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观日本麻将博物馆
  本报驻日本记者 管克江
  麻将起源于中国,而日本竟也有1000万麻将迷,在东京郊区的一个旅游胜地还建有世界上第一家麻将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是一位叫野口恭一郎的出版商牵头筹办的。1999年11月建成后,已有数万人慕名而来。博物馆共分两层,展示着多方收集来的麻将桌、麻将器具、麻将牌和1万多册中日欧美麻将书籍。展览按地域风格和不同专题分布展台。从地域看,中国是麻将的发源地,日本有发达的麻将文化,美国曾兴起过麻将热,在欧洲麻将则成为贵人的游艺。从专题角度,设有麻将与人类和平、麻将与印章、麻将与历史、麻将与书籍等部分。徜徉其间,仿佛置身于麻将文化的海洋。
  麻将博物馆收藏有不少名贵麻将牌,其中有“末代皇帝”溥仪用过的宫廷麻将“五彩螺钿牌”。它的贵重处在于每张牌背的图案均为极难雕刻的梅花图,要使螺钿牌背的图案一模一样,制作师非有鬼斧神工之力不可。另外,馆内收藏有一副20年代为梅兰芳特制的京剧麻将牌,牌背以梅兰芳得意曲目“游龙戏凤”4字为图案。此外,还有中国流传到美国的第一副麻将牌、法国制造的竹制牌以及加拿大的石头牌等。有趣的是,欧美使用的麻将仍大多使用“八万”、“东风”、“发财”等汉字,为帮助不会汉语的人辨认,麻将牌的左上角分别标有阿拉伯数字或英文缩写。
  这里的麻将用具形形色色。如中国清代的红木云石麻将桌椅,方桌方凳均使用云南高级红木制作,暗花纹大理石作桌面,该麻将桌摆在二楼展厅入口处,显示了博物馆主人对它的珍爱。展品中还有一副透视眼镜,看起来与一般眼镜无异,但与特殊麻将牌配套后就能把对家的牌看得一清二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还发明了具有透视功能的隐形眼镜,也被该博物馆收藏。有了它,任何人都能成为香港影片中的现代“赌王”。
  关于麻将历史与文化的书籍是麻将博物馆最丰富的部分。比如1357年明太祖朱元璋敕造发行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面额1贯的纸币上有10束10枚文钱的图案,据说这就是麻将祖先“马吊”的起源。记者在参观时还看到一张1923年美国《纽约时报》上的麻将广告,某教会开了一个麻将学习班正招聘学员,每人学费10美元。看来当时学麻将还是高消费呢!
  在堆积如山的麻将书籍中,有中国1920年刊印的《麻将扑克秘诀》,美国1923年出版的英文麻将规则,日本1926年出版的《麻将通》以及中国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麻将大全》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麻将比赛规则。麻将博物馆专门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印刷的中国麻将比赛规则书籍,冠名为“国际标准规则”。
  麻将博物馆还大力推广麻将文化。它定期出版有关麻将文化的书籍,还出版了《麻将会报》季刊,生产了麻将点心、麻将清酒、麻将茶具等各种纪念品。以野口恭一郎为首的麻将爱好者不时赴中国各地访问,探访麻将的渊源,切磋麻将技艺。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世界最大购物车
  近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斯比尼斯商场门前的大型购物推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列为世界最大的购物车。这辆推车模型高达17米,长度为15米。 新华社记者 黄灵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近日莫斯科举办的俄罗斯时装周上,俄罗斯的一些著名时装设计师展示了他们的佳作。
  图为模特身着俄罗斯年轻设计师布娜科娃和霍克洛夫设计的裙装登台亮相。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新闻故事

  她在母腹中遭枪击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新烽
  对考特尼和她的母亲莱斯利安来说,3月30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今年此日,女儿考特尼微笑着迎来一周岁生日;去年今日,考特尼在母腹中被劫车犯开枪击中,医生不得不对其母亲进行剖腹产手术,带着枪伤出生的考特尼从而成为南非、也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犯罪受害者。
  和同龄孩子一样,考特尼天真可爱,会微笑着挥手说“拜拜”;与同龄孩子不同,她因在母腹中就受了枪伤,至今不能行走。每当看到孩子不能自由活动的双腿,24岁的母亲莱斯利安就不禁黯然泪下,那可怕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那天,怀孕7个半月的莱斯利安白天驱车外出,当行驶至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附近时,两名持枪歹徒突然蹿出来命令她下车,“他们把我向车外拽,可我的脚被离合器和刹车踏板夹住了,气急败坏的歹徒哪听我的恳求,不管三七二十一拔枪就打”,罪恶的子弹穿过她的胃部进而伤及腹中的胎儿并滞留在母体中,这位不幸的母亲立即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了剖腹产手术。
  由于不足月而被迫出生,外加身受子弹擦伤,考特尼降临人世时非常虚弱,医生从她一出生就使用呼吸器帮助她呼吸,护士更是日夜精心照料,使这个早产婴儿逐渐脱离了危险。3天后,当心力交瘁的母亲第一次看望自己的女儿时,考特尼突然挣脱呼吸器开始自己呼吸了。
  莱斯利安女士没有工作,而她们母女的医疗费加起来已超过了30万兰特(当时约合4.6万美元),有关方面组织了援助基金,帮助母女二人渡过了难关。可谁曾料到,那颗子弹伤及了孩子的脊髓神经,使考特尼留下了双腿瘫痪的后遗症。
  更令莱斯利安气愤和悲伤的是,案发后她立即打电话报警,谁知报警电话10111一直占线,因而使罪犯逃之夭夭,至今逍遥法外。
  南非是世界上高犯罪率国家之一,约翰内斯堡这座昔日以“黄金城”闻名天下的城市如今已成为犯罪者横行无忌的地方。仅以10111报警电话为例,这条全国的报警专用电话线在约翰内斯堡可谓一条特级热线,一年能接收到160万个电话,平均每天4500个左右,其中仅抢劫案每天就达20多起。考特尼和她的母亲不过是众多遭遇抢劫的受害者之一。
  近年来,南非的社会治安状况日趋恶化,各种恶性犯罪以年均7.8%的速度递增,其中劫车和抢劫案分别增长126%和91%以上。外国人亦在受害之列。两年前,韩国大宇集团南非公司总经理权勇久和津巴布韦驻约翰内斯堡副领事梅基相继在“黄金城”遭到劫车匪徒枪杀;一年多前,来“黄金城”采访的一名巴西女记者下飞机后不到14小时竟遭到歹徒轮奸,接着,慕名来“黄金城”旅游的一名德国少女在下榻的宾馆内也被流氓强暴。在南非,街头的红绿灯每变换一次,就有一名妇女遭到强暴;全国每年发生凶杀案2万多起;1998年全国被盗和被抢的车辆总数高达13万辆。
  “黄金城”曾发生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高犯罪率驱使人们千方百计寻找安全地方居住,于是国家公安部长居住在“黄金城”某条街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黄金城”房地产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那条街的房地产业却一反常态,人们争相购买,为的是出高价买安全。谁料盗贼先从那条街的街口偷起,逐渐向公安部长家靠近,最后竟潜入部长家中作案。更离奇的是,胆大包天的歹徒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前总统曼德拉在开普敦的官邸曾被歹徒光顾,电视机、电话机等物品不翼而飞;去年,一个自称“007”的家伙还乘姆贝基总统出国访问之机,潜入总统官邸大吃大喝,肆意享乐,足足地过了一把“总统瘾”。
  南非的高犯罪率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导致贫富悬殊巨大,并形成人们的犯罪倾向。当今的南非社会,法律中没有死刑,罪犯杀人不用偿命;案件侦破率太低,大多数罪犯逍遥法外;允许私人持枪,非法枪支泛滥成灾;高达40%的失业率造成社会不稳定。
  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状况,南非政府已决定拨巨款打击犯罪,争取在短期内降低犯罪率,为国民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为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就在考特尼生日那天,“黄金城”成立了都市警察局,以增强警力,与国家警察总署携手遏制和打击犯罪。这对饱受犯罪之苦的“黄金城”居民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市长在成立大会上呼吁警民同心协力维护社会治安,让犯罪成为遥远的记忆:“未来,我们的孩子将能够安全地在街头玩耍,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能够安全地居住、工作和娱乐,抢劫、强暴和凶杀等案件将逐渐绝迹。”
  打击犯罪是考特尼母亲的企盼,也是南非人民共同的心愿。愿考特尼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愿考特尼和她的同龄人能永远生活在安定的环境之中。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法国女性地位表里不一
  本报驻法国记者 顾玉清
  法国人会毫不吝啬地向“半边天”抛去“妇女万岁”的口号,让女士们觉得幸福与自豪!在“女士优先”的信条下,法国妇女在公共场合被礼让、被关爱的场面随处可见。男士们那种献殷勤的本领,常会使女士们产生飘飘欲仙之感。
  尽管法国女性表面上很受尊重,但事实上与男性并不平等。比如在求职方面,女性的机会要比男性少得多;在财富分配方面,女性多为低薪阶层;在领导岗位上,女性所占的比例更是少得可怜;在家庭中,约有250万女性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在家相夫教子,做“全职太太”。总之,法国妇女至今仍未改变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
  人们更难想象的是,法国妇女还经常受到暴力威胁。据法国有关方面对7000名已婚或同居妇女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10%的妇女曾遭受过暴力,而年轻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机会差不多是大龄妇女的两倍。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女性被害的案件中,有30%的凶手是死者的丈夫或情侣。据估计,目前有150多万妇女在家庭中有潜在的生命危险。对妇女施暴的对象涉及所有社会阶层,上自高级主管,下到工人或农民,甚至还有律师、医生和政界人物。不少人在公共场所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回到家后就换成了另一副面孔。
  妇女遭受暴力后,其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伤害,却难以找到解脱的办法。当她们到医院看病治伤时,不愿意张扬家丑,不敢向医生吐露真情,医生也因害怕介入家庭是非而很少过问伤病的缘由,所以只能相信她们的伤“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所致”。
  妇女遭受暴力的现象,已引起法国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关机构承认,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以及照顾受害妇女的行动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为此,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对策,设法弥补法律上的漏洞。但对执法人员能否决断这类“家务事”,人们并不感到乐观。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礼仪ABC(18)

仪柬
在友好交往中,礼仪文书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类被称作“仪柬”的文书在使用时不仅讲究格式与规范,还有种种礼规。
  如何使用名片 名片是用量最大的一种仪柬。人们常用两种名片,一种是只印名字、联系电话、传真地址和E-mail(电子邮件)的普通名片;另一种是加印单位名称、地址、职衔的工作用名片。在一般交际场所,当介绍自己时,同时双手递上自己的名片最为妥当。此外,名片还可用于求见,如果没有条件在见面前通电话,可在拜访前,在自己名片上加上求见某人的字样,交由门卫或秘书转送,以示要求。名片应有选择有层次地递交,即在你的名片可能起作用的范围内散发。接受名片时应仔细地看一遍再收好,以示礼貌。
  邀请与回复 邀请有四种方式,电话邀请、信函邀请、E-mail邀请、寄卡邀请。邀请信函要用质量较好的信纸书写。而邀请卡(请柬)则是特别印刷的卡片,附有回执,还带有一个信封。送请柬不要太早,免得对方忘记。如果是重大活动,可在一个月或三个星期前发出。回复邀请时应注意:在收到请柬的一星期内按对方要求的时间、内容予以回复,如果你已接受了邀请,但临时有事不能出席,一定要打电话给主人,事后再寄上一张道歉卡。有些人收到邀请后忘记了回复,还有人应邀时带去了未被邀请的人,这都是不礼貌的行为。西方国家的人在被邀请后一定要表示感谢,感谢的形式不限,用卡片、信件、E-mail或电话均可,答谢的话语不在多少,但却能够给友人留下良好印象。
  使用E-mail的礼貌 E-mail被称作是当今最快捷的仪柬,但使用时要慎重,因为使用不当会造成对方的误解与不快。使用E-mail尤其要注意礼貌,不要在邮件中开玩笑或散布谣言伤害别人,即便愚人节也不可这样做。 (晨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在外国看小事
李德民
  在外国,看到一些与国内有所不同的事情,很有感触。
  在日本访问,有一家日本新闻机构请我们代表团吃饭。入席之前,主人礼貌地对同代表团见面的一位中国朋友说:“今天请吃饭的人中没有您,请自便。”那位中国朋友微笑起身告辞,自然而然,并无尴尬。倘若在国内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会请那位不速之客一起吃饭。按咱们的客气话说:“多加双筷子而已。”可是,如果“筷子”加多了,就出现了那种“来客一人、陪客一群”的现象,大家心里并不舒服。人家可不顾那个“面子”,不随便加“筷子”,请谁吃饭谁入席,不请谁吃谁走人。待人接物,要讲礼,更要讲理。
  在罗马尼亚访问,主人在饭店请吃饭。席间有两位小提琴演奏家助兴,为我们拉了几支曲子,其中还有中国名曲《梁祝》。演奏快结束时,我看到主人从餐桌下悄悄地把一小卷钞票塞进一位演奏家的西服口袋里。琴声依旧,动作无声,一切意会而不言传,只有理解和尊重。在国内,送小费的现象虽然还不普遍,但吃饭“埋单”、住店结账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发生或客大欺店、或店大欺客的现象,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有些“大款”、“大腕”式顾客,给钱时俨如施舍。当然,也有些店家对待平民顾客则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在美国访问时,到纽约的百老汇听一场歌剧。由于自己马虎,坐到了别人的座位上。开幕之前,才发现走道上一位女士微笑地看着自己,似乎想打个招呼。我并不认识她,招呼什么呢?原来自己坐错了位置,让她久等了。马上起身表示歉意,她同时也说了句类似“不好意思”的话,待我离开后才坐到属于她的位置上。她是有理由请我离开的,但她礼貌地等我自动离开。事后我想,如果别人错坐了我的位置,极大的可能是我走到他的身边,请他挪开。这也并非无礼之举。但比起人家静候一旁,礼貌地等我自己离去,并且毫无不悦之意,这之中便有个态度上、也可以说素养上的差别。
  这些都是在外国遇到的小事。从小事看外国,发人深思。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都是很讲礼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或因讲礼而忘了理,或因讲理而忘了礼的事却时有发生。有些矛盾,有些不愉快,恰恰由此引发。怎样做到既不因有礼而失理,又不因有理而失礼,外国人的有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维莱特花园随想
  沈大力
  日前,巴黎“塞伊出版社”的帕伊女士赠我一本该社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心大教堂的秘密》,其作者卡特琳·吉恭描写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上个世纪初如何策划炸毁突兀于蒙马特尔高地的那顶新拜占廷式“冠冕”。因此,我回忆起20年前“蒙马特尔自由公社”民选老社长向我提示圣心大教堂秘史的情景。那天时值日暮,老翁指着聚光灯下出现在圣心大教堂主穹顶的一个巨人形影说道:“那是公社歌者勃鲁昂复仇的幽灵!”陪同我们此行的有蒙马特尔公社唯一的“乡警”,他从旁说:“勃鲁昂身披画家土鲁兹·罗特莱克给他绘制的斗篷,每晚来这里历数凡尔赛匪帮的罪行。”我知道圣心大教堂是刽子手麦克马洪之流在血洗巴黎公社后为庆贺他们的胜利而兴建的,因而十分理解坚持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蒙马特尔公社社员的情感。尔后,两位老者相继辞世,但并未带走他们披露的现实。
  而今,在巴黎公社1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再次来到蒙马特尔东南山坡下,抬眼又望见圣心大教堂和其前潮涌般的异国游人。
  “一般游客都不注意这山坡上下的鲜明对比”。“巴黎公社协会”的弗莱蒙先生陪我踏上通往维莱特花园的石阶时说,“您瞧,圣心教堂高高在上,象征对巴黎公社永世的镇压,可覆盖整个南山坡的花园却以公社画家维莱特命名,同高地北坡纪念另一公社画家斯坦伦的街心花园遥相呼应。两位画家生时为挚友,并肩绘画,追怀1871年春天那场人民主权运动,去世后又在圣心教堂两侧各守一边,作为对统治意志的悖论而受人景仰。”
  听弗莱蒙这番话,我放弃了原先乘缆车登蒙马特尔高地的想法,改为徒步攀坡,自下拾级而上,细观维莱特花园景致。
  花园入口,坐落着“圣婴泉”,是雕刻家德赫1907年在此塑造的,上镂一句铭文:“欢笑胜似流泪。”泉旁,人们可以看到关于维莱特花园的历史记载,上面说此园系由建筑师让—卡米耶·弗尔米热在1885年设计并指导施工,到1914年跟圣心教堂同时落成,于1930年1月正式以阿道夫·维莱特(1857—1926)命名,因为,“这位画家不愧为蒙马特尔的时代形象。”不言而喻,这恰表明维氏身上体现着巴黎公社的精神。
  维莱特花园整个攀附在蒙马特尔山坡上,其态势颇似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汗布拉宫苑,数道山径盘陀通幽,其间多苍劲的百年古树,有小亚细亚的梧桐,也有高加索的皂荚,座座花坛点缀,美丽异常,给人一种脱离凡尘之感。
  “蒙马特尔人非常喜欢维莱特的作品。”弗莱蒙一边引我爬坡,一边说,“他有一幅素描画,题为《公社万岁!》,描画了一位公社少年在圣心教堂下英勇牺牲的场面,好像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每次我来这里,总有身临其境之感。”我不禁想到维莱特的另一幅素描《樱桃时节》,画面中一位采撷樱桃的年轻女子被两个凡尔赛宪兵逮捕,可少女依然在天真地歌唱。在维莱特的画笔下,那位女歌者向往的樱桃时节正是1871年的公社时节。可以想见,画家的艺术创作倾向是何等鲜明。
  攀上蒙马特尔高地,回首俯瞰维莱特花园,不禁心绪奔涌,《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在其长诗《巴黎公社》中写下的名句不由得在脑际闪现,“公社,你没能在两个月里推翻座座巴士底狱;但你给后世留下了富有生命力的教谕。”
  题图为维莱特花园一角,左上为圣心大教堂。
(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异国风情

  阿舒拉日
杨叙
伊壁鸠鲁说,人的本能是追求快乐。这一点从节日的发展就可略见一斑。无论是起源于农业生产的节日还是起源于宗教活动的节日,无论是庆贺节日、纪念节日还是祭祀节日,似乎殊途同归,都达到了要让情绪和肚子共同快乐一回的目的。哪怕是那些本该虔诚恭谨的节日,比方说中国的端午节,外国的复活节,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屈原投入汨罗江的悲哀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只顾自己快乐去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当中国人怀着喜庆的心情吃饺子,美国人怀着感恩的心情吃火鸡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节日。来到南亚不久就常常听人提起阿舒拉日,提起阿舒拉日的自我鞭笞。讲述人怕我不信,特地请院里的杂工马赫布先生撩起他的大褂,果然不假,马赫布的背上新伤盖旧痕,没有一块好地方。
  去年的4月15日,当阿舒拉日又来临时,我们结伴来到伊斯兰堡市中心的蓝区大道。大道上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参加节日纪念活动的绝大多数是男人,他们打着黑色、红色、绿色的幡,还有人抬着用金纸银纸精心装饰的棺材,透出森森冷气。道旁的矮房顶上,为了维持秩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更使我们噤若寒蝉。
  路旁围观的群众并不比参加者少,一位热心者主动过来和我们攀谈,我乘机向他请教了一下阿舒拉日的由来。原来阿舒拉日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纪念日。什叶派是早期伊斯兰教的四大政治派别之一,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教徒约有8000多万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在由谁担任哈里发(即继任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执政期间,穆阿维耶同他争权夺利,后阿里遇刺身亡,穆阿维耶取得哈里发地位,建立了伍麦耶王朝,阿里党人就在反对伍麦耶王朝的斗争中逐渐发展成为什叶派。公元689年,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反对穆阿维耶临终前要求拥立其子继任哈里发,拒不宣誓,同时接受亦对伍麦耶王朝不满的库法人的邀请,率领部属离开麦加,前往库法,在经过卡尔巴拉(今伊拉克境内)时遭到伍麦耶人的袭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杀害。从此什叶派就把这一天,即伊斯兰教历61年1月10日定为蒙难日和哀悼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活动。由于伊斯兰教历比公历每年约少10天左右,所以就公历而言阿舒拉日是不固定的。
  谈话之间,纪念活动已经开始了,人们几十个一群聚在鲜艳的旗幡之下,由一人领头,众人齐齐地高声唱和着“呀——,侯赛因——,呀——,侯赛因——”,他们时唱时喊,同时节奏分明地挥舞着胳臂,重重地拍打着自己的胸部。人们的情绪渐渐亢奋起来,喊唱声越来越激昂,胳臂挥舞得也愈见用力,举目望去,南亚火辣辣的阳光下一片黑黝黝的手臂泛着汗水的光泽起伏着,翻飞着,令人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有肃然,有敬畏。
  旗幡飘扬起来了,队伍向前缓缓移动,行进到十字路口时终于出现了高潮,有些人脱掉了上衣,裸露出肌肉发达的脊背,开始抡圆了手里的武器抽打自己。这是一种特制的工具,铁链子上拴着三四把锋利的小刀,一链抽下,脊背上便出现几道血口子。霎时间,眼前血肉横飞,血光四溅,干燥的空气里弥漫了血腥之气。鞭打者有的缩肩弓背,仿佛被痛楚攫住了,下不去手;也有的怒目圆睁,手起鞭落,好像打的不是自己。但甭管怎样,他们都顽强而执拗地坚持着。有人用小喷壶向他们的脊背淋一些冷水以减轻疼痛,稀释的血汇成了小溪,一条条肥大的白裤子转眼间浸成了红色,血水顺着裤脚滴滴答答流到地上,仿佛向大地无言地诉说什么。
  就在这时,路边走来了一个西方人,他背着帆布行囊,踩着旅游鞋。眼前突然出现的节日盛典使他快乐的脸上蒙上一丝困惑。
  “出了什么事?”他凑近些,问身边的人。“侯赛因死了。”一个老人悲怆地答道。“侯赛因?昨天死的吗?报纸上怎么没登这则消息?”“哦,他已经死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那为什么?他似乎彻底糊涂了,耸耸肩干脆不再想。椰子树下,一双大脚踏着石板路信步而去,依然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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