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学习党史系列谈（1）
编者的话：伴随着新世纪的脚步，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80周年生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党的80年，是历尽艰辛、不断胜利的80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80年。我们特别约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了一组“学习党史系列谈”文章，介绍中共党史上与理论建设有关的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成就，以此作为献给这一光辉节日的花篮。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覃艺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的这一精辟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总结，揭示了这一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无论是农民阶级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英勇悲壮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革命的胜利成果却很快被北洋军阀所窃夺，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然而，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中国革命呼唤新的领导阶级、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正是适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以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先进政党，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其二，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它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其三，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由于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其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回答了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民主革命长期未能明确弄清的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就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第一次高潮，新型农民运动开始兴起，青年运动有了新发展，妇女运动呈现出新面貌；为贯彻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即将席卷中国大地。总之，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航向已经指明。中国共产党正牢牢地把握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航船，带领中国人民向着既定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第9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转机”以后的经济走势
——“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张怡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200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不仅对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还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讨。
与会学者认为，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趋向良性循环的重大转机，这是由国内外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在需求方面，我国连续三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产生了有效拉动国内需求增长的积极效果；二是在供给方面，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强度，另一方面制定了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的方针，正在产生使经济结构向更为合理的方向转变、满足市场需要、提高供给水平的效果；三是世界经济贸易的外部环境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发挥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实现2001年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学者认为，2001年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主要有：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的趋好为今年的经济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受收入增加的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提高；在去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回升的基础上，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实际刺激作用会更明显。但目前国民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城镇化水平滞后，影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除了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还应加快城镇化步伐。二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我们仍然既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也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但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和提高财政收入。为此，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在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由生产型的增值税制向消费税制逐步转变的税制改革。三是如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既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三产业的滞后。第三产业在今后的宏观经济发展中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将是我国能否真正做好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的决定性因素。
有的学者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应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中心，切实提高经济效益，而不能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效益才能真正得到提高，也才能为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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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思考
——读《论理论学习》
梁柱
韩玉芳撰著的《论理论学习——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思考》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着眼于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质，研究干部理论学习的特点、规律和对策的专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
该书注重总结在干部理论学习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提供借鉴。作者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着重阐明了新形势下必须加以发扬的党在干部学习上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方法，着重分析了新时期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既不回避矛盾，又不停留在对问题的议论上，而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对策，从而增强了立论的说服力和现实针对性。
该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探讨与个案研究、历史经验总结与现实问题研究、规律性探讨与对策研究相结合。作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现实问题，注意既从规律层面回答改进干部理论学习的思路问题，又从方法层面回答改进干部理论学习的途径问题，从而使人们既得到思想方法的启迪，又得到学习方法的指导。
该书注重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例如，学习理论要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从方法论入手改造世界观；等等。此外，作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环节的分析以及对学习理论和改造主观世界相脱节的认识误区的剖析等，也都体现了深入浅出、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等特点。
第9版(理论)
专栏：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有相应的变革。从货币政策方面来说，最根本的就是逐步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让市场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发挥市场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作用
王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基本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市场开始在货币供应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它将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坚持货币政策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变革首先表现在，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原则。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曾经是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然而，这四大目标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除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目标一致外，其他目标之间都存在矛盾。由于对目标间冲突协调的难度的看法不同，各国中央银行也就有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即“稳定货币，发展经济”。1993年，国务院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自此，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努力。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零售物价指数达到21.7％，消费物价指数达到24.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并于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从1998年起，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的现象，到1999年12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7个月和21个月负增长。为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经济增长。从2000年上半年起，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社会需求全面回升，不仅抑制了通货紧缩，而且取得了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初步效果。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也日渐突出，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开始暴露。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提高调控技巧，同时做好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通货膨胀、防止通货紧缩等工作。
建立健全中介目标体系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及时了解政策工具是否得力，这就需要借助于中介目标的设置。所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指中央银行设置的可供观测和调整的指标，是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可传导性金融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额控制；建立了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应量为效果目标的中介目标体系；公开市场业务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改变基础货币的供应渠道。基础货币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和，是银行体系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先后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再贷款。1984—199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曾是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银行由此提供的基础货币约占基础货币增量的80％以上。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和1999年该比例分别下降到24％和－9％。再贷款规模的缩小，既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有关，也是货币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再贷款与实际经济活动较少直接联系，并带有一定的信贷分配色彩。第二，外汇占款。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汇占款增加额在基础货币增加额中的占比高达78％，1997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和1999年其比重分别下降到13％和28％。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可能成为中央银行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工具。第三，公开市场业务。1999年，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全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累计成交额为2.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2倍。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增强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灵活调整证券买卖的规模和方向。
基础货币供应渠道从再贷款到公开市场业务的变化，不仅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本身的变化，更意味着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变化。它使金融市场在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科学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没有明确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一直使用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流通中的现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从此，科学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近两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看，不仅货币供应量增长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而且货币流动性（M1／M2）也有所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金融改革深化和居民货币收入增长等因素的影响，货币流动性曾一度呈逐渐减弱的趋势，1999年5月末下降到34.53％，为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调整流动性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M2的增长率，以带动M1的增长；二是在维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提高M1的增长率，使M1增长率略高于M2增长率，促进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中国人民银行采用了第二种方法，通过降低利率、征收利息税等途径，增加现金投放，分流储蓄存款。从1999年7月起，货币流动性开始逐月增强，2000年末达到39.48％，为近年来最高点。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年来，中央银行不仅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了国内需求，而且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尤其是放开货币市场利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利率市场化铺平了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改革，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是中国人民银行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从总体上看，我国利率改革已在三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第一，放开金融市场利率。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从放开对货币市场的利率管制开始的。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首先放开了对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实现了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此后又相继放开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第二，培育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中央银行具备控制存贷款利率的能力，这就要求由金融市场来充当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从1997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这两个市场的日成交量达到100亿元左右。第三，逐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以来，对中小企业和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已经扩大到3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到50％。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七次降低利率，不仅累计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500多亿元，也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利率市场化的顺序一般为“先调整、后放开”，即首先使利率尽可能充分地弹性化。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一般比较匮乏，利率市场化的初始效果是抬高利率水平，进而会抑制投资。因此，利率市场化进程大都从降低利率开始，然后逐渐向市场利率靠拢。这样，可以避免放开管制后利率水平的过快上升。
改革货币政策工具
在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能够用以支配、影响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般性政策工具与选择性政策工具。前者的特点是经常使用且能影响整体经济的信用和货币状况，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后者则有选择地影响特殊经济领域中的信用和货币状况，主要包括信贷政策等。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再贴现政策的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迅速发展和信贷政策的重大调整。
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中央银行依法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改变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手段。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始于1984年，最初的动机是集中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将法定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合并为法定准备金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同时，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将以前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7.56％和备付金年利率7.02％统一降低到5.22％。1999年，又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通过这些改革，基本理顺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
完善再贴现政策。再贴现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直接调整或制订对合格票据的贴现利率，影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市场需求，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手段。自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办对商业银行的票据再贴现业务以来，票据市场已发展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余额达到了125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52倍。商业银行承兑票据量和贴现量则分别超过了6700亿元人民币和6300亿元人民币。由于再贴现业务以真实票据为基础，而真实票据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货币创造与经济活动的一致性。同时，再贴现业务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选择票据种类、实行差别贴现率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支持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用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手段。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试办债券公开市场业务，以财政部当年发行的短期国债作为交易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正式启动。接着又相继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1998年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净投放基础货币700多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21％。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扩大，中央银行通过该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增加额为1920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
调整信贷政策。信贷政策属于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影响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方向。近年来，我国信贷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信贷投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根据这一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有关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通过间接信用指导，推动银行业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二，支持发展消费信贷业务。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个人住宅贷款管理办法》等，积极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各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和教育助学贷款等业务。信贷政策的这两大变化，正在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增长新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革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和居民户→国民收入”的间接传导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货币政策自身还无法完全解决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问题。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即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当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基础货币时，首先改变的是金融领域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然后影响商业银行的放款行为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并通过它们的变动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即引起企业和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和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和价格。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取向，而且取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市场化行为，即它们必须对市场信号作出理性的反应。如果它们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准则运行，即不能对市场信号包括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信号做出理性反应，那么，中央银行就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信贷条件的调节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就会受到梗阻，货币政策效果就会被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取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
实际上，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需求政策，而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所存在的却主要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要真正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不仅要积极完善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本身，更要积极创造能使这些政策工具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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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
曹天志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必须有伟大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在当今条件下必须大力弘扬的创业精神。
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改进党的作风的需要。改进党的作风，是我们党的一项紧迫任务。始终保持好的精神状态、好的工作作风，事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事关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事关我们事业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种原因，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被淡忘甚至丢掉了：有的思想不够解放，因循守旧，工作缺乏朝气和创新精神；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个人主义严重，贪图享受；等等。如果我们对这种种不良现象掉以轻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我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坚持这一成业之道，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戒奢尚俭，能否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保持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形成健康文明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是关系到在新的世纪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问题。因此，能不能自觉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绝不是小节，而是大节，是坚持不坚持党的政治本色的大问题。
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凝聚人心的需要。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党员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在农村流行着这样的话，组看组，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就是说，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表现，广大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人民群众往往把干部作风看成党风、政风的体现。他们总是通过对各级干部的一言一行来看待党、认识党，总是将各级干部的人格形象同党的形象相联系，进而由相信各级干部到相信党、依靠党。干部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自然的影响力。它通过榜样的身教、品德的熏陶、情操的感染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群众自觉地产生敬佩与信赖，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进而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
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需要。进行伟大的创业，必须有伟大的创业精神。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不行的。在我们前进的征途中，总会有艰难险阻。在困难面前是畏首畏尾，还是知难而进，这主要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只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我们就永远会有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就必定会被我们所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