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放眼全球
呼唤生态农业
本报驻法国记者 郑园园
在欧洲蔓延的疯牛病和口蹄疫，如狂飚飓风横扫餐桌上的牛羊肉，以至于公众对食品产生一定的恐慌。就在人们的疑虑加深之时，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形态——生态农业，备受瞩目。此间报纸用略带夸张的语言说，集约化农业犹如“泰坦尼克号”面临沉没危险，生态农业则在声声殷切的呼唤声中大步向我们走来。
生态农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纯自然性。如果你买了一只生态农庄产的鸡，那么，这只鸡必定吃的是生态饲料，是在农庄的草地上长大的，它从没服过生长剂，也未接受过兽医的治疗；如果你买了一袋生态面包，那么，制作面包的面粉必定是生态面粉，面粉发酵用的是自然酵母，发酵时间为制作普通面包的两倍；如果你买了一瓶生态橄榄油，这油的原料——橄榄必定是生态橄榄树的果实，为尽可能保持维生素的含量，油是在低温下榨取的，为使油不受光线照射，瓶子也须是带色的。记者曾在一家生态农庄品尝过生态羊奶酪，那是用生态羊即吃干草饲料长大的山羊所产的奶发酵制成的。
欧美国家现已有生态农业的共同标准：1.不使用改良基因作物；2.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也不用污泥作肥料；3.不使用辐射技术；4.实行作物轮作制；5.饲养业须用生态农产品作饲料，禁止对家畜注射荷尔蒙及抗菌素。总之，尽可能保持自然本色，不让作物或家畜受污染和损害，是生态农业的基本特点，它向人们展示了干净、健康、返朴归真的形象。
欧洲农户小规模经营生态农业，已有20多年历史，现约有10万人在400万公顷的土地上经营着生态农业。如果从从业人口所占农业人口的比例看，处于前列的是瑞典、奥地利、意大利、芬兰等国。疯牛病蔓延后，生态农业引起人们空前高涨的热情。不少欧洲国家把发展生态农业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德国政府决定，在今后6年内，把生态农产品的产量提高到农产品总产量的10％（现为2％）。德国政府还决定压缩对一般农户的补贴，将压缩下来的钱补贴生态农业经营者。英国已有150万公顷的土地转而经营生态农业，估计近年还会有同样数量的农田“改行”。法国《世界报》以“生态农业：不可错过的机会”为题，呼吁政府对这个全新的领域加大投入，千万不可错过机会，以免法国丧失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农业大国地位。
60年代，欧共体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初衷在于协调成员国的农业结构改革政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拜共同农业之赐，欧共体农产品极大丰富，以致出现大量过剩，欧共体补贴农产品的费用激增。而今，这项政策走进了死胡同。财政上，它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此外，它忽视了人们在满足温饱需求之后，对高品质的农产品的追求。法国环境学家戴斯博鲁斯认为，21世纪的农业负有如下使命：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物种的多样性。生态农业恰恰能全部或部分地满足这三项需求。由于生态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集约化农业的1.5倍，加之产量比集约化农业低，它必然会把更多的人留在土地上。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遏制农村荒漠化的有效途径。此外，生态农业具有鲜明的环保特征，对大自然母亲有百利而无一害，它将使农村恢复田园风光。
然而，生态农业的发展也受到一些怀疑和指责，面临一些困难或碍障。一是安全性能问题。它无疑比集约化农业安全，但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可靠。你可以不用化肥，不用荷尔蒙，但是，你能阻挡风儿带来细菌吗？你能阻挡河水带来的化肥残留吗？你有本事让老天不把酸雨降到你的农田上吗？显然不能。所以，在社会的大生态环境没有根本改善之前，生态农业的发展将受到制约。二是来自科学界的怀疑。科学界对生态农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怀疑者认为，绝对不使用抗生素，会使植物中的寄生虫和真菌增加，对此应如何处置？赞成者则指出，迄今，尚无研究显示真菌在生态作物中有所增加。三是利益集团的反对。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一些农业公司，如化肥公司、农药公司，将缩小生产规模，以致赢利下降。这些公司的经营者反对生态农业的态度最激烈，其理由是：生态农业无权拒绝利用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四是生态农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市场舞弊行为。表面上看，生态农产品和普通农产品没什么两样，在商店，你可从价格上判断何为生态产品，它比普通农产品的价格高20％—30％，最贵的高出一倍。目前市场上生态农产品供不应求，为牟取暴利，不法农户和商人趁机作伪，以假乱真。最近，在法国菲尼斯泰省和奥地利维也纳，查获了两起此类事件，两家粮食公司分别把5万吨和1.2万吨普通谷物当作生态谷物售出。
为了对经营者和商家进行有效的监控，生态农业市场亟须制定新的法规，成立专门的机构。生态农业提出的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待研究和论证。但是，欧美消费者，特别是青年消费者非常看好它。目前，生态农业的经营规模正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它已被看成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记者专访
“零危险”不科学
记者：新近暴发于欧洲的疯牛病和口蹄疫，在全球引起众多恐慌和猜疑，甚至有消费者提出：“我们还能吃什么？吃什么更安全？”实质上，这场所谓的“餐桌危机”，是把人们长久以来深切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尖锐地提了出来。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君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研究员）：首先要澄清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要认为，我们的经济发达了，科技进步了，政府管理的力度加强了，污染就没有了，食品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同急性传染病的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的急性传染病在自然地减少，但它们的食品安全和食品污染情况就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西方国家的细菌污染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连美国的苹果汁也要巴氏消毒，而不是榨一榨就可以喝呢？因为，其中可能含有致病菌。
记者：那么，食品安全主要涉及哪些问题？陈君石：食品安全总体上有两大类：一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另一类是各种各样的化学污染物进入了我们的食物链，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一定威胁。
先说第一种。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最大威胁不是疯牛病和口蹄疫，对于中国这样没有疯牛病的国家来说，其现实危害性很小。当然，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口蹄疫是在家畜中流行的一种古老的传染病，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方暴发，而且基本是一种动物传染病，对人造成危害的机会不多。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更大更现实的危害。比如鸡鸭的沙门氏菌，牛和猪也有这种病菌；还有前几年在日本大量暴发的大肠杆菌O157。这些病菌普遍存在，传染性也很强。为什么微生物性的食源性危害不能像传染病那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减少，相反却更严重呢？为什么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因吃了鸡肉或猪肉而感染沙门氏菌病，抑或是因未彻底消毒而食物中毒的事件还在不断上升呢？在我国，由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也比较常见，一次暴发可多达400到500例。原因就在于，越是现代化生产规模越大。如今的养鸡场可饲养50万甚至300万只鸡，一旦有一部分鸡染上病菌，就会通过屠宰、运输等过程污染。高度现代化的宰鸡场一天要屠宰上万只鸡，想避免交叉感染很困难。现代化的食品加工成本大幅度降低，鸡里微生物感染的因素也增多了，还不要说好吃不好吃的问题。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但又不能因此而回到一家养四五只鸡的时代。在消费者看来这样做更安全，但社会总是要发展的。所以，不要一讲食品安全，就以为是农药、激素、二恶英，应该认识到，不论政府还是消费者，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微生物食源性危害都是一定要放在首位的。
至于化学性的食品污染，也应引起重视，因为它是长期的少量的进入人体，不像沙门氏菌只吃一次就可中毒，而且也不是天天接触到，它对健康的危害往往在很久以后才能发现。所以，人们觉得它比较可怕。我们国家在80年代就明令禁止在粮食作物和水果、蔬菜中使用六六六和滴滴涕，但是残留在土壤里的这两种农药还是进入了食物链，在我们的食物中，其含量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倍。这些污染物是不容易破坏的，进入人体后会长期蓄积存在。这是一种潜在的危害，和微生物性的食物中毒性质不一样，因此，1999年比利时的二恶英事件给全世界敲响了一次警钟。
记者：有人把疯牛病说成是“21世纪的瘟疫”，这种传染病是怎样产生的？
陈君石：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很多东西是从不认识到认识，疯牛病没出来就不可能知道。目前我们已知，疯牛病是一种朊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不是细菌也不是寄生虫，而是一种蛋白，但有传染性。疯牛病的污染最主要是牛脑和脊髓。
疯牛病确实厉害，但大可不必为此不吃牛肉。疯牛病对牛羊是致命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吃了疯牛的肉或内脏而得脑病的全世界不到100人。我们每天死于车祸的人有多少？难道就不上街了吗？消费者希望危险等于零，可生活中充满危险。要求“零危险”是不科学的。笼统地认为添加剂危险，也是不对的。因此，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有赖于认识。现在吃得营养太多，引发肥胖、糖尿病、冠心病的危险，比疯牛病要大得多。
记者：近些年国际上暴发了一系列突发性的恶性食品污染事件，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陈君石：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应建立专门机构，来保障食品供应的安全性。我们现在所谓的食品安全，在国际上流行的说法，是从农场到餐桌，也就是说从种粮食一直到变成餐桌上的馒头、面条，整套环节都应是安全的。所以，政府要加强力度，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食品安全也是生产经营者的事，他们是直接责任者，更应加强自我监督和管理，来保障食品的安全性。
对于消费者来说，既不要草木皆兵也不能稀里糊涂，尤其不要把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状况看得一团黑。消费者应不断增加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知识。要合理搭配膳食。最好是什么都吃，什么都不要多吃。营养学家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好的食物和坏的食物之分，只有好的膳食和坏的膳食。膳食多样化能冲淡和稀释有害物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天然食物中有很多能增强抵抗食源性危害和化学污染物的成分，比如喝茶，茶有很好的防致癌物的作用，能增强身体的抗氧化力。再比如，山楂有助于降低胆固醇。还有某些天然食物中的成分可帮助身体排除铅。再有，消费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因为某些食源性危害是在家里产生的。如饭馊了还吃，储藏食物不考虑温度和时间等。
还需说明的，一是食品贸易的全球性，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食品无国界。一个地方发生的食源性危害很容易通过贸易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的政府现在对疯牛病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牛肉也不能吃。二是现在是信息时代，一个地方发生问题，用不着到明天全世界都知道了，但是要正确运用信息，不要造成过度恐慌，同时也要认识到，正因为是信息时代，政府可赢得更多的时间来部署和采取措施，以保护老百姓。
记者：目前，各国在食品安全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
陈君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普遍加强。美国在克林顿时期提出了总统食品安全计划，1999年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去年初，欧盟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有八十几项计划，今年要正式成立欧盟食品局；英国把农渔食品部中的食品管理部门拿出来，单独成立食品局，由农渔业部和卫生部共同主管；荷兰也在卫生和农业部下面设立了食品局；法国专门成立了国家食品危险评价中心。这些部门的基本任务是研究、预防和加强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管理。除此之外，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建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也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个政府间机构，任务是制定国际通用的食品标准，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保障公正的食品贸易。它有165个成员，覆盖全球98％以上的食品贸易，代表性和权威性都很强，我国是198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的。
（本报记者王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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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要：疯牛病和口蹄疫接连在欧盟国家导致重大农业危机，已使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畜产业经济领域，变成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世界性问题。
欧洲疯牛病和口啼疫蔓延
谁是罪魁祸首
本报驻英国记者 史宗星
当记者写下这个题目时，英国人已同口蹄疫搏斗了50个日日夜夜。然而，焚烧死畜的大火依然熊熊燃烧。有报道说，此景象如同“海湾战争中燃烧的科威特油田”。由于焚烧不及，政府又调动军队和机械挖坑深埋。这些肥壮的牛羊猪，本是人类餐桌上的佳肴，如今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待它们。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一幕幕情景，特别是小羊羔也不得不随妈妈而去的镜头，别说英国人，就连我们这些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都有难忍的酸楚和伤感。“英国怎么了？畜牧业怎么老出问题？”时有同仁打来电话询问。可眼下谁能把这个问题说明白呢？
疯牛病的阴云尚未驱尽，口蹄疫就像野火一样在英伦蔓延开来。虽然迄今已宰杀了90万头，但专家们说，疫潮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是英国农业又一次重大危机。多灾多难的英国农民近于绝望，有人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更叫英国人伤心的是，由于疯牛病和口蹄疫都在英国首发，已给这个国家的形象造成了伤害。口蹄疫暴发后，世界各国不仅对英国畜产品紧闭大门，就连英国人去访都得接受一番消毒。邻国的一家报纸情急之下口不择言，骂英国是“欧洲的麻风病人”。
平心而论，这样责骂虽有可理解之处，但有失公正。在英伦三岛，有谁愿意自己国土上发生如此悲惨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这些病毒为何总是先光顾英国？这不能不是英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中旬发表公报称，此次口蹄疫是来自亚洲的一种“泛亚型”病毒所致，此病毒1990年首先在印度发现，而后通过中东传入了欧洲。病毒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到英伦三岛？英国农业部至今还没拿出答案。在历史上，英国暴发过多次口蹄疫，最近的两次发生在1967年和1981年。1981年的那次发生在怀特岛上，后来查明是风把病毒从国外吹到了英国；而1967年的那次，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只羊腿引起的。对于这一次的起因，虽然许多人认为是“不符合标准的非法进口肉类”造成的，但要查个水落石出，尚需时日。
耐人寻味的是，当口蹄疫在英国暴发并危及欧洲大陆之后，人们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微词骤然多了起来。一些专家把此次口蹄疫与英国1967年的那次作了分析比较，认为虽然那次损失也不小，最终宰杀牲畜40多万头，但蔓延速度、扩散范围都比这一次轻得多。这次之所以势如野火，一发不可收拾，与欧盟推行的“农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无关系。虽然这一政策曾为欧洲各国的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埋下了一旦疫情发生就难以控制的祸根。饲养场如同工厂，规模越大，产值越高，利润也就越大。但是，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殃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欧盟；只要一头牲畜染上疫病，就难免“全军覆没”；饲养得越多就意味着宰杀得越多，损失就越惨重。此外，欧盟内部实行统一大市场，活畜、肉类和奶制品自由流通，而海关和检疫又形同虚设，更为这种“一方失火，殃及全局”的悲剧重演提供了舞台。
疯牛病和口蹄疫接连在欧盟国家导致重大农业危机，已使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畜产业经济领域，变成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世界性问题。英国人在反思，欧盟各界也在反思。许多人认为，欧盟的农业已走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工业化农业”与趋于自然的农业孰优孰劣的辩论已在欧盟内部展开。尽管有人开始怀念工业化之前的自然农业状态，但时光毕竟不会倒流。目前，唯一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改革，面对新问题采取新对策。（附图片）
3月16日，英国开始大规模焚毁牛羊，以阻止口蹄疫的进一步蔓延。图为英国农业部两名官员在位于苏格兰西南部的坎布里亚郡威格敦市一家农场查看焚烧现场。
1990年，为减少人们对牛肉的恐惧，英国农业大臣约翰·古默曾带头吃汉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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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资料库
口蹄疫 疯牛病 二恶英
口蹄疫：口蹄疫早在17—19世纪就在德、法、意等欧洲国家多次暴发和流行。1898年，其病原体被证明为病毒。20世纪以来，该病广泛流行，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有一次大流行，迄今已有五大洲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疫情。
口蹄疫主要感染牛、羊、猪、鹿、驼等30多种偶蹄兽。患病动物口唇、舌面、乳头及蹄部周边等处的黏膜或皮肤出现水泡及溃烂，进而跛行、流涎。患病动物及其产品的移动和运输是口蹄疫传播的主要途径，同时还可通过人员移动、空气、河流及车、船等途径传播。
口蹄疫感染率高、传播速度快、危害严重，目前尚无治疗办法，也不提倡治疗，现多对患畜予以扑杀。口蹄疫虽属人兽共患病，但人患口蹄疫的报道甚少，对人危害极小。（才学鹏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疯牛病：疯牛病又称牛海绵状脑病（BSE），一般认为是由于使用肉骨粉作为食物添加剂引起的，1986年11月首次在英国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是疯牛病暴发流行期，主要发病国为英国等欧洲国家，造成英国20—30万头牛被宰并焚烧。
疯牛病病牛的感染因子主要局限于脑组织、脊髓和眼球视网膜，肌肉、乳汁的检测未发现有任何感染性。对牛奶及其奶制品的使用认为是安全的。（董小平博士、教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二恶英：二恶英是一种非人为生产、也没有任何用途的、在工业生产中伴随产生的环境污染物，已被公认为人类致癌物，对人的生殖、神经和免疫功能有很大危害。
二恶英在环境中不易降解，即使去除污染源后也还会长期存在于环境中。二恶英的主要污染来源包括城市垃圾焚烧、含氯化学工业、食品包装材料等。90％以上的人体二恶英接触来源于食品。（吴永宁博士、研究员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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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疯牛病引发农业政策之争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疯牛病是完全立足于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利润挂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利益就被挤到了一边。质量和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摆在第一位，这是疯牛病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
新世纪之初，欧洲农业连遭重创，继去年11月疯牛病在德国登陆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口蹄疫近日又由英国传到德国的邻国荷兰。德国“屋漏更遭连夜雨”，在边境严查紧防，生怕第二次打击降临到它头上。对于消费者来说，进市场买肉制品简直如履薄冰，经常可看到顾客拿着一根根香肠、一块块火腿仔仔细细地阅读上面的说明。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委员会对食品的生产和安全早就制定了统一标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防止疯牛病的蔓延。束手无策的政治家们只能采取屠宰政策：发现一头疯牛，有关农户家的存栏牛便全部宰杀销毁。
对于疯牛病的病因和传播途径，以及它与人所罹患的新型克雅氏病是怎样一种关系等问题，现都还在研究之中。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动物肉骨粉饲料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疯牛病肆虐欧洲，很多消费者恐怕还不知道，生性为草食动物的牛长期被强迫进肉食。而正是这一点引起人们对欧盟农业政策的反思。在疯牛病入侵德国4个月来，人们追根溯源，就未来农业政策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
众所周知，欧盟的农业政策是欧盟各种经济政策中耗资最多的一项政策，欧盟预算的一半，每年约1000亿马克用于资助占人口不到10％的农业人口。如此高额补贴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便宜的农产品，刺激产量提高，把数量放在首位。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牲畜的出栏速度，便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为存栏牲畜增加蛋白质。违反草食动物天性的肉骨粉饲料就是这样出现的。而消费者也形成了要求质量尽量高、价格尽量便宜的习惯，对商业形成巨大压力，迫使商业界反过来让生产者多生产便宜食品。据《食品报》去年年底报道，德国消费者在食品消费方面越来越吝啬，“盯着每个芬尼”。食品消费在德国家庭中的比重不断降低，1950年，一个四口之家用于食品消费的费用占家庭开支的45％，如今是15％。德国的七大食品批发商控制着2／3肉食品市场，在向农户采购时唯一的要求就是便宜再便宜。于是，农户被迫去想降低成本的办法：饲料要便宜，规模要大，出栏要快，等等。农业越变越像工厂，实际质量必然下降。
针对这种现状，德国政府对疯牛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必须在农业政策方面实现根本性变革。施罗德总理强调，必须取消“农业工厂”。1月底总理府起草的建议指出，一要重新确定农业生产的基本参数，即确定未来要扶持什么样的农产品，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二要由国家出资大规模宣传生态食品的优越性，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态度和饮食习惯。施罗德提出，要把“商业性农业”变为“多功能农业”，即兼顾环境、生产、生活质量、注重产品质量的农业。这份文件具体规定了“多功能农业”的最低标准，符合标准的将得到政府奖励。文件还要求扭转食品中制成品和速食食品增加的趋势。
今年2月，德国农业部长居纳斯特在政府声明中宣布，将改变以追求产量为目标的农业政策，“要好而不是多”。她要求消费者、农民、饲料工业、食品工业、零售商业和政府结成“转变农业政策的神奇六角形”。她宣布，对农产品将实行两种质量标签制度，一种是以生态标准生产的产品，计划10年后这类产品达到20％的市场占有率；另一种是最低标准标签，例如：符合动物生活习惯的饲养方式，仅在动物患病时使用药品。她要求零售商业的竞争集中在质量上而不是降低价格上；要求农业劳动者转向生态型生产方式，产品主要满足本地区需要，生产过程必须透明，从产地直到出售各个环节都必须有记录可查。她还提出，政府在中期只扶持符合标准的农户。
疯牛病在公众中造成的恐慌，促使欧盟新近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牛肉标签政令。从2000年9月1日开始，各成员国都必须对牛肉贴上可以令消费者查出其产地、屠宰地的标签、号码，柜台要悬挂醒目的屠宰许可号和所在国家等；从2002年1月1日以后还要进一步标明牛的出生年月和地点。
目前，对于大力促进生态农业能否取得预想效果，社会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在施罗德提出取消“农业工厂”的倡议后，3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在报上公开发表呼吁书，认为农业政策的转变虽然必要，但不是这样的转变。他们认为，生态农业迄今为止并非没有受到扶持，消费者却反映不积极，纯生态农产品的销售只占百分之几，如果继续以国家资金扶助生态农业，可能造成其对国家扶助的依赖。从食品安全的角度看，既然疯牛病罪在肉骨粉饲料工业没有遵守加工规章制度，错在政府疏于管理，那就不能归咎于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饲养方式。从经济角度观察，欧洲的农业政策不是一座孤岛，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因此，饲养的规模越来越大是无法避免的，这种“规模小些、生态多些”的转变能否行得通也是问题。
但是，疯牛病是完全立足于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这点公众没有异议。利润挂帅，食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利益就被挤到了一边。至于农业政策如何转变，人们还在继续争论，但是质量和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摆在第一位，这是疯牛病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