回国时，有朋友设饭局为我接风。进得美食城刚刚落座，道道美食便接二连三地端上桌来，生猛海鲜，山珍野味，很是排场。朋友好不荣耀地向我和仅有的两位作陪者笑笑，极显风度地向桌上一摊右手：便饭，便饭，请随便用。其姿势和话音显出了他平素少有的得意与自信。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当然对这丰盛的一桌是心领神会的：我将要吃下的不仅仅是山珍海味，更重要的还有朋友的面子。
饭局中，朋友将话题引到欧洲的饮食文化上，问我对此有何感受。此时此刻，我有口难开，有言难发，只怕说出真感真言有伤朋友的盛情和面子。所以，当时便很惶恐地故作感慨道：欧洲人吃得太简单了，哪有中国饮食文化这样博大精深。
说欧洲的饮食文化没有中国的博大精深，只是指他们没有给饮食增加人为的附加意义和世俗色彩，即请客吃饭不太注重面子。其实，欧洲的饮食文化也有博大精深的内涵。
我们在德国考察时，曾接受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宴请。这可算是一次级别相当高的正式宴会。然而，招待大家的只是每人一份烤牛排，一份油炸土豆，一份冰淇淋。如此而已。
事后我想，在中国，甭说用如此简单的两道菜来宴请外宾，就是用来招待常来常往的亲朋好友，也足以让我们感到惶恐不安。惶恐什么？当然是害怕落一个“吝啬”或“寒酸”的名声，面子失尽。虽然，对中国人来说，展示面子的地方很多，但对于请人吃饭是绝不可视其为“小”的。中国人最常展示的面子就是在饭桌上。
欧洲人不仅公宴不讲“面子”，而且私宴也不看重“面子”。我在荷兰时，有一朋友请我参加他家的烛光晚宴，他神秘地告诉我，他太太要让中国客人吃到地道的荷兰名菜。哪知，当我们几个早就对荷兰名菜垂涎的中国人在烛光幽幽的客厅入座时，主人端上桌的却是每人一份熏肉（只有几片），外加一份水煮花菜（只有几块），主食也有，但只是几片干面包；当然还照顾到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别加了一蘑菇汤。虽然我们对欧洲人请客的简单程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仍难免有些失望。晚宴结束了，肚子似乎还是空的，吃的欲望仍在幽幽烛光下肆无忌惮地延伸着。
在用餐后酒的时候，突然间，我发现有一种感觉随着烛光一起摇曳。这种感觉虽然是飘忽的，却让我对欧洲的饮食文化有所感悟：他们深深懂得饱而不思的道理。之所以不让你吃饱，就是让你留下“思”的空间。思即是欲望；欲望即是美。与其让你吃饱，不如让你品味欲望之美。看来欧洲饮食文化似乎极巧妙地渗透着黑格尔的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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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说洋“粽子”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习俗之一是吃粽子。有人以为这粽子是中国人的专利，其实其他国家也有。洋“粽子”主要流行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
日本在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有端午节，也吃粽子。所不同的是，日本的粽子不是用糯米而是用米粉做成的，形状呈长圆形，像个锤子，并在粽子上缠兰草。
缅甸人也爱吃粽子，但与端午节无关。缅甸粽子也用糯米作主料，用香蕉、椰蓉作馅，其香气扑鼻，吃起来糯软甜美。
菲律宾把粽子作为圣诞节必不可少的食品。粽子形状呈长条形，风味与中国江浙一带的粽子基本相似。
印度尼西亚的粽子在南洋很有代表性，用馅特别讲究。其肉粽是用新鲜牛肉末加上香菇、葱等，吃起来香滑而不腻。
墨西哥的粽子与中国粽子很相似，称作“达玛尔”。它以粗玉米作主料，再配以肉片和辣椒，用玉米叶或香蕉叶包成，吃起来又香又辣，别具风味。
哥斯达黎加粽子用一种经过特别加工、带有粘性的玉米粉作主料，配以鸡肉、牛肉、胡萝卜、土豆、橄榄、辣椒等，然后用新鲜的香蕉叶包成扁方形。
秘鲁的粽子比较接近上一种，是圣诞节食品。圣诞节这一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欢庆圣诞边吃粽子。（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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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朋友米司令
吴虹滨
米司令是我到塔吉克斯坦任职不久就结识的朋友，其大号叫加法尔·米尔佐耶夫，是共和国总统卫队的司令，军衔为中将。我初次拜会米司令，就是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卫队司令部，不过不是因为他的司令职务，而是因为他的兼职：塔吉克斯坦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初次去拜会米司令，我的座车刚驶入卫队大院停下，一位上校军官跑过来敬礼报告说，司令官亲自来迎。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一位身着军装的大汉向我大步走来。他有近一米八的个子，身材魁梧，银灰色的头发和剪得很短的络腮胡子连在一起，透出一股威猛豪爽之气。有力的握手之后，他伸出食指，制止我称他为将军先生，让叫他将军同志，大声说，来，我的中国朋友，接受我们的欢迎吧。于是我看到他的办公楼前站着一排军人———他把卫队总部的全部高级军官都拉了出来！
到办公室坐下后，我们热情地交谈起来。他感叹地说，我最钦佩的伟人是邓小平，他使中国共产党人避免了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使中国免遭苏联的厄运。谈到我来塔吉克斯坦任大使，他说了我近几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常听到的话：我在电视里听到了你向我们总统递交国书后对记者讲的话，讲得太好了。我不由得感到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在这个几乎被内战的战火洗劫一空、经济恢复才刚刚起步的山国，人们是多么关心世界、关心中国啊。告别时，米司令指着窗外他的专用直升机说，你有空再来找我，咱们坐它出去玩玩。想进山，我这里的车随你用！
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中国大使馆，我的到任酒会上。据说米司令不喜社交，从来不到外国使馆做客。他肯来出席这次活动，为我的酒会增光不少。那天他身体不好，可他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才不得不提前离去。不过我们约定，稍后我要在使馆单独宴请他。几天后，米司令如约赴宴，兴冲冲地拖来一只硕大的运动包，把里面的运动衣连同大包都塞给我，然后急切地向我讲述他的得意设想：塔吉克斯坦国家奥委会要把今年塔吉克斯坦的全民长跑日作为支持北京申奥的活动，征集群众签名，还要把这些签名送到国际奥委会去。我看着那双在大胡茬子中微笑的眼睛，高兴地邀他举杯，以茶代酒（米司令是严肃的穆斯林，不喝酒），一饮而干。
5月26日的长跑活动搞得非常成功。米司令不但组织了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还拉来了他的副司令和一些士兵。我们使馆的全体外交官也都参加了。米司令身穿短袖运动衣，在等候长跑的队伍中转来转去，和人们亲切交谈，一会儿拍拍小伙子的肩膀，一会儿拍拍老头儿的肚子，似乎到处是他的熟人。起跑之前，我和米司令都讲了话，还宣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翁为这次活动发来的致辞。我们跑在最前面，后面是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极为壮观。人们在跑完全程后纷纷在印有北京申奥宣传画的纸板上签名。几天后，我打电话告诉米司令，中国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次活动，听筒里传来了极为响亮的笑声。
米司令原是个中学的体育教师（这大概决定了他当司令后欣然接受国家奥委会主席一职并极热心于发展体育事业），当塔吉克斯坦陷入内战、全国烽烟四起的时候，他投军同反政府武装作战，勇猛异常，屡建功勋，闻名全国，人称“白发将军”，最终成为总统的卫队司令。米司令在战火中虽勇猛如狮，但在和平年代他的眼睛却始终闪现着塔吉克人的温和、善良和对和平的向往。他是穆斯林，但除了严守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在思想上并不认同宗教极端主义。他告诉我，塔吉克人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们在宗教教义上是温和的，现今盛行在世界一些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塔吉克是不受欢迎的。他抚着自己的大胡茬子说，这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常留的大胡子没关系。
早听说，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关系不大好，有时甚至相当紧张。可是米司令却主动找了个乌兹别克人当他的第一副司令。我在不同场合发现，他们的关系很融洽。米司令解释说，塔吉克斯坦有1／4的人口是乌兹别克人，各民族世世代代相处，大家应当相互信任。长跑那天在检阅台上，我指着台下一片青年人说，将军，如果你检阅的永远是这些灿烂的微笑，而不是军人严肃的面孔，那该多好啊。这一刹那间，我发现这个钢铁硬汉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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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琅南塔与中国
王忠田
琅南塔是老挝北部省份，北面与中国、缅甸接壤，南面与泰国相邻，全省人口约12万，有30多个民族，如傣族、苗族、圭族、瑶族、卡姆族等等。琅南塔省因境内有南塔河而得名。省会琅南塔市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平原上，人口不足万人。全省划分为5个县，其中琅南塔县和芒新县与中国接壤。
最近，我有机会到琅南塔省参观，领略到了琅南塔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
中国货
从老挝首都万象乘老挝国内航班的运—7型飞机，55分钟后便到达了琅南塔机场。一出机场，就看到一排供出租用的我国生产的重庆长安牌客货两用车。
我们下榻的省委招待所，桌上摆着中国产的康佳电视机，喝的是云南的版纳生态云雾茶，用腾冲火柴点中国蜡烛，卫生纸是昆明生产的松猫卷筒纸。
走到市场上看看，中国商品更是琳琅满目。建筑材料、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桔子苹果、香烟牙膏、刀片电池……应有尽有。
我曾经问琅南塔省副省长通万赛·南拉迪：“琅南塔省是中国货多还是泰国货多？”他回答说：“中国货多。”在琅南塔省，人民币可以通用，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老币1000基普。
中国人
在不足万人的琅南塔市，居住着一两百名中国人。在挂着中文“天府食宿”招牌的饭馆门口，我见到了那家饭馆的老板。他是一位四川人，看上去有50多岁。他在琅南塔省谋生已经10年了，如今把老婆孩子都迁到了琅南塔市，领取了省政府发的暂住证。据他说，在琅南塔市有5家中国饭馆，老板是四川人和湖南人。
琅南塔市的两家制砖厂和一个水利水电工地，雇佣的都是中国民工。在农贸市场，有不少卖菜的小贩，操着满口云南话，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人。
一天，我们正在红塔宾馆饭厅吃饭，走进来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挎着一只篮子，里面摆着各种小商品：照相机、手表、麦克风等等，用老挝话向我们和饭厅的服务员兜售。我一眼就看出她是中国人。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安徽人；问她来老挝多长时间了，她说3个月；问她买卖如何，她说还可以。
我真佩服这些四川、湖南、安徽同胞的生存和适应能力。
中国情
在琅南塔省，我受到当地官员热情、亲切、友好的接待。他们向我介绍了琅南塔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对中国给予该省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省军事指挥部的军官们介绍说，琅南塔省与中国的边界是一条友好、和平的边界。近几年来，琅南塔省军事指挥部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边防部队建立了定期会晤制度，每年5月老方到中国景洪市会晤，11月中方到琅南塔市会晤。通过会晤，双方边界偶尔出现的一些小问题都能及时得到解决，而且联络了感情，加强了双方的友谊与合作。
琅南塔省山林密布，耕地稀少，经济落后。在中国的帮助下，近几年来开始种植甘蔗和橡胶树。甘蔗收获后卖给中国勐腊县糖厂；橡胶树尚未能割胶，待能够割胶时将请中国专家传授技术，收获的胶乳出售给勐腊进行加工。
由于琅南塔省没有发电站，只能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琅南塔市每天只能在晚上6点至9点半供电。为解决供电问题，老方决定向中国购电。输电线路已经从中国的磨憨口岸架设到老挝境内距边境18公里的纳堆。目前，中国向老挝输电问题正在商谈中。老方希望由中方先投资建设输电线路并向老方输电，将来老方以木材、稻谷或其他经济作物产品偿还中方。现在琅南塔省领导对在中国帮助下发展本省经济充满殷切希望。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雕塑集萃
骑车人邸抗非摄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