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
——钟桂松茅盾研究侧记
陈子善
在群星灿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贡献了《蚀》三部曲、《虹》和《子夜》等名著的茅盾，始终是十分耀眼的一颗巨星。中外文学评论界对茅盾的研究也已长达七十余年了，早已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分支学科。遗憾的是，未见一部研究茅盾研究的专著问世。在茅盾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前夕，这个本该由专业研究工作者来完成的学术空白，随着《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世，终于由“利用业余的业余时间”从事茅盾研究的钟桂松填补了。
钟桂松与茅盾同乡，二十余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茅盾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茅盾少年时代作文赏析》、《茅盾与故乡》、《人间茅盾——茅盾和他的同时代人》、《茅盾的青少年时代》、《茅盾传》、《茅盾传——坎坷与辉煌》等著作，硕果累累。正是在长期的茅盾研究工作中，钟桂松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今天茅盾研究的辉煌和成熟，“是在几十年的曲折和艰难中走过来的，是经过几代学人的拼搏而得来的”，极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理性的反思，以促进新世纪茅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为我们写出了这部与论述对象相比同样丰富多彩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
“研究史”的撰述决非易事。钟桂松这部研究史对茅盾研究各个时代的资料搜集和呈示堪称全面、翔实。全书不仅涵盖了七十年来重要的茅盾研究家、研究著作和论文，还从茅盾生平传记研究状况、生前和身后的纪念活动、历次学术研讨会纪要、海外学者研究收获，以及不同时期对茅盾作品的争议等众多方面加以开掘和整理，这在以往的现代作家研究史著作中并不多见，具有了真正的“研究史”的品质。
当然，钟桂松这部研究史并不仅仅是广收博采的“研究史”资料“长篇”，书中还融合了编纂者对茅盾研究史严肃的学术思考，个性色彩颇为鲜明。钟桂松认为茅盾研究史的脉络其实与茅盾的创作脉络并不吻合，与现代文学史的进程也不一致。譬如三十年代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期，但茅盾研究却相对滞后；譬如茅盾具有浓厚的“史诗情结”，他一直力图在小说中全方位地反映他所处的时代，而茅盾研究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此并不重视，等等。
作者认为对茅盾文学创作的得失功过应该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加以考察，在这部研究史中，对不同时代茅盾研究的成绩和缺失的评估也坚持了这个观点。他不苛求前人，注重茅盾研究史所显示的时代脉络、时代烙印和时代特征，他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茅盾研究所遭遇的每一个曲折，所取得的每一步进展都给予应有的评价。特别对新时期以来茅盾研究逐步走上正轨，在茅盾的文学思想，各种文体创作，与外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渊源，生平史料的挖掘，传记、评传、年谱和词典的撰写等领域均取得长足进展，给予了详细分析和充分肯定。
对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青年学者在茅盾研究中的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钟桂松在这部研究史中也都如实作了反映。他认为学术研究不同意见的争鸣乃属正常现象，茅盾研究中的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碰撞，会促使研究者调整思路，重新思考。任何从学术层面上提出的新观点都应受到关注，茅盾研究中别一种思考，别一种解读的存在，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促进茅盾研究向纵深发展。归根结底，茅盾研究中的新观点有没有价值，能否确立，还有待时间和历史来证明。
《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的出版，显示了钟桂松宽容阔大的学术眼光，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以及他在茅盾研究领域中所占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为了纪念茅盾逝世二十周年，钟桂松还出版了《茅盾散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研究史的姐妹篇是钟桂松二十余年来茅盾研究单篇论文的结集，内容广泛，涉及茅盾与吴越文化的关系，茅盾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茅盾小说的变形、暗示、音响艺术，茅盾的旅日散文和乡土散文，茅盾生平事迹的若干考证等议题。重视实证，不发空论，文笔生动活泼，是这部茅盾研究新论集的显著特色。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三联新书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著
书中收集了作者近几年来的杂文体文论五十篇。涉及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民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和发展，资本市场的问题与发展等等方面。作者的观点对企业家经营决策、政府官员制订和执行政策极具价值。
《中国绘画通史》 王伯敏著
论述自原始社会以来的中国绘画发展历程，对画家、画作系统加以评介，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是迄今最完备、最具规模的一部中国绘画史的学术专著。
《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著
陈寅恪集之一种。以一代名士钱谦益与名媛柳如是的姻缘为核心，以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为背景的史学专著。
《网络时代的管理》 詹姆斯·科塔达等著
美国成功企业的改革成功经验——如何提高在网络环境下的经营成效。
《走近经济学》 张军著
作者主要从事转轨经济学研究。这本《走近经济学》是一本把高深经济学理论变成老百姓乐于接受的知识的书，可读性强，有趣生动。
《神话与政治之间》 让·皮埃尔著
对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二十世纪人类遇到的重大问题，有详尽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神话与现实是如何沟通的，是一个积极介入社会的心路历程。
高阳作品系列 高阳著
包括《秣陵春（红楼梦断一）》、《茂陵秋（红楼梦断二）》、《五陵游（红楼梦断三）》、《延陵剑（红楼梦断四）》、《大野龙蛇》（三册）、《红楼一家言》、《三春争及初春景》、《曹雪芹别传》（上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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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走进新世纪征文
新世纪需要崇高的精神
——介绍《井冈山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
庄福龄
正当举国上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认真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宣传和弘扬崇高精神的重要时刻，我们高兴地看到，由江西省委宣传部策划、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精神》一书出版后仅一年又出了修改补充的第二版。这是一本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井冈山精神的力作，也为当前大力宣传和弘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提供了生动而实际的学习材料。
本书深入地研究和阐明了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它不是从抽象的原则或既定的概念出发，而是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尽量利用当时准确而鲜活的语言，来概括和表述井冈山精神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这就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创新气概；“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优良作风；“为主义而牺牲”的奉献精神；“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群众观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对于上述五点概括，只要学习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能找到明确的根据而不会感到生疏，但是把这五点综合在一起，的确又从整体上反映了井冈山革命实践的精神面貌。理论概括的深刻性正在这里，这帮助人们从片面到全面，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进而达到科学地把握事物的整体和全貌；理论概括的普遍性和现实性也在这里，凡上升到全面的、整体的、本质的层面，也就突破了一时一地的局限性而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品格。井冈山精神，不仅是过去中国革命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当今和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精神动力。可以说，作者的五点概括既立足当代，又尊重历史，既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又揭示了继续坚持和发扬这种崇高精神的必然性。
编著者把井冈山精神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中国革命实践中作系统的考察，科学地确定了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作者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把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同支撑这一道路的井冈山精神结合在一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把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相继产生的崇高精神同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关系结合在一起，通过这些系统的历史考察，提出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这样的历史定位，既阐明了独创性的中国革命产生了井冈山精神，而井冈山精神又支撑和推动着独创性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井冈山精神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又阐明了这种精神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凝聚着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因而又成为往后一切崇高精神的基础、出发点和生长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是依靠各个时期崇高精神的积累和升华而形成的，昨天的精神和理想，成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精神和理想，又将成为明天理想的动力。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延续中，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值得我们永远珍视。
这本书还突破了一般研究历史只停留于历史评价的局限，善于把历史事实与价值观、时代观联系起来，论述了弘扬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实生活已经把历史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需要在更高的起点上继续加快发展和提高的阶段，是一个挑战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复杂的阶段。只有密切结合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弘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崇高精神，才能战胜困难，夺取新的胜利。作者正是从现实的需要中提出问题的，例如，把历史上“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同当前怀疑社会主义能否坚持的动摇思想相联系，提出弘扬革命传统，坚定信念、敢闯新路的现实意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呼唤同老区现状相联系，提出弘扬开拓、创业、求实精神，发展老区经济的现实意义；把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不朽性同所谓“告别革命”的谬论相对立，提出恢复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深远意义，等等。可以说，本书通过现实针对性的分析，揭示了历史上井冈山精神与现实中的时代精神，历史上的崇高理想和现实中的奋斗目标是前后相连、一脉相承的，是完全统一的。
从崇高精神的联系和统一上也可以看到，当前江泽民同志要求的为实现伟大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历史上毛泽东、邓小平所倡导的崇高精神的发展和创新，也是井冈山精神在新世纪的发展和升华。鉴往而知今，让历史告诉未来。读一读弘扬井冈山精神的这本书，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上述精神，更好地用崇高的精神武装起来，汲取巨大的精神动力都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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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剧《白毛女》的五十余年
贺敬之 张鲁 瞿维
歌剧《白毛女》从1944年冬到次年春在延安创作和首演以来，时光已过去半个世纪又五载有余了。从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改本至今，也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历经漫长岁月中的时代巨变和人世沧桑，作为这个创作集体中现仍在世的我们，在为现今改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重版本所写的这篇前言中，我们首先要表达的是生者对逝者的深深怀念。从1968年以来，已经有参与剧本执笔和音乐创作的六位同志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是：向隅、马可、丁毅、刘炽、陈紫、李焕之同志。
这几位同志都是延安时期与我们一同工作或学习过的老同志，是矢志不移为革命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终生的人民的艺术家。他们每个人一生为事业做出的全部贡献，其中包括参加歌剧《白毛女》创作的劳绩，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自1946年歌剧《白毛女》在张家口正式出版以来，历次版本的封面或扉页上，作者署名均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在这之下，是剧本执笔者和音乐作曲者的名单，其中包括先后参与写作的上述六位同志的名字在内。在这次重版本的正文中，对每位作者参与写作的每个不同部分，又分别作了署名。这样做，一是应歌剧史家研究工作的需要，也是应演出和出版单位具体确认作者著作权的需要，更是我们借以表达对逝者永志不忘之情的需要。
此次重版的这个修改本，除收入1962年经过修改的全部文学剧本和音乐曲谱外，还保留了以前版本中作为前言或附录的几篇有关文字，这些文字，应当说都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文革”结束后，被“四人帮”批判和禁锢了十多年的歌剧《白毛女》获得解放。从1977年至1995年，先后有不同演出单位根据各自排演的要求对剧本和音乐做过或小或大的修改。由于这些修改在观众、同行以及原作者中存有不同看法，特别是1995年不是由原作者参加的那次修改，不仅对重要情节、更对整个主题思想所做的重大改动引起了广泛争议。因此，现今重版的正式文本便只能仍然采用1962年的这个修改本了。
但这决不意味着经过1962年修改后再不需要做进一步修改，更不是意味着以后再修改可以不再听取演出团体的意见了。事实上，不论1962年修改的当时，还是这次整理修改本付梓的今天，情况都不是这样。例如：虽然1962年修改本没有采纳此前由演出团体改过的喜儿在第二和第三幕中的两段唱词，但把第四和第五两幕不少段落进行压缩，却是接受演出团体和许多歌剧专家的意见而做出的。再例如：自1952年版本起，第四幕大春与喜儿山洞中相见尚未认出彼此时，有大春插问其间的一大段喜儿的独唱，这段唱一直未被舞台演出采用，但由于不少同行着眼于剧中人物感情抒发与剧情进展相吻合而给予积极评价，因此一直保留在正式文本之中。尽管如此，1977年以后，仍然接受了演出团体和另一部分歌剧同行的意见，对这一段作了另一种处理的尝试。
总之，歌剧《白毛女》作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集体创作，作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表现人民群众斗争生活并力求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部探索性的民族新歌剧，无论以往和今后，都需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都需要为继续提高而不懈地向广大观众、读者和同行们学习，吸取舞台实践的经验和文艺批评的意见，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在各个时期出于不同欣赏趣味、艺术观、价值观和不同思想立场的各种不同意见，则要求我们学会辨析、择善而行，这自然又是不言而喻的。
在艺术表现问题上，如何看待和克服音乐效能发挥不足和歌剧艺术形式不够完整的缺陷，是在肯定民族化、群众化的前提下吸取西洋歌剧经验，在不削弱文学性、戏剧性的前提下增强音乐性，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寻求综合性艺术形式的统一与完整，还是与此相反，忽视民族风格和民族艺术经验，离开人民文艺应有的革命创造精神，以西洋歌剧为惟一圭臬，独尊某一类西洋大歌剧为标准模式，否则便是艺术水平低下，甚至不能算是“歌剧”？
“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由于杨白劳被逼自杀的情节和喜儿逃出黄家前性格发展的渐进过程，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歪曲、丑化劳动人民形象，从而构成剧本执笔者“反对革命文艺路线”的一项重大罪状。
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近几年来，批判的角度则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在一些人的笔下和口中，它又被说成了是“极左路线下的产物”。他们认为黄世仁与杨白劳两方只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解决纠纷应当是按照经济法规偿还债务而不该搞阶级斗争。他们为喜儿重新设计的“活法”是跟着杨白劳开豆腐店挣钱发家，完全抹杀旧中国剥削压迫制度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作品突出表现的阶级斗争主题和鲜明的倾向性，正是他们所指的所谓“解放区文学的党派偏狭性”，是应当从根本上给予否定的。作为这一创作集体的成员，不论是逝者和生者，从旧中国到解放区到新中国，大半生的所见、所识和亲身经历都在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来自铁铸的事实。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要抹杀历史真实，颠倒人间是非，翻转历史定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而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要说的是：近几年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出现的许多更重要的事例在提醒我们，某些人假借“改革”之名公开呼号要“告别革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决非虚言，更非戏说。他们的大量言行表明，所谓“告别”本就是消解、否定和反对之意。不仅要否定和反对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各个时期的革命行为，同时要消解和否定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不仅要以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指导改写中国百年历史，更在于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而改写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否定自鲁迅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正是他们总体要求的一部分。
对此，我们这几名身心犹在的文艺老兵，不能不同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他们说“不”！因为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前进方向是决不能随意篡改的。
（本文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毛女》前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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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建设的历史课题
吴静
在人类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马克思似乎真的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幽灵，然而，这是一个在他身后的世界里仍具有无穷穿透力的幽灵。无论是甚嚣尘上的颠覆性断言，还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做简单的对接，共同确证的只能是一个结论：马克思实在不愧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思想家，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百五十年来的解读始终似是而非、歧义丛生。特别是本世纪初当他的早期著作公开出版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复杂性更是大大增加，甚而出现了“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挣脱前苏联、东欧模式，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张一兵的新著《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文本学研究的角度交出了一份答卷。
作者以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系统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为开端，通过对其各个时期重要笔记和代表著作的研究，提出了更具创新性的发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一是1844年青年马克思首次介入经济学研究时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批判，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本是《巴黎笔记》（包括《穆勒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二是1845年1月到1846年12月，在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形成了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本质的“客体”向度的历史辩证法；第三，也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建树在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确立的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与黑格尔仅仅面对主观现象的精神现象学以及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不同，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以及必须由物质变革来完成对颠倒的消除。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历史地形成这种颠倒的过程中，马克思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完成了他最著名的理论发现——剩余价值理论，这也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重要的内容。张一兵将这三个理论高峰称之为“马克思哲学思想进程中的三大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这一点的提出也恰恰是《回到马克思》一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本书的副标题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客观地说，作者也正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对形成哲学话语起关键作用的篇章甚至片断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才造就了这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的著作。因此，《回到马克思》的出版，无论就其本身的学术价值还是它在方法论上提供的引导，实在可以说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大“事件”。
本书明确反对原有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解释，在方法论和很多观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整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哲学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精神主旨。
当然，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正确指导实践的同时使学说本身不断推进。《回到马克思》正是这一过程之前的正本清源。由此，才能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显露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这自然也是本书在今天出版的现实意义所在。
从总体上说，《回到马克思》一书代表了中国青年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新尝试和新成果，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书中的某些观点仍然值得进行认真的讨论。此外，过多新名词的使用以及语言的表述方式使得行文略显艰涩，对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易造成障碍，这必然影响到对本书基本观点和主旨的理解，不利于其价值的突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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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休闲式风格为英语爱好者服务的英语学习杂志《英语角》四月初创刊。这份由外文出版社主办的杂志以标准、实用、容易、有趣、前卫的内容向读者展示当今世界英语学习的潮流。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美国新经济——联邦与州》
罗伯特·阿特金森、拉诺夫·科尔特 著
焦瑞进、刘新利 译
波及全球的新经济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高科技产业、知识界和政府部门更是如此。新经济是网络化、全球化、高风险、能动的知识经济。本书由美国国会进步政策研究会新经济项目小组主任罗·阿特金森和分析专家拉·科尔特合著，对美国的“新经济”进行了量化界定，提出了一套衡量新经济发展的全新指标体系，揭示了新经济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就美国最近十五年来经济的主要方面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作了完整的概括，下篇则用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对美国各州的新经济进程做了具体的评估和衡量。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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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
倪梁康 主编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运动之一，从其创始人胡塞尔发表两卷本的《逻辑研究》迄今已有了整整一百年历史，积累了大量文献。从胡塞尔本人到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及至此后受到现象学影响的重要思想家，二十世纪绝大多数哲学代表人物都对现象学做过程度不等的阐述。本书从现象学文献中精选出代表性文字三十二篇。（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