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北京：新世纪的思索
本报记者李舫邵建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前夕，传来了北京市四环路全线贯通的喜讯。这不仅仅是一条道路开通，也不仅仅是北京交通状况的改善，而是北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现代化功能的扩大与人居环境走向生态均衡状态的提升。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余年里，北京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强化城市现代化功能的同时，人文环境的建设与发展越来越令人关注，古都风貌的研究与传承也越来越令人关注。
老课题与新思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方案，有人提出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发展；而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则主张在当时的西郊（即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后者强调，北京旧城建都八百余年，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结晶，是世界都市计划的杰作，不应该破坏旧城的空间布局。如果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间，极庞大可观”，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面积至少要大于旧日的皇城，在城垣以内不可能找出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如将新中心放在旧城，必然增加全市性的问题，另立新区合乎布置原则。
建筑学由单纯的空间感受、包括建筑美学的探讨已扩大至对整个城市的研究，以及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北京城的建设也在沿着这一轨迹前进，而这一切，又最集中地体现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形成过程中。从1953年第一次上报中央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至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五次上报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如何确定北京的性质，是大家最终取得清醒认识的重大问题之一。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确定的新中国旧城改造的第一个目标是：对城市性质的改造——将北京从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将北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城市，彻底改造成为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按照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首都。到1993年，对北京的城市性质才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此间，历时整整四十年。
认识虽然逐渐清晰，但实践起来则更为艰难。特别是在我们摸索、认识的四十年间，北京已急剧膨胀，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前提下，协调保持世界著名古都特色与建设现代国际城市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造北京、建设一个按理想蓝图描绘出来的社会主义首都要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本来，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北京有着特色极为鲜明的政治历史文化风貌，但现在这些已有些零乱，有些甚至黯然失色；本来，作为一个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的大国的首都，政治文化概念理所当然地应当在城市建筑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内涵却在被渐渐冲淡。一方面，大量的具有传统特色和地区风貌的四合院和胡同在被连街成片拆除，一幢又一幢商业办公大楼则匆忙“抢滩”；一方面经济色彩越来越浓厚，却找不到可以承办“APEC（亚太经合组织）”、“财富论坛”之类以高层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的超大型场所。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北京作为走向世界的一个大国的首都，它也必然有一种与世界政治文化交流、沟通、融汇的功能需求。北京，仍然面临着如何保持历史文化风貌、突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特色的城市建设课题。
多中心与COD
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中相继形成或正在形成中央商务区（CBD）、中央生活区（CLD）、中央信息区（CID），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北京为适应向国际化都市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的新功能。但中央公务区（COD）出现的滞后却与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不相适应，需要我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进行有意识的布局和引导。这里所说的公务，并不仅指国家的政务活动，更意味着包含官方与民间两个层次，容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交往来、社会活动。
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梁思成的主张是要协调将要出现的新行政区和原有的老城区的关系，保护古都的风貌不受破坏；从更抽象的层面上讲，梁思成所考虑的涉及到城市的新兴功能与原有功能之间的关系。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即是诞生新的功能，城市功能向着多元化、复合化方向发展。
城市多中心格局是一个有着成功实践的协调城市功能多元化、复合化的思路。确定北京的多中心发展格局首先要澄清“城市中心”这个概念。城市的中心和城市的几何中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城市中心也并非永恒不变。随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受政治、经济、交通以及城市规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中心的位置和数量也可能不断变化。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减弱单一中心聚焦带来的恶果，不再局限于单一中心的城市形态，而是向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方向发展。巴黎、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都出现了多个城市中心的格局，甚至出现了在区域内进行功能分工和协调的城市群（或称城市连绵带）。东京、汉城等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首都为了减少城市功能向中心区聚焦导致的拥挤局面，目前也在积极研究向外分散城市功能的对策。东京准备将部分首都的职能转移出去，汉城则准备在老城外建设与老城中心规模相当的新中心。
五十年代末，北京曾确定“分散集团式”的发展模式，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落实，因此未能实行有效的控制。特别是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分散也缺乏强度，结果出现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的低效益蔓延，城市的人文空间、集团间的绿地逐渐被吞噬。面对北京的发展现状，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提出：北京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着当年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当年，这个问题就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积极的疏解？
在近年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中，亚运村和中关村是向外进行有机疏散的优秀典范。今天的成功范例，更使我们敬重梁思成的远见卓识。这也就是“梁陈方案”被学界再度重视的原因。
区域与均衡
“梁陈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区域规划。著名城市规划学家L·芒福德说过：“真正有效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专家们指出，北京的城市发展也应该从区域规划角度来审视和制定其发展蓝图，从而谋求北京全面协调的发展。
说到区域概念，我们就会看到亚运村和中关村的建设之所以被称为优秀典范的另一层含义，即有效带动了北部地区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东部、北部已经形成区域发展规模的同时，西部和南部相对来说却显得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布局。所以我们说，“梁陈方案”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梁思成所格外看重的昔日北京的城市风貌，体现在那些富有文化风格的古老建筑上，体现在这些建筑之间为表达某种理念而构成的关系上，更体现在为展现帝王之气而精心安排的北京城的布局上。北京旧城是一种严格而又精巧的均衡布局，而均衡布局是中国建筑文化中用以体现皇皇大气的一种重要理念。在点和面的关系上，表现为突出城市中轴线；在区域关系上，表现为北城南市、东富西贵。但目前的北京已失去了往日均衡发展的布局，东部、北部的快速发展，西部、南部的相对滞后，造成城市重心偏移。从局部讲，弱化了天安门地区的中心地位；从整体讲，弱化了北京的皇皇大气。实际上，北京市提出将十里长安街延长、扩展，就包含有改变这一失衡现象的含义。而要使北京实现均衡发展，还要结合复合功能、多中心格局、区域规划，将文章做足。
之所以要结合多中心格局、区域规划，是因为北京要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就不可能泥古不化地固守单一中心，而要考虑根据不同的区域，分布不同的城市功能，建立新的区域轴线，形成多点中心。北京应以政治文化为城市建筑文化的核心，而长安街是北京政治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城市建筑体现。北京城的重心失衡，从相当意义上讲，是长安街失衡，因而有必要先行考虑恢复长安街的均衡作用，保持天安门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北京对于城市总体规划虽然历经四十余年的探索，五易其稿，但有几个基本思路是在这五个总体规划方案中贯穿始终的，其中之一就是西郊地区主要布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梁思成的方案虽然未获实施，但梁思成的远见却影响至今。虽然今天的中央公务区的含义已超出了行政区的概念，但其中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新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也许就是重新认识并发扬光大梁思成的设想。（附图片）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直言录
不要妄自菲薄民族传统
陈奇佳
不久前，曾看到一位影视界名人在发牢骚。因为作品屡遭盗版，他便说中国人太喜欢买盗版碟片了，还说，这样的一个民族实在不配称“勤劳、勇敢的民族”云云——那口气似乎已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了。
盗版的确是一件令人痛恨的事情，但以此对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大肆菲薄，却显得十分荒谬。近年来在一些人中，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已颇为时髦，一些人讲起民族劣根性就口若悬河，讲民族优秀传统却绝少激情澎湃。
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讲，同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在部分文化人士中盛行的肤浅庸俗的文化批评观有着直接关系。从这时期开始，总有些人习惯或喜欢把任何具体的现实现象的批评都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的“根性”联系在一起，并由此推论中国一切现有的问题都是由传统文化造成，都是痼疾，因此便都无可救药，仿佛不如此就显不出自己见解的高明、眼光的独到、思想的深刻、批判的彻底性。虽则他们的理论常常看上去“阔”得可怕，又以鲁迅“传人”自居，但实际上，这帮人大抵国学既差，又不通西学，其理论多半只是根据一些初步的译介再加上自己的实用主义发挥而已。
这些年我们关于功利的正当性已经讲得很多，对道义的必要性却讲得太少。正因为如此，有必要提醒那些名人们注意，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一个有道德的文化人应当自觉地担当起这样的历史使命：激活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促使中国合乎文化逻辑与历史逻辑地完成现代转型。在德意志民族伟大的狂飙突进运动到来的时候，它的旗手赫尔德曾呼吁：“我不相信，德意志人对他们祖宗功绩的感情会比其他民族少些……我们会更认真地回顾他们的成就，并懂得珍视我们的古老财富。”衷心期望每一位讲道德有理想的中国文化人都能时时以这句话的精义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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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话剧《何家庆》走上京城舞台
话剧《何家庆》6月5日至17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演出。《何家庆》是根据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何家庆常年献身科技扶贫事业的感人事迹编创的话剧。该剧塑造了何家庆这个感人的艺术形象，讴歌了主人公“给我一捧土，还你一座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着力烘托了何家庆对人民的情感。（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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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视剧《风雨人生》封镜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风雨人生》日前封镜。该剧通过女主人公迟兰坎坷的人生经历，颂扬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迟兰是个在“文革”中含冤入狱的大学生，平反出狱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向了市场，由个体户成为了私营企业家。她致富不忘回报社会，冲破重重阻力，办起了福利院。（周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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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联表彰文艺家
中国文联“万里采风”活动表彰会暨2001年采风出发式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九周年，表彰在中国文联“万里采风”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文艺家、团体会员和接待单位，并为奔赴浙江嘉兴南湖慰问演出、采风的艺术家送行。接受表彰的文艺家、先进单位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会议。
“万里采风”活动是中国文联1995年开始的一项活动。六年来，上百个采风团、数以万计的文艺家在中国文联及各团体会员的组织下，深入到工矿、农村、部队、学校，奔赴改革开放前沿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采风，在实践中感受时代气息，捕捉新鲜素材，创作出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获得“采风成果奖”的摄影家李建惠，连续数年参加中国文联组织的“万里采风”活动，深入徐州矿务局后，创作了名为《一个普通矿工》的摄影作品，在矿区引起轰动。获得“采风成果奖”的音乐家龙飞是一位身患绝症的七旬老人，多年来积极参加中国音协组织的采风活动。1998年赴云南采风二十二天，克服了种种困难，雨中在澜沧江木船上谱写了《纳西篝火啊哩哩》，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大会向二十八个获得“采风组织奖”的单位、三十一个获得“采风贡献奖”的单位和个人、四十一个获得“采风成果奖”的单位和个人颁了奖。（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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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矿文联为煤矿作家颁奖
全国煤矿文学创作工作会议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煤矿文联共同举办的“西山煤电杯”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颁奖大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煤炭系统的一百多位作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中国的矿工不仅开掘着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煤炭，也同样开掘出了发光发热的煤矿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陈建功、谭谈、刘庆邦、孙少山、周梅森、谢友鄞等一批有影响的煤矿作家从矿井走出，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继1997年全国煤矿青创会暨第三届全国煤矿乌金文学奖颁奖后，煤矿文学创作的队伍不断壮大，截至目前，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会员已有二百一十二人，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七人（全委委员二人），各省作协会员七十三人。（徐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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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点评
中国文化——
让田野吹来清新的风
李怀亮
在我国当前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中，农民无疑是一支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创造领域中，农民的参与权和创造性却被严重忽视和低估了。
和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因而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不时受到戏弄和调侃，被扮得呆头呆脑、傻里傻气、没见过世面，甚至愚昧、落后、保守。比如前不久某电视台播出的一则小品中，一位城里人嘲笑乡下来的“二丫”姑娘名字土气，二丫辩解说：“俺身上没土，刚洗过澡。”于是观众哄堂大笑。对于这种调侃和戏弄，农民表现出的是无奈乃至认同。尽管当代农民对模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但他们这种模仿的热情也常常受到嘲笑。
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处于如此弱势地位的农民，又何谈对于文化创造的参与呢？据了解，目前进城进行“文学打工”的农村青年已开始形成群体。他们一般都是替人捉刀，写了文章之后却没有署名权。再如前不久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农民歌手大赛”就因为沾上“农民”两个字而遭遇空前困难。一些企业家不愿意花钱赞助这一活动，不是因为舍不得花广告费，而是不愿意让自己的企业跟“农民”沾上边，以免影响城里人对其企业的感觉，进而影响其产品的销路。大赛历尽艰难最后总算办成了，而且发现了几十位很有天赋的农民歌手。这也证明农民决不是如一部分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文化方面的创造力。当今的中国文化，需要田野吹来的清风。
诚然，在我国当代史上曾发生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极端的例子。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农民对当代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文化的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主题曾经被某些学者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种悲剧已经永远地成为历史了。我们正在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各类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承载者无疑是直接参与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创造可以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
在我国历史上，农民曾参与创造过当时最优秀的文化。《诗经》中的《国风》有多少出自民间的吟者，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创造，古往今来多少农民出身的能工巧匠、民间艺人曾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农民却沉默了。我们在文化创造的领域内很难再听见农民的声音。是当代农民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创造力吗？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段时间以来文化的单向流动。
所谓文化的单向流动，是指国外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影视节目、流行歌曲等文化产品大举登陆中国的沿海城市，然后再通过国内的传播媒介及在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向内陆农村播散，形成了城市学习国外、农村模仿城市这样一个没有回流和反馈的单项流程。我们知道，正常的文化传播应当是一个循环，而目前这个循环过程被中断了。中国的大众文化正面临着被“麦当劳化”和“可口可乐化”的危险。诚然，中国应该借鉴和学习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包括当代外国的优秀文化成分，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利用文化产品渗透、传播其价值观念为资本主义体系服务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重要的文化策略。如果我们在引进过程中不注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创性，让中国成为他种文化的洪泛区，就会严重地挫伤中国文化的原创性，我们就永远不会反过来对他种文化产生影响。而我们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使自己的文化具有原创性，就不能不调动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在文化创造方面的积极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归根结底要从中国人民火热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勤劳、敬业、善良、尊重知识，不仅是中国农民的光荣传统，而且是大多数农民现实的价值观念和生存原则。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源源不断地从原野走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重要岗位，证明着农村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让农民参与进来吧！当今的中国文化需要田野吹来的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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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藏合璧千古绝唱
——电视剧《文成公主》观后
张小平
公元641年，一位活泼清秀的皇家女子在绿草茵茵的霸桥桥头挥泪告别了名城长安，告别了她浪漫多彩的少女时代，勇敢地走上了通往雪域西藏的人生之旅，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世代相传的千古绝唱。这位唐太宗的宗室之女，就是汉藏友好的先行者——文成公主。
在整整经历了一千三百六十个春秋之后，文成公主的形象出现在当代中国的电视荧屏上。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把人们带回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年代，再现了汉藏两大民族悠远而动人的历史与情怀。电视剧《文成公主》的诞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汉藏友好关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常青”的话题。文成公主是一位用自己的青春和赤诚铺就汉藏友谊之路的伟大女性。在西藏高原和祖国内地，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个版本的《文成公主》。最早流传的是藏戏《文成公主》，它的出现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世界屋脊上流传得最为广泛的历史故事之一。第二个版本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创作的话剧《文成公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风靡全国。西藏话剧团随后将其译成藏语在西藏高原演出，大受欢迎。此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四十年后，文成公主故事的第三个版本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它运用当代最为大众化的传媒手段将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进千家万户，为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增色，也为人们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平添了许多凝重的思考。
看完了由蔡晓晴执导的电视剧《文成公主》，我仿佛回到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时代，走进了充满神奇与诱惑的吐蕃社会，和文成公主一起经历了她所经历的一切。《文成公主》为我们展示了松赞干布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他的儿女情怀。剧中表现的他与文成公主间的那些波澜起伏、历经磨难的故事寓意深刻、内涵丰富。
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大量文字记载的早期进藏先驱，文成公主表现的是中华民族那种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亲和力，是那种敢于走向未知世界、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那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
在世界屋脊的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文成公主的存在。青藏高原上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的文成公主庙、横断山脉的怒江之畔关于“怒江是文成公主的眼泪”的动人传说，以及唐蕃古道上留下的文成公主的足迹，都令人难以忘怀。在日光城拉萨，仿佛文成公主至今和我们在一起。高达一百一十米的布达拉宫里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就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共同生活过的法王洞；拉萨的大昭寺中供奉的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还有拉萨大、小昭寺里的文成公主的塑像、随处可见的壁画，都散发着文成公主生活过的气息；西藏山南乃东县境内的昌珠寺里，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当年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住过的那座紫红色的殿堂；在西藏山南琼结县境内的藏王墓区也流传着许多有关文成公主墓地的传说，等等。
据悉，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组织的“唐蕃古道考察活动”将在今年7月份举行。数十位科学家将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从西安（即唐代长安）出发直抵拉萨（即唐代的逻些），长途跋涉三千公里，对文成公主的历史足迹和唐代以来的汉藏关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探险考察。我想，电视剧《文成公主》的问世和唐蕃古道的考察，是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各族人民对文成公主进藏一千三百六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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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娃艺术团近日演出了以“党是阳光我是花”为主题的文艺晚会。四百名四五岁的海娃娃唱起了动人的《妈妈就是太阳》的大合唱，抒发了童心向党的纯真感情。海娃艺术团的娃娃们都是海军官兵的子弟，他们的演出具有海味儿、童真的特性，这也一直是海娃艺术团的特点。（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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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杂技家协会承办的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杂技金奖节目晚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杂技金奖节目，将于6月23日至28日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这些金奖节目既有惊险高难的杂技，又有神秘莫测的魔术；既有几十人表演的大气磅礴之作，又有清新典雅的精致佳作。上图为中国杂技团曾获布达佩斯国际杂技比赛金奖的节目《顶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