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对缺陷产品说不
新华社记者 丛亚平
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构造越来越复杂，由于设计、生产失误而形成的“缺陷产品”给消费者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也日见增多。特别是近期出现的一系列产品缺陷引发的纠纷事件（如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三菱帕杰罗汽车事件、松下手机事件等等）引起了社会及民众对中国缺陷产品管理的广泛关注。
所谓“缺陷产品”，是指由于企业在产品设计上的失误或在生产线上某个环节出现错误，导致大批量的危及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缺陷产品”出现。
所谓“缺陷产品管理制度”，是指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和行政规定，监督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使之对其生产和销售的缺陷产品进行收回、改造等处理，并采取措施消除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等环节上产生缺陷的原因，促使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正常的市场秩序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
目前有不少人担心，我国现在建立缺陷产品管理制度条件是否成熟？某些国有企业是否能承受“召回”缺陷产品等措施所支付的成本？对此，国家质检总局质量司司长于献忠等官员指出：随着中国开放度的不断加大，大量的外国企业、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如果缺陷产品管理制度不建立，外国企业及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将不受约束，这对中国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而且随着加入WTO日益临近，中国的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际大舞台的竞争，都要依照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进行经济运作。不在国内进行同样的规范操练，进入国际市场就会愈加被动。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苦苦支撑了3年之后，近日，武汉闲置设备市场和武汉处理库存商品集散中心不得不相继关门——
两个市场为何短命
本报记者 罗盘
百亿元资产在损耗
武汉袜厂积压140万双袜子，武汉市政府领导紧急为其寻找出路。办法用尽了，袜子仍然在仓库里睡大觉，在一天天霉变！
一天天损耗的，远远不止这140万双袜子。在武钢集团，近20亿元的库存产品在生锈；在武汉仪表公司，4000多万元的积压产品在变质；在机电、仪表等行业，数十亿的产品过了时而促销无门……据初步统计，目前武汉市地方国有企业库存产品金额约为70亿元，闲置设备价值在60亿元以上，两项合计有130多亿元。
另一种损耗也在加剧。私卖或盗卖闲置资产，发生在不少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一大黑洞。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不惜将闲置资产私下出售或倒卖，变现资金既不入账，又不上报。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表明，武汉每年发生在国有企业的盗卖案的总值，达数千万元。
1998年初，武汉闲置设备市场成立。人们乐观地认为，这个市场为闲置资产变现提供了合法的途径，可以有效促进武汉传统工业能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1999年6月，武汉地区处理库存商品集散中心成立。武汉有关部门联合出台政策，对1997年12月31日前在库的积压产品，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处理。
短命的市场
两大市场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苦苦挣扎中。3年时间里，130亿元的待处理资产仅卖出3亿多元，报损约1.1亿元，在仅有的交易量中，卖主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买主则是江浙一带的家庭工厂。武汉产权交易所董事长黄保云介绍，闲置设备市场运行3年，不仅没有实现初衷，连维持运行都很困难，无奈之下，只好让它停业。
当初两交易市场成立时，有关部门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价格上对省内外企业区别对待，省内客商购买价格要比省外客商的购买价低5％左右，以致形成“市场认同的价格不合法，合法的价格市场不认同”的局面。
交易市场销售渠道太窄，审批环节太多，制约了市场的发展。浙江一位客商反映，从库存商品集散中心购买商品，要盖七八个部门的公章，实在太繁琐。在闲置设备市场购买设备，需要经过的程序还要多两个。市场管理人员的解释是，这些商品不同于商店里卖的百货，都是国有资产，卖出去，手续一关必不可少。
路在何方
武钢集团的一位负责人说：“与其让闲置资产白白损耗，不如低价变卖。”但如果低价出卖，会不会有人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面对现实，武汉市政府有关领导说：“这些闲置设备和积压产品，变卖比不变卖好，早卖比晚卖好，低价卖比卖不出去好。”从这一原则出发，2000年，武汉市政府对1800户企业实行改制时，以每年20％的报损率重新评估资产价值，同时对闲置设备和积压产品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门槛。
对一些存置设备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加工，仍然有出路。许多客商，从武汉低价购买设备，然后将生产的小商品返销到武汉。而浙江某企业则从武汉购买一批积压机电设备，运回浙江重新修整拼装后，又返销武汉，销路很好。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热点感言
将竞争进行到底
王慧敏
竞争可以促使企业转变经营作风。如今说起这一观点，恐怕没有人再有疑义了。你看，邮政EMS从几年前价格抬到80元都不愿送一封信，到如今的随叫随到，就是又一明证。
邮政曾被列为“老大”之一。有这样的变化，确实可喜可贺！不过，我们在为邮政EMS叫好的同时，也为它捏把汗！同样一个邮件，同一时刻送到，它的要价要比其它小公司高出3—4倍，如此，它能在竞争中取胜吗？恐怕很难！
确实，作为邮政EMS来说，要价高于同行，也有它的苦衷：要养活1万多人的队伍，养护1万多辆车……不过，不管你有千万条理由，市场法则就是这样：要想在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除了优质的服务，还必须有合理的价格。
随着市场的发育，无论谁，欲做独门生意是不行的了。放眼将来，邮政面临的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怎么办？减员增效也好，开辟经营渠道也罢，反正你得想办法。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我们渴望竞争——渴望将这种竞争进行到底。因为它不单对消费者有好处，而且对企业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素质有好处，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好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同样的邮件，送达时间大致相同，而两家收费相差3到4倍——
同城速递 你选谁
本报记者 冉永平
同城速递业务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有市场，据说仅北京市，除中国邮政的中国速递服务公司（EMS）外，大大小小的速递公司就有数百家，可谓竞争激烈。
4月19日，记者随意选择了两家速递公司与邮政EMS做了两次对比测试。
第一次测试11点30分开始，选择的公司是白鸽速递中心和EMS。投递物品：信件。地点：由人民日报送到信息产业部。
第二次测试是1点35分开始，选择的公司是华茂速递和EMS。投递物品：香烟。地点：由北京长安街北京饭店附近到海淀南路。
从结果看，速度大体相当。第一次，EMS快了1个小时，第二次EMS慢了10分钟。但3个公司都在要求的时限内将物品送到。价格上，EMS要贵很多，分别是另外两个公司的3到4倍。从拨打电话看，EMS185特服电话要比另外两个公司的电话难接通，两次测试都拨打了近1分钟才接通（两次测试的详细情况请见附表）。
这两次测试，我们有三个没有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EMS经营作风变了
设计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作为国有企业的邮政EMS在服务的方便性和速度上能与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小速递公司抗衡。搞这个测试的初衷也有希望对比反差，触动EMS的想法。可测试结果让我们吃惊，它推翻了过去一些想当然的东西。
说实话，本来只想做一个测试的，可是EMS在40分钟内到达的快速度使我们怀疑，是不是人民日报的媒体身份和信息产业部的主管部门色彩使EMS对这一业务“特事特办”了。于是我们才临时加了第二个测试。
看来，对于改变服务态度、转变经营作风而言，竞争是最好、最有效的手段。这使我们不得不惊叹竞争的魅力。记得几年前，某行业报也做过实验，那时EMS根本不做上门取件的业务，据说当时为了测试，价格抬到80元EMS都不来。几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个没想到：EMS的价格如此贵
前几天，记者参加国家邮政局的新闻通气会，问到EMS的价格，EMS的负责人也承认，他们的价格要比同行“略高”（这是原话）。记者认为，所谓略高不应该高出50％，可实际结果是400％和300％。市场竞争，价格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EMS的价格如此高的离谱，恐怕也成问题。
当然，EMS价格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般的小公司，几部电话、一两个管理人员，其余就是临时雇工，送一件提成3元左右，因此成本很低。而EMS人多，包袱重，全国14000多人，车10000多辆。还有先进的计算机系统，甚至GPS卫星定位系统等等，成本肯定要高。而对于同城快递这样的业务，汽车可能还不如自行车实惠，是纯粹“劳动密集”的业务，EMS的精良设备就成了高射炮打蚊子，反而成了负担。因此，从纯粹经营的角度，记者个人认为，同城速递这样的业务可能更适合小公司运作，不适合大兵团作战。
第三个没想到：《邮政法》规定信函专营，但速递公司却收递了信件
第一次测试，记者准备的是两封标标准准的信件。按我国《邮政法》规定，信件只能由邮政企业专营。也就是说，只有EMS有权投递，其他速递公司经营就属违法。但是，那家速递公司却接受了这份业务。
当然，在打破垄断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可能“专营”也需要调整。但是那毕竟是后话，《邮政法》只要还没有修改，企业就有遵守的义务。
图表绘制：刘小青（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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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垄断何时休
王金海
在一片责难声中，民航总算羞羞答答，松动了机票决不打折的口径。可是，好景不长，全国五大航空公司老总就聚会武汉，商讨如何联盟垄断价格。事后成都航空公司在执行中似乎犯了些“自由主义”，结果受到其他四家航空公司指责，威胁要动用“正义的行规”给以严惩。成都航空公司老总向新闻界诉苦说：这好比是一起去做强盗，中间不想干退出，就要被同伙乱棍打死。
在我国，计划经济已成陈迹，但是计划经济留下的行业垄断的霸道作风，在某些部门依然存在。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老百姓千呼万唤，可垄断行业依然我行我素呢？原因只有一个，垄断具有高额利润回报。
垄断行业在高额利润掩盖下，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思改革，不思进取。仅举两个正令笔者烦恼的事例。一个是一位离休老人十分关心下一代成长，为我上小学的孩子订了一年的《孩子天地》。4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一期杂志。老人和我都感到诧异，从年初到现在我和老人不断到邮局询问，至今仍没有结果。出于无奈，我怕老人生气，竟为邮局撒谎，告诉老人已收到杂志了。另一个事情发生在我的亲戚家里。半年前的一天，他家里电话突然成了哑巴，只能接听，但话音出不去。一次次向电话局报修，答复永远是在排队。可是半年过后，接到的竟是一张高倍罚款通知。我和亲友跟电话局交涉几次，最终结果仍是先交罚款，后通电话。
垄断最怕的就是改革，就是竞争；最不在乎的是投诉。出过国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些垄断行业，在国外早就走进了市场，整日小心翼翼，生怕客户走了。可是在国内，看看他们的服务，再看看他们为自己服务的定价，怎不让人寒心！
顺手翻看今天的报纸，见到关于垄断的两条新闻。山东十几位农民忍受不了电信部门强行收取高额的月租费和维护费，投书媒体要讨个说法；另一条是广东某地农民承受不住离谱的电价，告上了法庭。我真担心这两件事都以悲剧结束。或许农民的声音太微弱了，或许某些部门想给个说法又害怕遭遇成都航空公司那样的厄运。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猴子之所以现在还是猴子，是因为第一个站起来行走的被咬死之后，再也没有谁敢站起来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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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风险投资要本土化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总经理 吕炜
●在现阶段，中国并不存在整体吸收和全面推行风险投资的可能性，只存在在部分先进地区、产业、特定适应领域局部试点的可能性。
●发展风险投资并不是简单地加大资金投入，也不是简单地将资金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而在于建设风险资本高效率运动的制度环境，如企业组织制度、法律制度等。
风险投资制度的先进性在于它以更高的效率组合生产要素和获取利润的能力，提高了资本运动的速度和密度，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风险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兴起和制度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呈拉大的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风险投资首先需要研究的是在掌握原理的基础上如何将其本土化的问题。
风险投资的中国化应用，应包括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操作系统。风险投资从本质上说，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结构多次升级后竞争日趋激烈、平均利润率日趋下降、消费动力不足、剩余资本大量存在等特定环境下，高层经济主体和政府共同为剩余价值资本化寻求出路所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因此它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需要诸多制度条件的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阶段尚处工业化进程中、体制转轨尚处市场化中途的社会主义国家，由特定条件所限，在模仿风险投资方面肯定是排斥性大于相容性，形式上的相似多于实质上的回报。仅就产业结构而言，中国经济就不具备向高技术产业过多、过快倾斜投资的条件，因为我们在90年代中后期的产业结构水平还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60年代末的水平，5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于一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却只有20％，农村经济采用工业化提供的现代化手段的水平还很低。进一步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过多、过快向高技术产业投资倾斜和过急推进风险投资机制整体建立相比，无疑前者显得更为紧迫。
所以在现阶段，中国并不存在整体吸收和全面推行风险投资的可能性，只存在从部分先进地区、产业、特定适应领域局部试点的可能性。
风险投资中国化应用第二个层次的任务是关注风险投资孕育、产生、成熟、扩展的制度化过程对一个国家、一批国家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以及内在规律和经济学启示，以供创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如金融制度结构、企业组织制度）之用。显然，发展风险投资并不是简单地加大资金投入，也不是简单地将资金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而在于建设风险资本高效率运动的制度环境，如企业组织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创新制度、人才培育制度以及管理创新制度等。即便在美国，50个州风险资本的平均投资额只占州生产总值（GSP）的0.17％，同时风险资本占整个资本市场的份额也是很小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垃圾分类在京城
北京开始推行对废纸、废塑料、废电池等的分类收集，以便对“垃圾”进行更有效的循环利用。左上图：和平街居民将废弃塑料袋送进白色垃圾回收站。左下图：北京造纸七厂将废纸通过分选、除杂净化、打浆等工序生产出新的再生纸产品。工人正在包装环保型复印纸。右图：环卫工人在沿街收集分类垃圾。新华社记者 宋连峰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经济数据
2000年全国邮政业务共完成23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发送函件总数781912万件；发送特快专递总数11098万件；共完成订销报刊累计数197.2亿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