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警惕！以“艺术”的名义
晨笛
凡行“残害生命”的不义之举，总得先弄个名分。于是，对别国的“轰炸”，名曰：“维护人权”；叫别人去“自焚”，名曰：“功德圆满”。
如今，“残害生命”的又一“新”举，以“现代艺术”之名悄然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当着小学生的面，渲染着将羊杀死、剥皮，将鹦鹉活活摔死；将女死尸、死婴头与兔身和鸟翅缝合一体；将一千只雏鸡活活“吻”死；钻进剖开的牛肚经缝合后让人挥刀破肚，“艺术家”从牛肚里赤身裸体而出；将人油倒入河中或注入死婴的口中；还有吞噬死婴、烙皮、植皮、剥皮、枪击肉身、与死尸同眠，等等……凡此种种，这些所谓的“艺术家”，在艺术实验的幌子下，以血腥与残怪为能事，令业内同行目瞪口呆。其开“现代艺术”之新界的自我标榜，更使尚在发育生长中的中国现代艺术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玩”死尸的所谓“现代艺术”，宣称“吃死婴”仅“是很普通的一顿饭”，说从化学的角度看，那不就是碳水化合物吗；他们为“展死尸”辩护，“人体标本能够为科学所利用，为什么不能提供给艺术利用”。仅用艺术界的“另类”、“精神病患者”和与“西方接轨”的“低能儿”的托辞，并不能掩盖其践踏道德、亵渎人性的行径。他们不惜“指鹿为马”，将反社会、反人性的“丑、恶、乱、怪”立为“法则”，将其视为“史无前例的人类新精神”，若不是展示其残忍和心态的畸变，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或为腐朽文化张目，又意欲何为？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鹦鹉学舌”只能落个“迎合”之嫌。若以此比“酷”比“狠”，捞个“现代艺术家”之名分，不过“哗众取宠”之辈；若以此换几个“洋银”，攀争那“荣华富贵”，却泯灭了人性，很不划算；若以此“残害生命”行“摧毁”人民“刻苦耐劳精神”之实，则为国为民所不容。
“残害生命”，作为人类极不光彩的愚昧与恶习，早已成了历史的耻辱。今天，不管它披着多么“华丽”的盛装，都不可能成为什么“新精神”。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行为、风尚或精神、文化，一旦堕落至“残害生命”的猖獗之时，正是为新的社会行为、风尚或新的精神、文化抛弃之日。那种把遭到扭曲的“现代艺术”当作“主流”，认为其“已经成为西方人的精神和文化艺术的积累，已经无法根本予以否定”的幼稚论调，只能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对于这种无知，马克思早就驳斥道：“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灭”。
人类社会的发展，决不因“残害生命”的“现代”腐朽反动精神文化绊住前进的步伐。一切未泯灭血性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应振奋起旺盛的生命活力、崇高的精神力量，投身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洪流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无愧于艺术家的光荣称谓。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观察
“戏说”现象浅析
陈文新
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的“戏说”现象，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戏说乾隆，戏说慈禧，戏说刘罗锅，戏说纪晓岚……这类影视剧，相继在多个频道亮相，各类媒体也热心加以报道渲染，几乎造成了当代文化生活的一种时尚。
历史题材创作不是历史教科书，当然应该允许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和戏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虚构不是“戏说”，虚构的历史中包含了严肃的旨趣，而“戏说”则以迎合世俗为目的，格调轻佻。对这二者，我们必须加以明确的区分。前者的代表可举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例。其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补天》，1922年12月1日曾以《不周山》为名发表于北京《晨报四周纪念增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新型的历史小说。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有别，它并不取材于正史，所写事件也显然不是历史事实；作者的意图不是普及历史知识，而是有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对本土历史文化作审视、反思。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谈到《不周山》的创作意向时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借题发挥，并根据自己的现实感受讽喻性地创造情节，俨然已有“戏说”的意味。但鲁迅这种“戏说”与本文所评述的“戏说”不是一回事。鲁迅的“戏说”，其风格是轻松戏谑的，其内涵却是严肃深刻的。作者借用一个神话题材，表达了他的历史文化观念，其高度哲理性和浓郁的象征意味，能引发读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换句话说，它表面上是“戏说”，实质上是“庄说”。比较而言，“戏说乾隆”之类的作品，却不具备这种人文内涵。它们表面上是“戏说”，实质上也是“戏说”。
这种实质上的“戏说”，其基本特征是不加节制地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就内容而言，它通常包含了看似对立的两端：一端是油嘴滑舌地宣扬某种道德伦理，一端是兴高采烈地铺叙种种风流韵事。表面看来，这种韵事与道德是势不两立的，但在戏说类作品中却相安无事。韵事是私生活的点缀，道德是公共生活的坐标，而一个帝王或名流，似乎具有制造风流韵事的特权。他在使道德伦理戏谑化的同时，也使风流韵事合法化，于是韵事和道德便井水不犯河水了。这一类作品热衷于驱遣帝王将相，可由此得到解释。以中国古代的戏说类的作品为例，在那些小说中，帝王经常化身为“有风情”的文人，怜香惜玉，荡佚不检，作者眉飞色舞地描写其艳遇，因为这样的天子身上，散发出的正是作者所自诩的“才子”气：《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正德游江南》中的正德皇帝，都属于这种化身。作者的写作不是致力于创造历史的情境与氛围，不是致力于复活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以及这种风尚中的人物行为方式，而是借人物特殊身份之便，编造种种“佳话”、“韵事”。比如隋炀帝，这个历史上的暴君，到了《隋唐演义》中，竟成了浪漫多情、能说善道、文章也写得极好的风雅人物。他变着法子讨好十六院美人，而十六院美人也对他爱慕不已，其中几位“感恩知己”，甚至甘心为他“殉难捐躯，毁容守节，以报钟情”。对比隋炀帝来看“戏说乾隆”中的乾隆，我们容易发现：他和历史上的乾隆很少相似之处，倒与《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颇为相近：这位“风流天子”，一路游玩，一路行侠，一路恋爱，以他为核心的那些故事，表现出不健康的人生情调和趣味。以纪晓岚为主角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历史上的纪晓岚，虽曾自比于汉武帝的弄臣东方朔，也长于撰戏联，说俏皮话，引乾隆一笑，但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四库全书的总编纂，仍有其基本的做人原则和处世风范。而民间传说中的纪晓岚，却老是那么一副滑稽面孔。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纪晓岚家书》纯系伪作，其中以自述口吻，写纪晓岚在乾隆面前的弄臣形象，滑稽夸张之至，可说是俗语流为丹青的典型个案。“戏说纪晓岚”等影视剧，更变本加厉，进一步把他写成了弄臣、才子加浪子。
以才子加浪子为主角，戏说类作品在题材和风格方面形成了若干俗套。在题材上，无非是侠义、公案、言情之类。宋元说话人常说“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所谓“佳人胆”、“壮士心”，概括了戏说类作品的主要内容。“佳人胆”指向恋爱，“壮士心”指向侠义、公案。从宋元时代到21世纪，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难以描述的变化，然而戏说类作品的基本题材类型却大体保持稳定，乾隆、纪晓岚等所扮演的依然是侠义故事、公案故事、恋爱故事的主角。在风格上，插科打诨，玩弄噱头，消解崇高，一味滑稽，几乎成为惯例。至于作品中的故事是否与历史真实吻合，是否意味深长，作者是不在乎的。在浓郁的戏谑氛围中，即使偶有严肃、深刻的细节，其意义也已被消融、化解，而化庄重为笑谈事实上正是作者所热衷的一种效果。
作品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自然无可厚非，但不加节制，没有分寸，甚至随意编造，信口乱说，却是毋庸讳言的过失。无论是戏说隋炀帝，还是戏说乾隆，无论是戏说正德，还是戏说纪晓岚，其中都不乏庸俗、粗俗甚至下流的情节，在满足部分消费者不健康期待心理的同时，使作品丧失了应有的品格。这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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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沙杯七一之歌
激越雄浑的英雄史诗
——评长诗《东方神话》
张同吾
将军诗人张庞和部队的青年诗人卜宝玉创作的一万一千行长篇抒情诗《东方神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内涵丰富、情感深挚的力作，是描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幅画卷。在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作品中，是一部引人瞩目的鸿篇巨制。诗人站在今天时代的峰峦，俯瞰历史的江河，从记忆深处捧出闪光的宝石，他们沿着时间的脉络，以吟哦曙光、铭记武装、怀念长征、仰慕延安、回首抗战、重说解放、十月风景、创业往事、苦涩岁月、走进真理、解读土地、击水中流、握手世界、绿色旋律和远方的梦为诗化命题，谱写了这部激越悲壮的英雄交响诗。
《东方神话》开篇就把我们带入了诗的情境：“或许是太寒冷了／他们才选择了流火的七月／举起了火把和旗帜／用汹涌的火焰／在饥寒交迫的岁月／心头燃起一道传播温暖的亮光／或许是太黑暗了／他们才选择了用鲜亮的红船／载起使命的希望／用壮丽的远航／在云重雾浓的时代之中／追寻改变民族命运的太阳”。这种从实到虚的升华，就凸现了诗的思想深度。由于诗人对历史本质有准确的把握而能在作品中警句迭出，因其警句迭出而如诗眼照亮了全篇，提升了诗的认知意义。
在《东方神话》这部长诗中，诗人以舒放的笔墨和深挚的情思，向我们重新讲述春天的故事，既表现了历史性飞跃是何等艰难，又表现了时代新貌是怎样灿烂。我们庆幸历史造就了另一位巨人，这位祖国和人民忠诚的儿子，关于真理和道路的思索，同寻常百姓们不谋而合，突破了固有的思维模式和游戏规则，制定了符合社会发展和国家利益的方针政策，从而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诗人饱蘸浓墨重彩和激越的豪情，描绘了在改革开放的骀荡春风中，从农村到城市，从波澜壮阔的外交风云至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处处搭起了胜利的凯旋门。
《东方神话》的语言是充满诗意的，以营造意象的方式抒发感情，就像流淌的江河，时而舒缓，时而湍急，时而微波荡漾，进而惊涛拍岸，时而是抽象的具体，时而是具体的抽象，时而是器宇轩昂的对偶，时而是排山倒海的排比，可谓之张弛得当，疏密和谐。作为长诗，涉及那么多历史事件，那么多理论辩识，不能要求精巧和灵俏，倘能如《东方神话》这样，在诗情浩荡的语言流势中，包蕴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作者努力做到在严格的规范中求得诗思的飞翔，争取做到自由与限制的统一。他们力求全面，力求公允，其实从创作心理学和艺术规律来说，诗人不可能对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深切感受和诗意感觉，完全可以任其取舍，因为你是写诗而不是写党史。尽管《东方神话》有面面俱到的缺憾，而不同凡响的是诗人在各种自我限制之中尽力让想象飞腾。《东方神话》的最后一章——《远方的梦》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诗意空间——金色的梦，蓝色的梦，绿色的梦，多彩的梦，都是从当代中国人的心中升起的，在急剧的时代变革和文化流变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急剧的和潜移默化的递嬗，这时候他们才会有远方的梦：“为了这从地到天的美丽幻想／为了这由猿到人之后的又一次腾跃／地球人类漫漫长路历尽桑沧／伟大的先行者们用生命之火／焚烧愚昧荒谬照耀科学殿堂／现代文明人借助天文望远镜／使视野移开椭圆形的地球故乡”。
《东方神话》是以讴歌中国共产党为恢宏主题的扛鼎之作，为我国长篇政治抒情诗创作提供了新经验和艺术探索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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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瑰丽的西行诗画
熊邦华
《西行》是一部反映新疆和内地携手共同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电视剧。她以散文诗式的叙述手法，全方位的广角镜头，充分展示了西部边疆的迷人风光，热情讴歌了各民族兄弟般的情谊，塑造了内地的民营企业家形象，也反映了边疆人民抢抓机遇，致力发展的可贵精神。起伏迭宕的故事情节，令人神往的西域风情，赏心悦目的民族歌舞，观后感受深刻、回味无穷。
编导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搏，通过东部企业家西行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动人故事，形象地召唤人们：西行吧！西部这块热土大有可为。作者抓住一个“情”字，通过叶成华与徐添的战友之情，叶新瑶与哈木提的“网友”之情，温俊与叶新瑶的“兄妹”之情，在投资上的不同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相互碰撞与磨合，将人物个性鲜明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剧中的叶成华，三十年前支边新疆，对边疆有深厚的感情，他决定到新疆投资，除了是积极响应开发西部号召，为自己的企业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了却多年来想回报曾给予自己生命与灵魂的土地和人民的夙愿外，再就是考验未来的女婿和接班人温俊的决策能力。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形象，从他身上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厚重和使命感。
作为总经理的温俊年轻、稳重，处处显露出智慧与精明。当他体会到西部充满希望和大有可为时，很快就改变原有主张，决定投资大干，充分展现了温俊作为一个现代化企业经营者应有的胆识与才干。
哈族青年哈木提，是塑造的比较成功的一个人物。他具有哈萨克民族真诚豪爽的性格，有知识，有抱负，热爱家乡，勇挑重担，自强不息。正是他那哈萨克特有的直率真诚的性格特征吸引了叶新瑶，也感染了温俊，使温俊由当初的不理解到理解，并决定与塔原油厂合作深度开发红花。
叶新瑶在剧中是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形象。她年轻、漂亮，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被边塞的风光所深深地吸引，更喜欢像哈木提这样的民族兄弟。剧中，她似乎只是起铺垫作用，但是，作者却赋予了她更深的使命，那就是：西部大开发需要温俊、哈木提这样的有为青年，更需要叶新瑶所代表的新一代人秉承叶成华、徐添那一代老支边生生不息的奉献精神。
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纵观《西行》全剧，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也没有英雄人物式的豪言壮语。作者独具匠心地精心设计出“洽谈风波”、“草原赛马”、“毡包畅饮”等情节，通过两代企业家之间、东西部企业家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思想沟通和理念的情感溶解，为观众奉献出了一份美味可口的佳肴。（附图片）
电视剧《西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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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文学理论生长根基
——读新版《文学原理》
金永兵
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认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董学文、张永刚推出了新著《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近版）。这部著作不但充分实现了对文学理论难题的掘进与拓展，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文学理论寻找到生长的根基。
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文学原理必须针对新问题、新情况做出新的阐释，呈现出“当代性”。惟此，文学原理才能贴近现实，才能获得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累积性增长。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该著对许多文学基本理论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清澈澄明的解答。
理论研究需要个性与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南，但它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语录的拼接，而是以其为研究指南和方法论，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独到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当前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等弊病。
文学原理是对文学活动基础性质和规律的把握，具有普遍性。但中外文学传统、理论资源各不相同，在注重普遍性的同时，又不能企望把它变成一种普遍主义话语，企图超越时空寻求终极真理。该著在民族化上作了可贵的探索：它不止于把民族化肤浅地理解为古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而是同时注重对民族文学特殊问题的细密研究。比如对“言象意”的论述，“意境”理论的现代转化，特别是对汉语文学“字思维”特殊性的关注等，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
文学原理讲的应该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律性问题，即“元问题”。只要这个理论系统具有较强的生发力和阐释力，“元问题”的集中阐述可以促使“子问题”迎刃而解。这部著作对理论进行了“消肿”、“减肥”，书不厚，显得很单纯，但它丢掉的只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派生性的东西，留住的却是一些根本的东西，并且对此不惜浓墨重彩，深入挖掘，以使原理成活，努力依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张力和思想动能。成活的原理是文学理论生发之根。
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综合创新”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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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论天地
守望精神的家园
——谈谈文学与道德
钱中文
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在当今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社会风尚和生存方式正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激变之中，谨防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面貌的下滑，是最为深刻、最为重要的课题。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需求，新的人际关系的准则，新的公平的、平等的、竞争的关系正在形成，新的道德萌芽正在破土而出。但是市场化的原则也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它既是建设的，又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时，科技、信息技术的进步，同样具有两重性的特征。在一部电脑终端机前，人们可以把握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而来的各种信息，在知识的太空里遨游，但同时也正按照资本与白领阶层的生活趣味，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风尚、审美情趣；其中自然还有无孔不入的地摊文化与无休止的媒体炒作出来的文化时尚。
人的生存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自应趋向于双向的完善与完美。人们本应利用物质的富有，进而建立最具人性的文化关系，人性的精神家园。但是物欲的追求淹没了生存的理解，于是人们的活动转向为自身的生物行为、经济行为服务，于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钱、性、权”式的人物。文化中的颓唐趣味，使一些人深感精神家园的残破，使另一些人痛感灵魂的飘零无依，他们似乎都踯躅于灯红酒绿、金迷纸醉的现代荒原。
文学创作能够与道德伦理连带上关系吗，能够发现道德伦理诉求的声音吗？八十年代至今，要使文学艺术成为一种纯而又纯的审美的精神现象极为流行。其实，一百多年以前，这种论说就已不断出现过了，而且很有权威性。例如，英国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就反对文学艺术与道德伦理有关。一百年后，他的这类论说，仍被一些人当作文学创作无关伦理道德的有力驳论。王尔德说：“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他还说：“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批评涉及伦理道德，那就是“伪道德批评”。我们有些论者是很相信这类观点的，所以也就主张写作非关道德，评论也不能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析，否则就是“假道学”，就是把文学创作视为伦理道德的宣传了。
王尔德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文坛标举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旗号，反对当时文学艺术中的自然主义与过分的功利主义，宣扬艺术家在伦理上是不分好恶的，否则就是矫揉造作，就是伪道德批评，这时他对唯美主义理论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当他身陷铁窗，经历了身心的苦役之后，他才意识到人是需要同情与怜悯的，他自己心胸此时就充满了同情，而且竟认为同情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东西了！
我国八十年代文艺中出现的唯美倾向，可以说是对过去极端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有力反驳，同时也是文艺自身多样化的一种表现，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即没有树立起作家人格上的那种凛然正气与道德的思想力量，却是销蚀了创作中的那种道德伦理的强大批判力。自然，这也并非仅仅是唯美主义创作倾向的缘故，弥漫于当今社会每个角落里的新的实利主义、食利主义习尚，实在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了。文学创作是一种通过语言结构进行审美或是审丑的创造活动。它固然可以避开伦理道德的负载，以至可以说它无关伦理，这类作品自然是存在的，也有不少好作品。然而，有一些作品进行文字游戏，它们消解了话语表述的涵义，虽也可算作叙事形式的一种探索，但是它们瘦骨伶仃，好像是些皮包骨头的女人，毕竟内涵单薄，这也是事实。
人们常说，文学创作是描写人的，人性的方方面面都是可以进入文学描写的视野。那么人性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呢？文学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人性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就是人栖居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就是人与人的多种相互的文化关系。写作者实际上总是面临着审美的或是审丑的多种文化选择。社会文化的多方面的内涵，如政治、伦理、道德、哲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乃至两性生活，无疑都是文学创作进行审美或是审丑的文化选择的应有之义。因此我们无法把这些文化因素排除在创作实践或是文学理论研究之外，满足于说说文学艺术或是无关道德，或是无关政治，等等。
创作中的那种审美或是审丑的多种文化选择，必然折射出作者人性中最最基本的品格，即那些使人所以为人的基本因素，血性与良心，怜悯与同情，也即人文精神的基本方面。这些人性的体认，都显现在作者以及人物对社会、政治、战争、历史、伦理、道德、哲理、人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包括两性关系的审美或是审丑的把握之中。读者感受与体味那些画面描绘、感情抒写所渗透出来的人性的动向：庄严与鄙俗，高尚与卑微，凶残与善良，或是兼而有之的极端复杂的人性品格。对于人性的品格如人的血性与良心、怜悯与同情的蔑视，必然会使文学艺术失去自身的灵性与灵魂，而变得平庸与恶俗。当前的一些优秀作品，或是描写旧时的没落贵族，家族的兴衰历史；或是表现边陲的民族风情，经历几个时代的女人的幽怨命运；甚至读者关注的现实的故事，历史地、现实地显示出对于人生的感叹、人的命运的同情、道德伦理的批判力，从而提升了人的情感和境界。不知那些钟情于淫乐、在淫乐的写作中猎取名利的人，会不会有王尔德式的省悟！
文学艺术创造是需要人性的同情，是需要强大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力的，在艺术家身上，正是这种人文精神造就了伟大的艺术胸怀。人性同情的沉沦与伦理道德批判力的消解，将会使文学艺术黯然失色而至枯萎，使人的精神家园破残荒芜。虽然文学艺术并不是人的精神家园的全部，但无疑占据着主要地位。因为，人是不能没有文学艺术的，我们应该怀着良心与人性的道德品格，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