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英国社会保障仍待改革
王晓敏
英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在福利国家中对穷人的济助，从相对狭义上讲，它的基本职责是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要限制那种超越国家目前实际经济能力的过高欲望。
英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历史悠久。经过300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由过去教会组织的救济贫民活动，小规模分散的福利措施已发展成为今天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安全阀”，对全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撒切尔政府起对社会保障制度做过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是分散的、零星的政策性调整，迄今尚没有一个系统改革方案付诸实施，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稳定了社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有些具体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演进历程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济贫法》。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救济贫民的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并规定这些济贫活动由教区的教会组织实施。后来由于社会状况和经济问题的恶化，需要济助的人越来越多，财政不堪重负，从此产生了以善良之心为基础的自主行为，从分散的小规模的救济贫民活动，发展到1834年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以征集“济贫税”的形式扩大资金筹措范围，并且对领取救济的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必须住济贫院，去习艺所）。
随着国家济贫方式的多样化，工人自己亦举办了各种名目的济贫自助机构，成员按规定交纳一些互助金，建立一个互助基金，为其成员遇到各种不测提供经济帮助。这种活动直接提供了社会保障，并且减轻了政府经济负担。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社会保障应当按照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方式进行调整。根据“贝弗里奇报告”的基本原则，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后实行贝弗里奇计划，提出了三种社会保障办法：
1）社会保险。用以满足居民的基本要求；2）社会救济。用以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3）自愿保险。用以满足收入较多的居民较高层次的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目前，英国已建立起一套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包括退休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卫生保障、国民保健服务、个人生活社会照料等内容。
问题多多
1.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社会保障的巨额开支，使英国经济背上沉重包袱。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财政负担加重，同时又削弱了国家调节经济的能力。此外，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实施，一方面使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但也削弱了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形势的好转。
2.人口老龄化。英国出版的最近一期《经济学家》杂志披露了这么一个统计：1990年每3.3个英国劳动力供养一个靠养老金生活者，到2030年，这个比例要下降到2.4个劳动力供养一个。人口日趋老龄化，国家福利开支必然增加，即使想维持目前的福利水平也很难。
3.办事机构臃肿，经济效率低下。英国的社会福利与保障由国家健康与社会保障部负责。该部是政府部门中最大的机关，直接或间接受雇于该部的职工有100万人以上。如此庞大的机构要正常运转，必然耗费巨额财政开支，其管理费用每年高达18亿—20亿英镑。由于社会保障的某些规章制度不严、管理不善，造成巨大浪费和效率低下。这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严重矛盾。
4.所得税负担加重，导致专业人才外流。英国社会保障费大部分来源于财政，而财政的来源主要是税收，其中个人所得税又占很大部分。高福利的代价是高税收，维护高福利，必须有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随工资收入增加而提高。因此，名义工资的增加部分往往被个人所得税抵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改革举措
为复兴英国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撒切尔政府1979年上台后即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为削减社会福利总开支，调整、缩小或取消某些福利设施是必然的，但这与人们易增不易减的传统观念不符，使一部分人难以接受，招致一些人的指责。
撒切尔政府的治理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82—1989年，英国经济保持了战后以来少有的持续增长势头，通胀从多年的两位数降到较低的水平，财政也出现了2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盈余。英国在治理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了工作：
1）原来由国家负担的退休金制度改为私人或企业负责制，领取的退休金数额与在业时积累的数额挂钩；2）改革失业津贴制度，变国家负担为私人或企业负担，规定失业津贴不能超过原工资的7％，失业期限为一年，期满领取者须找到一份能每周工作16小时，可以连续工作13周以上的工作，方可以重新领取失业救济金。如果继续失业，则改为领取社会救济金；3）医院逐步实现私有化，医疗费以公民交纳社会保险费形式自行负担；4）公立学校私有化，学校奖学金制度改为“贷款”，逐步实行学费由学生自理；5）推进住房私有化，政府通过缩短居住年限（公房租户有权购买住房的居住年限），提供折扣、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私人买房，借此减少政府的大量住房津贴支出；6）针对高税率，政府作了一些调整，以刺激投资。适当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了一般劳动者增值税税率。
梅杰政府1990年11月上台后，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们曾对居高不下的福利开支问题酝酿过一场变革，将其再度列入当时亟待解决的政府议事日程，决心把国家公共开支从当时占国内生产总值42％削减到35％左右。
1997年布莱尔政府上台后，加大了对英国社会保障体制中以下诸项的改革力度。1）政府在加大对教育投资的同时，扩大招收海外学生，以筹措更多经费，使英国的全民教育真正成为一个产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2）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工党政府又跨出了一大步。他们从私有化的公用事业公司中每年征收数十亿英镑的暴利税，用以支持18—25岁青年重返工作岗位；从国家储备金和征收的暴利税中拨出一部分，补贴雇佣长期失业人员的雇主；3）在失业保障方面，政府为鼓励失业人员积极求职，规定失业人员只有在愿意接受职业培训并能证明自己一直在积极寻找工作，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由于政策得当，英国目前的失业人数已降至100万以下，失业率仅为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的1／2和1／4，创历史最低水平；4）在社区医疗服务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近年来，英国在进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时历届政府都始终把握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在福利国家中对穷人的济助，从相对狭义上讲，它的基本职责是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要限制那种超越国家目前实际经济能力的过高欲望，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手段获得生存的基本收入，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撒切尔夫人济贫政策的本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英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人们认为：改革是值得的、必要的，但不管制度本身改进了多少，英国的福利仍将耗资巨大，这是专家对2030年英国社会的一种预言。事实证明，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改革碰到的阻力也大，所采取的措施距治标也治本尚有较大距离。所以，继续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治理“英国病”仍将是布莱尔政府及将来政府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美国人离不开保险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如君
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保险可以防灾避祸，有利于民，美国人才爱保险，买保险。
美国的保险业十分发达，上至国家总统，下至普通百姓都离不开保险。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总是能感觉到保险的存在。日前，记者就美国普通老百姓的保险问题采访了信安金融集团联邦政府关系事务副总裁布拉先生。
布拉先生在保险行业干了几十年，说起美国保险业来头头是道。他就自己的从业经历以及家庭保险等情况向记者作了介绍。
他说，对于美国普通家庭而言，主要有人寿保险、养老保险、汽车保险、财产保险和健康保险等几种。不过，每一险种之内又细分为若干类。究竟有多少，很难说得清。1999年，美国69％的家庭拥有某种保险，美国人购买新的人寿保险额高达2.5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4％。到1999年，美国人寿保险额为15.5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保险业在美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是个汽车王国，有两部、三部车子的家庭比比皆是。但要开汽车上路，就一定要买保险。汽车保险是美国唯一法定必不可少的险种。未买保险开车上路属违法行为；人寿保险也十分普及，主要分定期人寿保险和终身人寿保险。前者是一种保费昂贵的险种，有半年、1年、5年、10年、20年等保险期限。后者终身人寿保险，保费不高，但要多年积累，具有投资因素；养老保险中分类很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因为保险期限一到，保额以及保费利息都要支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还有退休金、退休储蓄等计划，严格来讲，这不属保险业范畴，但也是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安金融集团从事的401（K）计划就是有名的退休金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深受美国老百姓的欢迎；财产保险，尤其是房产保险是美国人较为重视的保险。沿海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当地只要有房子的人，不敢不保；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健康保险对美国人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险种。美国医疗费用十分昂贵，不买保险，普通人很难负担起。许多公司、企业大都为职员购买此种保险作为福利的一部分。一是因为集体保险比个人保险便宜，二是企业还可享受某些减税。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说到家庭保险情况，布拉先生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丰厚的收入，已不属中产阶级的梯队，没有细谈自己。只说其本人健康保险费用是由公司支出，吃药、看牙医或是换眼镜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他女儿是名中学教师，女婿在政府部门工作，属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享受工作单位所保的集体险。一年健康、汽车、房产等各种保险费在3000美元左右，约占年收入的5％。
布拉先生指出，美国自18世纪中期出现第一家保险公司以来，保险业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真正的全面发展是在二战以后的50年，特别是过去20年，60％的家庭从事投资活动，人寿保险、养老保险等日渐红火起来。如今美国大大小小有2000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异常激烈。总体来看，保险公司近10年来可信度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是联邦、州以及地方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保险可以防灾避祸，有利于民，美国人才爱保险，买保险。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从萨比娜一家看德国社会保障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庞大，国家负担沉重，每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其中1／3为养老保险，1／5为法定医疗保险。因此福利改革在德国也是永恒的话题。人口老化等问题使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柏林结识不久的新朋友萨比娜·舒多马是法官，任职于柏林社会福利法院，新近又被提拔为该院副院长。她的丈夫迪特尔任职于联邦环境保护局，身份是职员。夫妇俩都40岁出头，工作了15年左右，有两个孩子，是很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萨比娜的工作范围恰好是社会福利领域，谙熟法律，因此我一提出采访他们一家，她欣然同意，既从个人角度，又从工作角度介绍了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她说，德国社会保障按职业划分为三个大类，各类保障的内容、方式都不同。第一类是工人、职员，她的丈夫属于此类。这一部分人要保失业、养老、医疗、老年护理、工伤事故等险种；第二类人是独立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他们不能参加法定保险，养老要购买人寿保险，看病要参加私人医疗保险公司的保险；第三类是国家官员和法官。这部分人历史上就一直享有一些优待，保障内容比较特殊。
萨比娜和其丈夫刚好跨了两类，因此也相当典型。她拿出他们的工资单，一一给记者解释有关的保障项目：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在于男方为照顾孩子而自愿半日工作，因此收入较少。迪特尔每星期工作19.25个小时，毛收入加上补助总计3254马克，他的医疗保险费每月为219马克，约占工资的11％—12％；失业保险为108马克，约占工资的6.5％；养老保险为318马克，约占18％；老年护理保险为28马克，约占1.7％，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份额。而他的雇主还要上缴同样的款项，就是说，个人和雇主各承担诸项保险费的一半。在国家机构中工作的职员有一项特殊的额外养老保险，每月约为40马克，这主要考虑到这部分人同官员的差别不能拉得太大。萨比娜说，职员和工人的法定医疗保险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人投保，全家受益”。20世纪70年代以前，妇女参加工作的不多，因此不管有多少孩子，他们都同母亲一道享受医疗服务。现在如妻子也参加工作，则要单独投保，孩子则随收入较高一方享受医疗服务。像他们家，由于萨比娜工资高于迪特尔，因此迪特尔的医疗保险不能包括孩子。养老保险也惠及妻子，如丈夫病故，无工作的妻子享有其养老金的60％；如妻子有工作，仍可享受丈夫的养老金，只是比例较低。这部分人如因病不能继续工作，在6个星期内雇主必须支付全额工资，此后则由医疗保险公司按70％的毛工资额继续支付78个星期，如此后仍因病不能工作，则转入提前退休或失业行列。医疗保险都管什么呢？看病、取药、住院手术、病后疗养、康复，包括使用轮椅等都在内。近年医疗开支上涨较快，服务内容作了调整，例如补牙全部报销，而镶牙过去可报100％，现在则改为50％。配眼镜过去可报很大部分，现在完全由个人承担。
萨比娜作为法官享受着国家的优待，尽管她毛收入高达9100马克，却用不着上缴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法官不能像私营企业雇员一样被解雇，不存在失业问题；退休金由国家承担。按规定，如连续服务40年（包括大学学习时间在内），在65岁退休时可领取相当于毛工资75％的退休金。她个人需要承担的是医疗和护理保险。由于她的法官地位，她无权参加她丈夫参加的法定医疗保险，而必须参加私人医疗保险系统，护理保险也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法定医疗保险按毛工资的一定比例计算，而私人医疗保险则依投保人的年龄计算。萨比娜还必须为两个孩子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每个孩子每月52马克，她本人每月220马克。她和孩子医疗费用的80％由政府报销，20％由保险公司支付。此外，她本人每月的老年护理保险费为26马克，孩子从18岁开始参加这项保险。有些保险是自愿的，如家庭赔偿险，是为了应付一旦家庭成员给他人造成伤害时赔付他人损失的；家庭财产险是应付一旦住房被撬、失业等财产损失。此外，他们还要为汽车保险。这几项保险他们都参加了。
萨比娜的工作主要是审理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种种争端。尽管德国的社会福利法规极详尽，条文多如牛毛，但仍避免不了争端。她说，以医疗费用为例，保险公司和投保者之间常会就是否有必要住院，住院时间多久，某些昂贵的检查项目是否必要等出现争议，这些争议要通过法院审理判决。又如养老保险当中的丧失劳动能力提前退休标准问题、失业保险中雇主对雇员的解雇问题等等。这些审判一方面在于防止滥用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雇主试图压低雇员的福利待遇。
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庞大，国家负担沉重，每年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其中1／3为养老保险，1／5为法定医疗保险。因此福利改革在德国也是永恒的话题。人口老化等问题使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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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观察
瑞典高福利依赖高税收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刚来瑞典时，在我学习瑞典语的班上，有一个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尽管他来瑞典的时间不长，但小伙子的妈妈是瑞典人，所以他的瑞典语很好。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而要和我们这些初学者一道从头学起。原来，像他这样的新移民，政府每月会支付4000克朗作为基本生活费，鼓励他们学习瑞典语，而一旦他们开始工作，便不再享受这份福利。由此可见，瑞典的高福利就像它的高税收一样，无处不在，福利之手随时准备向你伸过来。
瑞典拥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自1928年瑞社民党提出“人民家园”理念以来，社会福利普遍享用的原则得到贯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瑞典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内容复杂、体系全面的庞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瑞典的全面社会福利不仅体现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更在物质和闲暇方面提高了瑞典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有工会人士说，“那种为每日的面包而斗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记者的朋友拉什一家三口，是典型的瑞典家庭。拉什30多岁，哲学博士，在政府部门上班，妻子西西丽亚在公司工作，女儿娜塔莉14岁，读初中。谈到瑞典的社会福利，他们说从实物性社会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到现金性福利支付（如养老金和家庭津贴等），生活中一刻都离不了。
每个孩子从呱呱坠地时起，就进入了社会保障网。现金性福利支付包括每月的儿童津贴，直到16岁，16岁后享受教育津贴。以前娜塔莉的儿童津贴为每月750克朗，自今年起长到950克朗，这笔收入是不用纳税的。由于当时西西丽亚在校读书不挣工资，娜塔莉7岁前去幼儿园几乎等于免费，幼儿园里还有一顿免费午餐。一般孩子进幼儿园的收费根据父母的收入而定。从小学直到大学，则是全部免费。
上大学以后，可以申请教育贷款，政府以此鼓励人们深造。大学在瑞典只是普及教育，所以瑞典人口素质很高。这种贷款被瑞典人称作“光荣贷款”，最终还得清的人不多。西西丽亚1995年前一直在大学读书，那时政府除不收学费外，在校期间每月还发6600克朗。其中2000克朗作为助学金是不用偿还的，其余部分是贷款则要在工作后逐年还清。不管你在学校贷了多少钱，工作后逐年以年收入的4％还贷。如果你在学校时间较长，可能这笔钱一辈子都还不清，因为65岁后就不用再还任何政府贷款了。这种制度并不鼓励在校大学生打工，假如你利用寒暑假打工挣的钱超过一定数额，政府就会扣除生活补贴中白给你的那部分。
退休后就要领退休金，退休金的组成分两部分，一是基本金部分，二是附加金部分。基本金部分是一致的，而附加金部分则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今年实行的新政策规定每人工资的18.5％留作退休附加金部分，工资越高，工作时间越长，退休金拿得就越多，而且其中的2.5％将作为“储备保险金”存入自己的账户，个人可决定进行投资方向。新制度强调退休金与一生的收入挂钩，个人对自己今后负责，它不仅将提高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还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拉什的家乡是瑞典南部一个小城，母亲曾是邮局职员，现在每月退休金约9000克朗，不算很高，主要因为拉什9岁后妈妈才开始上班，而且是每周75％的时间工作。不过她可以领取已故丈夫的部分退休金。而且，瑞典的退休老人可以享受许多减免待遇和生活便利。比如进收费的公共场所或乘坐汽车，只收取80％的费用；老人院里的三餐和起居都有专人负责，行动不便的老人一个电话便可以找到专职护士上门服务，费用则由政府负担；呆在家里的老人如生病，他的任一亲戚甚至是朋友每年可以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来照顾老人，需要长期照看的，则可在社会保障署领取一定的补助金。
瑞典的医疗体制是全民保健。14岁以下孩子看病完全免费。瑞典医疗收费分两部分，一是挂号费，社区医院挂号费为120克朗，专家号最贵可达250克朗，年累计挂号费超过900克朗的部分由政府承担；二是医药费，医生开处方后到药店买药，每年药费累计超过约3000克朗的部分也免费，但看牙医自己负担的费用为6000克朗。瑞典十分注重新生人口质量，孕妇的一切医疗检查乃至生产等都有医院提供最好的免费服务。这里的婴儿死亡率为7‰，是世界上最低的。西西丽亚生下娜塔莉后，按规定可以休一年产假，产假期间领取工作时薪水的80％。因病假不能工作的，14天以内，单位付全额酬薪，3个月以内的，付80％，超过3个月的，则由社会福利局支付。一位朋友得了癌症做化疗，在家休养拿到的钱与上班时只相差几百瑞典克朗，而上下班所花费的汽油费还不止几百克朗。
失业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但都要个人负担一部分。拉什现在每年交1000克朗的失业保险金给社会保险机构；还有一种是加入行业工会后缴纳会费，每月200—300克朗，这样失业后就有工会来负责进行再就业培训，发放相应补助等。如果他不幸失业，在前15个月里每月能领取相当于原来薪水80％的失业救济，以后逐年递减。
瑞典对残疾人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公共场所有残疾人专用厕所；许多宾馆里，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房间；停车场最方便的地点是残疾人专用车位；在转了几圈也找不到车位的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就停在残疾人车位然后装瘸下来吧。不行，残疾人有自己的专用车。残疾人福利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使他们和正常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包括就业机会。如果企业雇用了残疾人，可以得到政府补贴，并可以申请补助改造工作场所以方便残疾员工。
瑞典人之所以能享受到这么好的福利，除了有雄厚国力为后盾外，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月收入超过6000克朗就得向政府交税，收入越多，交税的比例越高。拉什月收入25000克朗，需交30％税款，净收入约17000克朗，而他的雇主还要为其交纳35％的雇员税。拉什还要缴纳几种特别税费，如90年代初瑞典政府为弥补巨额赤字，规定个人收入的5％缴纳“赤字”税，现在有所降低，但仍继续收。
谈到高税收问题，拉什夫妇说，其实说到底，我们交的钱也都用在了娜塔莉身上，还有我们失去劳动能力以后的费用。税收的很大部分投资于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反过来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做贡献。人们普遍认为，为维持瑞典著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和谐，高税收是一种能够接受的代价。一旦高税收体系无法维持，福利制度就不会像过去那么慷慨。
高福利使政府负担沉重。目前，瑞典政府将46％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维持福利支出，这一比例居世界之首。另外一个压力将是，在人员和公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流动的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商界人士反对高税收制度。一些公司已经将总部迁出瑞典，或至少迁出一部分，以逃避国内的高额税率。而且福利过多过滥、过于慷慨无疑会鼓励懒汉，大家都只想索取，却不想奉献，导致生产率下降。瑞典前任财政大臣威波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虽然并不想放弃建立一个美好的福利体系的理想，可我们却破坏了建立这种福利体系的基础。”
然而国家健康与福利局的高级官员莫恩·罗塞则认为，瑞典的福利体制虽然存在弊端，但多少年来，人们对这套庞大的福利体制有着充分的信赖，如果现在人们失去信心，再也不愿交税，再也不愿为福利做贡献，那才是福利体制的真正危机。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很有可能会加剧贫困、导致犯罪率上升。
（附图片）
记者与拉什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