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唐三彩之乡出了彩
郑战波
河南省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农民高水旺烧制的30件仿古唐三彩艺术品骑马俑，经过精心包装后日前销往埃及。这是他今年销往国外的第三批产品。当地像高水旺这样的唐三彩烧制大户有近百个。
南石山村地处邙山之岭，古墓遍地，洞穴密布，遗存众多文物遗迹。民国时这里的农民在犁地时，不时有姿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釉陶随葬品被翻出地面。后经著名古器物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进行考证，认定它是唐代的陪葬品。因它始烧于唐代洛州河洛地带，又是以黄、绿、红三色为主的釉色，故称为唐三彩，深受海内外收藏家的重视。
1920年前后，南石山村有七位高姓民间艺人，以修复出土的唐三彩为生。后来高良田在多年修复古唐三彩的基础上，首次复制唐三彩获得成功，成为高姓艺人的家传秘技。
1956年，孟津县成立了“仿古合作社”，几位艺人被聘为技术员传授技艺。此后全村370户大多数都学会了烧制唐三彩，唐三彩技艺已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如今在南石山村，已不尽是本村村民来烧制唐三彩了。这里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称号的农民艺术家，有学习造型艺术的家传子弟，有美院毕业的学生，还有外地来此租地烧制唐三彩的民间陶艺人。南石山唐三彩烧制品占据了全国同类产品80％的市场，年产百万件，产值达千万元，这里的人们不但延传了这门古老的艺术，还依靠它走上了致富路。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戏梦人生
田川 文／摄影
图①：起源于14世纪的昆曲一直是戏曲中的雅部，为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所喜爱，但在民间却难觅知音。今天，在北京的湖广会馆、正乙祠等几座戏院里，昆曲仍顽强生存在京剧的夹缝里。一门精致的艺术需要锤炼几百年，却可以在短时间里走向衰落。北方昆曲剧团的艺人们出场一次只有20多元的收入，但他们对昆曲痴心不改。收拾好行头的艺人们等待着开场锣鼓响起。
图②：看看农村非听戏不可的人，大多是图中这些至少40岁往上的人。村干部到各家去凑戏班子的份子钱，年轻人说，是歌舞给五十，光唱戏，一分不给。可以想见，再过四五十年，这些地方戏曲或许会变成曲高和寡的古董。不知那时，取代戏曲，能真正称得上我们民族旷野之声的又是什么？
图③：山西省平遥县有20多个瞽书艺人组成的民间组织，十多年前已名存实亡，村里传统意义上的“排功”人（书场组织者）也不复存在。曾给乡亲们带来无尽欢乐的艺人们盼望着乡村戏曲能重新红火起来。
图④：两百年前，山陕梆子传至冀中平原演化出了一部河北梆子，并且一直传到了今天。现在广大农民常听到的除了带戏下乡的国家剧团演员们的声音外，更多的仍是散布于各地的“野唱”。艺人们全年唱8个月戏，一天要唱两到三场。农忙时，他们就回家种地。演出间隙，抽上一支烟是这些民间艺人最大的享受。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历经沉寂的科幻小说能否再现当年的繁荣？新世纪的科幻小说能否寄托我们对未来的遐想？
迎候科幻小说的春天
本报记者 施芳
阳春三月，在为张之路的科幻小说《非法智慧》举行的座谈会上，学者们因一部新作品的问世而欣喜，又为并不景气的科幻小说创作而担忧。
于是，一个题外话成为大家谈论的中心：寄托着人类遐想的科幻小说在中国已沉寂太久，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世纪里，它应当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科幻小说短暂繁荣之后陷入沉寂
细细算来，科幻小说来到中国已有百年。1901年梁启超翻译了《80天环游地球》，茅盾翻译了《十五小豪杰》（今译《两年假期》），1902年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20世纪50年代是科幻小说的繁荣时期，高士其的《揭穿小人国的秘密》、《菌儿自传》，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等作品在中小学生中风靡一时。
此后科幻小说便有些消沉，优秀作品更是寥若晨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科学文艺奖项已经连续三届空缺，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两次为科学文艺类设立大奖，最后也以空缺而告终。
北京市曾向社会推出科学技术普及创作与出版专项资金，尽管投入160万元资金，却没有征集到一部科幻小说作品，更不用说科幻诗歌、科幻童话等科幻文艺类的作品。
国内现有科幻作家近30人，其中专业作家大约10多人。张之路形容自己是“孤军深入，没有友军”。科幻作家金涛指出，这一批青年作者虽然大多学历较高，平时注意接触前沿科学，在文学形式上也重视创新，但毕竟生活阅历不够，文字不免肤浅。
据新闻出版署有关统计表明，现在全国科学文艺期刊只有8种，其中专门的科幻杂志只有一种，即四川的《科幻世界》，而美国的科学文艺期刊有126种，专门发表科幻小说的有近30种。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共出版各类科普图书2万多种，其中科幻作品不到10％。
围绕科幻小说的各种论争没有停止过
对于科幻小说这种完全外来的小说形式在中国的步履维艰，高士其曾形象地比喻为“强烈的免疫系统排斥反应”。
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星河认为科幻小说在中国不能很好的发展，与国人传统思维有很大关系。儒家文化重世情人伦，十分务实，“子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压抑了指向未来的想象力。道家文化追求天人合一，实现的途径更是一种不积极的静修方式，缺乏主动的进取精神；墨家文化产生出的是武侠小说而非科幻小说。种种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有一些不利于科幻发展的因素，在这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众意识似乎对科学的思维与逻辑精神有些不自觉的忽略。
科幻小说作者既要有科学功底，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科幻作家应成为科学和文学之间的“边缘人”和“两栖人”。而现实是全国的科幻作家不过二三十位，老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中青年作家不仅数量少，创作也还不够成熟。
有关科幻小说的各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关于科幻是应该严格地表现科学，围绕科学做文章，还是应该着力于塑造人物，反映社会，即所谓的姓“科”姓“文”之争，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文学圈认为科幻不是文学，科学界认为科幻不是科学。比如“科”与“幻”的关系，有的认为应重“科”，强调科学依据和行文的严谨周密，追求像凡尔纳的小说那样成为未来科学的预言；有的则重“幻”，强调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认为只要有一点科学苗头作引子，就可以充分驰骋想象力。凡此种种，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所言，科幻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有人说：一个国家科幻小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科技水平。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知道的科学名词数量非常有限，无外乎克隆、二恶英、臭氧之类。一位出版界人士慨叹说，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都趋于“急功近利”，普通人大都并不关心科学发展的动态，家长更愿意让孩子看一本书就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能提高学习成绩，或能迅速掌握一种知识，类似于科幻小说这种培养孩子科学意识的书籍因此很难成为家长们的首选。
时代呼唤民族特色的科幻小说
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曾经以300万册的发行数，风靡一时。那时，他的书桌上每天都堆着从各地寄来的读者信件，在北京等地出现排队购书的盛况。由此，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作家所写的东西，只有满足时代的要求，才为读者喜欢。
这个话题多年以后被重新提起。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题材的科幻小说大行其道。克隆、基因、外星人等也成为科幻作家关注的热门话题。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星河的《决斗在网络》、《梦断三国》颇受读者好评。但更多的作品仍然是将国外写滥的题材拿来，换个中国的故事，而故事也不出新。金涛殷切地呼吁：根据读者的口味，创作出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樊发稼深有同感，他认为只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科幻小说才有生命力。
有关部门对五大城市青少年阅读调查显示，孩子们尤其关注未来科学，包括科幻作品的科学文艺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文学作品。而前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以其别具一格、富有科幻色彩的形式，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带动了新一轮对科学文艺，尤其是科幻小说作品的关注。《科幻世界》因为刚好在高考前一周刊登了关于记忆移植的科幻小说而名噪一时。
青年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吴岩开设的选修课——“科幻小说评介与研究”，10年中有2500名学生走进课堂，杨鹏、星河等一批科幻作家由此开始了创作之路。星河多年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投身到这一职业仍然是一种相当大的冒险，但我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科幻的希望。”
这样的消息似乎可以让关注科幻小说的人们感到欣慰：尽管振兴科幻小说需要时日，但有识之士从没有放弃努力。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九州风物
椰风海韵话文昌
许文兴
去年年末，我去参加文昌中学90周年校庆，夜宿高隆湾最具“椰风海韵”特色的“经纬花园”。对于故乡文昌的椰风海韵，别具一番情思。
椰风海韵是文昌的主要特色，早已闻名天下。我国许多省会名城，以文昌命名的街道比比皆是。“海南椰子半文昌”，椰树是海南的象征，更是文昌的别名，所以文昌历来就是著名的“椰子之乡”，最具神采的椰风海韵，就在文昌。你看那漫无边际的东郊椰林，有红椰、青椰、水椰、高椰、良种矮椰。在海滩漫步，举目远眺，郁郁苍苍的茫茫椰海，婀娜多姿，婆娑起舞，同连天汹涌的南海碧波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文昌还有好去处，那就是素称“琼东第一峰”的铜鼓岭。铜鼓岭海拔338米，绵亘20多公里，是著名的海南十大旅游区之一。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游方和尚出身，他是否云游过铜鼓岭，是否听过“铜鼓海韵”，无法考证。但是，他曾圣谕天下，称此地“习礼仪之教，有华夏之风”。怪不得历代文人墨客，都爱来铜鼓岭听海韵并留下许许多多的墨香。“文昌孔庙”是全国四大祭孔之地，早在几千年前就推崇至圣先师，才得此文化昌盛之地，人才荟萃。
值得称道的是海南岛自明清以来，从“海外神童”丘浚至兰清官海瑞以及探花张岳崧等，人才辈出。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海南人士追随者甚众，因战功卓著而先后被晋升为国民党将军的就有200人，而文昌籍的国共两党将军竟有100多人。当年周总理曾经问过陶铸：“你们那里有位大学校长，很能团结知识分子，是不是？”这就是解放后历任中大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的文昌人、著名学者、教育家陈序经。
21世纪是人类愈来愈重视生存环境的世纪，世界各国都把环境保护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海南岛这块难得的“净土”，实在太独具魅力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都到过海南。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更是对海南一往情深，先后对海南的改革开放作了三次重要指示。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南是祖国的宝岛，她独具特色而又魅力永存的“椰风海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也始终牵动着异乡游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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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折叠起来的博物馆
——感受《收藏》
肖云儒
4月，《收藏》杂志创刊百期，刊登了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来西安写的《庚辰吟草》，其中有题为《赞收藏》三首，句云“《收藏》十万满神州，精论新知不胜收，益友良师相伴久，堪能辨伪得真优。”
收藏的兴衰，往往是社会兴衰的一个显示器。“盛世集藏兴”，国泰民安、生活富裕了，收藏才能成为老百姓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以大中城市为先导，民间收藏热波及全国，持续升温。全国各省市和不少地县都建立了各类收藏组织，收藏市场、拍卖公司、商店画廊早已超过万家。民间收藏类别已有五六百种，古玩、字画、陶艺、奇石、钱币，直到现代的邮品、门券、烟标、粮票、磁卡，几乎无所不藏。据业内人士讲，参与此中的人数已达四五千万，边缘的关注者已经过亿。仅钱币收藏一项，就有500多万人参与。
与社会收藏热相呼应，收藏类报刊也出现了三次热潮。先是民刊民报热。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涌现的各种民间收藏类小报小刊数以千计，大都仅涉及一两个收藏品类，定期不定期地刻印或铅印，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交流。也就在这个时候，西安的收藏家杨才玉，敏锐地抓住机遇，利用十三朝古都的天时地利创办了《收藏》杂志。1993年诞生的《收藏》，是大陆第一家综合性的民间收藏月刊。不久，又涌现了出书热。收藏类书籍，尤其是雅俗共赏的，理论性、信息性、操作性并重的收藏书籍，竞相出版，走红市场。
这些年，《收藏》杂志在社会收藏热和传媒收藏热中不断前行，逐渐冲到了前列。发行量不断攀升，市场仍然供不应求，致使他们不得不将1993至1995三年的刊物一次性重印10万册，旋即又被抢购一空，这在中国期刊界是前所未见的现象。一个在中国西部出版的刊物，很快覆盖大陆和港澳台各地，以至于日、美、法、德、瑞士、南非、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都有销售。《收藏》在陕西各刊中第一个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并获得了“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称号。
从办刊理念和思路来看，《收藏》给我这位老读者最深的几点印象是：
首先突出典型事例，传播正确舆论。刊物旗帜鲜明，提倡正确的价值取向，既介绍藏品，更宣传藏德。尤其注重以典型事例引导民间收藏利国利民，对轻财重德、护宝救国的爱国藏家，不惜篇幅报道。曾连续16期报道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原政委陈英将毕生收藏的古今书画珍品千余幅献给国家的事迹，又连续11期报道了知名人士张伯驹先生倾其家产收藏国宝献给国家的功绩。针对日本反华势力为南京大屠杀狡辩，他们发表了石家庄和成都收藏家收藏的日伪政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制的南京地图，并组写专文，为东史郎一案提供了铁证。
其次是重视读者需求，坚持雅俗共赏。刊物的定位，取决于读者的定位，《收藏》将自己的读者群定位于中间偏上，这使得他们有较大辐射空间。他们从读者需求出发，将信息交流、审美鉴赏、考证研究、收藏技术、拍卖营销，以及收藏活动的组织、协调、服务都列入刊物的任务。这不但使读者面越来越大，由于一些学术问题抓得有分量，也得到京城专家的好评，刊物档次不断升级。
还有根据市场走向，实施动态办刊。《收藏》常有新点子，常调新方位。在收藏出书热潮乍现时，他们适时地抓了由刊而书的转化增值，对历年刊物文章归类整理、集腋成裘，编辑出版了九卷本的《民间收藏系列丛书》，为《收藏》杂志的保存、流布和学理定位作了切实而有社会影响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应。办刊初期他们主要以大众性、操作性打开销路，但收藏刊物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最终还得靠质量和权威性，于是将文人办刊及时调整为藏家办刊，同时聘请国内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聘请陕西文博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还联络了一批各类藏品的专业作者，较好地解决了编辑写作队伍“专”与“杂”、“基础能力”与“特殊能力”的问题。
这些年，《收藏》迷住了我和身边许多人。他们当着领导、搞着文艺，成了《收藏》的读者，不知怎的就上了瘾，从此进入了诸葛孔明的八阵图，再也出不来了。几年工夫，有的成了当地收藏协会的台柱子，在藏界颇具影响，有的成了钱币专家，专著一本一本地出。究其缘故，恐怕是这本杂志通过各类藏品所阐发的社会历史含金量、知识信息含金量、文化审美含金量，以及可以产生的经济附加值吸引着大家吧。
还是读者来信说得好：“《收藏》是折叠起来的博物馆”，“《收藏》是储存历史的底片”，是“藏家喉舌，藏友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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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运河畔“水”文章
本报记者 杨明方
说起无锡，人们印象中除了风光旖旎的太湖水，也许就是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要么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因民族工商业发达而蜚声海内外的“小上海”的雅号。一句话，无锡美是美，发达归发达，似乎就是与历史文化“不沾边儿”。
在迈向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今天，无锡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切地感受到发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必要。一些有识之士经过细心梳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穿城而过的古运河。
京杭大运河无锡段长40.8公里，其中流经城区的6.6公里古运河段，1995年12月由江苏省政府公布为“无锡市历史文化保护区”。而无锡市南长区辖区内南长桥至清名桥之间1.5公里的河段，最能体现江南水乡的“水弄堂”特色，被称为运河古道“精华中的精华”。在其两岸，民居粉墙黛瓦，石埠错落有致，白天人家临窗面水，夜晚船家桨声灯影，勾画出江南水乡“人家尽枕河”的民俗风情画卷。
位于古运河与伯渎港交汇处的清名桥，横跨在古运河“水弄堂”上，是无锡城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石拱桥，以其桥形浑厚端方、宏大稳固，桥下流水潺潺、舟楫如梭而成为无锡一景。1986年3月，日本著名作曲家中山大三郎游览清名桥后，回国创作出歌曲《清名桥》，在日本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流传甚广。
古运河流过清名桥，有一分支向东流经梅村至漕湖，这就是历史上有“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称的泰伯渎（俗称伯渎港）。泰伯渎距今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比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等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还要早600年以上。据司马迁《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述，泰伯和仲雍都是周文王姬昌的叔父，他们兄弟二人为了主动把王位让给三弟，即姬昌之父季历，便双双奔赴荆蛮之地，“自号勾吴”。
在今天的无锡市东郊梅村一带，坐落着历史年代久远的泰伯庙、泰伯墓。据《吴越春秋·吴泰伯传》记载，泰伯定居梅里后，率领当地民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凿浍渎。人们为了纪念泰伯的功绩，便称这条运河为泰伯渎。到了隋代，京杭大运河建成，纵贯无锡古城，泰伯渎的西端便与京杭大运河呈“丁”字形衔接。
泰伯渎悠悠流淌三千年，孕育了无锡的富庶和繁荣。对古运河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无锡市南长区区委书记许卫国深有感触地说，三千二百多年来，泰伯渎是泰伯开发江南、建立勾吴王国的历史见证，哺育了吴文化的发祥和发展，是无锡创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古老、最现实、最直接的历史物证，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泰伯渎，对于延续无锡的历史文脉、重塑无锡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意义重大。
如今，无锡市正从切实改善水质状况入手，加紧实施对古运河和泰伯渎的综合治理，全力做好“水”文章，精心打造“古运河风情之旅”这张清新亮丽而又富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城市名片”。有关部门正按照“保护原貌，有机更新，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古运河“水弄堂”两岸古建筑实施保护性开发。许卫国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无锡市南长区将以“古运河风情旅游节”为主线，每年组织开展一系列文化旅游商贸活动，再现无锡“清名上河图”的盛景，形成无锡文化旅游的崭新亮点。
题图：位于古运河与伯渎港交汇处、横跨古运河“水弄堂”的清名桥。本报记者 杨明方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