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杨伯翰的“中国事业”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吴 云
在荷兰，有这样一位老人，因为儿子的爱好、兴趣和追求，在年过半百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就是居住在荷兰蒂尔堡市的老人杨伯翰。
有一个中国名字的荷兰老人杨伯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荷兰人，出生在荷兰海牙。年青的时候，他同许许多多的西方人一样，对遥远的中国怀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认为那是一片神奇和神秘的土地，幻想今后有一天能够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然而在随后50多年职业生涯中，作为社会学家，他游历了不少国家，从北美到东非，再到东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就是没有机会去中国。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数日前记者到他家去采访时，发现他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不仅做中国菜，而且他的妻子在家里也直呼他“杨”，不再叫他的荷兰名字了。
促成这种变化的是杨伯翰老人的儿子。人们常说，子承父业。对于杨家，不是父亲影响了儿子，而是儿子影响了父亲。他的儿子上大学以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中文，20世纪80年代末大学毕业以后，又先后到中国台湾和大陆求学。一别就是四五年。“我一定要到中国看儿子”成了老人日益强烈的愿望。孩子成了联系杨伯翰和中国的桥梁。而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在国际上的影响愈来愈大，与国外的往来日见增加。1992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一次产业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杨伯翰遇见了两位中国人，一位来自中国台湾，一位来自中国大陆。杨伯翰向他们述说了对中国的向往。他们分别邀请杨伯翰去讲学。从此杨伯翰便开始了同中国的接触与往来。巧的是，同年下半年，正好有两位中国学者在蒂尔堡大学进修。结束在中国讲学回到蒂尔堡后，杨伯翰又同这两位中国学者交往，不仅向他们学中文，而且为了称呼上的方便，还请他们给自己起一个中国名字。据老人讲，两位中国学者经过“非常严肃认真的商量”，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名字：杨伯翰。更为凑巧的是，其中一位中国学者是当时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助理王荣。王荣又介绍杨伯翰到南京农业大学任教，这样，杨伯翰于1993年再次来到中国。他不仅看到当年正在南京念书的儿子，同时也开始了在一个新领域的工作。
来到南京农业大学后，杨伯翰讲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劳动力市场等课程。通过同中国学生学者的交流和接触，他了解到中国在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匮乏。他说，一次在课堂上，他发现一名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连“雇主”的含义都不知道，这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说，在现代社会，雇主和雇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何协调他们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对当时欧洲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做过大量研究，作为社会学家，关注社会问题是他的职业。来到中国后，由于职业的缘故，他对中国的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也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欧洲在解决就业和建立社会保障问题上所积累的成熟经验对中国有借鉴作用。此后，他开始致力于帮助中国培养专门人才。他不仅到几所大学去讲学，而且还帮助学校解决了教材的短缺，并邀请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到荷兰考察和进修。
然而，对于这些，他并不感到满足，认为仅仅是开始。他的想法是，与中国的同事共同建立一个系统化、机制化的培训合作项目。从1997年起，他开始同几位中国同事酝酿，经过几年的努力，在2000年正式提出了名为“人力资源开发和岗位创造技能”的合作培训项目。
为了确保这个合作项目的成功，杨伯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后勤到教务，几乎全包了。去年他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这项工作上。他不仅处理许多繁琐的具体事务，如跑荷兰外交部申请启动资金等，而且更为确保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动脑筋，想办法。为了从荷兰挑选合格的授课人选，他制定了15条标准，涉及参加动机、专业知识、教学经验、交往能力以及愿意花时间读有关中国的书籍等许多方面。
此外，在教师人选落实后，他还专门组织了几场报告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杨伯翰说，这些老师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在讲课过程中难免会侧重于介绍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经验，针对性不强。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这可能是此次培训遇到的最大问题。为了增加教学的针对性，他准备让荷兰教师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授课，即每天上午荷兰教师讲授荷兰以及西方的经验，下午中国学员向荷兰教师讲述中国的实际。这样既能加强教师与学员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有助于荷兰教师将“他们西方的思维方式变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学员，他特别担心他们照搬照抄西方的经验。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特别强调，“中国人不能按照西方人的经验，必须将西方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学那些对中国实际有帮助的经验”。
今年2月杨伯翰又去了中国，继续他的“中国事业”。目前“人力资源开发和岗位创造技能”的培训项目已正式启动，今年6、7月间首期研讨班将在北京举行。该项目已引起了中荷教育界人士的关注。这或许是对杨伯翰的“中国事业”的最好评价。
（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见面
在巴黎逛书市
陈逸博
巴黎，作为艺术之都，早已名扬天下。然而它更是一座文化之都，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留下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伟大篇章。此次巴黎之行，除游览名胜古迹之外，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氛围。而塞纳河畔的旧书市，可以算是书香气最浓的“古迹”了。
其实，说它是“古迹”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据了解，它的发展史可追溯到四五百年前。早在15世纪末，一些小商贩就在巴黎王宫前的小广场边，廉价出售旧书和古诗画。到拿破仑三世时，政府批准的旧书商已有100多家。当时，他们大多集中在市中心的塞纳河边，大小摊档参差不齐。后来通过立法，规定了每个经营者使用统一规格的书箱，而且必须是绿色的。自此，这些推车挑担、早来晚走的人们，算是有了一个固定的经营场所。在形成了一定规模之后，还自发组织起了公会，并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如：每周营业不得少于4天；不得出售淫秽画片；不准经销新版图书；买卖双方发生争执，由旧书公司的专家来裁决……一旦违反规定，将受到警告或罚款，对屡教不改者，将吊销其营业执照。
虽然一到巴黎，几位朋友都已经把它大致的情况向我做了介绍，但当真正来到塞纳河畔，面对着绵延数里、熙熙攘攘的“绿色通道”，还是感到无比惊喜。摩肩接踵的人们，有的走马观花，有的驻足翻阅，还有的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缺货”，正跟老板讨价还价。看过几个摊之后我发现，他们每个人经营的书刊，相对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此外，他们还出售一些手稿、版画和玲珑剔透的小工艺品。在一个老妇摆的摊上，有好几本书都用透明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我问朋友为什么，他告诉我说，政府规定对价值比较高的珍本要妥善保护，以免被污染、损坏。由此可见巴黎人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
当我终于发现了一本向往已久的绝版书时，高兴的心情却又不敢流露在脸上，生怕会被狠狠地“宰”上一刀。正犹豫不决时，摊主却微笑着开了腔：“书是为知音写的，喜欢就买下吧！我替你保管了5年多，只收你10法郎，不算多吧？”
“10法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二话不说付了款，转身匆匆离去，生怕他反悔。朋友追上来宽慰道：“放心吧，在这里经营古旧书籍的人，本身都是爱书的人，做买卖也只求闲散度日，并不求发家致富。”
有趣的是，我听说在1953年，这里的人自发地设立了“旧书摊奖金”，用来奖励那些“在可能被捣成纸浆之前，偶然落进旧书箱里的优秀作品”。奖金额为1法郎。
拉丁区是著名的大学城，也是书店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吉贝尔是全市最大的综合性书店，位于卢森堡公园和塞纳河之间，占地不过200多平方米，上下也不过三层。另外，还有一大一小两个书库。但它空间利用率却相当高。一排排高大的书架，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图书。顺手翻了几本，发现新书的价格普遍比较高。一本一百五六十页的词典，要50多法郎。“赚小孩子的钱”恐怕是全世界商人的共识。在这里，“小人书”一般都是十六开本，有的更大。一本名叫《丁丁历险记》的童话书，全套共22册，每册62页，售价为54法郎。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书都那么贵。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再版50年前的著作，不必交版税。所以这里的人们把像凡尔纳的《神秘岛》、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名著，全都制成了袖珍本，既便于随身携带，价格又很便宜，一本只需十数法郎。
离索蓬大学不远处还有一家在法国乃至欧洲影响很大的中文书店。这里不仅《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一应俱全，就连《庄子》、《史记》一批学术性较强的读物，也在这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另外，现代的及港台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据店里的伙计介绍说，他们经销的中文图书有4万多种。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两本书仔细一看，原来是法文版的《山海经》和《甲骨文字典》。这对于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巴黎学者们，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啊！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礼仪ABC（14）
西餐进餐礼则
西方就餐的礼仪以自然、实际为主，不讲客套、谦让，但用餐中的规矩却很多。
刀叉的用法 分美国式和欧洲式两种，美式用法是切完肉把刀放在盘子上，叉子从左手换到右手，然后用叉子叉起切好的肉。欧式用法则始终为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可以用刀子往叉子上放食品。餐桌上摆放的刀叉有一定顺序，一般以三套刀叉居多，用餐时由外向内依次取用。冷盘用叉，吃鱼用银刀叉，吃肉用钢刀叉，吃生菜用叉，布丁或点心用叉或匙，水果用刀叉。用餐过程中，如未吃完，请把刀叉放在盘的两侧，摆放方法是叉在左边面朝下，刀在右边与叉形成一个角；用餐完毕，刀和叉应并排放在盘子的右边或中间，以示意服务员收去。刀放下时刀口应向内。
餐巾与“洗指碗” 西方人用餐，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餐巾平铺在自己的膝盖上。餐巾是用来擦嘴和手的，切勿用其擦脸或鼻子。进餐中，餐巾应始终放在腿上，如果暂时离开，可将餐巾折起，放在位子上或盘子旁。餐毕离开前，应把餐巾叠好放在桌上。“洗指碗”通常在上必须用手的菜或甜点之前送上，碗内盛有温水，还有一些小花般的饰物，用时可将双手的手指在水中洗一下，然后用餐巾擦干。
进餐 西餐的上菜顺序是：开胃菜——汤——鱼或肉——蔬菜沙拉或奶酪——甜食或水果——咖啡或茶。西餐的取菜方式一般是由服务员或主人将每道菜送到餐桌旁供宾客取用，一个人取完后再传给旁边的人。取菜时量不宜过多，如需要可再取。面包等食物放在大盘子里根据需要自取，并可在餐中任何时候食用。在欧洲，当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就可以吃了，在美国则要等最后一个人上好菜后才开始进餐。
用西餐要做到举止得体、姿态优雅，还须注意下列事项：进餐时坐姿端正，不可伏在餐桌上，也不要将碗碟端起来吃；进餐中不能随意脱下外衣、摘下领带或挽袖、解扣；用餐应闭嘴咀嚼，口中有食物时切忌说话；不要隔人取食，不要用自己的刀叉取托盘中的食物；避免当众擦、擤鼻涕，剔牙时用手或餐巾遮口。 （晨 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高科技玩具
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玩具大展显示，包括网络技术在内的现代高科技已经改变了传统玩具业的面貌，2000年度高科技玩具的销售额约100亿美元，今年的比重将继续增加。图为一个具有遥控着陆功能的太空飞行器玩具。
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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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西洋镜
名字最长的湖
朱华钧
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的威布斯特附近有个不大的湖，没有什么特色，甚至名不见大地图，却由于它有个特别长的名字而出了名，诱惑着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前往以一睹为快。
这个湖方圆只有4800亩，名字叫：Chargoggagoggmanchauggagoggchaubunagungamaugg，共45个字母，据美国的调查，这湖名在美国是最长的。在离湖不远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块巨大醒目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长长的湖名，吸引游人前往参观游玩。该湖给人的印象是，蓝蓝的湖水，闪闪发光的湖滩，有好些可供垂钓的场地，可景色一般，没有太多的魅力。许多游客纯粹是要在巨型告示牌旁留影作纪念，不枉到此一游。
据介绍，从1600年起，这个湖的名字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拼写方法。而正式的名字应是45个字母。1949年，麻省的立法机关曾试图减掉一些重复的g字，但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反对，只好不了了之。
这个湖名是尼普穆斯克印第安人的语言。据尼普穆斯克Chaubunagungamaugg部落负责人怀斯·奥尔说：它的本意是一个由几个部落分享的共同钓鱼和聚会的地方。可后来有不同的说法。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劳伦斯·戴利的新闻记者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湖名来自居住在湖另一端的两个部落的提议，他们在一次会议上，经讨论后同意将湖的钓鱼权分归3个部落，湖的前部分钓鱼权归Chargoggagogg部落，后部分归Manchauggagogg部落，中间部分归Chaubunagungamaugg部落，但这个部落没有人钓鱼。他们达成协议之后，便把3个部落的名字连接起来，给这个湖起了一个特别长的湖名。
这之后，戴利的说法就流传开来。20多年后，戴利尽力告诉人们，说他曾报道过的故事纯属虚构。尽管如此，湖名的真正含义还是被人淡忘了。由于湖名实在太长，人们更多时候把它称作威布斯特湖。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英国百万儿童受过虐待
一份新的调查报告称，英国有100万子女受过父母的严重虐待和冷落。
英国迄今最大的一项有关子女受虐待的调查结果，展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家庭生活画面。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政策主管诺伊斯说：“这份报告展示了英国虐待和冷落儿童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英国政府将无法忽视这项调查结果，必须作出反应。”
这个题为《英国子女受虐待状况》的调查，是根据对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近3000人的详细访谈得出的。调查结果显示，每4个子女中，有1人曾经是伤害的对象，80％的伤害发生在家中。父母是主要的施虐者。每12名子女中，有1人遭受过被称为“父母对子女的严重身体虐待”——最坏的情况包括骨折、头部受伤、咬伤和烫伤。有90个人说，他们甚至还受过刀枪的威胁。调查人员发现，处于较为贫穷的社会群体中的人受重度虐待的频率更高，他们遭受伤害的可能性比处于较为富裕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高出3倍。 （方留民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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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登阿尔卑斯山
薛奕明
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有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阿尔卑斯山脉，后又从书报中看到种种传说，心中颇有印象，希望有一天能一见其真面目。
时年6月，我来到瑞士卢塞恩市，瑞士朋友介绍说：这里是去登阿尔卑斯山观赏冰河雪景的最佳地。该市人口仅6万多，由于风景宜人又可就近登山，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多达1000余万。
翌日清晨，乘车去阿尔卑斯山，一路上只见大片大片绿色草坪，山岗丘陵，树林荫翳，路旁人家多种花卉，二层窗外也列放着一排排开放的花朵。看上去处处风光如画。车行40分钟到达恩格堡，从这里坐缆车可抵达山峰。
阿尔卑斯山雄踞欧洲大陆南端，连绵横亘1200公里，东起奥地利，经意大利、瑞士入法国。峰高冠全欧，我们攀登的铁力士峰高3020米，峰顶终年积雪。登山缆车的设计很精心，也很独特，由地面到峰顶不是直抵，而是依据景色特点和长度，分乘3次，分阶段地攀登。
最先乘的是常见的那种可乘6人的厢形吊索缆车，全程20分钟。到站后改乘大型空中缆车，车厢光亮剔透，从这儿上缆车的还有一批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的游客，因山中有秀湖，他们是先期到达游览后再登峰的。这些金发碧眼的游客，见到我们后颇热情，一位美国中年妇女问：“来自日本？中国？”我回答：“中国。”她立即兴奋地说：“中国好！我去过北京、西安、上海，都是美丽的城市。我们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我即说：“我去过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奥兰多、迈阿密，那里城市也很美。”近旁的美国朋友微笑颔首。万里邂逅，氛围祥和，人们需要交流、友善、和平。缆车启动后，窗外景色逐渐成为一派冰雪世界。
最后改乘的缆车最精彩，是圆形观赏厢，可以自转360度，厢亦宽敞，可容80人，置身厢内能转换不同角度观景。但见冰雪裂谷，悠悠而来，匆匆而去。在冰雪峡谷中还看到踩着滑雪板的健儿向下滑去，瞬间，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人固然可以主宰自然，而置身自然，却是沧海一粟。缆车不断升高，约5分钟即到终站。站内设备精致，设有商店、餐厅。我们走出车站，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白茫茫雪地。6月的骄阳，在浩瀚的雪原中竟懒懒慵慵温柔起来，骄阳和白雪共处，天气也变得中和，冷而不寒。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衣着五花八门，薄则衣裙，厚则羽绒。尽情地在雪地中摄影、嬉玩。雪地一边下斜，望去延伸很远，另一边缓缓而上是峰顶。我们几个结伴而上，雪有的很深，举步辛苦。有一对年轻夫妇十分兴奋，拍照时尽情地摆着各种亲昵的姿式。也许这是人生难得再度的境地，应在心中留下更珍重的记忆。
到达峰顶，前有铁栅横索，站在栅旁远眺，云天下雪海冰川茫茫无涯，一座座突兀的雪峰在云雾中结伴腾挪而去，我真正领略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意境。千百年来，雪峰一直俯瞰欧洲大陆，沧海桑田，以冰天霜月为伴。今天人类已经将世界空间大大缩小，一日之间可以洋洋洒洒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高耸的雪峰，观看从雪峰丛后升起的太阳和绚丽的彩霞。骤然飘来一阵白云，烟雾袅袅，云蒸霞蔚，将雪峰和天际连成一片，宛如一群少女，身穿白裳，披着洁白纱巾轻轻飘动。奇幻佳景，令人陶然而醉。
蓦回首，白雪覆盖的缆车站上，数面彩旗猎猎舞动，正是万白丛中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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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从制药公司被砸说起
史宗星
2月中旬的一天，英国的两家制药公司在几乎同一时间被人砸了。从电视报道看，现场一片狼藉，门窗破碎，文件柜砸瘪，连仪器设备都未能免遭毒手。警方拘留了87名肇事者，他们同属一个名叫“终止亨廷顿公司虐待动物”的团体。该组织的头头交代说，这一天，他们共纠集了1000多人，分别在英国的9个地方举行示威，其中包括制药公司几位老总的住所。他们的情绪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这些制药公司与“亨廷顿生命科学”研究所有商业联系。而在此前不久，凡与亨廷顿研究所有信贷关系的英国银行也都遭到大规模围攻，逼得各银行都停止了对亨廷顿研究所的资金供应，若不是一家远在美国的金融机构挺身而出，解囊相助，这家拥有900名员工的亨廷顿研究所必垮无疑。而这家美国金融机构也担心会遭到围攻，所以至今不敢透露自己单位的名称。
显而易见，这帮人决心要把亨廷顿研究所置于死地。为什么呢？原因只一条：这家以生命科学著称的研究机构，在研制开发新药品的过程中使用动物做试验，从而被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冠以“虐待动物”的罪名。
这一事件在英国社会引起的反响很不相同。有些人拍手叫好。笔者的邻居老太那两天的情绪就格外高涨，一天中午我们在门口相遇谈起此事，她说，“就得这样教训一下那家研究所！小老鼠也是生命嘛！”还有些人对抗议示威表示支持，但认为使用暴力太不应该。而英国科技界和政界的人士则认为，这暴露了英国有一股反科学思潮，若让这样的思潮成了气候，英国就没有前途可言。
英国人对动物的关爱，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据说“动物权”概念就最先形成于英国。英国第一个保护动物协会的诞生，比第一个保护儿童组织的成立早了整整60年。尤其是英国人对宠物的疼爱，甚至重于自己的子女。就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情人节”吧，英国人给自己喂养的猫狗送“情人卡”成了新的时尚。
一家名叫Woolworths的连锁超市预测到这一商机，提前印制了一批精美的宠物“情人卡”，一上市就销售一空。笔者住地附近有个很大的公园，每次去散步都发现狗比人多，而带狗的人中不乏带两只、三只甚至一小群的。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种美德。不论是猫是狗，还是别的什么动物、生物，它们同样是地球生命的组成部分。看到人和狗共享一片绿地，共浴一片阳光，再加上与人和狗嬉戏的鸽子及鸥鸟，那幅图景真让你体验到地球这个家园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却以地球的主人和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忽视了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甚至无情地残害其他物种，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人类都像英国人那样老早地就关爱其他生物，地球上就不至于出现大批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的生态灾难。
但话说回来，把在动物身上试验新药品与“虐待动物”相提并论，采取的抗议手段又如此激烈，就让人觉得有些难理解了。英国卫生大臣就封杀亨廷顿研究所事件有个表态，他首先强调，在科学实验中使用动物必须有充分理由。他说，“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研究和实验中使用动物，对开发新药品和评估新疗法都是至关重要的。若把这种科研活动赶到国外去，受影响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急需治疗的病人，是我们英国的经济。”
布莱尔首相对这一事件没说什么，但他是“有言在先”。在去年11月举行的欧洲生物科学会议上，他有个讲话，提到有一种反科学的情绪正在英国滋生，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人反对用动物进行医学试验。他说：必须警惕这种反科学思潮。英国政府将对有争议的科研领域进行严格管理，但也会顶住压力保证科研的正常进行，以保持英国生物技术在欧洲的领先地位。布莱尔的这番话，也可理解为是对上面谈到的这起事件表明的态度。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出售气球的老人 徐建中摄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