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当家应知柴米贵
金红
近日，见到一条国际消息：为推动资源再利用，从今年4月1日起，日本全国开始实施7项资源再利用法律。以《家用电器再利用法》为例，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初，便要为今后的处理付费。
以国土面积计，日本绝对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是一个“耗”不起的国家。可人家当家的知道“柴米贵”。在如何保护和利用有限资源、让国民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算是殚精竭虑。他们从国民教育入手，想了不少办法，其中“立法”便是一个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但人家“能挣会花”。日本人从不以“俭用”为耻。比如，他们会大方地送你一张标明“再生纸”印刷的名片，会小心地积攒家中的报纸、瓶罐，换购日用品。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旧闻”：他们不砍一棵自己的树，而从中国进口方便木筷，使用后再收集起来，造高级纸。
众所周知，日本在历史上侵略过中国，历届日本政府的文过饰非、避重就轻也不招人待见。可是，作为日本国民“当家人”的精明与负责，又不能不让人佩服。
中国人打小就熟知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但按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算，中国在世界的排行当在百名之后，我们如何浪费得起？可偏有人就有这么个大少爷的做派。就以我们祖宗留下的筷子来说吧，曾几何时，现在街上已流行起“方便筷”。其实，中国饮食文化中有一条叫“美食美器”，筷子是最重要的餐具之一，怎么能不讲究？精美的筷子，可以当礼品，可以当摆设，甚至能当“传家宝”。可是现在，不管是街头巷尾、餐馆酒楼，落座便有人递过一双粗制滥造的卫生筷，真卫生假卫生暂且不论，闹不好还容易扎了手或嘴。
这一用一弃的筷子，无疑加大了商家的经营成本。若说这样顾客用起来放心，可那盘碟又不是“一次性”的，要不认真消毒，该不放心的还是不放心。那么究竟是谁需要卫生筷、又何以让它大行其道的呢？追根溯源，还是日本人惹的祸。日本人出门在外，习用“便当”，也就是方便盒饭。旅人身无长物，取用“便当”，送一双“方便筷”倒也无可厚非。但精明的日本人，为了节约本国资源，向中国出口“方便筷”制作技术，购买中国的“方便筷”。实心眼儿的中国人就以为用中国的资源赚了日本人的钱。结果一哄而上，卖得出去的卖外宾，卖不出去的卖“内宾”，弄来弄去弄成了一个新时髦，数典忘祖，不用“卫生筷”的倒成了“老土”。
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还得从“立法”抓起，真正制止滥用方便木筷之风，就要像当年纺织行业“压锭”一样，坚决把那些木筷厂关、停、并、转，再不要让一棵树为人类的无知做无谓的牺牲了。
行文至此，又看到一条消息，据《北京晚报》载，经有关部门认真测算，我国目前每年产盒装衬衫8亿件，需24万吨制盒用纸，这些纸要砍掉168万棵胸径10厘米以上的大树来造。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年人均穿两件衬衫的话，这些衬衫就要“穿”掉一片森林！
当家应知柴米贵。见贤思齐，知耻近乎勇。与东邻相比，我们该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了。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委内瑞拉人的“百家姓”
本报驻委内瑞拉记者 管彦忠
不久前，委内瑞拉的一批专家对在全国选举委员会注册的1000多万选民的姓和名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结论。
由于历史原因，委内瑞拉人多数是西班牙人的后代。他们的姓名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即本名＋父姓＋母姓。在委内瑞拉有74％的居民保持用复姓（父姓加母姓）的传统，其余的人只用单姓。
专家们公布了委内瑞拉人的30个大姓。占第一位的是贡萨莱斯，每1000人当中有26人用这个姓，在西部的苏里亚州有5％的居民姓贡萨莱斯。第二大姓是罗德里格斯，在1000个居民中用此姓的有25人。人们使用较多的其他姓依次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加西亚、马丁内斯、桑切斯、洛佩斯、迪亚斯等，其使用频率都在居民的10‰以上。从首都和23个州第一大姓的排名来看，罗德里格斯在12个州位居榜首，姓贡萨莱斯的在5个州领先，佩雷斯和拉米雷斯分别在两个州名列第一，埃尔南德斯和加西亚各在一个州独占鳌头。
有的姓来自重要人物的后代，如“南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独立战争时期的将军苏克雷、乌达内塔等姓氏，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在中部地区的瓜里科州，姓玻利瓦尔的人数排第二十位，超过其他各州的总和，这与玻利瓦尔家族最早定居这个州有关。乌达内塔这个姓在全国排在30名之后，但在西部的苏里亚州占第二位，因为早在1670年乌达内塔的先辈就移居该州了。
有的姓与盛产某种作物的地名有关，如奥里沃（西班牙语意为橄榄）、奥里瓦莱斯（橄榄园）最早源于西班牙盛产橄榄的地区。有的姓与个人特点、职业及家庭有关，如阿马多（意为被爱的人）、博卡内格拉（黑嘴巴）、埃雷拉（铁匠）等。门多萨是一个混合的姓，也是非源于父姓的大姓之一，在西班牙此姓相当普遍，在委内瑞拉是第十七大姓。
除姓氏外，委内瑞拉人的名也很有特点。据推算在1000人当中叫何塞的占59.5，叫玛利亚的占53.89。这与委内瑞拉九成以上的居民信仰天主教有直接关系。不少孩子在教堂洗礼时沿用父亲的名字，如果父亲不叫何塞，就找一个与宗教有关的名字，如在3月19日出生的就叫圣何塞，因为这天是圣何塞日。在瓦尔加斯州每年有3—5人在这天出生。如果孩子没有与基督教教义有关的名字，神父临时给加上一个也会被接受。6％的委内瑞拉人将何塞作为第一名字，尤其是男性。以玛利亚作为第一名字的女性超过5％。其他人起得较多的名字是卡门、路易斯、胡安、安娜、卡洛斯、赫苏斯、佩德罗等。
调查还显示，在最近25—30年里，给女孩子起名叫玛利亚的已明显减少。用何塞给男孩子起名的人数也比同期减少了10％。如今不少父母喜欢用双方名字的组合来为孩子命名，有的干脆用上了电影中人物的名字。如60年代末委内瑞拉上映的影片《爱情是壮丽的事情》，片中的主人公苏英家喻户晓，于是，许多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就叫苏英。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他在中国学习、工作了24年；他有一个和谐美满的“欧亚家庭”；致力于波中友好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
古拉尔赤克的中国情缘
本报驻波兰记者 李增伟文／图
2001年的春节刚过，北京就把新世纪第一个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了波兰前驻华大使、波兰总统外事顾问兹·古拉尔赤克博士。2月12日，北京市市长刘淇向正在中国访问的古拉尔赤克博士颁发了北京市荣誉市民证书和证章。他是北京市的第十七位荣誉市民，也是这十七位荣誉市民中第二个外国驻华大使。
初春时节，记者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了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古拉尔赤克博士。
难忘留学时光
古拉尔赤克博士有一个中国名字：齐奂武，这是他1953年刚到中国留学时，北京大学汉语培训部的老师给他取的，直到后来他当了大使，还在他的名片上印着这个名字。在北大一年的汉语培训结束后，他选择到当时刚成立的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学习外贸经济专业，开始了他5年在中国的大学生活。
从17岁时来中国，到6年后以一篇用中文写成的论文《大豆市场行情》毕业，这一段在中国的学习生活，是古拉尔赤克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也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渡过了最困难的语言关后，他很快适应了中国的学习环境。他非常喜欢学习中国地理、历史等课程，专业课成绩大都是“优”。他还是各项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身为波兰留学生学生会的主席，他曾组织留学生们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在外贸学院田径队和排球队中，也常能看到这个波兰青年矫健的身影。由于表现出色，他被评为当时留学生中唯一的三好学生，直到今天，他还保存着那枚三好学生奖章，这是那段难忘的学习生活的见证。
但是，这个优秀的波兰留学生也有“不安分”的时候。他打破了当时“大学期间不能结婚、中国姑娘不能嫁给外国人”的惯例，而这都源于他在留学之初即邂逅了中国姑娘戈渊渊。
古拉尔赤克先生深情地回忆起那个金色的秋天。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一天，他和几个来自东欧国家的留学生一起走在北京鼓楼大街上，迎面走来的两位中国姑娘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东方女子姣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令这几个异国小伙赞叹不已。他们禁不住用俄语大声评价起来。不料两位中国姑娘回过头来，用流利的俄语告诫他们要注意礼貌。就这样，波兰留学生古拉尔赤克和刚从苏州大学俄语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力设计院当翻译的中国姑娘戈渊渊相识了。不久，纯洁的友谊演变成热烈的爱情。
1956年，古拉尔赤克决定在中国结婚，但需要得到波兰外交部的批准。当时波兰党中央外事部的一位副部长找他谈话时问：“你这么年轻，却要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你有什么理由呢？”他答道：“有什么理由？我爱她嘛！”没想到这位副部长说：“那好吧，这我理解，我刚从苏联回来，也带了一个苏联姑娘做夫人。”
就这样，1956年11月，当时的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夫妇在大使馆里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在北京外贸学院内一间简朴的新房里，波兰留学生古拉尔赤克与中国姑娘戈渊渊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他们相依相伴，如今已携手走过了45年的悠悠岁月。
最小的“波中合资企业”
用古拉尔赤克自己的话说，他的家堪称“欧亚家庭”，算是一个最小的“波中合资企业”，其中波兰和中国各占一半的“股份”。
古拉尔赤克夫妇育有一女一子。女儿丽丽出生在苏州，毕业于华沙大学东方研究所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她曾在中国工作过，能讲一口纯正的中文，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中国。古拉尔赤克的儿子乳名蜜蜜，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现在波兰电视一台国际部当编辑，虽然他从小生活在波兰，但对中国的感情却不亚于姐姐。现在的波兰电视新闻里经常有他编辑的中国新闻节目。他还和父亲一样喜欢川菜，并推崇“男子汉大丈夫怎能不吃辣”！
到过古拉尔赤克先生在华沙的家的人，都惊叹这里像是个中国文化博物馆。家中触目皆是中国特色的物品：清一色的中国家具，书柜上满是中国图书、工艺品和古董，墙上挂满了中国名家的字画。他说，这些中国物品记录着他们全家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早已成为他们全家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孩子们早已习惯了中国的饮食和节日。即使在波兰，春节时两个孩子也要给父母买礼物，全家还要在一起包饺子。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包饺子，他不会擀饺子皮儿，就把面先擀成薄薄的一大张，再用玻璃杯扣出一个个圆圈，女儿把馅放上去，再由妈妈来把饺子捏拢，父亲则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煮饺子。有时候，这个“欧亚家庭”也免不了出现一些矛盾，这时，古拉尔赤克就会以波兰式的幽默和机智来巧妙化解，他会对夫人说：“对不起，亲爱的，我还不是中国男人。”
不了的中国情缘
“从到中国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我此生与中国不解的缘分”，古拉尔赤克先生说。屈指算来，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共有24年，其中仅在中国担任外交官就达17年。1972年到1977年他先后担任波兰驻华使馆的二秘和一秘；1980年到1984年任使馆首席参赞；1988年到1991年任公使衔参赞，其间长期担任波兰驻华临时代办；1994年8月到1999年10月任波兰驻华大使。
在古拉尔赤克先生的家中，他向我展示了他珍藏的自己同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合影，其中有1961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时他作为翻译与周总理的合影，有1977年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的波兰驻华大使时和他的合影，还有在他担任波兰驻华大使后，江泽民主席接见他时的合影。他自豪地说，这些照片既是波中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也浓缩了他外交生涯的辉煌。如今，这些照片连同他的北京市荣誉市民证书一起，成为他最珍贵的财富。
1999年底卸任回国后，古拉尔赤克先生担任了波兰总统外事顾问的职务，重点负责处理波兰与东亚和南亚国家的关系事务，继续为促进波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他还担任波中友好协会总会会长、波兰—东方合作协会总会理事。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到波兰的高校和其它单位作报告，介绍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波中关系的发展情况等。
临别时，古拉尔赤克先生深情地对我说：“波兰是我的祖国，而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波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附图片）
图为古拉尔赤克在华沙家中。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曼哈顿的“城中之城”
——洛克菲勒中心
被纽约人视为“美国的骄傲和光荣”的洛克菲勒中心，是曼哈顿的一处摩天大楼群，不久前再次易主，被两家声名显赫的大公司买走。据报道，洛克菲勒中心物业信托公司宣布：纽约斯贝尔斯地产公司和芝加哥克朗家族用18.5亿美元的价格，联手买下这个享誉世界的“城中之城”。这是该中心80年代末被日本一家财团买去51％股权之后的再次易主。同时也宣告了洛克菲勒家族与该中心脱离关系。洛克菲勒中心的建造者、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儿子、85岁的家族当家人谈到这笔交易时，不无伤感地说：“这让人很难过，但想到新主人是老朋友，又很宽慰。”
洛克菲勒中心建成于1934年，是一个包括有19幢大楼、占地22英亩的庞大楼群，位于曼哈顿中城，东西两侧是第五大道和又名美洲大道的第六大道。该中心主楼高70层，约850英尺（见右图），在楼群中最为引人注目。NBC电视网、通用电气公司、艾克森石油公司和美联社等许多大公司的总部均设在该中心。 柯贤伟文／图（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礼仪ABC（十九）
禁忌点滴
礼俗与禁忌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外忌讳之物不胜枚举，交往中注意不触犯对方禁忌，才能获得相互间的尊重与信赖。
数字禁忌 “13”这个数字被西方人视为不祥的象征，据说它源于宗教典故：出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的第十三个弟子，于是人们对“13”心生厌恶。又由于耶稣受难在星期五，因此西方人在既是13号又是星期五的那一天一般不举行活动。甚至门牌号、旅馆房号、层号、宴会桌号都要避开“13”。英国剧院中找不到13排13号的座位，美国的剧院即使有13号也以半价出售。此外，非洲的加纳、埃及，亚洲的巴基斯坦、阿富汗、新加坡及拉美一些国家也不大喜欢这个数字。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排斥“13”，13号这一天，飞机照样飞，火车照样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为儿子选择13号举行婚礼。
花卉禁忌 送花在国外非常普遍。由于习俗不同，某些花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也有区别。如荷花在中国有“花中君子”之称，而在日本却被认为是不吉祥之物，仅用于祭奠；郁金香在土耳其被看作是爱情的象征，但德国人却认为它是没有感情的花。菊花是日本皇室的专用花卉，而在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人眼中，菊花却与死亡相联，只能在墓地或灵前使用。在法国不要送康乃馨，因为它表示不幸；在日本去医院探视朋友不能送白花，那将表示不吉利。在与外国友人交往时，按惯例不能将菊花、杜鹃花、山竹花和黄色的花献给客人。
宗教禁忌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宗教都已渗透到社会礼仪的众多方面。在欧美国家要考虑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中东地区要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东南亚一带则不能忽视佛教的存在。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教徒每天要做五次祈祷，这时无论有什么要紧事都应暂且搁下，外来人虽然可以不做祈祷，但绝不能表现出不耐烦或干扰当地人的祈祷。对于信奉佛教的泰国人来说，所有的神像都是神圣的，不经允许不准拍照。在进入日本的神社或寺院的房舍之前，则应脱掉鞋帽和围巾。（晨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感受“地上天堂”
本报驻南联盟记者 谢戎彬文／图
到杜布罗夫尼克是暮冬时节。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坐40分钟的飞机，就到了这座位于亚得里亚海边的小城。一下飞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茂盛的树木、清澈的海水和灿烂的阳光，感觉与阴冷潮湿的萨格勒布大不一样，也初步明白了小城何以获得了“亚得里亚海明珠”的美誉。
在斯拉夫语中，杜布罗夫尼克是“橡树林”的意思。这座面积36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6万的小城，坐落在亚得里亚海滨、达尔马提亚南部海岸的石灰岩半岛上，始建于公元7世纪。历史上，该地区是海上列强的必争之地。杜市虽是弹丸小城，但却通过施展灵活的政治外交手段，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地位。15世纪，杜市成立了“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进入了鼎盛时期。1815年杜市被奥匈帝国占领，1918年归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91年6月归属独立后的克罗地亚。
杜布罗夫尼克南临亚得里亚海，北靠斯尔奇山，依山傍海，风景优美，气候温和，是克罗地亚最大的旅游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游览胜地。小城分为旧城和新城两部分。旧城被完全包围在高大、坚固的城堡中，城堡是用花岗岩砌成，厚5米，高22米，长1940米。宽阔的城墙上每隔不远就是一处碉堡，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内完好地保存着14世纪的药房、庄严雄伟的大教堂、精雕细琢的修道院以及古老而华丽的大公府，这些古迹充分体现了杜布罗夫尼克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走在旧城内，中世纪样式的街道、古朴的街灯令人难分古今，街道两旁沿着山坡而建的一排排风格迥异的红瓦小房犹如散落在城中的一串串珍珠，闪现出诱人的魅力。中午12时和晚6时，城堡内的36口大钟齐鸣，钟声回荡，悠扬悦耳。在欧洲，杜布罗夫尼克是中世纪建筑保存较完好的一个城市，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杜市新城建于中部滨海缓坡上，这里有古朴典雅的剧院、现代化的旅馆以及海滨浴场、疗养院等其他旅游设施。杜布罗夫尼克素以文化发达驰名，有“斯拉夫的雅典”和“城市博物馆”之称。创办于1950年的“杜布罗夫尼克之夏”艺术节，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文学家、诗人和作家，他们汇聚于此，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为布景，献技献艺，上演国内外众多的古典戏剧等精彩节目。
杜布罗夫尼克人常说：“杜市有两宝，绿树和海水。”的确，漫步杜布罗夫尼克小城，满眼一片郁郁葱葱，尤其是道路两旁的棕榈树和油橄榄，更展示出迷人的亚热带风光。除了绿树，杜布罗夫尼克的海水也颇负盛名，这里的海底皆为石头，加上少有污染，因此海水异常清澈透亮。在杜布罗夫尼克，即使是冬天，也常能看到英俊的青年，驾一叶扁舟，潇洒地向深海处驶去，不久即人海一色。据说，每年来到杜布罗夫尼克海滨度假、领略亚得里亚海迷人风光的旅游者多达数十万，绿树和海水看来是功不可没。
离开杜布罗夫尼克的时候，我又一次从飞机上仔细眺望这座有着迷人的亚得里亚海滩、中世纪风格的建筑以及好客的人民的城市，耳畔不禁响起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在参观杜市老城后说的话，“那些寻找地上天堂的人们，请到杜布罗夫尼克一游！”（附图片）
压题照片：杜布罗夫尼克旧城远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