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每年春暖花开时节，一些日本人都要来到南京植树，以此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亡灵，表达忏悔和谢罪
绿色赎罪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朱成山
绿色象征生命，绿色是和平的象征。自1986年以来，每逢春暖花开时节，日本日中协会都要号召日本国民，组成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绿色赎罪”植树访华团。16年来，已有近千名日本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种植的两棵松树已亭亭玉立，在南京珍珠泉公园内种植的5万余株梅、榉、桃、山茶、女贞等树木，已枝盛叶茂，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植树活动的倡导人、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菊池善隆先生故去了，他们的妻子、儿女手捧老人的遗像，接着来南京赎罪；植树访华团成员谷川太郎老人故去了，他的女儿大泽爱子按照老人的遗愿，从日本带来父亲的部分骨灰，撒进树坑，与丈夫一起共植了一株名为“南京红”的梅花树苗；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侵华日军某部炮兵小队长丸山政十，多次参加植树活动，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20多岁的日本大学生植木铁平、石角昌纪说：“通过在南京参加植树活动，了解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学到了日本教科书里学不到的东西。”
今年4月2日，植树访华团成员野田契子女士，将其父亲田口达雄在战时所穿的一件真丝马甲，捐赠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件汗渍斑斑的马甲上，前后两面分别写着“天皇万岁”、“武运长久”等大字，签满田口出征时乡邻们的名字，并在前胸左右两边，各缀上一枚5日元和10日元的硬币以求好运。据了解，田口当年所在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师团第5旅团步兵68联队，曾参与南京大屠杀。野田契子说：“我的父亲虽已在3年前故去，但作为他的女儿，我代表父亲向南京人民反省谢罪。”
植树访华团副团长、原侵华日军士兵西村昭次说：“1927年我出生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人民生活相当贫困。于是政府便把人民对他们的不满情绪转变为对中国、朝鲜等国的仇恨，最终导致了侵略别国的战争。现在日本社会和当时的情形很相似，特别强调‘国威’、‘民族情绪’，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是否会发生类似当年侵略别国的错误，我们非常担忧。”
日中协会理事长、植树团团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在谈及日本文部省批准使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时说：“对南京大屠杀史实进行否定是不能容忍的。目前在日本国内，围绕教科书问题已形成了激烈论战，有的人自发地到学校宣传，要求不要使用这样的教科书。”在展望日中友好关系的未来时，白西绅一郎深情地说：“绿色赎罪活动已坚持了16年，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希望这种活动继续下去。植树访华团成员都是民间人士，他们凭着真诚和良心，希望达到‘以民促官’的目的。相信总有一天，日本的首相会来到南京，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时，更希望广大日本青少年来南京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为建立真正的日中友好夯实坚实的基础。”（附图片）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累累白骨，日本第十六次南京大屠杀植树访华团成员熊泽季子下跪志哀。艾德林摄
2001年4月2日，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第十六次南京大屠杀植树访华团团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在南京植树。
艾德林摄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编撰理念和史实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
谎言无法掩盖历史真实
高明彦
审定结果与审定目的去之千里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消息传来，令人惊诧不已。自从这本教科书以“白封皮样书”的形式申请审定以来，该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已陆续见诸报端，显现出它在编撰理念和事实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企图以谎言掩盖历史的真实。现在通过审定，它对日本自身和在国际社会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它可能给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造成的阴影，不容忽视。
教科书检定的目的在于“实现教科书记述的客观与公正”，然而这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历史的记述却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错误，距“客观与公正”去之千里。教科书几乎没有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战争及其暴行，不少地方歪曲历史真相。
教科书问题事关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
日本中学教科书的问题，从一个方面说，属于日本教育行政事务，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历史教科书的记述涉及国际公约，尤其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诸多历史事实，既涉及到《波茨坦宣言》等国际条约，又关系到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及其国民，它的记述明显地与国际社会关系密切，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它的记述是否“客观公正”，既关系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也会影响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日本朝野有识之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科书审定问题上持慎重态度，行明智举措，避免因教科书问题影响日本与亚洲近邻各国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与国际社会联系增强，有识之士和健康力量提出了正视历史的主张，倡导正确地引导青年一代认识历史。那时以来，一部分教科书开始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编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后来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教科书中有关侵略战争的记载更进一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82年夏天，由于教科书审定中删除731部队和对妇女施暴的记述，将日本的侵略改为“进出”，亚洲各国针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史实的做法提出批评和抗议。其后日本政府发表“政府见解”，表示“在推进与亚洲近邻各国的友好睦邻方面，认真听取这些国家提出的批评，政府负责予以纠正”，当时的文部省还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了“近邻诸国条款”，提出“对于侵略词语和南京大屠杀等加害记述，不予提出检定意见和强令修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中学历史教科书和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采取比较尊重史实的态度，记载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同时一部分历史教科书还记载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以及731部队的史实，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高中日本史教科书经过慎重调查，记载了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史实。此外，有关日本对朝鲜、中国台湾实施殖民统治的史实记载也逐渐得到充实。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一部分右翼学者攻击教科书关于“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是“民族自虐”史观，具有“反日”性质，提出要从“教科书中删除”有关记述。这些篡改历史的右翼学者跑遍日本列岛，在各地举办讲演，拍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并且出版书籍，鼓吹篡改历史真相。1997年1月，他们又破门而出，组织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宣称他们自己要实际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到处散发蛊惑人心的宣传材料，试图达到“克服自虐史观”和“排除自虐史观教科书”的目的。这次“新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出笼的。
混淆历史与神话宣扬“皇国史观”
教科书的关键之一是宣扬“皇国史观”，其中的一名作者甚至声称“神话就是历史”，花费大量篇幅，甚至附加地图，记载有关古代天皇的神话传说，混淆神话与历史的界限。人们不禁奇怪，在21世纪的今天，科学精神和民主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他们如此竭力宣扬“皇国史观”和渲染神化，究竟要把日本青年引向何方？其实，这种篡改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反倒很可能制造引导日本走上危险道路的土壤，谈何“保卫自身”？怎能“维护和平”？才真正具有“反日”的性质。
玩弄文字抹杀侵略事实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历史记载上存在严重问题。在清除所谓“民族自虐”资料的借口下，它完全不记载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地的侵略罪行，而且也根本不记载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抓劳工和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这本教科书还在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责任问题上混淆是非，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是“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近代法治国家”。
这本教科书完全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使用春秋笔法，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章节中只字不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只是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章节中，偷梁换柱，声称“东京审判法庭认为”，“日本军队在1937年攻占南京时杀害了20多万中国民众”，而又以作者的论断形式提出“因为是在战争期间，即使发生某种杀害，也并非‘大屠杀’一类的行动。”甚至还玩弄文字游戏，故意不使用“大屠杀”这一词汇，而用了一个源于英语“holocaust”的外来语。这种做法充分反映出作者的意图，即使对于那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也尽量轻轻带过，避重就轻，强调南京大屠杀只是“东京法庭”认定的结论。虽然经过审定，作者做了修改，删除了最后正面否定大屠杀的词语，但是一再强调存在“各种见解”，宣称“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并没有纠正抹杀历史事实的错误。
荒谬论调：历史非科学
尤其不可理解的是作者编撰教科书的基本观点，他们宣称“历史不是科学”，“学习历史不是了解过去的事实”，而是“学习过去的人们对于过去事实的认识”。他们甚至诡称“各个不同时期有其特有的善恶”，“历史因民族而异”。这就完全违背了撰写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理念。良知源于真实，“史即实”，历史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真实的轨迹。如果没有历史的真实，那么历史岂不成为任人随意瞎编的谎言。如果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也就成了一块随意捏搓的泥团了。正是这种“自由主义”史观的作者们，随心所欲地篡改史实，依据自己的主观意愿裁剪和编造历史教科书，完全违背了研究和撰写历史的原点。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过审定，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部分右翼势力猖獗的一个标志。但是，自从这本教科书酝酿编辑时起，日本朝野广大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它篡改历史和引导日本走向危险道路的实质，认为它可能会导致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这些都表明，在当代日本，尊重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共识。老一辈国民曾经亲身经历过侵略战争造成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自然会记住历史的真实，明辨是非。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一定会采取明智措施，尊重历史，推进日本与亚洲各国发展健康关系，右翼势力的种种做法只能暴露他们违背历史的本质，谎言无法掩盖历史的真实，右翼势力的企图一定不会得逞。（附图片）徐鹏飞绘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资料库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大事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将其中记述的对别国的侵略一概称为“进入”，并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了淡化和删减。此举遭到日本国内舆论和以中国、朝鲜和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8月，迫于外界压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将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审定。”11月，文部省将在“处理与近邻亚洲各国之间发生的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事实和现象时，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给予必要的考虑”这一“近邻诸国条款”增加到《高等学校教科用图书审定基准》之中。
1986年6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送审的高中教科书《新编日本史》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的战争。7月，日本文部省无视日本国内和中、朝、韩等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审定该教科书合格。
1993年8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从军慰安妇”问题发表谈话，承认日军参与了此事，并就此表示谢罪。
1996年6月，文部省发表审定结果，在日本中学全部7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了关于“从军慰安妇”的记述。
1997年1月，日本右翼学者为从教科书中删除关于“从军慰安妇”的记述，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会员已超过1万人，在日本全国设有48个支部。该会的发起人是日本右翼漫画家、《台湾论》的作者小林善纪，现任会长为西尾干二。该会认为现行教科书宣传“自虐史观”，丧失了日本的民族尊严。
1998年11月，文部省给予在媒体座谈会上对教科书审定标准的“近邻诸国条款”持批判态度的教科书调查官严重警告处分。
2000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通过扶桑社出版教科书，并将样书与原有的7家出版社的样书一并提交文部省审定。
2001年3月，文部省要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对此样书中137处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记述进行修改。但是该会只进行了一些非实质性的修改，没有改变书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内容。4月3日，文部科学省宣布包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版本在内的8家初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资料库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选用
日本没有“国家版”教科书，教科书均由各出版社牵头组织的编写委员会自由编写。目前，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大阪书籍、日本文教出版、日本书籍、清水书院、帝国书院和扶桑社8家出版社的教科书虽然全部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定，但使用何种教科书的选择权并不在出版社手中。公立学校（县、市办的）由各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国立、私立学校则由校长拍板。一般说来，日本初高中使用历史教科书有一定的延续性，任何一所学校很难在短时间内使用两本史实出入较大的教科书，其他7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已经被广泛使用，且不存在较大的问题，而这次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否认、美化侵略历史，导致亚洲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一般认为短期内很难被日本的中学采用。
（马俊威）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历史阴影下的日本右翼心态
孙东民
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政府批准放行后，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狂喜不已。其代表人物西尾与右翼文人渡部在日本提前出版的《诸君》杂志5月号上的对谈，颇能体现至今蜷缩于侵略战争历史阴影下的日本右翼们的心态。
心态之一，奉“皇国史观”为圭臬，主张“历史不是科学，历史要为现实服务”。日本右翼们认为，事实真相并不重要，“搞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发起的教科书运动，首先“不是要实现一种历史观，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重点放在使历史教科书整体得到改善上。如果其它的教科书是受我们的影响而有所改进，那就实现了一个目的。”受他们的影响，日本有的教科书又删除了记述“随军慰安妇”的内容，西尾对此喜不自禁。
心态之二，准备“秋后算账”。西尾表示，尽管他们的教科书接受了130多处修改，但所修改的内容多是技术性的，没有伤筋动骨，因此“不是学问上的败北”。他们的教科书“不同于按唯物史观编写的教科书，有根本性的大改变”，故有“相当程度的满足”。再就是认为能够出版就是胜利，“重要的是能面世，哪怕只有半步”。不满足的部分，“要争取在4年后送审前再改过来”；另一个右翼学者渡部透露了他的心愿：“至少在将来的教科书里，应该写进‘虽然当初占领军把日本作为侵略国家进行了审判，但是麦克阿瑟后来认识到当时是做了错误处置’的语句。”得寸进尺，准备秋后算账的劲头十足。
心态之三，心怀“军国旧梦”，为侵略涂脂抹粉。右翼文人们主张“战争难分善恶”，如加反省，无疑“自虐”。右翼们对因军国主义发动战争而被戴上侵略国的帽子一直耿耿于怀；对广大日本民众和中国、韩国、朝鲜等国的抗议和谴责有种强烈的危机感，觉得如同被逼上悬崖，所以不能在教科书上后退，“否则会助长中国、韩国的气焰”。这些人极端仇视中国，常把中国侮称为“支那”。右翼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只称“大东亚战争”或“圣战”，狂称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无视国际法”，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他们叫嚣南京大屠杀只是“一场虚幻”，日军攻陷南京后“十分仁慈”，极力为战争罪犯开脱张目。
日本有种种右翼，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最起劲的是身穿西装的“思想右翼”。这帮人是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承袭者，视野狭窄却极狂妄，欲望很强却底气不足。极端的不对称性促使他们面对现实焦虑莫名。他们呼风唤雨的法宝，是通过歪曲历史、美化侵略，唤起“民族的自尊”。如有的评论所说，“煽动偏执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以战争为媒，其表述热情而勇猛，辞藻华美而通俗，理解起来无需想象力。”在他们的身后，有心怀“军国情结”的“遗族会”遗老遗少们撑腰，也得到许多大企业、大资本家资助，因而人数虽少，能量却大。
应该说，日本社会的主流是反省过去的战争的。与80年代相比，广大日本国民对历史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多种多样，对历史问题的表述上并不一致。这次教科书问题的显著特点，是右翼势力主动发难，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动向。
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增长速度急剧下落，挫折与失落感并存，与80年代形成强烈反差。日本政坛丑闻不断，政党不断分化组合，国民厌倦现行体制，求变心态明显，社会迷惘动荡，呼唤强人上台之声日烈。这种失衡的心态极易滋生民族主义情绪，易为右翼利用。这一社会背景，可以视为日本右翼势力为何较前膨胀，活动较前猖獗的一种注脚。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国际回声
日本基督教协议会总干事大泽健一：我们对政府通过这本有很大问题的教科书深感失望与忧虑。该书贯穿着美化日本侵略亚洲的思想，强调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这样的教科书作为教育孩子的教材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将与广大的国民携起手来，在全国各地发起不采用此书的运动。
教育研究家山住正巳：“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把本不应写入的内容写入教科书，这是不能允许的。此书宣称是日本帮助了亚洲的独立。实际上日本是把台湾和朝鲜殖民地化。帮助亚洲独立之说是对亚洲各民族的愚弄。教科书给正确的历史认识蒙上了阴影。今后发起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运动是理所当然的。教师和父母必须努力进一步用正确的历史认识教育孩子。
日本《每日新闻》社论：“编撰会”的教科书问题很多，特别是把近、现代史中日本的行动说成是不得已等而加以正当化，对殖民统治行为和负面的历史几乎都没有涉及。把应当反省和作为教训的东西统统加以排斥，这样很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日本如果不正视历史，不仅得不到别国信任，而且还会使本国走上危险的道路。“编撰会”把学校作为宣传其历史观的舞台，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本《朝日新闻》社论：“编撰会”的教科书对二战期间日本召集其占领地区代表举行的“大东亚会议”进行了大量记述，并宣扬这次会议导致了“亚洲解放”的立场。书中还大力宣扬“皇国史观”，并强调所谓“国防义务是国民的崇高义务”等，这些内容并没有被修改。这样的教科书不适合学校教学使用。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日右翼史观祸延子孙》：修订以后的教科书，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横加歪曲与改写的企图欲盖弥彰。不论从怎样的角度看，经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的用意，不是要教导日本新一代正确认识历史，而是要从小向他们灌输一种日本当时发动战争有理的观念。
日本教科书虽然由民间学者编撰，但其内容纲要必须交文部省审查批准，因此日本政府把歪曲历史的责任推给民间学者的说法是非常可笑的。修订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始于1982年，人们不难发现，日本在这方面是一年比一年大胆，反映了这其实是一种经过周密策划的工作，是在一步步试探国内外的反应，相信时间必然会冲淡人们对战争的回忆，软化对日本重写历史的警惕与抗拒。近年来，一些非常极端的日本右翼人物，开始肆无忌惮地走上前台，也许正因为他们觉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时机已经转变为对他们有利。
日本早在战前就曾经为展开侵略战争而大搞其右翼史观，结果是几乎把整个民族带到毁灭边缘。今天的右翼战争史观不让子孙以史为鉴，结果必然还是会祸延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