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丰富的经验 重要的论述
——周恩来关心新闻出版工作纪实
袁亮
周恩来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关心新闻出版的工作。他有丰富的新闻出版工作经验，并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新闻出版工作者需要认真学习的精神财富。
新闻出版工作是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军”
在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提出，新闻出版工作是党的“一个方面军”，要发挥它的作用，以推动革命的发展。
抗战前夕，1937年5月，周恩来就提出要在国统区办宣传抗日的报刊。经过他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并直接领导筹备工作，到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我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刊《群众》和《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创办。不久，就迁至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实际上是明确了该报的办报方针。不久，他又对《群众》周刊负责人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上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
1939年7月初，周恩来同新华日报的同志研究工作时说：“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他还说：要使新华日报同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样，也能起党的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1940年9月中旬，在南方局讨论新华日报工作的会议上，周恩来肯定报社工作有进步，指出缺点是没有充分发挥党的宣传鼓动工具的作用。他还说，一方面要注意站稳立场，另一方面也要活泼，不能呆板。
在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为了发挥这两个报刊的作用，周恩来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前后为新华日报写文章58篇，题词11次，为《群众》周刊写文章13篇。他常常深夜归来，还亲自审阅报纸社论等文稿，并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关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报刊的工作。
1945年9月初，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商定，立即派一批干部到上海、南京等地筹办《新华日报》等报刊。
1945年9月14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致电中共中央：“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又说：派一批干部到上海等地从事报刊、通讯社、书店等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党组织积极进行了上海、南京《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但是，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批准。
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又一次说：“南京、上海已成为反动舆论中心，谣言之盛超过重庆。故我党在京、沪均应有报纸才便作战和动员群众，否则处在围攻中，我无还手机会。现正筹备在上海出大张，南京出小张，均日报。”
在国民党最终不准我党在上海、南京出版报纸的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和中共南京局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在京、沪等地建立我党宣传阵地。
（1）将《群众》由重庆迁到上海，于1946年6月3日出版，担负党的机关报的任务，宣传党的主张，影响日益扩大。
（2）在周恩来领导下，1946年5月在上海出版了英文《新华周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种外文刊物。这个周刊行销国外，在国际上揭露了蒋美假谈真打的阴谋，宣传了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
（3）继续办好重庆《新华日报》，向南京、上海等地广泛发行，扩大其影响。
（4）在周恩来指导下，这个时期还在上海创办了《联合晚报》等报刊。在关心《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关心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进步出版单位的工作。
1938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邹韬奋见面。邹韬奋是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又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周恩来对他说：“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周恩来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后来邹韬奋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
此后，在武汉和重庆等地，周恩来同邹韬奋以及三家书店负责人建立了经常联系。他多次到生活书店作形势报告，多次同邹韬奋及三家书店负责人谈话，从政治上和工作上给予指导。在他们几次遭到国民党的迫害时，周恩来立即同国民党进行严正交涉，同时约邹韬奋和三家书店负责人商量对策，帮助他们战胜艰险。
1940年夏，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方针》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打破难关，“使生活书店的旗帜能在全国受到欢迎，在抗战中成为有力量的军队”。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进步出版工作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三家书店一直在国统区坚持出版阵地，继续出版进步书刊，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真理和有益知识。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延安、华北和华东等根据地开办书店，为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的指示，在重庆的三家书店立即返回上海开展出版业务，迎接新的任务。不久，这三家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1947年3月，由于形势恶化，三店部分人员从上海搬到香港。
为了更好发挥三联书店的作用，周恩来于1948年6月6日，致电章汉夫转告三联书店负责人：（一）“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二）“业务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三）“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四）为联系读者，在转移时应“保留一部分可能留下的活动力量”，“有时可改换门面以求存在”。
新闻出版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锐利武器”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新闻出版工作是一个“锐利武器”，我们要运用它来推进各项建设事业。
第一，新闻出版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要发展新闻出版，以促进经济建设。
1950年10月28日，周恩来签署颁发了《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示》说：“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要“有计划地充分供给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出版物”。还要“把出版期刊当作指导工作的经常性的和锐利的武器，按时给以具体的指导”。
1952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文委所属的单位还有新华社、广播局、出版机构等，方面很多，都需要扩大和加强。”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对文化要求的增长，应该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等事业。在举办这些事业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质量的提高。”
第二，新闻出版与人民文化生活息息相关，要出好各类书报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说：“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对于全国的艺术和出版事业正在进行有系统的改进和推广工作。”“书籍、刊物和报纸的发行量和流通范围，也已经迅速地增加和扩大”。
1963年10月18日，在出席《中国青年》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周恩来提出：今后《中国青年》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面向城市”。现在农村知识青年精神食粮很不够，要求精神食粮的呼声很高。所以提出青年报刊要下乡，这是个重大方针问题。他还说：办好刊物，就为知识青年提供了动员和教育的武器。
1974年2月，周恩来同国家出版局负责人谈话时说，出版工作“要有长远规划，到1980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将有2000万，出版工作要为这些下乡知识青年考虑”。
第三，书报刊资料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要做好书报刊资料的出版和进口工作，以推动科技现代化。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以致工作效率很低。“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要“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1958年8月9日，周恩来在同北京大学邓衍林教授谈话时说，为了发展科学研究，“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而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还“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这项繁重的资料整理工作，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当务之急。”
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要“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征购外国的书刊掌握不能太紧，“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必要的交换刊物要给人家，否则人家也不给你。……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附图片）
196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同新闻工作者在西花厅院内漫步。照片选自《周恩来》画册
第7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为“一国两制”竭忠尽智
——纪念姬鹏飞同志逝世一周年
鲁平 李后 陈佐洱
姬鹏飞同志与世长辞已一周年了。他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从1983年8月到1990年10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今天，我们这些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他风雨同舟、共负历史使命的老同志，在新的世纪展望祖国统一大业美好前景时，更加缅怀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追述他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及奠定长期稳定繁荣基础所作出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心中不禁油然生出对他的崇敬爱戴之情。
香港和澳门是祖国统一大业中历史遗留的两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并为结束外国对香港、澳门占领的历史明确了时间表。也就是在这种关键时期，姬鹏飞作为我国政府负责港澳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义不容辞地肩负历史重任，竭忠尽智，富有开创性地实践，进行史无前例的不懈探索，排除了种种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历史和祖国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姬鹏飞同志密切关注香港、澳门问题。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从10月起，就香港问题开始了我国副外长同英国驻华大使的官员级磋商。1983年，廖承志不幸去世。姬鹏飞当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统管外事工作，他直接抓中英谈判的日常工作。
在处理中英谈判问题中，姬鹏飞坚持了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由于英方在开始谈判中，只强调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拒绝谈主权问题，不断制造种种困难，前后经过五次磋商，历时四个月，但毫无结果。后来，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希望中方同意尽快举行正式会谈。她向中方保证，只要双方能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能为中国政府、英国议会和香港居民接受的安排，她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中方复函表示同意，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但在紧接着进行的关于会谈议程问题的磋商中，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83年6月，我们曾参加过姬鹏飞召集的一次研究中英谈判工作的会议。此时，他是国务委员、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还未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他在会议上发表了精辟的意见，我们至今还记得。他说，“从解决香港问题的全盘部署考虑。以早日开始谈判较好。争取在议程上再经过一两个回合的磋商，大体得到解决，即转入正式会谈而不久拖。在议程问题上，原则上我们仍坚持香港主权移交的方式是议程的主要内容，但在表述上可照顾英方的接受程度。”他的这番话，既体现了原则性，也体现了灵活性。遵照他的意见，不久我方即同英方就议程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开始正式会谈。
姬鹏飞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后，他一方面继续处理中英谈判中的重大问题，一方面领导我们在中央已批准的对香港12条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又拟定了对香港的若干具体政策，使我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文件，并连同对港12条基本方针政策一起转发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了将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对港方针政策上来，姬鹏飞主持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负责人参加的港澳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全面而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政策。
1984年9月，中英双方代表就香港问题达成初步协议。我代表团将初步协议文本送给姬鹏飞审阅。在他亲自主持下，代表团和港澳办的有关同志对协议的初步文本进行了审议，并对其中由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附件一（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作了较多的修改。我谈判代表将经过修改的协议文本交给英方，经过磋商，英方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修改文本。
无论在中英谈判期间，还是在此以后，他曾会见了大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耐心解释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还应香港有关人士的要求，为新成立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书写了名牌。这件事如果在今天，当然不算什么，因为连内地也有了证券市场。但在当时，股票交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尽管我国政府一再宣布“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很多人仍然半信半疑。姬鹏飞为联交所书写名牌，可以说是一种重大的政治表态，向香港和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对港政策是一定会兑现的。
1984年12月，中英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后，姬鹏飞一面关注着已经开始的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一面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他在1985年7月1日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对起草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起草工作的大体规划作了说明，并建议在港的委员回港后发起筹组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起草委员会与香港居民联系的桥梁和前者向后者反映意见的渠道。他的上述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由内地和香港两地委员共同起草一部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法律是一项没有先例、难度相当大的工作。开始时，由于两地委员思维方式各异，工作习惯不同，更重要的是彼此缺乏了解和信任，曾经发生过一些小小的风波和误会。后来，起草委员会在姬鹏飞主持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充分尊重香港委员的意见，绝不以多数压少数，使起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我们曾于1985年12月和1988年6月先后两次随姬鹏飞访问香港。第一次访港，他主要是同香港各界人士见面，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致词表示祝贺。同时，针对港英当局提出的过渡时期加快香港政制改革步伐，企图抢在基本法前面搞香港立法局直接选举，他在同港督尤德会见时明确表示，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须同基本法衔接，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中方不赞成在香港搞直接选举。第二次访港，是在起草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之后。这次访港主要是听取香港各界对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姬鹏飞的主持下，经过九次全体会议和80多次小组会的紧张工作，经过两次公布草案在香港和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前后历时四年零八个月，终于在1990年2月如期胜利完成起草工作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部基本法，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邓小平同志在起草委员会完成基本法起草工作后会见全体委员时，对基本法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英国政府对基本法作了这样的评价：“基本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香港的未来地位奠定了基础；基本法是中国当局与香港人经过五年紧张磋商取得的成果；就整体而言，基本法是联合声明的令人可以接受的反映。”
当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随着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姬鹏飞在继续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同时，又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工作直到1993年2月才告完成。
1990年10月下旬，姬鹏飞虽从港澳工作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仍然时时刻刻关心港澳事务，情系港澳同胞。李后从港澳办退休不久，有一天姬鹏飞找到他，建议他组织几个同志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此后，李后每写完一稿，都送给姬鹏飞审阅。那时姬鹏飞眼睛已经不好，视力很差，就让秘书念给他听，听完后让秘书转达对作者的鼓励，还敦促港澳办的领导支持此书的写作出版。1997年4月，李后手捧正式出版的书，到北京医院看望正在因病住院的姬鹏飞，他那时虽然眼睛已不能看书，还是高高兴兴地把书接了过去。1997年夏，香港回归祖国，姬鹏飞坚持要南下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成立的盛典。他要亲眼看到与祖国分离了百余年、历经磨难的游子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情景。6月30日晚上，姬鹏飞在深圳发着高烧，亲属和医护人员劝阻他不要赴港，他执意不从，由医生紧急护理后仍乘车跨过了深圳河。数千名中外嘉宾在现场看到，时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曾庆红扶着姬鹏飞颤颤巍巍地走上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
1999年冬澳门回归时，姬鹏飞同志身卧病榻而不能亲临现场目睹那中华民族又一盛事。我们带着花篮，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那时他已不能说话，不过神志尚清醒。当他听到了澳门回归这一振奋人心喜讯，他微微睁一睁眼，内心是十分欣慰的。
姬鹏飞同志虽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把自己最后的生涯贡献给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他的历史功绩和崇高道德风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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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辉战斗的一生
——悼念百岁将军童陆生
奚原
优秀的共产党人、百岁将军童陆生同志，在跨越了三个世纪之后，于2001年2月27日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寥寥幸存的老战友去世，虽已高寿，我内心仍深感失落和悲痛。
童陆生原名童传甲，湖北黄陂县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百岁将军，亲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伟大发展进程。
创业维艰，早期的革命者尤其值得尊重。回顾20世纪初，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童陆生的家乡邻近长江南北中枢武汉，辛亥革命后政局动荡，他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求学时，便常与进步师生恽代英、林育南、唐际盛等议论时事，为军阀割据、列强欺凌、民族危难而忧愤，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次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同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新思想影响下，他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5师13团参谋长、代团长，先后参加吉安、南京、沙河集等战役，打败了直系军阀孙传芳。
危急关头见忠贞。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血腥的“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片白色恐怖。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童陆生同志不畏艰险，在李富春领导下，组织武汉部分工运干部，与中共鄂西特委会合，于9月10日发起公安（今南平一带）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利用国民党军队中的老关系，先后在广西李明瑞部、江苏李明扬部、陕西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继续入侵华北，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兴起。童陆生1932年应邀到西安杨虎城十七路军总部任职，并介绍一些同志进入西北军。1934年，杨虎城即表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意向，支持群众救亡运动。同时，党中央及时决定从兵运工作转为统战工作，建立包括童陆生的“西北特别支部”，领导成立“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开展群众救亡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西北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同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亦深受影响。1936年下半年，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蒋介石却要倒行逆施发动第六次“围剿”红军，相反相成，促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推动起来的。”在这方面，童陆生、宋绮云等“西北特支”和“西救会”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西安事变后，童陆生又回到军队，任改编后的西北军独立旅参谋主任。“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山西忻口战役。因情况变化，随即脱离国民党军队，经延安、西安，分配到山东，先后任鲁南抗日义勇总队总指挥、山东省委军事部参谋主任、鲁南保安副司令等职，参与领导创建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奉命调回延安，在抗大三分校从事军事教育，任十八集团军总部高参室参议、中央军委一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面临内战危机，童陆生在国共重庆、南京谈判中任中共代表团军事组组长，协助周恩来同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内战爆发后，1946年11月重回延安，继任军委一局、四局局长。在大规模运动战中，负责安全地转移和保护了中央军委重要历史文献，并参与筹办“华北军政大学”。北平解放，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部部长等职，圆满完成和平接管工作。他在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资深的陆生同志并未以功臣自居，而是保持其一贯的踏踏实实作风，从此埋头于我军的图书馆事业。50年代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四局、军事训练部军事出版局、军事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军事科学院院务部的领导工作，但都兼任军事图书馆馆长，主要致力于军事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在他领导下，搜集、整理、收藏了大量古今军事图书资料，拯救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为军队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提供大量文献信息，立下不朽功业。
不料风云突变，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置，下放北大荒九三农场劳动，1963年10月回京，“文革”期间又遭冲击。直到1980年平反，他已是80岁的老人了。
童陆生长期身处逆境，但全心全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志向绝不改变。最为突出的是他到北大荒后，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勤奋自学中医，为农场职工和当地群众义务诊病。调回北京后继续义务行医，30多年间经他诊治的病员多达两万余人次，许多感人事迹为广大群众由衷称颂，报纸多次发表介绍文章，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及一些学会、团体聘请他担任顾问。他为普及和研究中医默默地奉献，1989年6月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童陆生有许多优良品德，他淡泊名利、正直俭朴、关心同志，从不追求高官厚禄。当他的冤案平反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建议给他安排一个较高的职位。他对领导上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陈述自己“年已八十，不宜再占工作职位了”，婉言谢辞。在他头上始终没有什么华盖和桂冠。他住在干休所一座旧楼房的第二层，房间狭小，多年没有维修，家具零杂。朋友们劝他换个宽敞舒适的住所，他说：“我比全国大多数老百姓住的还好，不要搬动了。”他穿的衣服破了补补，儿子要替他买件新的，他说：“穿得合适，不必换了。”那么，他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仅从一项统计数字便可知道：“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余年间，他先后向家乡图书馆寄了1121个包裹，捐赠图书5000余册、期刊3000余份，还有各种图片。他把个人有限的经济收入用于为农村群众输送精神食粮。
去年春节前，我托人跑遍北京，买来两对粗大的红蜡烛，赠送给两位百岁高寿的老朋友。一位是中国水彩画鼻祖、美术大师李剑晨先生，另一位便是童老。我约陈彬医生同去看望他，当我被扶进门时，童陆生正坐在小房间里看杂志。见到我还客气地说：“应当我去看你呀。”言谈之间，他的思维仍很清晰。他高兴地看着红彤彤的蜡烛，抚摩着我送给他的一块白玉璧，脸上现出喜悦的表情。告别时我们紧紧握手，互相凝视良久，流露着老人分别时难言的隐情。
童陆生同志用他的百年实践，谱写了一部光辉的史诗，愿人们都来讴歌，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