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文艺专页)
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评介

英雄丰碑史诗绝唱
——评长篇革命历史电视剧《长征》
仲呈祥
  气势恢宏的史诗品格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精神史上的绝唱。但像这部长篇电视剧《长征》这样,以二十四集的鸿篇巨制,充分发挥容量大的审美优势,全景式地全方位地艺术表现长征,确未曾有过。它以成功的艺术实践,感人肺腑地在荧屏上再现了长征的真实历史,深情地“史”中觅“诗”,讴歌了创造这历史奇迹的中国工农红军精神世界中饱含的伟大诗情。它可望传之后代、名垂艺册,堪称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关于长征的荧屏形象教科书。
  《长征》的这种史诗品格的艺术建构,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叙述、对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和对历史人物的生动塑造这三个层面的有机、和谐统一上。
  首先,《长征》对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艺术叙述,真实清晰,详略得当,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真正做到了“史”中觅“诗”。
  其次,《长征》在注重历史事件艺术叙述的事实性基础上,更注重精心营造特定环境的历史氛围。历史氛围是历史事件流程的时代背景的艺术呈现,是作品史诗品格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长征》剧组以长征精神拍摄《长征》,把历史氛围营造的真实性定为自觉的美学追求。走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实地实景拍摄,顶风雨,冒严寒,三上雪山草地,挑战生命极限,精心营造出真切动人的长征氛围。从服装到化妆,从表演到摄像,从录音到音乐,从人物造型到环境造型,哪怕是美工师选择的一件小小的道具,各工种各环节,都一丝不苟,务求逼真。
  再次,《长征》尤其注重活跃于这种历史氛围之中、决定着这些历史事件发展流向的历史人物的生动塑造。《长征》中唐国强塑造的毛泽东形象,刘劲塑造的周恩来形象,王伍福塑造的朱德形象,各具风采,相映成辉,都有新的艺术突破,都在他们各自作为特型演员塑造革命领袖形象的艺术生涯中翻开了新的一页。而陈道明首次出演的蒋介石形象,也不同凡响。
  光照千秋的精神火花
长征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在最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排除万难、挑战生命极限的典范。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更必须继承和发扬这种长征精神,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便是荧屏上的《长征》所闪烁的光照千秋的精神火花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正如编剧王朝柱在《长征·前言》中所云的:《长征》追求“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美学品格”,“重点写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高尚品格”。讴歌崇高的精神美,解剖丑的灵魂,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这是《长征》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追求。如果说,《长征》里的毛泽东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耀眼的精神火花;那么,《长征》里的周恩来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灿烂的精神火花。两者相得益彰,互补生辉,显现出革命领袖伟大的人格魅力。
弥足珍贵的创作经验
《长征》的创作成功,并非是偶然。正是这个创作班子,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时,就向祖国人民奉献出了长篇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赢得了高度评价。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到《长征》,他们积累了不仅对中国电视剧创作,而且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弥足珍贵的创作经验。正是因为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学者指导把关和提供丰富翔实的史料,有中央电视台组织调集的代表国家一流水平的电视剧艺术家们担纲创作,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才真正实现了长征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资源的深入开掘与最佳配置。
  《长征》充分注重发挥长篇电视剧特有的审美优势和遵从长篇电视剧的美学规范,精益求精,从戏剧结构上力求做到每集故事、人物相对集中,且集首有呼应、集中生高潮、集末留悬念,从艺术节奏上力求做到张弛有致、舒缓相间。这样,《长征》成为了一部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相当完美统一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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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圆今宵》:平民化诗意的书写
黄式宪
仿佛浴着晨曦在青青荷叶上晶莹透亮的一滴露珠,银幕上朝我们走来的这个新人,质朴、清新并辉映着我们变革时代的亮色。她就是《月圆今宵》中辞去机关工作、主动应聘到一个街道社区担任居委会主任的女大学生凌宇。作为年轻女导演的陈力,努力寻觅一种“主旋律”与个性化叙事的对接,运用“轻喜剧”明快而庄谐并备的艺术笔触,采取“微尘见大千”的巧思,将镜头对准了都市平民百姓的社区生活,着力刻画凌宇如何面对社区日常、琐细而纷至沓来的诸多矛盾,如何自觉地迎接新生活的挑战并实现自我人生的价值。随着剧情一层层展开,陈力举重若轻、如润物无声的春雨那般生动、鲜活地实现了一次平民化诗意的书写。
  凌宇的性格娴静、内秀,独有一种外柔内刚的“韧性”;同时又充沛着一种当代大学生的朝气与活力。影片既呈现了她在公众空间踏实、敬业、锐意进取的侧面,又娓娓动人地揭示了她作为大龄姑娘个人“隐私化”的情感、婚恋侧面,显得立体、多面且血肉丰盈。她显然不同于老一辈如刘娘、孔姨那种婆婆妈妈式地捧着爱心作奉献的居委会干部,无论工作或待人处世,她具有清醒的价值判断和现代开拓意识,因之难免与刘娘等发生磕磕碰碰。起初,老主任刘娘将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欢欢喜喜将居委会办公室的钥匙和公章移交给了她,不料在面对社区的大事小事上却时不时意见相左。有一回,由于刘娘等执行“治安巡逻”夜入本社区一户老外的民宅,原是出于关注美国人麦克太太怀了孕的一片好意,岂知麦克却因此提出了所谓“侵犯隐私权”的抗议。事涉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凌宇向麦克道了歉,还要求大家今后巡逻不得离老外住宅太近或擅自进入宅内。刘娘出于习以为常的“老惯例”和老人的固执,勃然动怒发火,甚至从凌宇手里收回了办公室的钥匙和公章。后来,麦克太太深夜难产,又恰恰正是由于刘娘吸取了凌宇的意见,将例行巡逻队从“公开”转成“地下”,一直暗中观察着老外孕妇的动静,这才及时发现该孕妇难产,将她紧急送往医院乃得以顺利分娩;当新生婴儿落地发出第一声啼哭之时,刘娘却因积劳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她是用自己独特的奉献爱心的方式,走完了她那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作为全剧艺术叙事的主干,凌宇和刘娘之间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事实上充盈着朴素的平民生活的诗意,显示了双向互动、相当多义的人性内蕴和喜剧情趣。人们看到,刘娘正是看中了凌宇是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才尽心竭力地抬着她、帮着她,一心要培养她成为撑住居委会工作、与老百姓心贴心的社区当家人;凌宇也正是这样做的,她在用现代意识将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文明层次的同时,却也因受到刘娘真诚奉献爱心的言传身教的感召,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更为充实,并实现了某种新的价值。这里,还应当提到奚美娟的表演,她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用内敛而纯美的艺术体现,真实而准确地塑造了“这一个”新人的形象。
  说到凌宇个人的情感空间,她曾在网络上结识了文质彬彬的罗医生,在一次约会时,恰巧遇到杨朴等一帮粗犷而江湖气十足的哥们儿来向他们敬酒、灌酒,罗医生不明底细,竟被“吓”得不辞而去。凌宇回家,因爱的失落,伤心地饮泣,惟有她的老父亲陪在床侧默默相慰。经过生活的喜剧式的诸般折腾,凌、罗之间其后乃冰释误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正是:月有青辉人有情。但是,结局的“句号”似乎画得过于浪漫、过于圆满了,让凌宇最后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挥动起指挥棒,指挥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和由社区群众组成的大合唱团,显然,这就触犯了“理想化”而丧失了生活真实性的大忌,在艺术上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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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评介

  《沧海》的神韵
  廖奔
  一部成功的歌剧作品,必须有着立意上的独特内涵,又同时满足音乐性和戏剧性的两种基本要求,这在歌剧史上有着诸多经典先例。辽宁省歌剧院进京演出的歌剧《沧海》,我认为在立意和戏剧性方面是有独到创获的。
  这部歌剧给我们的印象首先是在处理题材时,对立意的精心提取与编剧之精巧结撰。戏的选材是清康熙年间对台湾主权的恢复,它碰到一个传统道德观转折方面的障碍,即如何在肯定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历史功绩的同时,又面对和接受其继承者向清廷的归顺,这会在人们心里勾起比较复杂的道德情感。编剧一方面在开场时用话外音向观众交待了清廷一统已成、国势兴隆,而台湾郑氏政权客观上已经沦落为封建割据势力的基本历史事实,一方面巧妙避开了从正面描写施琅对台战争,那样势必要强调施琅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抵抗一方的行为逆动性,而把注重力集中在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台湾人士的内心犹豫和矛盾、对祖国的向往和依恋之情以及最后的顺应历史趋势作出正确的抉择。这样,剧作就对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建立了同情基点,赋予其最终抉择以足够的道德支撑。
  剧作在内容处理上紧紧抓住三种情感来打动人。一是亲族情。通过同胞乡亲对战死士兵的哀悼怀念、期望宁静和平的生活而展现在舞台上。观众首先看到的就是大海对阵亡将士的关爱与抚慰,这是乡邻父老的心声展露,它所积聚起来的情感力量极其强烈,一下子就把观众的心灵深深打动。二是宗族情,主要通过台湾统治者和民众对海神妈祖的虔诚祭奠,情感寄予和命运相托来体现。海峡两岸在长期共存生活中形成的对妈祖的共同信仰,认祖归宗的精神需要,成为引领台湾同胞回归大陆怀抱的支配力量。剧中妈祖慈蔼神像的两次出现,与人物情感和人们的宗祖寄托血肉相连,牵动的是民族心理深层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透过宗教情怀发挥了强大的感召力。三是故土情,主要寄托在郑军统帅刘国轩身上。他对大陆故乡白发老母的刻骨铭心的挂牵,以及他思恋故土、老来叶落归根的眷念情丝,支配着他的最后政治选择。这三种情感的相加与叠涌,成为剧中促成台湾回归的主要情感支配力量,同时它又恰恰比军事行动场面更为适合于歌剧的舞台表现。一场以抒情手段为主体,震撼心灵、回肠荡气的歌剧就在这一基础上形成。
  歌剧的强调抒情,不等于说它忽视戏剧的动作性,那将使它失却戏剧效果。编剧在强调抒情、把复杂的历史和道德背景推向幕后的同时,却又用极其经济的手段,精心构设了人物心态的多变性和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
  瓦格纳曾经强调要重视歌剧创作的戏剧性内核,中国观众在欣赏这种西洋艺术时更依赖于情节的调剂性,因此本剧在加强歌剧性方面的尝试值得重视。剧作以抒情为主调,以复杂人物关系的逐步呈现和情节逆转为筋节,使得舞台的情感冲击力强烈,而戏剧情境的巧妙构设又维系着观众长时间的兴趣和注意力,叙事与抒情在这里实现了较好的统一,它奠定了这台中国歌剧成功的情节基础。当然,最终把阻碍台湾回归的分裂力量,归结为徐太妃的个人野心和内心仇恨,没能摆脱历史上传统的“女人祸水论”的窠臼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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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评介

  壮丽多彩的文学画卷
  ——建党八十周年十部重点文学作品述评
  中国作协创研部
  庆祝建党八十周年重点推出十部优秀文学作品。这十部优秀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艺术系列,它们有着内在精神的联系。
  党史系列的创作,和我国人民革命、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的百年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反映那一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与历史眼光,同时又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新的文学创造。长篇小说《日出东方》、长诗《东方神话》和报告文学《协商建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而另两部歌颂人民革命和他们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的作品《英雄无语》、《我在天堂等你》,则进一步把历史与现实联结了起来,具有一种新的拓展的意义。
  十部重点推出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欧战军与白雪梅(《我在天堂等你》)、史天雄(《英雄时代》)、李东方、贺家国(《至高利益》)、方雨林(《大雪无痕》)、孙浩、田茂林(《好爹好娘》)等,他们各有风采,都是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英雄人物。而另一些英雄,如《英雄无语》中的奶奶和爷爷,《智慧风暴》中的科教界知识分子王选,乃至《英雄时代》中创立了下岗一元店的毛小妹,他们与我们普通人有着更多的日常的联系,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又可以认为是文学画廊中崭新的创造。
  “颂歌”的涵义和拓展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颂歌”的时代。单纯而又热情的歌颂,到七十年代末便转化为对于“自我”的重新发现。诗风也为之一变。
  张庞、卜宝玉的政治抒情诗《东方神话》也是颂歌。它以铿锵的音律,真挚的情感,抒写了党建立以来八十年的奋斗,八十年的辉煌,大气磅礴,落笔惊风,继承了以往政治抒情诗的阳刚之气和豪情胜慨,但又有了新的发展。“颂歌”的涵义并不就是简单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万多行的长诗从“吟哦曙光”到“远方的梦”,它形成了十五个诗化的命题,既有浩荡激越的铺张排比,又有起伏跌宕的意象对比,有胜利也有曲折,有辉煌历程也有“苦涩岁月”;它有了真正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这才构成了对一个伟大的、经历了挫折的考验又不断走向成熟的党的深情的歌颂。《东方神话》从一个现代抒情主人公的地位,拉近了历史与现代读者的距离,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重温信仰和理想,又包含着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在这首长诗中,历史与现实的交流是作品中最富思想内涵和艺术光彩的地方。驻足在毛岸英年轻的画像前,那喷薄而出的诗情和联想,对于南京大屠杀那独具个人色彩的感受与思索,都感人肺腑。还有,诗中写道:“从一名战士我长为英雄/需要经历无数次战火的洗礼/而由一名英雄蜕变的罪犯/只需要一些小小的放纵。”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几乎可以成为警句。
  对“颂歌”作扩大的理解,它还可以包括叙事作品中黄亚洲的长篇小说《日出东方》。《日出东方》以翔实的史料,深入的开掘,形象地再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由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对于历史的描绘而言,历史最有价值的部分总是能与现实交流的部分,能为现实提供智慧和价值的部分,能启示现代人生的部分。在上个世纪的各种思想、主义风云激荡、相互撞击的时候,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人民解放,荜路蓝缕,探求革命的真理,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它领导中国革命,是历史的选择。它生动而又传神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的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精神,更是具有思想和艺术的感召力量。
  另外,郝在今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协商建国》也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历史线索,写出了在国际国内复杂的背景下,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酝酿、筹备召开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和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时代的英雄观念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时代的英雄,每一个时代也都有着自己时代的英雄观念。英雄的崇高品格、奋斗精神与感召力量,是一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部献礼重点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方雨林、李东方、田茂林等都是英雄。他们的铮铮风骨、浩然正气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时代推出英雄,英雄人物也随着时代一起成长。在《英雄时代》中,史天雄与陆承伟似乎都是支撑起这一时代的风云人物。陆承伟凭借其特殊的背景无往而不利,他认为“金钱”要在这一时代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与统治权,然而在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史天雄的精神交锋中,他始终处在劣势。相反,为了克服改革所面临的暂时困难,放弃了中央机关干部的岗位,下岗与基层职工共同奋斗的史天雄才是真正的英雄。不仅如此,那当年曾献出二十万元遗产,如今又为国分忧创立了“都得利”连锁店的金月兰和下岗一元店的毛小妹,也是我们时代推出的英雄人物。文学要塑造新的英雄形象,它也反映了作家的艺术眼光和艺术创造力。报告文学《智慧风暴》所塑造的在高科技竞争时代,中关村信息科学家王选的形象,又是一个独特的创造。王选七次人生的选择,留下了与我们时代一同成长的英雄的足迹。
  发现英雄与塑造英雄,是艺术创作中一个相互统一的过程。裘山山在《我在天堂等你》中说道:“苦难”不像名利和金钱,它不能选择,不能拒绝,面对“苦难”,我们“不是应该如此,而是必须如此。”它通过母亲的口讲述了五十年前那批进藏女兵的感人故事,沟通了在生存和观念上有巨大落差的两代人的精神。
  与此不同的是,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在历史与现实交流、几代人的沟通中,又是表现出了一种主动探索的精神。在这部具有独创性意味的长篇小说中,它努力地寻找、探求和体察父辈们的人生足迹,包含着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包含当代的价值和感情。历史并不是单色调的一种轨迹的运行,题记说,“紫色是神奇的。它包含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颜色”。于是,作品对于为革命出生入死、忠贞不二,却又对家庭未免自私无情的爷爷是努力地要理解他,尊敬他又原谅他;对于那位普通的山区农村妇女,为革命奉献了亲人,又颠沛流离,独自支撑起了苦难生活的奶奶则又无比倾情地热爱她、维护她。正是这新的英雄观念和艺术探索,才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它独有的感染力和与最广大的普通读者的亲和力。
  多样化的艺术追求
  综观十部献礼文学作品,各有艺术特色和追求。
  《至高利益》拥有作者一贯的犀利、明快的叙述节奏。它正面切入矛盾,故事大开大阖又浑然天成,人物多姿多彩又鲜明生动,显示了风格的成熟。《英雄时代》追求情节的丰富性和情感冲突的尖锐性,始终保持一种艺术的张力,也表现了作者叙事的才华。《大雪无痕》还引进了通俗创作的形态与样式,把反腐败的社会主题和侦破小说的手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它们是一批追求近距离反映生活的创作,一些和时代与人民一起思索、一同悲欢、一起呐喊与奋进的文学创作,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类似的追求,会形成类似的风格。除上述作品之外,《我在天堂等你》语言自然而流畅,在娓娓而叙的故事中表现出了一种散文化的抒情风格。《日出东方》虽是党史题材的创作,却又找到了自己真正属于文学的创作角度,注重细节的描绘和人物心灵的刻画,把文学语言的灵性和魅力发挥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智慧风暴》作为报告文学同样注意了文学性要求。它不仅在对于当代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的介绍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同时也采用了人生的视角,塑造了王选、张玉峰、张旅龙、求伯君等新时代创业者的形象,这就使这部作品同时具有了时代启示录和人生启示录的意义。《英雄无语》独特的追求,更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而是下一代人对于上一辈人生活的探求,作者把这种探求的过程也写在小说里了。它也不是一般的“寻根”小说,而是切切实实地寻求着现实与过去、“我”与祖辈的精神的交流和联系。它没有首尾一贯的故事线索,全靠叙述人的立场、观点和她讲故事的方式把作品联结起来。因此,它可以说是一部更具有探索意味的小说。
  在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推出的这十部文学作品,正气浩然、多彩迸发。它在党与人民关系的深刻认识与开掘中,以文学的方式,多角度、多视点地歌颂了党八十年的光辉历程,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的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们有思想和艺术上的不同追求,反映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深刻揭露了矛盾与理想精神的统一。它在整体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壮丽多彩的文学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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