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蒙古族无神论史》
由乌兰察夫、巴干等蒙古族学者编写的《蒙古族无神论史》一书，最近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无神论思想作了历史的多层次分析和探讨，揭示了蒙古族无神论思想的全貌和特点。作者坚持从实践的逻辑中把握历史的命脉，从蒙古族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伦理、法律、文学等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文献中分析、归纳、提炼出无神论思想，不仅重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皇帝，又重视思想家、文学家等人物如忽思慧、尹湛纳希、罗布桑却丹等，还重视民间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金台）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暨《新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最近在京召开了“中国经济热点问题暨《新发展经济学》研讨会”。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热点问题，如就业压力大、内需不足，我国入世后企业如何应对挑战，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战略的调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大家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居民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扩大内需。
与会专家学者还对周天勇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我国应加快发展经济学研究，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理论体系，而该书就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从哲学角度阐述了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同时也建立了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
（王君）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网络高科技因素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赵念渝在《试论影响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三种因素》一文中认为，人类迈进新世纪之时，恰逢国际新旧格局大转换、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之际，当今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为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这种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在21世纪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作者认为，意识形态因素、网络高科技因素等将是影响21世纪大国关系的突出因素。
关于网络高科技因素，作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鲜明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体现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高度现代化，在今天代表高科技的就是因特网和信息科学。网络时代的到来向人们传递了信息：伴随着网络经济同时出现的将是数字机遇和数字鸿沟。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的经济活动冲破自然经济社会的“终点线”，国界和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而货币、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信息革命带来工业、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巨大变化，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信息和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特征就是信息将成为决定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和政治经济的新的权力基础，信息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第一考虑因素，信息主导将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国家获取信息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信息还将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和新世纪国际竞争力的标志。与此同时，信息还将成为协调或破坏大国关系的一大因素。第一，在信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正在依仗其科技、经济优势，企图谋求在网络时代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第二，随着世界信息产业的不对称发展，势必出现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大国垄断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情况，进而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实施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因此，在网络时代，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发展自己的互联网，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摘自《特区理论与实践》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
——网络伦理问题研究综述
□王路军
近年来，随着国际互联网的扩展与延伸，有关网络的一些伦理问题逐渐凸现，引起了部分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网络伦理问题的表现
信息网络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给人们带来许许多多的伦理问题。为此，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从网络技术的运行和使用上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不平等使用现象，即尽管网络建设力图平民化、普及化，但还是难以做到完全的最终平等，而一旦“信息高速公路”变为“信息高速私路”，那么对部分使用者肯定是不道德的。道德冷漠现象，即一方面，信息的生产责任观念淡薄，有用无用的信息同时被生产，浪费网络资源；另一方面，信息消费有偿意识淡薄，千方百计免费使用网络，损害正常商业秩序。人际情感疏远现象，由于人机交往频繁导致人际现实接触减少，从而使人们之间的感情联系淡薄。道德冲突现象，主要指由于信息内容产生的地域性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矛盾所导致的民族国家间伦理道德冲突事件。还有利用网络侵犯他人隐私和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等。
从伦理范畴的基本构成要素角度考察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伦理意识方面，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情感疏远；伦理规范方面，传统规范陷入困境，约束力减弱，而新的规范又亟待整合；伦理行为方面，出现大量不规范行为，小到发布虚假信息，大到利用网络犯罪。
通过分析、研究一些国家网络社会伦理发展的状况、趋势，有的学者对于网络伦理问题做了这样的描述：主流的伦理观念陷入了个人的祈求之中，自觉的道德要求被信息的随意接受所淹没，社会陷入了伦理上的分裂、矛盾、无序状态；个体伦理无法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全方位的恰当性，公共伦理无法使社会维持相互协调的秩序化，人们陷入物质富足和精神混乱的矛盾；等等。
另外，一些学者对国外网络伦理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概括。一是具体问题，指网络具体使用和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部分现实问题。例如，网络主体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网络行为具体性质的界定、网络风险的抵御和防范等。二是交叉问题，即网络与社会其他现象相关联而出现的问题。例如，网络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协调问题，如何利用网络既促进人的道德进步又抵消其消极影响问题，信息网络范围内商业竞争的限制问题等。三是理论问题，即指由网络伦理问题引出的深层次哲学问题等。例如，网络伦理的“形而上学”即基本世界观问题；网络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即虚似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网络伦理具体规范背后的“元伦理学”问题等。
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
针对网络带来的种种伦理问题，专家学者不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整理、分类，而且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研究，他们试图揭示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
首先，他们将视角普遍集中于所谓网络空间“模拟现实”的特殊之处，着力从信息网络的内部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网络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在现实空间，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方式受制于各种条件，一定意义上相对容易规范，能够控制。而网络空间，由于网络运行的“数字化”、“虚拟化”特点，人们的交往以字符为中介，可以“相逢对面不相识”，因而表现得非常自由，难以控制。人们之间不仅直接接触减少，而且在自身不能很好节制的情况下，可以做出许多现实中不敢做或不可能做的事情，表现出与现实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规范不相符合的状况。
其次，部分学者的视角还集中于网络空间存在和运行的社会背景，着力从外部条件探讨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他们认为，尽管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有着许多相异之处，但网络空间并不是与现实空间相对立的，正相反，它是从现实空间分化出来的，是现实中人通过因特网
（作为网络人）创造而获得的崭新生存
空间。因此，凡现实生活中人所遇到的和即将遇到的各种伦理问题、道德矛盾，网络空间中都有，并且由于网络空间“虚拟现实”的特殊之处，这些问题和矛盾极有可能通过电子信息手段得以放大，从而成为现实社会伦理规范甚至法律秩序难以调节的顽症。
再次，还有一些学者论及人的一些特殊秉性和心理机制，试图从人性心理方面探索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他们提出，人际交往的“面具性”，由于电子时空的放大而更具戏剧性、伪装性；人的压抑和宣泄心理机制，由于“虚拟现实”的特殊环境而使人们更加赤裸裸地释放自我，从而诱发出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专家学者分析研究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目的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他们认为，对于网络所带来的这些复杂问题，人们必须未雨绸缪，否则将造成严重后果。有学者还特别说明，尽管当代中国尚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但中国社会历来发展不平衡，沿海和内地的部分发达地区信息网络发展较快，因此，当今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些有关网络的伦理问题在中国已是一个现实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课题追踪
“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力研究”取得进展
本报记者吴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中国辖区竞争、地方公共产品的融资以及国家的作用”课题组承担的“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力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该课题组在大量实地调研和系统梳理中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多份重要调研报告，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地方竞争力”的详细研究框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地方竞争是指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居民、区位和资源等非流动性要素围绕获得更多的价值收益，在吸引、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占领和控制市场等方面与其他城市所进行的竞争。该课题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如何通过竞争实现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融资与供给，以及这种融资与供给的更优选择；企业和人口对地方竞争“产品”的需求机制、需求现状和需求潜力；地方竞争的“产品”即竞争力如何，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对地方竞争力的贡献如何；等等。
目前该课题研究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如精确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在制度一致的假定下，分析软环境及其变迁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从而使地方政府竞争中的诸多问题得到理论上的阐释；运用学习理论解释地方政府间竞争，形成一些新的结论；分析、评价竞争力构成，研究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出优化的指标和评价方法，观察分析企业和人口对地方竞争“产品”的需求行为、需求现状与潜力等。该课题研究可以形成有关地方政府竞争和竞争力的真实可信、带有规律性的信息、知识、方法和技术，丰富和深化有关竞争和竞争力研究的内容，对地方政府认清自身及其面临的竞争环境，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合理分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将产生积极作用。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随笔
伦理使人庄重
□宋希仁
近来，关于婚外恋的议论，常见诸报端，闻于街巷。是也，非也，个中道理恐怕不是用“人性喜新厌旧”所能解释的，还是应当讲点伦理观念，端正婚恋态度。
男女恋爱，就会形成双方情感交融的关系，如果结婚，就进一步形成共同体的家庭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由男女双方共同意志形成的并有物质基础的伦理关系。有关系就有要求，有要求就有“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男女相互之间就应当平等相待，互相敬重，并自重。所谓“伦理使人庄重”，就是要以庄严、敬重的态度对待男女婚恋的人伦关系。
男女之间的性爱是爱情的自然基础，没有它就不能算是健全的爱情。但是，单有性爱也还不是健全的爱情，只有性爱升华为社会的、道德的情感，才会有健全的爱情。健全的婚姻应当包括自然性基础、双方的情感和维系婚姻关系的理性；还应当重视个人权利和双方对婚姻共同体的义务。健全的婚姻是情感与理性、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如果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负起责任、竭尽义务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人类的爱是自觉的，是有理性贯彻其中的感觉和激情，是“情中理，理中情”。正常人的感觉和情感是离不开理性的，无理性的性爱不是真正爱情的表达。情感是重要的，但仅有情感既可能成为婚姻关系稳定的因素，也可能成为婚姻关系不稳定的因素。只有把理性和情感结合起来，才能稳定爱的情感，把握婚姻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再说感情也当自知、自制、自省、自律，有个可与不可、当与不当的分寸和界限。
恋爱和婚姻都不可轻率。现代社会的爱情，必须以所爱者为前提，以双方的互爱为基础。如果自己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没有成为被爱的人，这样的性爱是不幸的。因此，与什么人发生性爱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性爱关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不是无所谓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做人的品质和人格尊严。性爱的轻率不仅会导致失足，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婚姻也是如此。一个严肃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对他人负责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心性端正，使行为合于道德和法律。那种只顾自己“自由”、不顾别人痛苦的婚恋行为，是不严肃的，也是不道德的，其结果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黑格尔这句话说得很对。婚姻关系作为实体性伦理关系，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而且具有法律意义。因此，对婚姻伦理关系的调节，不仅有道德的方式，还有法律的方式。伦理使人庄重，不仅意味着人要面对道德，而且意味着要面对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关系的稳定、和谐，正是在一个特殊领域体现的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是先有生产实践和技术进步还是先有基础理论，人们也许有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
如何看待——
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张涛
关于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没有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应用研究，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技术开发。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是先有生产实践和技术进步还是先有基础理论，人们也许有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不能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看成一条单向的流水线，历史上和现实中有许多重大科技创新无法用这种流水线来解释。我们的祖先在发明指南针之前并不知道磁学和地磁场的基础理论。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一生获专利1000多项，他完成电灯等重大发明并非因为先掌握了光、电、材料等学科的相关基础理论。
有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高级化、复杂化，上面列举的原始性技术发明的例子不会再有了，现今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技术创新，因此，上述一维单向模式是对的。但事实上，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会、也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改变。许多高新技术正在逐渐变成通用技术和工具，在现有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实践活动必然孕育着新的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着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又将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技术革新和社会实践。
实际上，很多科技创新很难被简单地界定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技术开发。我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也是这种复合型的科技问题。这些科技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技术上的创新，又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需要多学科的技术专家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联合攻关，在实践中探索解决的途径。现在还很难说将来是技术上先有突破，还是理论上先有突破。解决这些科技问题，决不能按上述一维单向模式，先搞基础理论研究，后搞技术开发。基础科学的进展离不开技术上的新突破，技术开发往往也需要基础理论的修养、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所以，不应把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割裂开来，实行部门分工乃至分割。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上述思维定势的是二战期间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办公室主任V·布什。他在1944年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要求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上述的一维模式，这与他看到20世纪初物理学两个重大理论突破导致原子弹等技术上的进步有直接关系。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基础研究不考虑实际后果”，“如果过早地考虑实际应用，基础科学的创造性将会丧失”等，尽管有片面性，但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最近，美国已有学者指出，上述那份报告的一些观点对美国科学政策的制定造成了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和困惑，对上述一维模式和有关概念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布什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立起来的一维模式，虽然对美国制定科学政策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但并没有影响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主要因为美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的主体。美国80％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受聘于企业。许多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超过销售额的8％甚至10％，有些企业每年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高达几十亿美元。为了长期发展和战略竞争的需要，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性研究的同时，还进行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有的企业已经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美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完全是围绕近期或远期的市场需求预测，即以企业的利益为目的来选题和开展的，企业家不会特别在意若干年前布什先生的什么报告。另一方面，国家办的实验室必须承担国防和社会公益性课题。以企业利益、国家安全、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研究都会包含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深入探索，即基础性研究，而真正“不考虑实际后果”的基础性研究在那里很难得到支持。当然，由特定机构或个人资助的研究另当别论。
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单位多年来习惯于面向和依赖政府，加上条块分割的体制，使企业和科研单位相分离，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没有形成有机整体。虽然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已有十几年，但目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企业从整体上讲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大量的科研单位独立于企业之外。我国每年有3万多项重大科技成果，但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到10％。不久前，我们了解某省科研单位改革情况时发现，没有一个省属科研单位愿意进入企业，也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接纳科研单位。科研单位普遍习惯于由政府养起来，作为全民所有制职工花政府的钱为政府做科研，不善于与产业界合作，而愿意用政府的经费自由选题，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另一方面，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大多是通过开鉴定会的方式进行评价，再由政府部门发一个证书，或颁一个奖状，然后就被束之高阁。市场机制对选题立项、研发过程和成果评估的作用相当弱。
总之，经济建设和现实生活中的科研开发工作，多数是复合型的，开发性、应用性、基础性研究往往交织在一起。解决这类问题既需要技术上的革新，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人为地把科学技术工作划分为纯基础、纯应用、纯开发三类，并且按照“从上游到下游”的思路，引导人们循着一条单向直线依次去做那些很纯的工作，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附图片）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李清泉撰著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分析了近十年来我国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并追踪了中央政策的最新发展和理论界的学术研究动态。作者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向东）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刘大年集》
刘大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刘大年集》，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所辑文章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第二部分为历史关键（上），所辑文章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三部分是历史关键（下），所辑文章讲抗日战争研究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第四部分是思想文化（上），所辑文章是对中国近代传统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评论；第五部分是思想文化（下），内容为对近代经学做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第六部分为外录，所收文章是关于与几位外国学者及朋友的交往。这本选集体现了作者一生的基本研究方向，又特别突出了作者在逝世前十年里的最新思考及在学术研究中的新成果。（木子）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联邦制与世界秩序》
王丽萍撰著的《联邦制与世界秩序》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作为国家结构两大基本形式之一的联邦制的本质和形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指出，在二十一世纪，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其格局、秩序与各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紧密相关。该书综合分析和归纳了现实政治发展的实践，比较了不同政治体制的差异及其成因。（何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