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股份经济的发展与创新
韩志国
股份公司与股票市场是股份经济的两个轮子，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股份经济的这两个轮子也先后启动。10年来，股份经济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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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发展的的的双重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股份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承包制、租赁制和资产经营责任制等改革模式的局限性在实践中逐渐暴露，一些企业开始了对股份制改革的探索，到90年代初全国各地已出现了一大批股份制试点企业。1990年12月19日和1991年7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从此，我国的股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截至2000年底，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已达1088家，上市的证券已有1257只，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达5801万户，股票的市价总值48091亿元，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50％多。发展与创新，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伴随着我国股份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我国的股份经济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用100年才走完的道路。
我国的股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改革与发展的双重推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为股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其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为股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中的收入流向、流量、流速和流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人均收入总量的持续增长。随着改革的推进，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也在不断地得到培育和强化。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我国资本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最后，相关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股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调整公司组织制度的《公司法》和调整市场交易行为的《证券法》为核心的股份经济法律体系，对保证股份经济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和有序运行创造了重要的体制环境和制度条件。
经过10年的发展，股份经济已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企业的改制和上市，不仅为其募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促进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模式有力地改变了政企不分的传统格局，股票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和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根本转变。二是促进了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的形成。10年来，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通过股票市场这一直接融资渠道，上市公司共筹集资金5146亿元，境内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的比例，1995年仅为0.92％，到2000年底已提高到12.0％。三是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渠道。10年来，股票交易印花税呈大幅增长趋势，从1993年到2000年，股票交易印花税累计已达到1424.65亿元。股票市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股票交易印花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93年为0.51％，1996年为1.73％，2000年则上升为3.58％。这表明，股份经济的发展，不仅在金融领域而且还在财政领域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四是促进了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10年来，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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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0年来，我国股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实现的。但也不可否认，在这发展过程中，我国股份经济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并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股份经济本身所应具有的功能和机制。从总体上看，我国股份经济运行中的不规范之处主要是行政的力量太强，市场的力量太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还很不健全。
第一，我国的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都处于一种分割状态。先从股份公司来说，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分成了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个人股又分为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只有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一级市场上发行的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流通，内部职工股则要在一定的售股限制期结束后才能分阶段地上市流通，而国有股和法人股则不能上市流通。由于10年来一直采取增量上市的方式，因而在我国股市上沉淀了大量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截至2000年底，沪深两市的流通股只有1233.3亿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34.13％，而不流通股有2380.1亿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高达65.87％。这种按投资者类别来划分股份的办法，导致了股份公司内部的双重不平等：在股票的发行市场上是同股不同价，国有股和法人股基本上是按照股票面额折股或入股；在股票的流通市场上是同股不同权，不管股票价格怎样起落，国有股和法人股都不能转让，不能获取因股票价格变化而应获得的溢价收入。这种双重不平等，违背了股票的最本质要求和最基本原则———流动性与同股同权。再从股票市场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分为A股市场和B股市场，我国境内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人民币账户进入A股市场（最近开始境内投资者也可通过外汇账户进入B股市场），境外的投资者只能通过外汇账户进入B股市场。由于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与投资理念的差异，两类市场的股票价格存在着巨大差别。由于在很多上市公司中都同时存在着A股和B股，因而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反映到公司内部，就是在同一公司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格信号和两种不同的评价机制，在这种相距甚远的市场评价面前，上市公司往往会无所适从。
第二，我国股份经济的行政化特点太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的选择实行额度控制办法。先是确定每年的股票发行额度，然后把这些额度切块下达到各个地区和部门，再由各个地区和部门按照这些额度来选择上市公司。这样，通过行政层次和行政手段，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就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纳入了行政轨道，使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不得不向行政权力和行政机构倾斜。再加上中介机构在这种行政机制下处于从属地位，因而不但股票发行和上市中本应具有的市场竞争机制被大大弱化，而且还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包装”上市行为。不仅如此，由于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而导致的股权结构的畸形化和固定化，使得许多上市公司不能摆脱行政控制，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以及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流于形式。
第三，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缺乏应有的层次结构。目前，我国同时存在着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这两个证券交易所在组织结构、上市基准、交易方式和监管手段上都大体一致，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由于在这两个证券交易所中，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都必须达到5000万元以上，并且在上市前必须有连续三年的盈利记录，因而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在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一级市场上进行公开的直接融资，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和正在成长的科技型企业都很难进入股票市场，这不但使我国的证券市场体系缺乏必要的层次分工，不能在上市公司间形成分层次竞争，而且还导致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发展的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从而制约了我国科技竞争实力的增强和提高。
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的存在及其复合效应和扩散效应所导致的最主要的后果，是削弱了股份经济的应有功能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的问题较为严重。二是股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的机制，离不开市场竞争的环境和优胜劣汰的压力。由于在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行政扩张排斥或取代市场扩张、行政选择排斥或取代市场选择、行政评价排斥或取代市场评价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就使得我国股份经济发展中的聚财→用财→生财过程经常发生中断，进而大大弱化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股票市场的短期行为严重。许多投资者进入股市的主要动机在于博取差价，而真正着眼于公司长远发展的投资者还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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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出路在于在于在于制度创新
全面而科学地审视10年来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历程，应当看到：一是在我国股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流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二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要面临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我国股份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积极推进股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通过市场机制的激励与约束，进一步强化股份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据此，今后应当通过深刻的制度创新来对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格局及运行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使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一，调整股票发行与上市方式。调整的核心是改变10年来通行的行政额度、行政审批和行政机构做保荐人的股票发行与上市方式，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全面引入竞争机制，让市场来选择上市公司，让市场来确定发行价格，让市场来引导资金流向，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在引导社会资源流动方面的作用，以此来加快我国产业高级化的进程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与成熟过程。随着《证券公司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自今年4月1日起的正式施行，从程序上改变过去行政审批制下的发行申报推荐做法，而代之以由主承销商推荐公司上市，这是我国股票发行机制市场化的一个重大突破。股票发行市场上竞争机制作用的强化，将有力地促进股份公司之间的竞争，促使股份公司加快调整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从而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股票发行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的加强，还将反过来作用于股票的流通市场，为二级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另外，股票发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会使股票发行和上市变成市场行为，而且会使上市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被摘牌也成为市场行为，这就很容易被投资者接受和认可，逐步形成股票市场的退市机制。这种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发展方式还会带来股市格局的进一步演变：该个人管的事情个人管，该企业管的事情企业管，该市场管的事情市场管，只有个人、企业和市场都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才由政府管。这样，就可以大大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制度和现代监管制度的改革目标的实现进程。
第二，调整股票市场的发展层次。我国目前单一层次的股市发展格局不适应多层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要求，必须进行比较大的格局调整。在这方面，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是创业板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去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出，要“尽快开辟证券市场创业板”；去年10月，朱镕基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中又进一步强调：“国家要从多方面创造有利于科技进步与创新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加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创业板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经过努力，深圳证券交易所现已做好了创业板市场的所有技术准备工作，具有主承销商资格的各大证券公司也已陆续向中国证监会推荐了一批准备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预选企业。现在，当务之急是对相关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为创业板市场的建设和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调整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特点是行政化色彩过浓，行政机构通过行使股权来操纵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这不但使政企不分的旧体制格局在上市公司中得以保留，而且还由于“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一票定乾坤”局面的形成使上市公司的权力机构之间失去应有的制衡，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甚至紊乱的现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既是中央确立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这样的改革目标，就必须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持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以逐步提高流通股的数量和比重。在设计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减持方案时，要瞻前顾后，审慎行事，不但减持的步骤和节奏要认真设计，而且减持的方式也应多种多样，如建立投资基金，受让一部分国有股和法人股；把增量发行和存量发行结合起来，通过换股的方式减持一部分国有股和法人股；采取配售、回购的方式注销一部分国有股和法人股；等等。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国有股减持并不会削弱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总体控制能力，相反，会大大提高国家的财政实力和对社会经济的调控能力。
第四，调整社会监管的体系结构。一是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提高股票市场的透明度，严格监督关联交易，坚决制止“内幕交易”，从严惩处“庄家”操纵股价行为，切实把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二是建立社会化的监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明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划分，形成财务监督、法律监督、保荐人监督、媒介监督、行业监督、行政监督与市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的监督网络，以确保市场的公平性和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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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王天义
近日，教育部社科中心召开专题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与在京的部分老一辈经济学专家一起，就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与会者指出，我们必须从当代社会经济现实出发，重视随着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劳动结构的变化，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管理的智力劳动已经成为价值增值的第一要素，脑力劳动者成为创造价值的主力军。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它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新科技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时，除使生产资料的效能和效率得到提高外，还会造就出素质更高的工人、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采用新科技的企业也会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过教育和再培训的工人、科技人员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识和更熟练的生产技能，能从事更复杂的劳动，这种更复杂的劳动在相同时间内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新科技还会造就出由生产技能高的工人、经营管理水平高的管理人员和科技水平高的科技人员组成的生产集体，这种同新科技相适应的生产集体所提供的劳动是更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马克思也曾说过，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更多。但在这里，创造价值的仍然是劳动，是掌握科学技术的工人、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更为复杂的劳动，而不是新科技本身。
与会者认为，承认和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定非劳动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劳动价值论，一方面强调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另一方面又肯定商品本身就是使用价值或财富，并强调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现象形态即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就物质财富的创造来说，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既然非劳动要素一样参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价值又以物质财富作为自己的载体，因此，劳动价值论并不排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来获取收益。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承认非劳动要素的所有权，这种要素的所有权是所有者参与价值分配的理论和现实依据。这一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适用。在坚持价值财富只能由劳动创造的同时，与会代表也充分肯定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对于发展我国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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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1921年，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召开。图为该游船的复制品。本报图书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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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捻军史》
郭豫明撰写的《捻军史》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析了捻军起义的时代背景；探索了捻党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论述了历时16年的捻军兴起、扩展和苦斗的全部过程。对于捻党和捻军在组织结构、纪律、战略战术和领导人的素质等方面的弱点，作者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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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
余文烈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一书，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一般概览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理论渊源，以及各自的社会纲领、政治主张和实践后果的基础上，对各种流派或思潮集中进行了评析。
该书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目标、性质、任务、价值取向上都有原则的区别；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两者又有许多相通之处。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的重要前提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然而，无论何种创新，科学社会主义都必须认真吸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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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应用西方经济学须符合国情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是外来的事物。外来的事物能否用之于我国，决取于它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在它适合我国国情之处加以应用，必然能使我国得益。如果生搬硬套，则不但于事无补，有时反而会带来害处。
西方经济学，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前者不但不符合我国国情，反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我国的国情相对立。对这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西方意识形态，我们当然要加以摒弃，并指出它的不当之处；否则，意识形态的侵蚀，就会带来有害的后果，其事实已在一些国家发生。从作为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的内容来看，由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这一范畴上具有相通之处，所以西方经济学这方面的内容含有不少对我国有用的东西。例如，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来使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平衡，以避免经济生活的大起大落。事实上，我国目前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并且取得了成功。
但是，即使以西方经济学中作为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的这部分内容而论，在运用中也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差异。比如，用价格来平衡供求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经验的总结。在应用这一原理时，我们必须注意我国作为一个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适用条件。由于这一原因，在外汇的资本市场上，我国至今尚未使用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来保持外汇供求平衡的政策，而是采用外汇管制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我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才避免了不久前结束的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相反，如果不顾具体条件的差异而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在实践中就很难行得通。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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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中央苏区研究》丛书
赣南师范学院集10年调查研究之功集体撰写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已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8本130多万字，涵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界对中央苏区的研究成果。通过这套丛书，人们可以了解中央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重温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与建设中央苏区的艰苦实践，从而继承和发扬苏区时期的光荣传统，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黄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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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丰子义在《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讲民族文化的发展，远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即不能就文化谈文化。各国要真正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要切实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必须靠自身实力的增强，靠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这就是我们看待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立足点。离开了这一点，其他就都可能流于清谈。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对文化自身的研究。因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再密切，也不可能取代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文化自有它的内在发展逻辑。因此，必须注意研究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比如，民族文化的维系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文化的积累问题，民族文化的建设问题，等等。（摘自《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夏勇在《论西部大开发的法制保障》一文中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区域开发，西部大开发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及其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中国自古以来开发西部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都要求西部大开发必须树立法治观念，遵循法治原则，并借鉴国外区域开发的法治机制。为此，要建立法治化的开发机制，实现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依法调整各方利益关系，依法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时还要建立西部开发的基本法律规范，培育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
（摘自《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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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原文化与现代化
赵保佑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主办、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承办的“中原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近在河南郑州召开，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原文化，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的文化，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史前文化是孕育与萌芽阶段；夏商周三代是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秦汉至唐宋为兴盛与繁荣期；南宋至清朝为衰落与式微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文化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巨流。与会学者认为，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表现在：（1）正统性。中原文化在北宋以前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在以后的朝代里也有重要贡献和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骨干和核心。（2）兼容性。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屡屡进入中原，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最早在中原地区传播，丝绸之路不断传来中亚、南亚的文化，这些都推动了中原文化的多样化，使其兼容并蓄，博采众长。（3）辐射性。在几千年历史的变迁中，由于中原人口的大迁徙，中原文化四散于祖国各地，直至海外。（4）创新性。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骨干，中原文化能延绵数千年，除了自我继承，重要的在于它不断地创新发展。（5）时代性。从其思想内涵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不仅具有地缘性，更具有时代性，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从其现代价值考察，具有良莠并存的特点。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为华夏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学者在对儒、墨、道、法、名等家的思想源流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思想文化遗产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中原地区有紧密的联系。关于墨子，有学者认为，墨子是西鲁即河南鲁山人，墨子学说中包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兼爱交利的人道观，“有教无类”、“有道相教”的教育观等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也有学者指出，中原文化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扩散力。客家文化是在中原文化母体上产生的，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而成的，客家文化的根在中原。
中原文化凝聚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汗水，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有学者指出，厚重的中原文化资源是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中原的历史名人资源、地上地下的丰富文物资源，为发展河南文化旅游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中原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中原文化毕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形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由此产生的封闭、保守、落后等小农意识等都会对现代化建设产生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新时代需要新文化，传统的中原文化只有通过扬弃而创新和发展，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