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经济视点
农村电价开始降了
——山西河南农村电网改造采访侧记
本报记者 冉永平
有一个看起来很不合理的现象，久居城里的人可能并不知道，那就是收入比城里人低的农民用电却要比城里人贵。如城里每千瓦时电北京是4角，其他地区也大体相当。可农村平均是6角7分钱，比城市高两角多，有的地方每千瓦时电甚至高达两元钱，农民被迫点起煤油灯。
为什么收入低的农民用电反而要多花钱？问题出在农电成本高于城电。原因有两个：供电线路长而且线路质量差导致线损高，管理体制混乱。
从1998年起，国务院直接部署，由国家电力公司牵头，启动了农网改造、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即“两改一同价”工程。
工程实施两年多效果显著。截至去年底，仅国家电力公司就完成投资1100亿元（国家计划投资1892亿，其中国家电力公司负责1537亿元），已经改造了1848个县（共涉及1920个县），全国农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已经下降1角钱，仅电费一项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就达100亿元。
电价透明了、电费下降了
在山西运城地区新绛县姚孟村，村委会主任刘水合告诉记者，“两改”给姚孟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电好用了。
刘水合说：“两改”前村里的线路是70年代建的，线路质量很差，下雪天要电工拿竹竿子到变压器下捅捅才行。村里的乡镇企业由于电的问题搬走了不少。留下的企业都花了几千元买了柴油发电机。去年9月“两改”结束后，不少搬走的企业又搬了回来，而且还新办了6个企业。
记者随意走进村口一户叫郑军命的农民家里，他家生产锅巴，几台机器正隆隆转着。小郑对记者说：“只要有销路，现在可以24小时生产。过去不行，要晚上10点以后才能用电，而且一个礼拜至少要停两三天电。为了生产只好烧油发电，一天要40到50元。现在好了，随时用电，价格也比过去低。可就是这个4000元买的发电机砸在了手里。”
张孝村的情况也大体相当。记者来到村民卫运春家，他老伴柴玉莲抢着说：“过去天一黑电棒（日光灯）就光闪不着，还老停电。特别是到黑天，用电的多了就停电，晚上连电视也看不成。现在好了，你看我这个15瓦的泡子比过去40瓦的还亮。”随行的供电局的同志解释，这是由于电压上去的原因。刚改完时，好多供销社15瓦的灯泡脱销。
山西由于在“两改”前农电管理体制已经进行了改革，实行电力部门统管，因此，电价相对较低，“两改”后主要是降低了线损，农民每千瓦时电大约下降1角钱。如张孝村，电价由每千瓦时6角降到4角9分。这个水平已经接近城市。
河南一些地方在“两改”前农电管理基本归地方，一个村一个电工。一些地方“权力电”、“人情电”较严重，一些村干部常年不交电费。因为“免费”用电，所以干部一个月的用电量相当于普通农民一年的用电量，这个钱最后都摊到了农民头上。“两改”后，把过去乡电管站上划电力部门，电工也由每村一个改为由电力部门统一聘用、统一管理，不仅杜绝了“权力电”、“人情电”，而且电工人数也大大减少。
仅降低管理费用和堵住管理漏洞一项，就使电价明显下降。
在河南孟津县朝阳镇南石村，记者碰到在村头散步的高景星老汉，高老汉带我到他家，拿出电力部门每月用电脑打印的电费收费单和以前老人自己记录的交费表说：“过去一个字8角4，现在是6角2，便宜了2角多。现在电费透明，大家的电表都集中在一起（电力部门解释这叫‘集表’，把原来安在每家每户的电表集中在一起，以便大家监督），谁用了多少电由电工每月张榜公布，大家心里透亮。”
记者又来到村民高保定家，他办了个烧制唐三彩的企业，生活条件较好，家里装了空调。他说：“过去空调是个摆设，现在能用了，而且每月比过去还少交电费。”
新体制面临诸多新问题
“两改”工程被称为德政工程，记者调查时深深感到农民对这一工程的拥护。但是，由于这项工程涉及面广、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农电体制改革又涉及多方面利益的重新调整，因此负责具体实施此项工程的国家电力公司付出了巨大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
首先是好事有时候并不好办。由于体制改革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工程实施中也有阻力。据河南电力部门的同志介绍，有些村过去干部和地方上的“赖人头”（村里的恶势力）用电可以不花钱，因此这些人对“两改”就有抵触，集表几次都集不起来。为了好做工作，电力部门甚至不得不免费为村干部装电表。有一个村，甚至发生打伤电工的事件。
把“两改”当唐僧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两改”资金投入比较大，一些地方的个别部门也开始打“两改”资金的主意。如一些权力部门借口罚款乱收费，也或多或少干扰了工程的正常进行。
其次，新的农电管理体制在提高效率、堵住漏洞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调整后，电力设施的产权不再归乡村，电力设施的保护难度加大。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省市甚至很严重。如贵州已发生几十起电力设施被盗事件。天津静海县甚至发生1万多块电表一夜之间被破坏的案件。这也是今后有关部门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此外，资金不足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已经竣工的省，改造面仅有60％—70％，有的甚至只有40％—50％。由于完成改造的村产生了示范效应，因此没有得到改造的村要求改造的呼声就很高，电力部门的压力较大。河南、山西电力公司的同志都向记者反映了资金缺口问题。
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经济时评
不良资产处置开新途
刘韬
近日，传媒报道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聘请一家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该公司的资产交易顾问的消息，今后该会计师事务所将协助华融挑选账面价值为200亿元的资产组合，用各种方式处置给国际投资者。2月27日，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也推出了类似举措，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利用国外电子商务网络向国际投资者推介不良资产的协议。种种迹象显示，利用外资正在成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利用外资处置不良债权有助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尽快回收国有资产。目前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拥有1.4万亿的不良资产，如此巨额的资产仅仅靠国内市场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化回收的。通过向国外投资者转让、重组资产，同时开发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能帮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处理较多不良资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资产处置的效率，而且也及时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
引入外资处置不良资产，符合新世纪我国利用外资的大政方针。中央决定，“十五”期间我国将积极吸收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适应跨国投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
不良资产大多是配置不当的资产，处置这部分资产实际上也是改善资源配置，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需要。国外资本的加入可以有效地调整国有企业的股本结构，外资能以投资者的身份督促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也能带来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这必将有助于企业改善经营、强化管理，把资产应有的效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向国外投资者推介我国的不良资产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目前已有不少国外投资者对国内的这部分资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还有很多投资者对这些资产的认识不太全面。所以，要利用外资来处置不良资产，首先就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做好资产的推介和宣传工作，让国外的投资者认识到资产的潜在价值。华融与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和长城与国外网络公司的合作，为的就是要使国外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资产状况。同时，各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所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向国外推介不良资产，与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和国外战略投资者合作，采取包括合资、合作、托管等多种方式实现向国际市场转让不良资产。此外，向国外投资者转让不良资产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特别是要减少在审批程序等方面的行政干预，降低国际投资者进入这一市场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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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汽配打假严堵源头
查获假冒伪劣货值近一点三亿元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记者原国锋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获悉：自从去年全国汽车配件专项打假行动开展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各地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公安等部门出动执法人员28602人次，检查汽配生产、经销单位13576个，捣毁制售假冒伪劣汽车配件窝点404个，查获假冒伪劣汽车配件货值12970万元。
从近两年来国家抽查的情况看，汽配产品的平均抽样合格率还不到70％，一些重要的安全件如制动器衬片、制动软管合格率仅为44.4％和33.3％。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的专项打假要按照案情没有搞清的不放过，假冒伪劣商品的源头和流向没有查明的不放过，制假售假责任者没有处理的不放过，该移送司法机关没有移送的不放过，支持参与制假售假的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追究的不放过等“五不放过”的要求，惩治一批触犯刑律的制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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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玫琳凯妇女创业基金”设立
本报讯记者 董建勤、龚雯报道：近日，北京50户贫困家庭妇女和沈阳市60位下岗女工成为首批数额为30万元人民币的“玫琳凯妇女创业基金”的受益者。
这一基金是由美国著名化妆品公司——玫琳凯公司与全国妇联共同设立的，以下岗女工和其他贫困妇女为扶助对象，以循环无息贷款方式运作，旨在帮助贫困妇女依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玫琳凯公司还捐资20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大学玫琳凯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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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1月份产值增幅达27％
本报成都3月11日电 记者刘裕国报道：随着信息技术在新产品中的广泛应用，一批“四川造”产品快速升级上档。国腾公司的IC卡电话、托普集团的套装微机、汇源公司的光通讯设备、鼎天集团的WAP手机纷纷争锋全国市场。
今年1月，四川省电子信息产品总产值达19.6亿元，与去年同比增幅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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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投资规模大 经营方式新
浙江百亿工商资本投向农业
本报杭州3月11日电 记者袁亚平报道：浙江省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吸引大批工商企业投资农业。目前全省工商企业投资农业的资金达到100多亿元，其中温州市的工商企业投资农业资金就达50多亿元。
这些新办的农业企业，大多按照发展工业的理念来经营农业，在内部管理上引入了竞争、激励机制，市场定位明确、经营机制灵活。在台州市三门县，许多企业业主聘请宁波大学等院校的水产专家作指导，投资上千万元办起贝类、青蟹育苗场，发展势头良好。温州康达甜菊糖制品有限公司在山区建立了1700亩的甜菊叶生产基地，地处山区的许多农民因此脱贫致富。宁波海通集团拥有3万亩的原料基地，宁波铜钱桥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消化1.5万多亩的农产品原料，企业与当地农民结成了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