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临漳：干部下基层制度化
本报讯 河北省临漳县在“三个代表”教育活动中积极探索并实行了一系列干部下基层的有效形式，使干部下基层实现了制度化。
一是县级干部逢“5”（每月5日、15日、25日）下访，到所包乡镇信访办公室或问题比较集中的村，面对面接待上访群众。二是每个县级干部联系一个后进村、一个“科教兴村”示范村、一个贫困户、一个企业、一项重点工程。三是县级干部每月25—27日下乡调研。四是县级领导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农技人员分别分包3个科技示范户，425个联系村的乡局级干部和具有中级职称的分包2户，村支书、村主任和具有初级职称的分包1户。
通过干部下基层活动，促进了全县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去年以来，在下村入户干部和农技人员的帮助下，先后选上种植和养殖项目764个，新增民营企业47个，新建果蔬大棚130个、兔场87个，新增獭兔养殖户1860个，獭兔饲养量达到350万只，果蔬种植面积突破15万亩。
（李林海 申爱军）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通城：体改前夕严肃纪律
本报讯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乡村体制改革，日前，湖北省通城县委发出紧急通知，严肃乡村体制改革前的人事纪律、财经纪律和政治纪律。
这些纪律包括：不准突击雇请临时工；不准申请临时工转正就业；不准突击调换、提职提干；不准为自己或他人的升降去留跑路子说情。另外，加强财产管理，统一实行登记造册和专人保管。不准突击分钱分物，不准突击进行拍卖或购置财产和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活动；不准突击补发突破2000年度已确定（或已发放）的奖金、补助和其他福利待遇；不准以学习考察为由突击组织干部、家属外出参观旅游；不准在财务账目上弄虚作假，制造混乱。个人和集体债务应由乡村组织作好统筹安排，不得为清偿债务擅自向他人收款收物，增加农民负担。 （杨志奇）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宝安杯”廉政公益广告设计竞赛选登（优秀奖）
受贿？受罪？ 作者：张秀华 窦含（香港）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党建信箱
入党前的谈话
不能走过场人民日报编辑部：
最近，笔者发现少数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在履行“上级党委在审查批准以前，须经派专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进行认真考察”这一手续时，存在不少的问题。有的指派谈话的同志只让入党申请人背党的基础知识，至于其一贯的政治表现、工作实绩、有无违纪问题，则很少过问；有的谈话后填写在入党申请书的意见不够全面准确，只写优点，不写缺点，有的干脆把支部大会的决议复抄一遍；有的甚至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根本没有起到谈话的作用。
履行“指派专人同入党申请人谈话手续”，是发展党员的一项不可缺少的、严肃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对发展对象的考察了解，保证新党员质量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入党前的谈话一定要严肃认真，客观公正，决不能草草过关，马马虎虎。
第一，要选好谈话人。谈话人必须是党委（总支）委员或党委指定的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不要指派申请人所在支部的同志。第二，要认真做好调查。谈话前，谈话人要认真审阅申请人的入党志愿书和有关调查证明材料，必要时可召开党员和群众座谈会，进一步听取意见。第三，要严肃认真地谈话。既要考察申请入党人的基础知识，又要考察其入党的认识、动机；既要了解入党人的工作情况、群众基础，又要考评其政治表现和有无违法违纪问题。最后，把考察结果实事求是地填写在入党志愿书中，并向党委（总支）做好汇报。
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 崔新代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姚保国
深入剖析和反思近年来发生的典型腐败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受查处者个人理想信念淡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动摇外，对反腐败工作领导不力、监督不严也是重要方面。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落实制度。
从严治党的关键是要从严治吏。近年来中央抓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对反腐倡廉的形势、要求、重点缺乏认识，我行我素。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党性观念不强、群众意识淡化、廉洁自律不严，追求享乐，挥霍浪费，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预防和治理的角度上来看，在不断加大党风廉政教育的力度和纠正规范力度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切实担负起领导之责，对工作抓得不力、抓得不实，致使其分管范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根源上讲，放松教育、放松管理、放任小节，缺乏监督，由小节不保到大节有失，由量变到质变，逐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是出问题单位和犯错误党员的共同规律。
从严治党重点是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江总书记告诫全党同志：预防和治理腐败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我们在去年分局对部分站段的审计中，如“小金库”问题，仍然没有彻底根除。“小金库”往往只有单位领导和极少数人知情，如何使用也是少数人决定，实质上是一种特权和少数人的“金库”，更是滋生腐败、经济犯罪的土壤。如不从源头上铲除，最终会危害班子、带坏队伍、拖垮企业。由此我感到，反腐败必须做到未雨绸缪，关口前移，预防在先，标本兼治。治标可以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为治本创造必要的条件；治本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巩固治标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治标”重在“治”，“治本”重在“防”。只有把“治标”和“治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狠抓惩处，又注重在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才能把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深入。
从严治党必须重视制度建设，靠制度解决问题。制度是管根本的。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关键要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特别是单位党政“一把手”要增强责任意识，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本单位、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严格执行责任追究。该提醒的提醒，该打招呼的打招呼，该制止的坚决制止，更多的在防范上下功夫。当然，对无视法纪、违法乱纪的干部，该处理的要坚决处理。（作者系郑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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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小事着手 从日常做起
安徽加大干部监督力度
本报讯 近年来，安徽省各级组织部门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从关心爱护干部、促进干部健康成长出发，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寓监督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管理之中，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力度，使干部监督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取得了明显效果。
为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安徽省委组织部在调查总结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干部谈话、函询、诫勉三项制度，并在全省范围普遍推行，针对群众反映领导干部的有关问题，及时对领导干部进行“谈话”、“函询”和“诫勉”，并按中央和省委要求，认真抓好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落实。蚌埠市委组织部为提醒、帮助、教育干部，将“谈话”、“函询”、“诫勉”这“三项制度”的实施与民主生活会、干部考察考核等工作较好地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了作用。1997年以来，全省共对据群众反映有问题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谈话”7300余人次，“函询”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000余人，“诫勉”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400余人。1998年以来，全省审计机关共对2317名县以下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其中经审计有177人被降职或免职，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查处的38人。
同时，安徽省积极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在不断加强与执法执纪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建立定期的联系通报制度的同时，注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利用举报电话、新闻媒体等，拓宽群众参与监督的途径。几年来，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共选聘了670名干部监督联络员，省委组织部共受理举报电话及信件552件，查报结果57件。为及时掌握社会上对干部监督工作的反映，不断改进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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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身体力行“三个代表”
“你反映的问题，我负责落实”
重庆市忠县在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中，30多名县级领导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找准了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7个突出问题，受到了群众欢迎。图为2月14日，县委书记廖觉超来到拔山镇杨柳村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时，有群众反映毗邻镇村民张通海家境贫寒，两个孩子早已失学，当地无人过问。廖觉超听后说：“这就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领导，他们没有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要在这次学习教育活动中整改。你反映的问题，我负责落实。” 王志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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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手记
从“一”开始
宏君
统计报表不是干了多少是多少，而是领导说多少是多少，想要多少是多少。这样的怪事时有发生，有关人士心知肚明，只是不愿道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又被一些人心照不宣地接受，甚至每临年终岁首，数字作假成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重要工作！
怪事不怪。因为统计数字与“政绩”密切相关，因为政绩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精于此道者常常飞黄腾达，相反，至少脸上无光，甚至挨批受罚。
前任升迁离去，留下了一堆虚假数字，后一任不可能不明戏。但为了自己的政绩，只能踏着这一堆虚假数字的“足迹”继续“前进”。
如此下来，受害的只是国家和百姓。水涨船高，如今一些地方的农民负担过重，跟这些虚假数字有直接关系。
有官员称自己是“骑虎难下”。言外之意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不然。说穿了，造假者之所以造假，为的是一己私利，为的是个人升迁。倘若他们的心中真正装着人民，又怎会“不得已”而造假呢？
虚假数字的背后，是弄虚作假的作风。而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实情，凭想象和主观意志办事的官僚作风，正是弄虚作假者的温床。
弄虚作假，不仅败坏了党风、社会风气，损害了国家、集体利益，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统计数字失去了真实、科学、严肃的内涵，我们还靠什么取信于民呢？我们的决策又怎能立于不败之地呢？
当我们的领导干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先看看身边的数字吧，真正从“一”开始，看看是否“一是一，二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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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铁路局北安电务段有个离退休学雷锋党小组，两年来，他们把北安市通往铁南区的北安站内人行跨线桥两侧台阶的清理任务主动包了下来。春节过后，这里仍然大雪纷飞，这是他们冒着严寒在桥上清雪的情景。 胡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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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期聚焦
挤干“数字政绩”的水分
本报记者 董宏君
虚假数字传递错误信息；错误信息导致决策失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口号，造成了虚假的产量神化。虚假的神化带来的却是饥饿的严重后果。历史的教训并非所有人都能记住。
好大喜功，清白的数字不再清白
四川剑阁县6个乡镇的领导为了所谓的政绩，竟弄虚作假，1999年上报的猕猴桃、优质梨种植和毛兔存栏数水分分别达63％、47％和80％。其中武连镇上报毛兔存栏1582只，实际存栏51只；田家乡上报300只，实际只有13只。当然，这6个乡镇的12名党政一把手最后均受到严肃查处。
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一亩鱼塘到底能打多少鱼，乡亲们到底有没有脱贫，这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绝不会心中无数。然而，还是有人故意作假。
据《南方周末》报道，某贫困地区在他们上报的统计数据中，竟放出了一系列“数据卫星”：粮食亩产平均1875公斤，亩产鱼4.6万公斤，乡亲们全部脱贫，人均收入2200元，而事实上这些数据都被翻了3至10倍。当记者问其为什么要编造假数字时，一个乡干部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说大些过不了关，甩不掉脱贫的帽子。”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一年经济增长和群众收入能达到多大比例，能不能称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当地的政府官员应该是心中有数的。但在某地提前上报的1999年度《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中，把主管部门统计的工业经济利润仅比去年同期增长0.6％，提高到比去年同期增长92.5％，其它各类统计数据也像吹气球一样被无限吹大。严肃的统计数字，在生花的妙笔下可以随意增长书写，但是，虚假数字最终只能是造假的证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现象？好像干部都有自己的苦衷，“不说大些过不了关，甩不掉脱贫的帽子”。甩掉脱贫的帽子不靠苦干，靠的竟然是虚假数字！个中缘由，无非是某些地方领导好大喜功，靠数字给政绩贴金，导致数字“注水”。
其实虚报浮夸也是一种严重腐败，“统计数字也要打假”便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
浙江湖州国有企业双林酒厂累计亏损数千万元，于1999年宣告破产。但该厂厂长陈玉琴却隐瞒严重的亏损真相，指使财会人员编制虚假利润报表，欺骗上级主管部门，5年间骗取企业经营者年终考核奖19.9万余元，同时骗取多种荣誉；最后被当地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辞旧迎新之际，四川某供电局向上级领导递交了一份用电营业方面的统计报表，统计表明：全年应收的电费已全部收回。
面对这份报表，上级领导对平日拖欠电费的用户调查核实，发现有一家用户4至12月的电费分文未交，便深有感触地说：“报表有‘水’，非下狠劲拧拧不可。”
数字是清白的，好大喜功的笔却给它涂上了污点。
令人深思，隐藏在数字背后的造假……
浙江省省长微服私访临安市玲珑镇，却见镇政府大门紧闭，值班表上的3名干部一个也不在。有位镇干部竟然反问：“省长来了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如果事先打了招呼，省长看到的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是星期天，镇政府大门也照样大敞，书记镇长带领干部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老百姓服务……
虚假的数字背后，是弄虚作假的作风。
《统计法》虽已颁布实施十几年，但宣传贯彻缺乏力度，人们对统计法认识不足，导致了一系列统计违法案件的发生。
发人深思的是，调查表明，在全部案件中，领导干部干扰统计数据的占50％以上！
奖励导向的倾斜，使一些急功近利的领导干部成为虚报浮夸的始作俑者。群众说，“产值论官阶、速度定政绩、数字出干部”，一语道出其中奥秘。
河南省安阳市搞所谓的“千村千万工程”，千村创千万元产值，乡乡超亿元产值，要求产值增速为45％。这种盲目指标，严重脱离实际，但是因为“千村千万工程”与县乡干部政绩考核挂钩，激励加强迫，自然虚报浮夸蔚然成风。有的县一年虚报乡镇企业产值竟达17％。
有人认为别处也有造假的，自己造假不算什么问题。就有人这样反问记者：我们承认有水分，但这个问题哪里没有？哪个数字是准确的？你说打鱼的、养猪的，千家万户，你能家家户户去调查吗？
造假者还造出了一套歪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实事求是，遏制浮夸决不可风吹一阵
令人可喜的是，在这次“三讲”教育中，许多地方把清理假数字也划进打假之列。
河南荥阳市主动审减数字，通过审计，把该市各单位上报的引资金额中4.77亿元的“数字水分”挤了出去。
挤掉的4.77亿元，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是挤掉了“工作力度”，挤掉了“工作成绩”，但换来的却是信誉度的提高和下一步招商引资工作决策的科学性，使工作由被动变成主动。
河南温县在上报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时自觉“挤水分”，将预算处收费项目和村提留、乡统筹等不可支配财礼从财政中剥离，使财政收入由原来的10210万元压缩至6060万元。乡镇企业营业收入经过“挤水分”，由原来的53.8亿元压缩至11.03亿元。经抽样调查，将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8年核定的2800元改定为2500元。
安徽省一些地方、部门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的问题比较突出，曾被中央新闻媒体频频曝光，对全省震动很大。在“三讲”中，省委、省政府领导不护短、不遮丑，把反对和制止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的问题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深刻反思。通过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724起，违法案件399件。广西针对统计上的虚报浮夸情况，采取措施，对1990年至1998年的人口出生情况进行了清查，共查出瞒报、漏报出生人口76.77万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
但愿遏制浮夸不要变成一阵风，因为我们的事业需要实实在在的工作、实事求是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