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要闻)
专栏：身体力行“三个代表”
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山东日照市碑廓镇党委关心群众记事
本报记者宋光茂
今年夏收之前，碑廓镇基本完成了由传统的农业大镇向3个“一万亩”转变的结构调整任务：建设一万亩冬暖式蔬菜大棚、一万亩茶园、一万亩桑园。全镇6.9万亩耕地，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例提高到4∶6以上。待这些经济作物全面发挥效益，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增加四成左右。但就是这样的好事，办不好，也会适得其反。镇党委书记卢祥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抓基层的经济工作，老办法不适用了，新办法得跟上。引导农民调整结构，道理说不透不行，账算不细不行。”
碑廓镇原来是日照市的米粮仓，一个镇产的粮食超过周边的一个县，但这些年种粮不赚钱。为了把结构调整的好事办好，镇上把结构调整的目标送到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把调整前后的经济账也附上，让他们提想法。然后，镇党委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调查摸底结果出来了，农民普遍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缺资金，二是担心没技术。为解决结构调整中的资金问题，镇党委动员全镇干部按“五、四、三、二、一”的标准借款。即：正科级干部每人每年拿出5000元，副科级拿出4000元，正股级拿出3000元，副股级拿出2000元，一般公职人员拿出1000元，款项由镇财政所担保，借给农民种大棚，发展茶桑。这样，全镇一年有10多万元的干部收入转化为农户的生产资金，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为了让农民掌握技术，碑廓镇先后邀请了高等院校和山东省蔬菜研究所的专家们来搞科技培训，农民免费听课。在普及有关蔬菜、茶桑知识的基础上，镇里又从寿光市、苍山县雇请了两名技术员，作为镇上的脱产干部管理，镇上发工资，长期给农民巡回免费指导。
最初收获大棚菜的时候，市场还没打开。农民急，干部们更急。卢祥松回忆道：“当时动员农民种了，如果不帮助农民把菜卖出去，我们工作难做不说，更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于是，当地便产生了“书记摆摊，镇长卖菜”的新闻。1998年初，卢祥松押着一车大棚黄瓜到寿光蔬菜批发市场赶集。晚上11时到寿光，凌晨2时卸完货，卢祥松带几个人就走进当街的大通铺旅馆，和南来北往的菜车司机住在一起，每个铺位只花了3元钱。卖菜的艰辛，促使碑廓镇建自己的批发市场，要让农民不出镇就卖菜，把客商引到田间地头来收菜。现在，当地的新鲜蔬菜在碑廓批发市场上供不应求。
在卢祥松的民情日记里，还记录着全镇的几家困难户。在隋家岭村，有个4口之家，两个儿子均患肾炎。卢祥松了解到这个家庭的情况后，带头捐款300元。随后，全镇党员干部和党员教师共捐出1.6万多元，为其儿子治病。卢祥松说：“关心困难群众，让大家过好日子，是我们党和政府的责任。庄稼扎不下根不结籽，人民群众就是我党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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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嘉锡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卢嘉锡同志因病于2001年6月4日在福州逝世，享年86岁。
卢嘉锡同志1915年10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台湾省籍塾师家庭。少年时在厦门读小学和初中。13岁时进入厦门大学预科班，15岁时预科毕业，旋即升入厦门大学本科班。1934年7月厦门大学化学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时兼任厦门省立中学数学教师。1937年8月考取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并立下学成回国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以报效祖国的誓言。1939年7月获伦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8月即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杰出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鲍林教授学习并从事结构化学研究，任客座研究员。1944年任美国国防委员会第十三局马里兰研究室研究员，从事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由于在燃烧与爆炸方面的出色成绩，获美国国防委员会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他舍弃了在美国优越的待遇和科研条件，满怀一腔热忱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受聘于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受聘于浙江大学讲授物理化学课程，为了祖国的化学教育事业，开始艰辛奋斗历程。在国家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了爱国民主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爱国进步力量的代表。在解放前夕他不顾个人安危，为保护厦门大学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保护进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为卢嘉锡同志实现报效祖国的誓言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历任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研究部副部长、研究部部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厦门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0年至1981年任福州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华东（后改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至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8年至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卢嘉锡同志195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卢嘉锡同志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解放初期，卢嘉锡同志致力于结构化学学科建设，大力培养高层次人才，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研工作。1950年，他在国内高校中首先创办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化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同时在国内首次招收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物理化学研究生，成为解放后在我国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之一。他以非凡的教学才能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化学教育上的贡献直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堪称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1955年他被选为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在创建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过程中，他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对科学事业的执着精神，充满乐观情趣的幽默谈吐以及平易近人的作风，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鼓舞着他们克服困难，攻克难关。在他领导下，研究所制定了详细具体的规划，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卢嘉锡同志为了实现使我国在晶体材料新技术科研方面赶超世界水平的目标，提出了在结构和性能、实验和理论、化学和物理等方面互相结合发展结构化学的战略思想。在他多年不懈的努力和精心培育下，形成了一支门类齐全、基础扎实、训练有素的科研队伍，带出了一批学术骨干，并在结构化学和晶体材料科研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使我国在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研究方面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1978年，卢嘉锡同志作为台湾省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99年10月，卢嘉锡同志获何梁何利成就奖。
卢嘉锡同志是我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者之一。198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会大会主席团首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兼任院党组书记。在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科学院的全面改革，实行所长负责制，对科研工作进行分类管理，多方开展横向合作，创办开放研究实验室等，力图使中国科学院真正成为全国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使中国科学院能够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坚决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努力为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科技英才。1985年，已届古稀之年的卢嘉锡同志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理事会理事，1988年当选为副院长。他广泛开展活动，促成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以及第三世界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与发展，加强科学家之间的友谊，扩大我国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卢嘉锡同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他于1953年3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拥护邓小平理论，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渊博的学识、坦诚的态度、诤友的胸怀表现了一个参政党领导人的高贵品质。他忠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制订，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准则，从不顾及个人利益，表现出高尚的爱国热诚和无私的奉献精神。1993年4月，他就全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表了题为《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的长篇讲话，对爱国主义精神做了详细精辟的论述，曾在全国多家媒体上做了报道，对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卢嘉锡同志不顾年事已高，连续六年带队先后到河北秦唐沧开发区，贵州毕节地区，广西百色地区，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的包头、东胜、呼和浩特三市和福建龙岩等地区进行考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区域性、专题性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论证，提出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和好评。由卢嘉锡同志倡导成立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为改善和提高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做了大量工作，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赞誉。他对农工民主党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和农工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使农工党在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和自身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作出了显著业绩。
1988年3月，卢嘉锡同志当选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华侨委员会主任。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8年3月又当选为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卢嘉锡同志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为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卢嘉锡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为发展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献出全部智慧和精力的一生。他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学风严谨，豁达大度，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他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为科学研究竭智尽力，追求不懈，奋斗不息。他在晚年曾笔书“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们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以此自勉。他高尚的风范，优秀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附图片）
图①：1983年，卢嘉锡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
图②：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与卢嘉锡同志亲切交谈。
图③：1986年10月，卢嘉锡在厦门大学作学术报告。
图④：卢嘉锡同志与周培源教授（右）、华罗庚教授（后）交谈。
图⑤：1993年，卢嘉锡在包头稀土企业集团了解稀土综合利用情况。
（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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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罗布林卡的周末
本报记者万秀斌胡健
来到拉萨，不断有朋友推荐我们到罗布林卡去转转。罗布林卡，藏语意为“宝贝林园”，始建于18世纪40年代的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时期，后来成为历世达赖的夏宫。1959年平叛和民主改革以后，这里成了群众休闲的公园。
“去‘逛林卡’的吧？”听说去罗布林卡，出租车司机说他今天已去了五趟。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们，逛林卡，是藏族群众根据高原的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形成的一种民族习惯。西藏冬长夏短，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时节最为宝贵，此时藏族群众或合家而出，或约亲邀友，走出庭院，来到浓荫密布的林卡（园林）度假。
一到罗布林卡门口，鼓乐和歌声便飘溢过来。来不及旁顾，我们顺声来到公园中间的“藏戏”表演“舞台”。在这块大平台构成的“舞台”周围，早已聚集着衣着和肤色各异的观众，有穿戴整齐的外地游客，也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多的则是扶老携幼的藏族同胞。
布达拉宫演出队的精彩演出，不时唤起藏族群众的开怀笑声，而那些一时还弄不清笑声因何而起的游客，也被这独特的民族歌舞和安怡祥和的民众心态所感染。
离开藏戏“舞台”，我们环游这座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的园林，惊喜地发现，在挺拔的钻天杨下，婆娑的古树边，绿茵茵的草地上，随处可见那些穿着鲜艳服装的藏族群众，人们三五成群，搭上一顶帐篷，或围上几块布幔，在里边喝着酒和酥油茶，弹着六弦琴，唱着民歌，或打扑克、下棋。
“过去，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夏宫，它那高高的围墙把普通群众挡在门外，园内的草坪、水阁、石山、凉亭难以给普通人带来欢乐。如今，时代变了，这里真正成了普通群众度假的‘宝贝林园’。”罗布林卡门口工艺品经营者扎西达娃和我们聊起来，话锋颇健。
阿巴丹增和妻子带着女儿卓玛和儿子罗布一家人也来“逛林卡”。阿巴丹增告诉我们，前些年“逛林卡”，大家基本上是从家里带着青稞酒和熟食。现在生活相对富裕了，市场上的东西丰富了，出来也不需要再带什么东西了。穿梭在一顶顶帐篷间，我们发现，小茶几上的饮料既有青稞酒、啤酒、江南米酒，也有可乐、果汁等，不少还是整箱买来的。
“过去逛林卡，多集中在夏天，这两年，自5月初直到10月底，拉萨及附近的林卡里的人群都络绎不绝。每逢节假日人就更多了。”下午6点多钟，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罗布林卡，自甘肃来此已开出租车近10年的司机龚顺喜颇为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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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论坛
辩证看“淡化数字”
陈飞
头一次听到“淡化数字”，觉得新鲜。反复琢磨，又有所感。
数字是事物量化的标志，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它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知道的。别的不提，各种经济数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就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很难设想，没有基本的统计数字，国家的发展大计如何决策，社会生活如何运转。干部如果胸中无“数”，又怎么能做好工作。但是，过分地执着于数字，也往往有一定的负效应。在工农业生产中，我们曾经发生过头脑发热的数字游戏和竞赛，以致付出了沉重代价。
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调整生产的重大因素之一，是无形而又强大的市场之手。像过去那样，层层下达过细的数字指标，让下级围着数字团团转的工作方式，越来越不灵了。当然，发展经济决不能没有数字，也不是不要数字。比如第十个五年计划就制定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年均百分之七左右。这个数字，是从需要与可能出发，对全局有统帅作用，分量是很重的。而“十五”计划中的具体数字，比起前九个五年计划中的数字，要少了很多。这种减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我们对经济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日常工作中适当地淡化数字，对广大干部来说，是思想作风上的变革。多年来，一些同志习惯于围着数字打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数字的奴隶。一些貌似精确实为编造的虚假数字，歪曲了生活的真相，甚至成了一些人争官跑官的工具，导致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少数人靠数字升了官，造成多数人为虚假数字所累，这方面的教训是不少的。
数字与官位的联系，是通过“政绩”作中介的。什么是政绩？当地老百姓特别关注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有的上级机关常常从上报数字上了解和评价下级的工作。这就使数字和一些干部的“官运”联系起来。向群众负责还是向上级负责？二者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干部那里，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偏转。于是，数字就变得比实际生活更加重要，弄虚作假之风刮起来了，党的优良作风则被一些虚假的数字败坏了。
政绩需要数字来反映，但数字决不等于政绩。政绩是扎扎实实的工作，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群众办的一件件大大小小的实事。政绩，是植根于群众当中的有形无形的丰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创造性劳动，为群众摆脱饥饿和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成绩，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估量出来的。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为边疆建设作出的贡献，对加强边疆地区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所发挥的作用，也无法用数字计算出来。
科学的数字，实事求是的数字，凝聚的是我们的心血、智慧和奉献，我们应该珍视。我们需要舍弃的是虚假的、自欺欺人的数字。这才是淡化数字的真谛。
第4版(要闻)
专栏：
肖扬离京出访菲律宾巴基斯坦
据新华社北京六月十日电应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希拉里奥·达维德和巴基斯坦首席大法官艾尔沙德·哈桑·汗的邀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院长肖扬率团今天启程前往上述两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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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藏学书目三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全面反映过去5年中国藏学研究出版成果的《中国藏学书目三编》已于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并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正式发行。
这个书目收录1996—2000年期间我国100余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含台、港、澳出版物），共950余种。内容涉及西藏自治区和全国各藏族自治州、县的概况，以及藏族与藏族地区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地理、天文、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每本书均列出书名、编著者、出版者、出版年月、页码、开本、书号和内容提要，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
《中国藏学书目三编》是我国1994年和1997年先后出版的大型藏学图书目录——《中国藏学书目（1949—1991）》和《中国藏学书目续编（1992—1995）》的第三编。前两本书目问世后，受到了广大藏学工作者的普遍欢迎与肯定，认为《中国藏学书目》的出版不仅为藏学研究人员及关注西藏问题的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丰富的资料，同时，用事实批驳了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关于西藏文化受到破坏的谎言。
《中国藏学书目三编》为16开本，汉、藏、英三种文字合排，约80万字，有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书内配彩色插图，书后附有三种文字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