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党史系列谈（5）
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黄一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之所以说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因为：
第一，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的指导地位。七大是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举什么旗帜的问题是我们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六大到七大，中间相隔十八年时间，我们党在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的反复比较，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方面达到了成熟。
第二，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获得巨大提高。一大批久经考验而又年富力强、善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力量，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我们党方方面面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三，七大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提供了重要保证。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充分发扬民主，在大会的讨论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对过去党内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第四，七大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把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策基础。七大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了建立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七大重申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七大要求全党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准备，即警惕内战，准备应付内战。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用革命的战争，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正是因为七大很好地回答和解决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七大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任务；从1953年起，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所以，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建党80周年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
邢贲思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八十年的光辉历程。党的八十年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标志性成就可概括为：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社会主义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前两个转变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后一个转变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始的。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继续向纵深发展。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国家积弱积贫，人民饥寒交迫。近代以来，多少有识之士谋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终无结果，他们虽有良好愿望，却找不到实现这一愿望的正确道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成了不少人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迷惘，做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性抉择，他们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根本改变。
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如何走俄国人的路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特点。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革命，它是不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是，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革命应当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可以附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解决，这就是所谓“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另一种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需要重新积蓄革命力量，等到时机成熟，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能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命运。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严峻考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其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的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要点是：1.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但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之一；3.这个革命同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4.这个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而是新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革命；5.这个革命不能走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引发革命高涨的欧洲式革命的老路，而是要紧紧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6.这个革命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它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是互相衔接的。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且以这一理论为依据，形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策略，率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新民主革命，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特别是教条主义者的反对。教条主义者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全然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割裂了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障碍。民主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和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或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决不只是一个学风问题，它事关党的兴衰存亡和革命事业的成败。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既是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运动，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这次运动，大大加强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从思想上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党的七大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其他观点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一个伟大的理论成果。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这时的中国已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也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此已作了回答。一方面针对“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犹如一篇文章的上下篇，是互相衔接的；另一方面他也并不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他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既非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可见，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大约十年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新中国的最初阶段不能不带有过渡性质，这是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后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是对《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继承和新的发展。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要点是：1.这个过渡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它既非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非列宁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2.这不是一个社会形态，而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也可以叫作新民主主义时期；3.这个时期既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时期，也是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的时期，它需要多长时间，取决于这两方面任务的完成情况；4.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理论，在党内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不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过渡时期应当尽量缩短，以尽快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另一种认为，应当尽量延长过渡时期，推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其实质是要把新民主主义凝固化、社会形态化。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正是在批判这两种观点中坚持了他的过渡时期理论，并且率领全党花了七年时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关键是要搞好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场把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革命。不进行这样的革命，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是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突出贡献。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1.通过组织起来，把小生产者（手工业者，特别是农民）引上一条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对农业的改造不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2.通过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通过合作化，把数量众多犹如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定息这种特殊的赎买形式，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最复杂的任务得以平稳顺利完成。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原来设想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十五年或更长时间，结果七年就完成了，人为地缩短了过程，造成较大的后遗症；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所有制方面没有多大区别，既然这样，何必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岂非多此一举？社会主义改造是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这不是主流，决不能因此抹煞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成绩，否认它对当时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怀疑它的必要性。应当肯定，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带领全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探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但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他违反了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对阶级斗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以致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但挫折毕竟是暂时的，经过一段严冬，我们终于又迎来了春天。
从社会主义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历了二十年曲折之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出现了转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这个转机作了思想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是这个转机的真正开始。这次会议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会议，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正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今后应怎样发展的问题上曾经陷入迷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告一段落。既然这样，就应当在刚建立起来的新生产关系推动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抓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日益富强，人民逐渐富裕，这既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又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思路也正是这样。但后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理解，毛泽东作出了另一种选择，把阶级斗争当作党的中心工作。表面上看，这是政策选择上的失误，实质上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上的失误。因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要从这个问题入手，抓住了这个根本，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问题。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要点是：1.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2.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3.社会主义也要改革，改革是一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4.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5.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改革开放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6.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看出，贯穿于这些内容的中心思想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什么邓小平要如此强调生产力的问题？因为这是解决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前提。生产力水平上不去，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的建设就都有落空的危险。当然，这决不是说只要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好就可以不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决不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而是说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性，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又有过十分沉痛的教训。现在既然已经清醒过来，就应当扭住生产力的问题不放，宁可顽固一点。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硬道理，就是指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必须始终如一加以贯彻的一种普遍原则。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解放生产力，按照以往的理解，就是通过革命破除已严重束缚生产力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社会主义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较大的包容性，即使和生产力发生矛盾，也不至于发展到要放弃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地步。所以我们过去的提法一直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调节，而从未提出过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指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不会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障碍，但长期存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过去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不全面。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来解放生产力呢？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既不是通过推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方式，也不是通过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经济体制以消除体制障碍的方式来进行。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虽然在形式上是平和地进行的，但由于它所触及的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矛头直指整个旧经济体制本身，因此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必然产生强烈震撼性。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论断的深刻性就在这里。现在这场革命方兴未艾，它已经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也有重大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对以往失误的教训的认真总结，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终于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之路，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邓小平和他的理论。党的十五大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指出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又一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逝世后，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江泽民同志近年来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他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新形势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新的概括，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新的发展，不仅对党的建设，而且对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三个代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成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摒弃“好人主义”
桑士达
“好好先生”，古今有之，其通症是于人于事皆说“好”，勿说“不”。对于革命队伍来说，人们把“好好先生”的这种行为和作风叫作“好人主义”。“好人主义”与原则相背离，为党性所不容，因而历来为我们党所反对。
然而，“好人主义”作为一种痼疾，它不仅像挥之不去的毒素，时时在危害我们的事业，处处在腐蚀我们的肌体，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还会不断地变换其表现形式。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党的政治生活中，“好人主义”就滋生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譬如，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同志之间或上下级之间往往是表扬褒奖一大通，谈到不足与问题则总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即使开展批评，也总是不痛不痒的多，且常常以“希望”代替批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人主义”，是一种不讲党性原则的庸俗作风，它在主观上和表面上是保持一团和气，在实质上和客观上是对工作和事业的失职、失管，是一种不顾“大公”、只顾“小我”的利己主义。此风流行到哪里，哪里就必定正气难张、精神难振，工作也难做好。在“好人主义”的掩盖下，还容易滋生消极腐败现象。因此，无论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深入开展“三讲”教育，都应当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决摒弃各式各样的“好人主义”。
有的同志认为，革命靠自觉，做人靠自律，一个人如有过错，他自己会改，用不着别人废舌。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像人们要天天洗脸一样，经常开展必要的批评，有利于自警自励，有利于防微杜渐。一个人觉悟再高，也难保自己永不失误。《诗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也是此意。当然，批评之声，总有点“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味道，但批评不是批判，唯有深刻的批评、中肯的意见、真诚的帮助，才于己有补，于人有益，于公有利。
有的同志担心，批评会影响团结、影响感情，从而不利于工作。这种看法同样不符合事实。恩格斯说过：“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只要我们抱着与人为善和“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注意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即使是尖锐之语，也能让人入耳入脑，好似酷夏饮冰、寒冬围炉的感觉。这样，不仅不会影响团结，反而有利于克服影响团结的消极因素，使团结更实、更牢、更好，进而使同事间的关系更融洽，同志间的感情更深厚，工作的开展更顺利。
毋庸讳言，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存在批评难、不能批、不愿批的情况，是与缺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环境密不可分的。有的同志听到好话、受到表扬，就喜滋滋、乐陶陶；而听到批评、听到意见，就火冒三丈，甚至耿耿于怀；有的是当面接受，转头如风吹过，依然故我。因此，从党的建设角度讲，就有个健全党内生活和民主监督制度的问题，以营造真正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氛围；对每一个同志来说，也需要努力做到虚怀若谷，阔胸如海，对任何批评都能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如此，积极的思想斗争才能健康展开，“好人主义”才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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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假需法律与道德并举
李迎丰
假冒伪劣行为，不仅从多方面危害宏观经济环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整个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坚决打击假冒伪劣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也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治假须依法。荀子说过：“法者，治之端也”，只有“畏法而尊绳”，然后“国常不乱”。法律是治国的根本，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需要法律来规范。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好的市场秩序，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破坏了市场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因而必须加大法律制裁力度——“铁腕抓质量”、“重拳打假”，“对造假者要罚得他倾家荡产”。2000年9月实施的新《产品质量法》，就加大了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力度。特别是自去年11月以来在全国开展的打假联合行动，上下联手，各部门联合，不仅对造假者重拳出击，查处了一批制假售假大要案，判罚了一批制假售假的犯罪分子，而且坚决向地方保护主义开战，以铲除滋生造假现象的土壤，表明了国家对假冒伪劣重拳出击的决心，也体现了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治假还需发挥道德的作用。假冒伪劣行为，不仅是经济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并冲击着我国整个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放任假冒伪劣，国家就没有希望。”因此，依法治假必须与以德治假相结合。道德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是非、善恶评价的标准，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德，国之基也。”道德的力量可谓大矣。有的经济学家把道德力量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只手”（另两只手是市场调节“无形的手”和政府调节“有形的手”）。坚持以德治假，必须加强道德教育。我们党历来鼓励人民致富，富民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但是，致富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国家利益为前提，更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那样用充满着血腥味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和方式来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是道？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道，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道。坚持以德治假，还必须实行打与扶、堵与疏相结合。在打假的同时，积极引导造假者通过正常渠道致富。各级地方政府在引导和教育人们致富时，应把勤劳致富与遵纪守法相结合，帮助人们发展产业，共同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