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和边界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研究员刘溶沧
  □本报记者 张怡恬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近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算起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至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而关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应具备的条件和社会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即积极财政政策的边界问题,却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溶沧。
  记者: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已出现重要转机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央仍然把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近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呢?
  刘溶沧:虽然当前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已经明显好转,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过分乐观。因为,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好,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的好转,而并非稳定的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如结构问题、体制问题等,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首先,虽然通货紧缩的趋势已经得到缓解,但通货紧缩的隐患尚未根除,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其次,国民经济虽然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还比较多。因此,无论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还是从巩固、发展当前较好的宏观形势的现实需要来看,在一定时期内仍有必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记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保证,当前我国是否具备这些条件?
  刘溶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这是因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而这些举措必须有剩余的资源作支撑,否则极易引发通货膨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条件是具备的。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及其他物质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以及新的消费需求潜力可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转换的空间更是难以估量,经济增长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第二,国家财政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衡量一国财政是否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承受能力,可以用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判断。借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入围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这一标准,历年来我国与《马约》同口径的赤字率(即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未超过这一上限。同样,就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说,1998年以前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只有5%左右,2000年上升至14%,但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目前我国仍然具备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
  记者:现在有人担心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刘溶沧:实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情势来决定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间长了就一定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只要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且条件具备,同时,从政策效果和实施情况看,对经济有效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那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适当的。反过来讲,如果不合时机地实行某种财政政策,即使持续时间不长,对宏观经济运行也会造成严重危害。总的来看,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注意不能突破以下三个边界:
第一,政策环境边界。也就是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对民间投资、民间消费增长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压抑、排挤了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的增长,那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不合适的。有人认为,从去年下半年起,我国已经产生了“挤出效应”,理由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增发的长期国债,都是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会对银行的贷款能力或规模产生影响。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统计资料显示,去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已开始加速,银行贷款的规模也在增长,存贷差规模依然很大,所以并未产生“挤出效应”。理论分析也表明,在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而且会有效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在我国目前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等,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为产业、技术升级和国民经济后劲的增强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政策运用边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以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为代价,但只要这样做能促进当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提高,并为以后中长期的经济有效增长奠定基础,那么,这种政策就是可取的。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切实拉动了国内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我们实行的是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双向着力、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符合推增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因而能够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而不会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受挫。
  第三,政策效果边界。这是指增发国债的使用要有可靠的效率和效益保证,至少能为今后的还本付息提供保障。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确实能够拉动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适度快速增长,但这是以未来财政负担加重为代价的。如果国债投资的效益不佳,不能为今后还本付息提供可靠基础,那么就应该检讨甚至放弃这种政策。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增发国债的总体投资效益良好,增发国债使用的基本方向和主流都是好的,因而不会对今后的还本付息构成威胁。
  可见,无论从必要性、可能性,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当前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是适当的。当然,如果今后宏观经济运行情势发生改变,我们就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力度和取向。
  记者: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刘溶沧:我认为,主要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确保和努力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果。国债资金必须用之得当、用之有效,否则就违背了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也将造成后续国债规模的虚增压力。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政策效应,是促成去年我国经济出现重要转机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但毋庸讳言,国债资金的使用也出现了诸如个别建设项目的选择不够慎重、资金到位不够及时、个别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没有保证等问题,因而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管。
  二是尽力扩大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政府投资对经济启动与刺激作用的大小,关键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不会太高,不可能通过其“单打独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社会投资所具有的基础性(公共性)、带动性、引导性(调节性)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投资的“四两拨千斤”效应,亦即乘数效应。一般说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越大,所撬动的社会投资就越多,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就越明显,国债的发行规模也可相应减少。因此,今后应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财政参股和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调整、优化等途径,努力扩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以迅速扭转社会投资增长跟进不快的局面。(附图片)
  (题图人物为刘溶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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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社会最优化原理》
张瑞甫撰著的《社会最优化原理》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专门探讨社会最优化问题的著作,全书共有43万余字,其内容包括:社会最优化的参照系统,社会目标、模式的最佳设计、确立与修正,社会道路的最优规划、实践与调控,社会基本要素与组织形态的最佳建构,社会人力资源的最优开发与利用,社会物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的最优开发与利用,社会动力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最优调控等10个方面。(季为民 葛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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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西部抉择》
  周民良撰著的《西部抉择—西部大开发的回溯与前望》一书,已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作者考察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数次大规模开发,并在充分肯定这些开发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如,古代以移民或戍边屯田为主的开发给后人留下了严重的生态隐患。在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背景进行扎实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西部开发应遵循市场导向、循序渐进、发挥优势和突出重点等原则,做到开发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改革开放相结合。
  (吴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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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企业释义》
  张洪兴的论文集《企业释义》一书,已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丰富,从企业的性质、目的到企业的生存方式,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到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从企业管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到网络经济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等都有所涉及。该书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对企业生存与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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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非制度政治参与》
方江山撰写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紧密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现实,在对当代中国农民特点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提出并分析了非制度政治参与这个核心概念。(李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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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不能把“科教兴国”理解成“技术兴国”
纪宝成在《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许多人心目中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甚至只是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技术,这种狭隘的眼界既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事实上,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划分是学科的划分,而非实践的划分。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给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物质载体,但如何运用这种条件则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撑和导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在科教兴国战略中,两者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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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
  余源培在《论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和一般研究思路》一文中提出,经济哲学是一门通过结合法产生的结构性跨学科的综合学科,应当从“动态”、“交叉”、“综合”上去把握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哲学的研究应当“以问题为中心”,目前可做的工作有:从思想发展史角度梳理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当代理论经济学中重大的哲学问题;研究当代全球性的涉及哲学与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并认为,开展经济哲学研究需要建立两个联盟,一是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二是理论工作者与企业家的联盟。(摘自《复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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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怎样提高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
  ——“中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研讨会述要
  □丁昱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中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研讨会暨《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首发式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对近年来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框架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代表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的《中国21世纪议程》公布以来,我国在有关环境政策与法制的建设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许多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仍不够理想。与会者指出,对于环境工作的成效可以用三类指标来衡量,即第一类用于衡量法制建设与环境生态保护机构建设水平;第二类用于衡量改善环境的某些措施水平,如达标率等;第三类用于衡量环境质量水平,如水质情况等。总的来说,我国对第一类指标的完成很好,对第二类指标完成较好,对第三类指标的完成却不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对环境问题相当重视,但环境资源总体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在环境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环境管理体制属于部门分割的纵向管理体制,环境政策之间不配套;二是有限的环境管理资金的配置及使用缺乏效率。
  与会者认为,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多数环境问题的核心就是经济问题。所以,环境和社会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仅靠单一的环境政策并不足以使环境得到整体改善。要改善和提高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分割的纵向管理模式,建立一个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相结合的新体系,加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机制之间的综合协调。从决策和运作机制来看,通过制度创新,加速政府职能转化,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建立多方对话机制是提高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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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治学与钓鱼
□马宏伟
  作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经济学界可以说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对于他的学术观点姑且不论,但他把治学比作在大海中钓鱼,并把学术文章分为价值较高的大鱼和没有价值的小鱼的说法,却是颇耐人寻味的。他说,为了钓到大鱼,先要找自己认为有鱼可钓的地方,这个岛看一遍,那块大石考察一下。看中了地点,下钩时脑子里充满幻想。钓无所获,心有不甘,就转鱼饵、换钓法。再不行,就另换地方。如此这般,学术研究之辛苦可知矣。
  张五常自认其钓鱼的兴趣是要大不要小,越大越好;而对于搞学术,“博大不取小”的选择倾向甚至比钓鱼更重要,“有等于无的学术文章,不写算了”,因为小鱼尚可煲汤,而小文确是废物。张五常自称,自己博大鱼博了三十多年,只钓到了六七尾几斤重的石斑,半条《老人与海》中的巨鱼也没有钓到。
  与此相反,时下有些做学问的人,不是踏踏实实地研究、求索,以拿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动辄推出“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开辟“新的学科”……其浮躁之气可见一斑。实际上,绝大部分的这类“成果”即使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宝库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更有甚者,有的人为了沽名钓誉或评职晋级,不惜欺世盗名,剽窃他人成果。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由此想起曾听过一则名为《钓鱼》的相声段子,讲的是有人见其邻居每每钓到大鱼数尾,十分眼热,便也置备钓具、干粮,去操练一番。但怎奈此人心性浮躁,缺乏耐性与韧劲,结果徒劳无功,连续数天空手而归。然而,他既不肯就此罢手,又不能认真反思,老老实实地付出辛苦,而是去鱼市买了一盆活鱼,以博虚名。结果被人识破,沦为笑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可见,“为人”与“为己”自古以来就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为己”者,做学问是为了明事理、求真知,不图虚名、不计穷达得失,做真实无伪的学问;“为人”者,则急功近利,把做学问作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做浮华浅薄的学问。
  提倡做“为己”之学,兴“博大鱼”之风,不仅需要治学者树立科学的态度,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与定力,而且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学术成果评价激励机制,形成鼓励“博大鱼”的社会环境。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总有从衣食无忧到实现自我价值等种种需求,总希望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承认。因此,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的依据和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了教人如何做学问的重要导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有权威、有公信力的学术成果评估标准和科学的评价方式,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至关紧要。在社会普遍呼唤创新、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当然,鼓励人们做“为己”之学,不是要人们自私自利或自我欣赏,也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不问世事,以致所做学问空疏无用,而是说在做“为己”之学时,必须把目的置于“成物”,即身任天下,利济群生,以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否则,所谓的“为己”之学终究是难有所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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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取有利地位
  □王德迅 谈世中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但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发达国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只能分享较少的经济全球化成果,而且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少数最不发达国家甚至可能在世界经济基本格局中日趋“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该拒绝经济全球化,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的反对,并不能扭转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只能使自己更为落后、更为被动。因此,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制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和策略,趋利避害,以较少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利益,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取有利地位的唯一选择。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努力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战后形成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急需改革,尤其是一些国际经济规则需要重新修订,一些新的国际经济规则需要制订,以适应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等。这实际是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重新分配的过程。因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千方百计地要使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为其利益服务,有的国家甚至试图以此建立新的经济霸权。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制订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求同存异,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分享更多成果,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创造条件。事实上,如果发达国家以牺牲穷国和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求得自身的繁荣,那么,经济全球化就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全球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繁荣,世界也不会安宁。
  在开放和发展中求安全稳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对外开放,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和规则障碍。这无疑会增大经济波动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甚至有可能冲击国家经济安全,危及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确定开放的进程和长远目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①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对外依赖的关系。不能不顾国情地过度开放,以致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进而危及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也不能为了减少对外依赖而切断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应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减少对外依赖,走自主发展之路。②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保护幼稚产业和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产业是必要的,但保护的滥用,甚至为了保护民族工业而拒绝开放的做法,只能保护落后,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应在保护期内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推动民族工业走向世界,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③根据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能力提高的实际进程,掌握好金融开放的步骤,尤其要注意资本项目的谨慎开放,确保本国资本市场和币值的相对稳定。5建立科学的预警制度和应急方案,以掌握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主动权。总之,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开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和安全,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化解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风险,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发挥后发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是其国际竞争力较低。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很难扭转这种不利形势。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优势,在某些领域和某些产业尽快提高国际竞争力,争取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历史包袱,可以较为迅速地采用先进技术和体制,追赶发达国家,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发挥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取较为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为了发挥后发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应不断改革和完善本国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体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先进科学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找准产业发展的切入口,大力发展具有本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尤其要树立全球意识,积极发展跨国企业和名牌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提高国际地位。
  加强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取有利地位创造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不强而难以单枪匹马地与发达国家竞争,因而应加强南南合作,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得一席之地。一是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逐渐摆脱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二是在国际谈判中相互协调立场,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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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召开
儒教问题讨论会
  本报讯 中国古代是宗教观念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还是一个“非宗教国”?这不仅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认识国情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是非宗教国,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教化之教。自从任继愈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儒教是教说”之后,学术界就此展开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现在,理解和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开始增多,并初步形成了“儒教是教说学派”。继任继愈及其支持者发表了约20篇论文之后,最近李申又出版了较为系统地论述儒教问题的专著—《中国儒教史》。
  儒教研究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日前召开了儒教问题讨论会。我国传统文化和宗教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就有关“儒教是教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
  (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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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
《经济研究》光盘出版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研究》最近推出了该刊自1955年创刊至2000年的全部论文数据光盘。为此,该刊编辑部日前在京召开了座谈会,首都经济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认为,《经济研究》作为国内创刊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学术刊物,基本上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界的风云变幻,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经济研究》数据光盘的出版,为经济理论研究人员和关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人士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方便。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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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藏铁路格拉段将穿越富于神奇而雄险的“极地”景观的青藏高原。图为常年积雪的昆仑山。 新华社记者 侯德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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