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文艺专页)
专栏：
“花儿”何时更鲜艳
黄金中
“花儿”这种独具特色的演唱艺术，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在此，国家一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有“西北歌王”美誉的本文作者黄金中，为大家展现一幅“花儿”的全景图。
中国西部以她那雄伟辽阔、浩瀚壮丽的江山构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养育了十几个民族的千千万万的儿女。这里的山川、这里的人民酿造了具有独特风貌的西部文化，而花儿就是其中最为绚丽夺目、光彩斑斓的品种之一。花儿的演唱以及花儿会本身是西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曲调表现了西部山川宏阔的气势和西部人的粗犷胸怀，她的歌词细腻地反映了西部人的爱情生活及其所带来的喜怒哀乐，歌词的起兴句则涉及到了西部的诸多知识和文化。
在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花儿”是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是源远流长的人民的诗的源泉，她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和音乐旋律，作品浩繁，曲调丰富，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一枝秀丽多姿、丰采闪烁的“花”。
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在那些重岩叠嶂，风光幽雅的名山胜地相继举行，是当地回、汉、东乡、土、藏、裕固、保安、撒拉等民族团结交往和集体娱乐的方式。甘肃康乐的莲花山、青海乐都的瞿昙寺及其它著名的花儿会，动辄以几万人计，男女老幼八方云集，昼以继夜，连续数日的歌山歌海确属罕见，别有一番风情。
“花儿”的表达方式也比较自由灵活。她能够自由地表达歌者的思想，能用歌唱的、诗的语言说话，在情歌中反映得非常自然而充分，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情歌。解放前的“花儿”有诉苦诉冤的，解放后的新“花儿”多是歌唱党和政府的，歌唱新生活、新气象、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花儿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批用花儿形式创作的艺术作品和取材于花儿的音乐作品，同时使花儿登上大雅之堂，歌手们在各种民歌会演和其它舞台上高声演唱，使花儿在全国以及国际上有了很大影响。
曾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花儿与少年西北“花儿”百年经典民歌音乐会》引起了意外的轰动。当时有许多观众激动地跑上舞台请演员签名留地址，并索要有关花儿的曲谱及专辑，同时电视、报纸等有关新闻媒体对主办者及部分演员进行了采访，从这些现象及观众一次次响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说明广大人民喜爱“花儿”，群众文化需要“花儿”。
在国际欧洲民间艺术节期间，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团在所到的几个国家的数场演出中，我演唱的河州“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与回族花儿歌舞，受到了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地区的艺术团同行代表的赞扬和喜爱。充分说明，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
尽管“花儿”的历史如此悠久，又受到人们的喜爱，但“花儿”的生存与发展却不容乐观。据初步了解，在西部的甘、宁、青等地的诸多花儿剧团都举步维艰。花儿剧团如何改革如何走出困境，仍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宏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中国西部“花儿”已迫在眉睫。（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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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艺术交流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文化产业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工业；我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提高之后，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的、文化的需求已逐渐凸现出来。这是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北京举办的“文化艺术交流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的共识。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北京绿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主办的本次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地及香港地区，还有美、英、日、加、德、伊朗等国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者围绕文化产业的概念、范畴、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文化产品的创新、制作、宣传推广、经营运作等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文化也是生产力”；“文化产品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精品意识和品牌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中的主题文化”等论点令人耳目一新。对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处理好人文景观、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也是代表特别关注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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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故宫展出宋代名瓷珍品仿品
宋代五大名窑指汝、钧、官、定、哥五大窑生产的瓷器，均有一千多年历史，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定于五月黄金旅游季节，在故宫联合举办“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展览于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斋宫举办。
本次展览中故宫拿出馆藏的五十件珍品，还有禹州、杭州、曲阳等地区十六个厂家提供的展出作品。展品分古代、仿古代和现代创新作品。（闻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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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桑兰故乡演《桑兰》
宁波市甬剧团最近推出了一台时代气息极浓的新作——儿童音乐剧《桑兰》，为当代青少年塑造了一位舞台上的新偶像。剧作者巧妙地设置了四个拟人化的小玩具贯串全剧，既增加了童趣又丰富了音舞色彩，对桑兰内心世界的揭示和少女纯真善良的性格塑造起到了烘云托日的作用。该剧目前已演出了七十多场，受到了学校师生广泛欢迎。最近在浙江省举行的第八届省戏剧节中获得了优秀剧本奖和优秀演出奖。（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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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探索归结成一个字——火
导演张今标
湖南人杰地灵，诞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伟人。以领袖人物为对象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成了地处湖南的潇湘电影制片厂的一大特色。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献礼，潇影厂推出了影片《毛泽东在一九二五》。
以往以毛泽东为主人公的影视剧，反映的大多是其四十至六十岁年龄段的经历，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段革命生涯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段，其中不乏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大事件，而反映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的电影作品并不多见。然而恰恰一九二五年左右这一时期，是对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具有启蒙性作用的一个时段，是他经过在农村的一系列革命实践，诸如办农民夜校，开展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最终寻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胜利之路。此片的这一切入点，丰富了毛泽东银幕形象。
特定的历史时段决定了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主导中国命运的人物，尽管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但在角色定位上，他更多只是一位勇于探索、机智幽默、富有个性、具有诗人气质，同时又与农民息息相通的热血青年。这样的创作角度，为毛泽东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确实，将领袖人物置于普通民众当中，他才有了人间生气，其形象才能血肉丰满、真实可信。同样只有在芸芸众生当中，他才能脱颖而出，彰显其过人之处。
特定的选材，角度和主人公角色定位，决定了本片中毛泽东这个人物形象的不同以往之处。怎样出“新”，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作为导演在艺术上要努力开掘的方面。
首先，在影片的总体风格上，本片并非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诗，而是一支充满湘风湘韵的火辣辣的歌。影片从毛泽东“今日无诗”开始，到“今日有诗”结束。这首诗，是毛泽东的思想火花在南方红土地上燃起的革命之火。若干年后，毛泽东有诗为证：“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这支歌的内涵。
其次，在人物和场面上，我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把探索归结成一个字——火。
人物要火。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带着火一样的热情，怀着山沟里也能生长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回到韶山，建立起韶山第一个党支部。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很快燃遍了三湘四水。我们本着人物要热情如火的原则，努力塑造毛泽东、杨开慧和他的几个农民兄弟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场面要火。本片设置了诸如“祭火”、“送葬”、“吃春饭”、“游垅”、“耍龙求雨”等原始荒蛮，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火爆的群众场面，文戏武唱。我们试图在这热烈的环境中来塑造人物和揭示人物性格。
鲜活的人物、火爆的场面，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特色。影片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灯火、塘火、篝火、烟火、火把……连整个片子的影调也是火红的。镜头的运动，演员的表演节奏等都体现着火的跳跃。
我们的眼中，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是火红的；我们希望，那如火的岁月能点燃我们创作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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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法韩玉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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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少儿的视角表现少儿生活
樊发稼
左泓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儿童小说曾多次荣获全国大奖。他最近成功执导了一部儿童电视连续剧《秋天的故事》，可以说是我国近年儿童电视剧制作可喜的新收获。
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艺作品，应以儿童的眼睛看世界，以儿童的心灵感受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少年儿童感到亲切，引起他们的共鸣，进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深谙此道的作家导演左泓，在执导、创作儿童电视连续剧《秋天的故事》中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作品的儿童视角，这显然是使这部片子能够打动少儿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整部片子里发生的故事，都是小主人公常林的亲身经历，也就是从常林的视角反映真实的生活。
片名《秋天的故事》含蓄而耐人寻味。秋天来了，林场的少年常林小学毕业后正准备到县里去上中学，在清凌河上放木排的父亲常永路却意外受了重伤。常林为了照顾父亲的伤病，不得不放弃上中学的机会，靠采山货买药给爸爸治病。常林及其林场的小伙伴们在这个秋天里，以孩子特有的方式参与和介入到成人世界中去，情感交流不仅在孩子们间也在孩子与成人间自然展开，在交流中逐步理解和认识对方。虽然时间仅仅是一个秋天，却反映了“少年儿童的成长”这样一个古今中外、全世界永恒的主题，也是一切儿童文艺最基本的母题之一。
《秋天的故事》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是成功的。小主人公常林和他的好朋友庞小河，以及性格有点古怪的守林人郝福生、小河的爸爸庞伟高等人物形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庞小河更令人难忘，他天真、直爽、重情、机智，有时又有点淘气，十分惹人喜爱。
剧中正面描写了常林和盗伐者的冲突。教育孩子对邪恶要敢于斗争，见义勇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常林他们毕竟是少年儿童，这样做对其自身生命的安全是有一定危险的。因此，在剧情设计中，应当体现“保护未成年人”的思想。这是我们的儿童文艺制作中应当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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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沙杯·七一之歌
岁月如火·岁月如歌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观感
李约拿
为“庆典”而创作的主旋律电影，在社会的转型期，因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又感到更加难拍。有关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述，必定要找到与之所处时代情境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联系的叙事策略，并为之寻找到新的表象与修辞。作为以拍领袖题材著称的导演张今标，从他以往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刘少奇44天》到今天的《毛泽东在一九二五》，都始终遵循这个原则。在这部影片中，他抓住“火”的表象与修辞，“一以贯之”去达到艺术叙述的最终目的，让我们再度回瞻那如火如荼的红色岁月……在建党八十周年“庆典”，在不断总结借鉴拍摄主旋律电影的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叙述方式，完成对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化描写，实属难得。
这部影片里，导演在领袖与群众、历史与个人、客观与主观上更加表现出自觉的沉着与冷静。毛泽东携妻杨开慧、弟毛泽民及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的短短两百天中，他决意回家乡“放火烧荒”，建立中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我们重温了夫妻情、父子情、师生情、同窗情、乡亲情……从毛泽东通过“吃春饭”挑选出建党对象——“韶山五杰”的过程里，我们看到了青年毛泽东的睿智，此举不但成为基层建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为他日后终成大器初露端倪。
这部影片，不再过于着眼阶级斗争，而是将笔触落到用先进的文化与思想去唤醒封闭、处于蛮荒、愚昧状态的韶山农民，用办“农民夜校”来启迪民智，进行文化启蒙，这对中国历史更有深沉叩问！全剧为此设置一些互为因果的重要情节：办农民夜校、妇女进祠堂、赴“鸿门宴”、大旱时节、农民反抗劣绅平粜开仓放粮的觉醒壮举。而将农民暴动打团防局的场面，不实写，放在了后景，化为意念中的画面，并“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以青年毛泽东一首《沁园春·长沙》吟颂歌唱于火红的岁月时空，令人荡气回肠，既成为毛泽东一九二五的内心独白，又为从“今日无诗”到“诗言大志”，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开篇的“送葬”——“以人祭狗”到终篇的“打狗吃肉”，可见“启迪民智”的重要性。
影片在观赏性上作了一些努力，如民俗、民风的奇观化展示：“祭火”、“送葬”、“吃春饭”、“游垅”、“耍龙祈雨”以及独有的“韶乐”、花鼓调民歌、长沙方言的铺张渲染，它们满足了当代观众对于地域性文化观赏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并未将影片完全作为“历史教科书”来写作，而是在历史话语中，以一种充满感性的力度去完成对于历史主体的呼唤。青年毛泽东开篇的唱山歌、舞龙，毛泽东“入乡随俗”勾掉债款烧借条，与六哥的“阴间讨债”形成鲜明内在冲突；兄弟间产生争执，毛泽民顺便将毛泽东的洗脚水倒入自己的洗脚盆端走……这些细节都让人过目难忘。毛泽东在影片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合法斗争的策略运用，一如请成团总题写夜校牌，将“鸿门宴”变成“群英会”，化“抢”为“请龙王爷帮忙”，青年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可见一斑。
当然，影片只能逼近历史本来面目，而又毕竟不能把它作历史看待。《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人生的感喟与体悟，在我们与历史的对话中，在一种审美情感的体验中，让观众感到一种满足，把影片看成是一种现代读解。由此观之，影片不失为顺应时代要求的精品佳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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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沙杯·七一之歌
从历史到史诗
——看影片《毛泽东在一九二五》
路海波
历史是一门科学，史诗则是艺术。由此，银幕上的历史也就不简单是历史，特别是有关革命领袖题材的电影，它理应具有史诗的品格。而史诗自身的品格是，它是有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英雄成长的故事，英雄具有鲜活的典型性格，其经历的事件须有一定的规模，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应具有某种百科全书般的气度。情节和事件绝对以事实为依据，但也可以糅进一定的虚构成分，总之要有客观的权威性。以此观之，潇湘电影制片厂最近推出的影片《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堪称一部史诗性的电影。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揭示了一段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历史。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养病的二百多天，是他的思想产生重大飞跃的一段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他深入家乡农村，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疾苦，物色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与土豪劣绅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建立了中国农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为他后来逐渐形成并最终明确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在一九二五》不仅用丰富的电影艺术形式重现了革命历史，而且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段历史与毛泽东思想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
电影作为虚构性叙事艺术形式，绝不能绕过革命历史题材本身所要求的历史真实。可是历史又不能百分之百地提供电影叙事所要求的戏剧性，包括戏剧冲突和典型细节。而缺乏这些因素，人物形象就不可能立起来，影片也就不可能达到寓教于乐的观赏效果。《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在这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历史真实与适度虚构的矛盾，观众对银幕上展示的这段历史比较能够认同。而这样的认同又得益于影片中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时，艺术家在利用电影影像元素造成影片特有的影调氛围、视觉、心理节奏和感官效果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该片的开头可谓新颖别致又入情入理：病中的毛泽东跳入冰冷的湘江水游泳的场面，是编导利用观众熟悉毛泽东酷爱游泳的习惯，以及熟悉毛泽东喜欢用近乎严酷的方式锻炼体肤和意志迎接有朝一日天降大任的雄心壮志而设计的典型动作。这也给影片奠定了一个自然朴实但又小中见大的叙事基调，并使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自然、扎实和亲切。同样，杨开慧的书生气和比较外露的个性，钟志申的急躁和好饮；毛泽东的较真和执拗，毛福轩的沉稳，这些人物个性各具特色，使人物显得极其真实。即使是毛泽东，影片也没有表现他先知先觉，而是细微地展示了他善于集中别人智慧的过人之处，表现了他潜在的领袖气质。比如影片中对付成胥生的“鸿门宴”和截船平粜粮食等几场戏，基本上都采用毛泽东聆听“五杰”的各抒己见和争论在前，支持正确意见在后的描写方法，表现毛泽东善于吸收别人的正确意见而绝不越俎代庖的领袖风范和民主作风。有场戏是钟志申提出假借祭龙王求雨的方式聚集民众截成胥生的粮船，平粜灾粮，一些党员因此批评钟志申是闹封建迷信，但毛泽东却支持钟志申的意见，并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说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当杨开慧和毛福轩看不惯钟志申酗酒和庞叔侃的高傲时，毛泽东则耐心开导说，不要看他们的表面而要看本质。事实证明毛泽东非常善于识人，他亲手培养的这几个农民党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韶山革命五杰”。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整部影片始终保持了一种以火焰的红色为基调的热烈的快节奏。这不仅表现在采用红色为画面的具体色调，更以毛泽东与“韶山五杰”的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敌我双方戏剧冲突的激烈程度，影片的时代氛围等，来体现那是一个火红的革命年代。而电影艺术家在银幕上谱就的这部史诗，足以使我们对那个火红的年代铭记于心。（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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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人物唱响的主旋律
孙志强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影片《开着火车上北京》，讲述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李秀凤，一个中国平凡的劳动妇女，她本是一个机修工，一个偶然的机会被记者相中，站在火车头上拍了一张照片，登在《铁路画报》的封面上，成了全中国妇女崇拜的偶像，可画报上的照片是个“假”火车司机，李秀凤为了成为“画报上的真人”，多次恳求机务段长和养父答应她学开火车。一个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拿到的工人，想开火车无异是痴人说梦。可她硬是不信邪，顶风冒雪，在扳道岔的空余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数学公式；有时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背熟一页书，撕掉一页书，使她越过了“文化关”，拿到了铁路技校的毕业文凭。
当李秀凤如愿以偿被批准学开火车以后，作为女人，在体力及生理上都不能适应机车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记住上厕所漏乘的教训，她硬是养成了当班时不喝水的习惯，干裂了嘴唇，烧哑了嗓子也在所不惜；为了铲煤的次数达到要求，体力透支达到了极限，她仍然苦熬死撑，度过了“生理关”。最让人感慨的是李秀凤在婚姻、家庭方面遭受的种种不幸：她开行的列车安全运行了200多万公里，自己却四年多没有回家度过一次春节，等她跑车归来还要拖着极度疲惫的身子，为丈夫热菜烫酒，端水洗脚……可就是这样，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心爱的人。甚至她长期由于工作繁忙而很少给予母爱的唯一的儿子，也被前夫抢走。可这看似孱弱的平凡女人，强忍内心剧烈的痛苦，挺身逾越了“家庭关”，阔步迈向新的征程。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李秀凤的前夫王伟成了大款，他拿出几大捆钞票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李秀凤的回答很平静“我要开火车！”数十载风雨，历经磨难，却本色依旧，初衷不改。而就是无数个这样有着坚定信念的普通劳动者，支撑起了共和国大厦一天天的崛起。
看了《开着火车上北京》，又比较了半个世纪前所拍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给人最深的感受就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旋律电影，都会顽强地在思想领域宣扬和传播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关健是作品必须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才有可能得到观众的首肯。（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