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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月十一日，来自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营业员马桂宁代表（右），利用休会空隙到北京赛特购物中心，向他的徒弟介绍优质服务的体会。本报记者 徐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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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休会不休息
本报记者 赵永平
3月11日，是“两会”的休息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主任杨才寿代表一大早就赶往西单图书大厦，购买了关于“新经济概念”、“‘十五’经济走势”方面的书。他对记者说：“现在搞扶贫工作，不懂经济就落伍了。现在要做好贫困地区脱贫工作，需要掌握市场经济规律，多动脑筋，多想办法。”由于对老少边穷地区状况比较了解，他的议案、建议质量较高，去年提出的有关制订《反贫困法》的议案已获通过，进入了立法程序。此次他又带来1个议案4个建议：制定《移民安置法》，加强中央扶贫机构建设、建立防止返贫保障体系、开展边境地区扶贫工作、治理石漠化等。
中午回到驻地，来不及休息，杨才寿又拿出了几十份大会资料来研究。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面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斐然。但是，由于解决温饱的标准低，再加上贫困地区底子薄，基础设施差，群众文化素质低，自我发展能力弱，一遇天灾人祸或市场变化，便出现返贫，许多地方形成“返贫跟着脱贫走”现象。如广西2000年的返贫率超过15％，高的地方达到30％。返贫问题成为扶贫开发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突出的问题。为了维护贫困人口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扶贫资金真正用于反贫困，需要把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规定、措施等加以总结和规范化。建议制定不同时期的贫困标准，明确扶贫对象，制定一定时期扶贫工程的目标任务，制定对扶贫对象的扶持原则，规范扶贫资金的来源及使用办法，建立防止返贫保障体系。
跟记者聊了没多久，杨才寿又开始给广西打电话了。他边忙活边对记者说，利用外资扶贫方面的工作目前有了一点眉目，跟“家里”说一说，准备让他们尽快到北京找有关部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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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门话题
心系百年大计 谋划千秋功业
——人民政协为西部大开发献计出力述评
本报记者 王君超 孙海涛 陈沸宇
“团结就是力量，民主可收众益”。在举世关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实施过程中，人民政协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聚人心，献计献力，起到了西部大开发智囊团的作用。
建言献策 未雨绸缪
人民政协的特殊优势之一，就是人才荟萃、智力雄厚、联系面广、渠道通达，能够深入研究一些宏观的、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在西部大开发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了以上优势。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后，“西部大开发”成为政协提案、发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主题词。2000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就西部开发问题提交了128份大会发言和128件提案。6月21日至24日，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西部大开发问题。这次会议收到的99份发言，从各种角度反映了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委员对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认识和思考。
7月中旬，各专门委员会进行多次调研和研讨，邀请多方专家、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行调研，常委会在专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见和建议》，并向中央报送。建议特别提出：要充分认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避免急于求成、一哄而上；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开发。
政协的建言立论，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抓住重点的指导思想。“十五”计划纲要中有一句话：“把水资源的保护、节约和开发放在突出位置”，委员们对此感受颇深。政协曾就“水”的问题，多次向中央建言献策。2000年4月，报送中办和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的《关于解决西北地区大开发中水问题的几点建议》，提出全面推行节约用水、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实施西线调水工程等解决西北水资源问题的基本思路。《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见和建议》更进一步提出，要“把解决水的问题摆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位置”。此外，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专门编辑出版了《西部大开发与水资源文集》。
建言献策，贵在未雨绸缪。早在西部大开发的蓝图绘就之前，人民政协就十分关注西部的开发和发展问题。1999年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期间，共收到委员提案3173件，其中经审查立案的2699件提案中，有近1／3是关于西部经济发展的提案。
调研立论 服务西部
如果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独特优势，那么，人民政协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就是一个生动注脚。而这个“大事”，就是为西部大开发调研、立论，献计出力。
李瑞环同志曾对政协做好专题调研提出殷切的希望：“如果我们政协每年能拿出若干调研报告，为解决国家和民族当前和今后若干重大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路、建议，在立论上有所贡献，那就是成就，就是尽职尽责。”
人民政协将专题调研看作是履行职能的基础性工作和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2000年5月中旬至6月初，李贵鲜率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就“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赴山西、宁夏进行视察。8月中旬，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赴新疆，就“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如何发挥东部发达地区的作用”问题进行视察。下旬，澳门特区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赴贵州进行视察。9月上、中旬，杨汝岱率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赴重庆、四川、甘肃，就“兰渝铁路修建问题”进行考察，形成《关于建设西北西南大通道的情况与建议》的报告。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等同志分别作了批示，要求铁道部和交通部研究论证。与此同时，外事委员会专题组奔赴新疆，就“边贸发展和边疆管理情况”进行考察。11月3日—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率生态建设专题调研组赴广西红水河流域，就龙滩等梯级电站库区生态状况进行了考察。
此外，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000年，仅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就先后到西部9个省区进行了3次大的调研活动，并就生态环境问题开了5次座谈会。
新的开局 新的篇章
3月5日，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传来一个消息，《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见和建议》中的很多重要意见，已被吸收到正在制定的“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中。特别是关于重视和解决西部地区“水”的问题，以及关于扶持西部地区发展教育、吸引人才问题等建议，都被放到突出的位置加以强调。
“两会”将要结束，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提案每天仍源源不断。正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所说，政协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新的世纪，新的开局，新的事业，期待着人民政协为西部大开发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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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教项目评审活动不宜过多
本报记者 江夏
“朱总理的报告中，关于科教的几个段落引人注目，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代表话锋一转：“可是在教学和科研实际中，还存在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把劲用在实处。”
张恭庆代表说，现在各种评审活动多得不计其数，各种基金、课题、项目，还有奖励都要评审，没完没了地填表，没完没了地开会，牵扯很多精力。可是，按现在的体制，不参加评审，就拿不到项目，就没有资金。我都成了“评审专业户”了，有时想推也推不掉。我已经老了，可是有好多中青年，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把好多功夫花在这上面，真是太可惜了。一个单位准备一个项目的申报材料，前后要花半个月的时间。浪费多少人力、物力呀！这样下去，只会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一些真正有难度、但一时出不了成果的课题，有人就不敢接，不愿做。现在正是我们积蓄力量的时候，只有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才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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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件提案：五十七位政协委员联名呼吁
中央重视：数百万农村教师喜逢甘霖
本报记者 丁伟
“两会”召开前，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委员给教育界的每位委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国务院领导的关怀下，去年我们的一件提案得到了圆满的办复，今年要再加把劲！”
据邹时炎介绍，在去年的政协大会上，57位委员联名写了一件提案。提案写道：在全国500多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中，约有2／3不同程度地存在工资拖欠问题，若不下决心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将严重影响我国义务教育计划的实施。提案建议：取消农村教师工资乡镇统筹，实行县统筹；银行建立农村教师工资专户，凭卡领取；加大对困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全国政协将这份提案编成信息上报，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指示有关部门抓紧办理。随后，各地积极落实，到10月，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给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发了工资，并实现了按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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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
本报记者 王君超
“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充满希望，同时也充满挑战。挑战首先来自经济全球化。谈到全球化问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委员如是说。
宋林飞委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在新世纪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不强，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给我国带来诸如人才流失、就业机会减少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轻视全球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怕经济全球化，因为我们可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他认为，我国需要对现行的企业制度、信用制度、分配制度、市场环境进行综合性改革，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制度的应变机制。特别是在信用制度方面，各级政府应启动企业、金融机构信用评估系统，尽快提高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应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基础领域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并互相配套，以有效实现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目标。同时，政府要做好防范金融风险的各种准备，力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国民经济的相对独立与稳定。为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就业压力，应确立就业优先原则，将发展高新技术、提高投资效益与增加就业机会结合起来，缓解就业矛盾。宋林飞强调，除了体制创新和企业有所作为以外，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要素聚集效应，增强农村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形成强有力的区域经济中心与增长极，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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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部发展要把环境摆在首位
本报记者 孙海涛
“西部的干部在大开发中眼光一定要长远，切忌浮躁。把环境摆在首位的产业开拓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致富路。”来自基层的水族全国政协委员韦杰铮在谈到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时强调说。韦杰铮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商会会长。他说，目前西部关停对环境有影响的“五小”企业仍有一定难度。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先生活，后生态。这是把环境和发展对立起来，把保护环境看作是一种单纯的付出。“而实际上，环境就是资源，就是资本。因为污染少，上海市政协曾和我们联系，在山坡放养土鸡，大批销往上海，深圳企业也想向我们长年订购无污染蔬菜，却都因我们在组织农民、推广种养技术等方面措施不力，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工业污染较少，已成为西部在某些方面实现跳跃发展的条件。贵州已有10多家依据当地资源优势发展成功的大型制药和食品企业。“并不是要有很多资金才能从事一种大产业，”他说，“贵州省已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之一。对环境的认识应该有更先进的文化内涵，风景区不要动辄就建饭店、宾馆，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在民族村寨培养基本旅游户，规范食宿卫生，留宿游客；将民族歌舞整理提高，不都可以形成产业？总之，在设计每一项经济活动中，都应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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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编手记
从议案看视点
范伟国
3月9日晚，京西宾馆西楼的401房间。电话铃声不断，传真机吐纸不停。这里是重庆代表团的值班室驻地，不断有人来索取资料，递交议案和建议。
代表议案情况如何？记者询问议案的递交情况。正巧，会务组不但有今年议案要目，还带来了去年重庆代表团的议案目录。
记者发现，重庆人大代表对西部大开发与三峡的关注热情依旧，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议案占了去年和今年议案的近一半，再仔细分析，就能看出代表们的思考更深了一个层次，诸如“在西部大开发中将基础教育摆到突出位置”、“三峡库区航运企业的结构调整”、“建立西南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等，都是去年没有提及的。
对立法的重视，是去年和今年重庆人大代表议案的一大特色，但今年更为显著。去年的议案中，有关立法和修订法律的占了近一半；而今年截至3月9日晚上收到的33件议案中，有23件是有关立法的。这既说明了代表对立法工作的重视，也说明代表更明确了自己的重要职责——从法律的角度，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实施。
代表们的代表意识在加强，立法的意识在加强，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春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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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进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
本报记者 蔡小伟
科技兴农，科技扶农，成了出席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委员们的一个讨论热点。他们对此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工商联界别组委员徐冠巨说，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要科技创新、科教兴农。科技进步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的保证。他说，科技兴农，还要完善农业科技的创新体制、投入体制。
农业界别组肖万钧委员说，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就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装备和改造传统农业。我们应当大力倡导农业规模经营和调整利益机制，在选育良种、栽培饲养、产品加工、储藏保鲜等各个环节，使用处于国内外科技前沿的高新技术和现代化设备，加快现代化要素进入农业再生产的进程。
民盟界别组岳书仓委员建议，成立以企业为主、以农民土地使用权入股的股份制企业，将农民分散承租的土地统一规划使用，将科研成果折资入股，不仅可有效解决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而且使分散的封闭式经营结构走向企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增强农民抗击市场及自然风险的能力。
九三学社界别组杨肇键委员说，农业科技进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加快提高农民素质。他说，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增加对文化、科技事业的投入，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积累农村的人力资本，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的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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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议对司法鉴定加快立法
本报记者 陈沸宇
“一个司法鉴定，因在不同的鉴定机构鉴定，往往会有2个甚至3个结果，使得判案者无所适从、难以做出正确判断。”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肖建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讲道。他说，目前越来越多的刑事、民事等案件要借助于司法鉴定作为定案的依据。为保障司法及社会的公正，上述不正常现象必须尽快扭转，司法鉴定“证”出多门现象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肖建章委员建议，应加快司法鉴定的立法，建立权威的司法鉴定委员会。
司法鉴定中“证”出多门的原因何在？肖建章委员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统一的司法鉴定法。目前司法鉴定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一些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的条文。二是鉴定机构设置重叠、混乱，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据介绍，目前在我国拥有鉴定权的机构有5类。这5类既有公安、安全、检察与审判等机关，也有经司法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鉴定机构，还有卫生行政部门、部分医科大学与省级政府指定的机构或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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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说民主
本报记者 廖玒
“这次‘两会’，5000多名代表、委员审议讨论‘十五’纲要，决定国家的大事，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这就是中国的民主。”从一届到九届，连任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说。
72岁的申纪兰现任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的履历表上有一串闪光的记录：山西省特级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但她最看重的还是“人民代表”的称号。她说，我是个农民，能在人民大会堂决定国家的大事，觉得担子很重。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农民才有说话的权利，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在会上，“我一向是实事求是，有甚说甚。”
作为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人，申纪兰感慨颇多：1954年，她第一次从山西山沟里走出来，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年，她和代表们一起审议“十五”计划。46年，她看到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申纪兰还记得，当年是在中南海开会，住在东四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当时的代表中大学生很少。而现在代表的文化层次比过去高多了，议政能力也大大提高了。“我也要抓紧学习，水平要是不提高，就代表不了人民啦。”
西沟原是穷地方，经过申纪兰和西沟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昔日石头山已披上了绿装，村里还办起罐头厂、炼铁厂，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本可进城享享清福的申纪兰仍住在西沟。她说：“只有和农民在一起，才知道他们想什么，要什么。”这些年来，她提的许多建议和议案，都是围绕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发展的。这次提的议案是修建水库，保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这次大会的一个热点是开发西部。对此，申纪兰举双手赞成，她也提了个问题：“现在东部富裕了，西部开发了，山西这样的中北部地区怎么办？”申纪兰的眼中，不光有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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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间隙谈感想
人民大会堂大厅，来自上海、浙江、北京三地的几位妇女委员在会议间隙愉快地谈起了这几天的大会感受。
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委员说：“确实像会上讲的，现在我们不重视职业教育，家长们都局限于让儿女上大学，这个问题得认真研究解决。”
来自浙江工程学院的封云芳委员说：“今年的工作报告刚性指标少了，很务实，否则，下面报的假数字会更多。”
中国林科院院长江泽慧委员十分感慨地说：“委员们太好了，他们的发言有分量、有深度。隔行如隔山，我从中增长了不少知识，可是时间有限，许多委员都没有机会发言，真是可惜。”（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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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代表团花法荣代表在小组讨论会发言中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领导才能和艺术。本报记者 陶源明摄
河北代表团张震环代表在分组讨论时提出，应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本报记者 陶源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