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评论
电影《毛泽东在一九二五》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献礼片《毛泽东在一九二五》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文艺部、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的影片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影片通过讲述毛泽东同志1925年回家乡韶山开办农民夜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农民运动，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发生在南方红土地上的生动历史画卷，塑造了一个心忧天下、幽默机智的青年毛泽东的形象和以韶山“五杰”为代表的鲜活的农民形象。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影片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人们带到了1925年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影片以丰富的影像语言，来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仅展现了电影艺术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把握的成熟，也填补了对于1925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空白。中宣部副部长刘鹏、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人民日报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丁振海主持。来自湖南省委、省委宣传部以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二十多人与会并发言。（文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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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论天地
走向现代：中国文艺学
蒋述卓李自红
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处于不断探索中的“问题”，近十年来，现代性问题越来越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之所以要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是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时空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会有所不同。中国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下经验，也碰到了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结合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我们认为需要关心两方面的课题。
首先，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或者说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必须以恪守历史进程的社会现代化为前提。现在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完全展开。从社会现代性来看，现代化仍是我们不断追求并逐次实现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语是在现代性的渐次展开的过程中进行的，现代性中仍包含着许多在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某些正价值，我们没有必要像“后现代”那样去消解尚还处于建立过程中的价值观。譬如，“进步”观念，固然有单线进化论的种种问题，但是，完全抛开“进步”观念，我们甚至无法形成意义世界的基本秩序和图景。从这点上看，我们仍需要“进步”，仍需要“现代性”。
其次，文艺学的现代性追求必须关注现实，高扬人文精神。文学艺术给人愉悦，同时也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的批判力而影响读者。面对驳杂而丰富的现实社会，一些文艺作品的写作不去揭示社会的本质真实，而是尽迎合之能事。这些作品丧失关注和表现当下现实的热情，或是转向遥远的历史，或是有意模糊历史时间，醉心于豪门恩怨、妻妾争宠、秽行丑闻；另一些作品或以调侃油滑，或以冷漠无情的方式咀嚼颓唐和无聊，消解着读者的理想。面对这些作品，我们的文艺学应该充分发挥其“审美现代性”的揭示、批语和引导功能，而不能认为人文精神是“最后的神话”、“现代性已终结”。因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文艺学的发展必须有“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正视当前现实，以审美的方式关心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关心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培养通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现代人格。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正处于现代性的全球化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跨文化的视野，确立世界文学的意识。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人类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必然导致精神生产的世界性这一命题出发，创造性的预言世界文学必然来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意识下建设文艺学的现代性，关键在于我们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复杂问题。要知道“全球化”和“本土化”经常处于相互交织双向互动的关系。既没有能离开“本土化”的“全球化”，也很难出现可以不受“全球化”影响的纯而又纯的“本土化”。“全球化”并不必然要求消解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我们也不必担心参与了全球化进程会丧失掉中国的本土传统。只有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参与同世界文化的对话，才更有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播。
当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全球化的一些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化”的语义置换。正如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一样，“全球化”也决不是以西方为中心。要想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我们就要反对将西方文艺学的特殊规律设定成普遍真理的做法。不存在一个凌驾和脱离于各个具体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西方化的普遍的世界文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也是指克服了“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人类文化“公共财产”，而今日西方向全世界推销的文化产品中有的却反映了极其片面的西方利益，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偏见，它们根本不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公共财产”；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并不排斥民族性和多样性，它本身就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所组成，可以说，民族文学的多元性就包含在“世界文学”的一元之中。因此，我们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就要真正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就必须在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上来思考中国文艺学的独特价值和民族特色，寻求与西方文论以及中国文论之外的东方文论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并进而在跨越中西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跨文化视野观照下的中国现代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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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忧国忧民居安思危
——读《历代忧国忧民诗选》
郭熙赵颖君
周溯源同志主编的《历代忧国忧民诗选》近日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主编准备近二十年，在几位同仁的合作下精心编写了此书。他们从数以万计的诗词海洋中遴选了上自《诗经》中的《黍离》，下至当代流传于五十年代的《请为人民鼓与呼》，计有一百五十多篇。这些忧国忧民的诗词，是经过历史时间考验脍炙人口的佳作。书里有“注释”、“作者简介”和“诗词赏析”。“注释”部分写得精练、明晰，“作者简介”和“诗词赏析”都写出了“亮点”，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欣赏。
书中所选诗词，有对艰危时事的忡忡忧心，有对破碎山河的悲愤喟叹，有对百姓苦难的哀伤同情，有对黑暗统治的无情鞭笞，有对光明正义的执著追求。为社稷而高歌，为黎民而请命，扬浩然之正气，唤社会之良知，其才也纵横，泪也纵横。
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里凸现着一个伟大的品格，即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意识。它是历代有为的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高尚意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它宛如一条红线，贯穿古今。
爱国主义从来与忧患意识紧密相连。屈原为国分忧，为民着想，积极提出革新主张，“上下而求索”，写出《离骚》、《哀郢》等动人诗篇，最后以身殉国，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形象。杜甫生逢乱世，满怀济世之心，用诗歌记录社会现实，反映人民呼声，写出了“三吏”、“三别”等杰作。白居易身居官场，心系百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道出了“卖炭翁”的辛酸，指陈了“重赋”的弊害。韦应物为官于地方，常能自警自责，“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邑有流亡愧俸钱”。陆游一生“忧国复忧民”，暮年做梦都在为祖国的统一而战，临终前还写了《示儿》诗篇。
自古以来，中国有各种诗集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的选本流传，也有以山水、边塞、爱情、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诗集行世，但迄今为止，尚无一本以忧国忧民为主题的诗集刊行。《历代忧国忧民诗选》填补了这个空白，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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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黔北文学再受关注
从现代乡土写实小说家蹇先艾，到当代文坛的何士光、李发模、石定、李宽定等，黔北文学依存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蔚然成势，每一时期都产生着卓有个性的发言者。他们因对现实人生深刻细微的观照而引人关注。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和中国作协创研部近日联席召开的新时期“黔北文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认为，黔北文学富涵张力的生命表达和蕴藉丰厚、柔美绵密的审美取向，不同于白洋淀派的诗意纯美，也不同于山药蛋派的质朴沉实，使之挺立西南一隅，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特殊群体。（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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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中国作协研讨以德治国与文学
中国作协近日举行“以德治国与文学发展”座谈会，与会作家、评论家发言认为，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将基本道德要求融于有关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道德体系，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在座谈中指出：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更好地肩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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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呼唤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
仲言
文艺创作需要引导，文艺现象需要辨析，文艺作品需要评介，文艺队伍需要扶持，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文艺理论与批评。然而，当前文艺理论批评的现状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当务之急。
应当充分肯定，在新时期文艺繁荣发展的进程中，理论批评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无论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清理极左路线的错误影响，还是加强学科建设、为文艺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无论是继承传统文化、恢复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还是借鉴国外文艺最新成果、促进当代文艺的创新和突破；无论是臧否和评价文艺思潮及其作品，还是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理论批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艺的进步，文艺评论落后于创作、理论批评衰弱无力的问题也日趋显露。一些理论文章严重脱离实际，不阅读文艺作品、不研究创作现象，既无真情实感、也无真知灼见，生吞活剥地把某些舶来品牵强地比附中国创作实践的结果，理论的苍白空泛在所难免；一些同志难耐寂寞、心浮气躁，人为地制造各种热点、不时发布各种宣言，批评成了煞费苦心的自我炒作；理论意识的淡化，严肃的文化思考被切割成零星的思维花絮，鸡毛蒜皮的所谓杂感充斥着报刊，批评被演绎成批评家们自说自话、无关痛痒的作坊式操作；摆不脱名缰利锁的诱惑，媚俗之风盛行。一些靠哥们儿私交甚至靠红包和纪念品之类打点过的文艺评论，已不能再对文艺作品的优劣得失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胡编滥造者被看作创新，佶屈聱牙者被视为天才，浅薄庸俗被誉为最佳审美创造，市侩主义的吹捧随处可见，批评正日甚一日地蜕变成流于恶俗的廉价广告。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论批评的迷失和萎缩。理论批评贫乏式微的现实，已经到了需要大喝一声的时候了。
要扭转这种颓势，进一步繁荣文艺理论批评，除了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一种适宜于理论批评健康发展的融洽和谐的良好氛围之外，特别需要评论工作者以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振作精神、潜心学术，用坚实的工作实绩重新建立起理论批评的良好信誉。首先，要切实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学科创新，尤其注重文艺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求，考虑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社会化带给文艺的冲击，研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发展的措施和目标，真正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其次，要倡导一种求真务实的作风。潜心研究创作实际，追踪文艺热点，解析理论难题，从大量的审美体验中分析归纳，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关乎创作痛痒，切中文坛时弊，用理论批评的真知灼见去影响创作、引导受众；再次，要有深入系统的理论话题。很好解决当前话题分散、浅尝辄止、许多讨论极不深入的问题。要联系实际，选好题目，连续深入地展开讨论，形成一定声势，造成广泛影响，力求最大限度地达到某些共识，解决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最后，要发扬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创作风格和流派的百花齐放，倡导不同学术观点和艺术见解的百家争鸣，努力创造一种生动活泼自由论争的良好气氛。既要反对那种粗暴武断、随意上纲的衙门作风，也要反对那种容不得批评、一见批评就火冒三丈的娇骄之气。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欢迎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同志式的友好讨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允许批评、更允许反批评，有真理在握的自信，有襟怀坦荡的锐气，也有宽宏大量的气度，在真切的批评和充分说理的论辩中，加强正确引导，活跃学术空气，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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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汽车城》的魅力
何镇邦
上海女作家殷慧芬的长篇小说《汽车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系“大上海小说丛书”之一种。这部调动了作者三十多年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长篇小说，以八十年代的上海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为背景，以中德合资的俊友汽车工业公司在设备引进，人才培训，管理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以及飞云轿车零部件国产化进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为主线，以潘荣根、潘树德父子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个汽车家庭为主体，展现了我国轿车工业起步的艰难历程，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同时，它又塑造了俊友汽车工业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郭大林和潘树德，潘树德之父、老汽车工人潘荣根，妻子汉梅，早年恋人肖菊妹，儿子欣荣，女儿欣华、欣明，变速器厂厂长、女企业家杭天飞，德方副总经理卡文，质量总监斯泰尔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一组人物形象，并且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唯其如此，《汽车城》不仅被看成一部对工业题材创作有较大突破的成功之作，而且以其艺术魅力征服着读者。
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它摆脱五十年代以来“车间文学”中以写生产过程和方案之争为主，让事件描写淹没了人物的窠臼，把笔墨集中在人物命运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精心刻画上。它虽然也写了中德合资的俊友汽车工业公司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方与德方之间的，俊友公司同它的上级公司双海公司的，上海的汽车工业与中央主管部门之间的，公司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种种矛盾都展开得相当充分，而且也写了飞云轿车国产化的“上海方案”获得认同的艰难过程，但作者写矛盾和方案，不是为写矛盾而写矛盾，为写方案而写方案，而是通过它们的描写更充分地展示人物的命运，更好地刻画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汽车城》对“车间文学”另一重要的突破表现在其对俊友汽车工业公司这个合资企业筹办和运行过程中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描写上，也表现在对上海汽车工业和市民生活中文化积淀的开掘上。重视中外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描写以及上海市民生活文化积淀的开掘，使其对现代汽车工业和大都市生活风貌的描写，有了较深的层次，也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这种关于文化的描写和开掘，首先表现在对管理的文化理念的不同理解上。德国人的严格管理和重视质量，尤其是开始时要求飞云车国产化零部件必须送到德国沃尔夫斯堡检验通过这一点，严重地伤害了中方的民族自尊心，而中方某些领导人要求降低国产零部件某些标准，也是德国人所不能容忍的。这种关于管理和质量的观念上的差异，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冲突。当然，诸如关于发展我国轿车工业的某些争议，那种把轿车当作资本主义消费品的观念，还有像老工人潘荣根把飞云车骂为“卖国车”，把他的当了俊友公司总经理的儿子斥为“卖国主义”等等言论，其中有政治上的偏见，但更多的却是文化上的问题。而郭大林关于“搞轿车，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要搞世界公认的水平，就是要德国人说了算，然后才有中国人说了算的资格”一席话，还有，德国俊友总经理施盖纳所说的“上海俊友要有永久的生命力，就应该是中德文化的结合，而不应该仅仅是德国的翻版”这么一席话，都表现了一种全球化的新的文化理念，表现出中外文化融合的一种趋势。而在殷慧芬关于潘家石库门弄堂生活氛围精彩到位的描写，还有她的小说叙述语言上，都让人们深切地体味到海派文化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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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为建设精神家园默默耕耘
——近年来中篇小说印象
牛玉秋
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把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可能性摆在每个社会成员的面前，唤醒并启发了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欲望；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又使一些社会成员心理失衡。再加上传统的价值观念规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小说家们发现，他们正面对一个欲望化的现实。这一现实产生出极为复杂的社会情绪：企盼、焦躁、失落、怅惘、悲凉甚至绝望。中篇小说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失去了文坛中心的位置，就其正面意义而言，这反倒使得中篇小说的作家们有可能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创作。他们从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入手，从人的命运变迁、精神处境和心理感受入手，去表现社会变革的各个层面，把小说写得“越来越像小说”；同时，他们的注意力始终凝聚在人的精神世界，探寻着诸如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等一系列重大精神命题，为建设人的精神家园默默耕耘。批判与重建就成为近年来中篇小说的明显特点。
欲望化的现实把人的物质欲望归结为最高价值，对此作家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欲望化现实对人的精神的戕害。毕飞宇的《睁大眼睛睡觉》以其具内在张力的叙述，在欲望的膨胀与释放、感情的渴望与持守的矛盾纠缠中，充分展示了欲望化现实的非理性。红都的《鼻孔里的子弹》对比了几个年轻人十年前后的精神状态。昔日讲师团中纯洁而敏感的年轻人，如今痴迷于“码长城”这种充满偶然性的游戏之中。
批判的又一指向是欲望化现实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毒害。李肇正的《城市生活》中的宋玉兰就迷误于把物质生活水平当做了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泯灭了亲情，丧失了自我。在祁智的《变奏》中和陈应松的《雪树琼枝》中，青年男女之间的正常的爱情关系都因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欲望的介入而改变了味道。现实的欲望与浪漫的想象擦肩而过，对平庸生活的无可奈何的屈从代替了对纯洁爱情的追求。
近年来中篇小说的创作还充分展示了欲望化现实中的精神困惑。最深刻的精神困惑表现在文化方面。人对人生价值的认定从来都是以他自己的文化为基准的，但人又常常不能终生固守在自己单一的文化环境之中。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年代，人不得不经常面对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宋元的《杀入重围》和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讲述的都是由于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悲剧。刘连生和远子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文化的优势地位对他们的刺激与诱惑，他们想以个人的力量去报复城市或征服城市，结果都被城市吞噬了。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以农村文化的视角处理知青题材，本身就标志着对以往知青题材小说的城市文化价值判断的怀疑与否定。
最普遍的精神困惑表现在情感方面。何玉茹的《我信爱情？》和裘山山的《落花时节》表现了对爱情完全相反的困惑。爱情到底应该是不讲功利的精神默契，还是最表层、最物质的相貌相配呢？莫怀戚的《花样年月》和万方的《空镜子》所表现的也是有关爱情的困惑。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既给人们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满足自己多方面的情感需求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要求人们更大限度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生命之所以有价值首先是因为理想之光的照耀。陈世旭的《青藏手记》无疑是一首理想主义的赞歌。小说中的两代人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经过一次次灵魂洗礼和精神提升，个人欲望与奉献精神从互相抵触逐渐彼此融合，以坚韧的生命意志战胜了生存环境的种种考验，证明了理想主义作为人的一种强烈的内心需求的巨大的力量。
生命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人性的美好。东西的《目光越拉越长》和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都表现了生活底层的母爱。无论是刘井还是徐梅都无法为自己的子女提供优裕的生存环境，然而她们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要给儿子创造幸福、就一定不让女儿堕落的顽强意志却感人泪下。苏童的《驯子记》和陆涛的《我爱我爸》则表现了父子情深。父亲软硬兼施，甚至不尽情理的管教包含着融融的温情，儿子无可奈何却又心甘情愿的服从包含着暖暖的爱意；智障男孩有限的洞察力真实地暴露出父亲所从事的工作的种种可笑之处，而他对父亲的仰慕与关怀则格外动人心弦。
生命的价值还在于人的精神持守。在这个纷繁多变的时代里，只有那些稳定、准确地选择好了自己生存的精神基础的人，才能生活得气定神闲。以时下的标准，徐贵祥的《有钱的感觉》中的韩子歆根本算不上是有钱人。不过按照他的理论，有钱敢花就是有钱人。正因为他有了这种有钱的感觉，把钱看淡了，虽然也常常因钱少而陷入困窘和尴尬，但围绕在他周围的始终是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平凡的日月也因此过得有滋有味。梁晴的《罗扇》中的罗扇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她知书达理，心性平和，穷日子富日子都能过。当周围的人各被各的利欲驱使，焦虑不安地在人际的缝隙里谋取着生存的最大空间和最大利益的时候，罗扇居住的汽车间，成了一个让人心安的地方。野莽的《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中的王永乐则是一个市井奇人。他虽然只是一个房屋维修工，位卑人矮，但却有广博的学识、精湛的技能，更为可贵的是他那高尚独立的人格品性，像一坛醇厚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这几个人物在对抗物欲化的现实时，由于势单力薄难免会有几分无奈，几分孤独。但他们以自己的存在昭示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再建的可行和必要。能够净化人的灵魂的、新的道德规范的建立也许还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但小说家们毕竟已经开始用他们创造的人物进行点点滴滴的积累了。这是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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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台湾风云》研讨会召开
阎延文的长篇新作《台湾风云》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创研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广西教育出版社日前联合在京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评论家认为，长达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台湾风云》，是一部才情洋溢的壮烈史剧。它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国耻事件前后，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庸弱，围绕台湾归属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的壮烈斗争，突出地塑造了爱国志士丘逢甲、刘铭传等建台、保台、艰难创业和英勇不屈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形象，谱写了一曲豪气冲云霄的壮歌。
《台湾风云》电视文学剧本和中学生读本也同时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在出版界也属创举。（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