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经济视点
如何看待铁路春运票价上浮？
张福纯
今年春运部分列车客票上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春运票价上浮呢？
铁路春运客流一直处于不均衡状态。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差异的加大，客流不均衡状态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民工流的兴起，使这种不均衡状态更为加剧。突出表现是，节前基本上从城市流向农村，节后恰恰相反，这种单方向高度集中的客流，突出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不仅给铁路造成巨大的压力，也使旅客拥挤不堪。如全路日常每天客流230万左右，而春运最高日达到420万人。定员118人的一节车厢，曾涌进380多人，压死车辆弹簧随时危及行车安全，有时还发生挤伤挤死人的现象。铁路也损失严重，每年仅车辆配件备品等损坏就达8000多万元。因此，客观情况要求铁路春运必须采取措施“削峰平谷”。
为了让广大旅客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春节，铁路历年都是把春运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全路提前几个月在运输能力、客车整备、运输组织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仅增开一对广州至成都或重庆的临时列车，就须备有6组车体（每组18辆）、6组乘务人员（每组40余人）。这就需要增加大量的成本和支出。而且，增开的临时客车，大多数是运送单方向的客流，即去的方向满载，达1500人左右，回来的方向则是空载，有的只有二三十名乘客，造成运输能力严重的浪费和损失。全路在春运期间增开的7000多列临时客车，近一半属单向客流，仅此一项就损失几亿元。总之，铁路春运相对日常增运了很多旅客，似乎也增加了很多收入，实际上，投入的成本和各种因素造成的能力浪费和损失，远远超出增收的部分。
铁路春运票价适当上浮，是铁路部门走向市场的需要。铁路是企业，不是福利事业，也要走向市场，也要讲究投入产出，也要讲求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积累资金。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先后步入了市场，唯铁路还未完全进入市场，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特别是还继续承担着许多属公益事业的义务。加上长期以来客运价格机制不灵活，运价管理权限过于集中，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变化，十分不利于铁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严重影响铁路的改革与发展。因此，铁路实行票价浮动，是促进运力和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
2000年11月，国家计委作出了《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对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日期间部分客运繁忙线路列车票价实行上浮。
从实践看，春运期间对部分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做法对调剂客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把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的客流向前和向后分别延长了三天，改变了过去拥挤不堪的状况。今年春节前，就比去年同期多运送了74万人次。
事实证明，铁路春运浮动票价，不仅减轻了铁路压力，也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世纪之交看经济
我们具备哪些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
——世纪之交经济述评之三
本报记者 江夏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开始向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进军。
如果说未来的5—10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关键，那么今年当是关键之关键。不仅新世纪从此起步，“十五”计划也将开始实施，开好局，起好步，意义重大。
从国内外的形势看，今年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总体上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国际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从国际形势看，尽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局部的战争和冲突仍时有发生，但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多极化的政治格局正在曲折中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局势的主导方面。进入新世纪，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把发展经济摆上重要日程，试图通过多种途径谋求和解，以综合国力的较量取代直接的军事对抗。在这样的大趋势中，我们有可能为加快经济发展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信息、生物、材料科学等方面层出不穷的重大突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世界，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它打破了原有世界经济格局的相对均衡，促进了世界性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入21世纪，新技术革命的脚步没有任何放慢的迹象，互联网络、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奇迹。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其大趋势不可逆转。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更加便捷。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世界经济轨道，封闭循环，孤立发展。自身资源秉赋方面的制约不再是无法突破的，所有国家都可能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占据了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则在总体上处于劣势，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国家有可能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些国家则有可能败下阵来，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已具备相当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实力，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可以回旋，只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趋利避害，就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争取有利的发展地位。
国内基础好势头好潜力巨大
从国内形势看，我们已经提前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个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跨进新世纪的门槛，我们从这样的起点上出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到去年年底，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类商品供应充足，短缺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正处在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未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亿家庭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将创造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令全世界羡慕的巨大市场需求，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儿生产，资源怎样配置，越来越多地由市场说了算。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社会保障体系等各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宏观调控体系的日益完善，都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体制环境。
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视野更加开阔。随着加入WTO的时间日益临近，各行各业都在以世界为参照系，作好入世的各项准备工作。岁末年初，各种各样的信息纷至沓来：中国网通宽带高速互联网投入试运营；拨号上网通讯费大幅下降；大部分药品价格完全放开，由生产经营和零售企业自主定价；一系列新款经济型轿车纷纷登场；中国民航的几大集团正在重新组建……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消息，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号：中国的企业正日益贴近市场，按着市场经济规律排兵布阵，强筋壮骨，准备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奋力搏击。
去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业绩特别令人鼓舞：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加快，社会需求进一步回升，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扭转了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滑的局面。
更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企业产品的产销率平均达到97％以上，所获利润是9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年。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增幅达到20％。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在稳步推进。优质农产品面积增长较快，销路不好的品种得到压缩。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电子通讯产品制造业增速比整个工业快20多个百分点，而煤炭、冶金、制糖等行业中长线产品的落后生产能力逐步被淘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迈开了优化区域布局的步伐。
这说明，在党的一系列正确决策的引领下，我们正逐步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这正是我们乘势而上的好时机。
基础已经打好，条件也已具备，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国内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社会需求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还未真正建立，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国企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战胜这些困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当今时代，不发展要落后，发展慢了也会落后。我们要用好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按照“十五”计划的要求，脚踏实地地干，进一步发展好势头，在新的历史时期再上新台阶。
第5版(国民经济)
专栏：经济时评
吸收外资能否保持规模？
龚雯
新世纪第一春，一组统计数字吸引了人们的目光：2000年全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实现恢复性增长，其中合同外资金额同比增幅高达51％。这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形势明显好转，已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逐年下降的阴影。
那么，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能否保持一定的规模？
就有利因素看，目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攀升，世界经济趋好之势将促进这部分投资进一步增长，我国无疑会从中受益，而兼并浪潮引发的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也为我国扩大吸收外资带来了新机遇；我国入世在即，为开拓引资新局面提供了强大动力，入世将深入改善现有投资环境，我国可在WTO确定的多边、稳定、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下，享受WTO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技术创新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完善外商投资产业和地区结构打下了良好基础；1999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对我国利用外资的积极效应已逐步显现，并将在今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就不利因素看，这两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进一步减少，中国利用外资面临的竞争加剧；吸收外资的传统方式不适应跨国购并这一国际投资主要模式，将成为制约外资流入我国的障碍之一；尽管去年全国引资保持较高水平，但由于近几年新批合同外资金额连续减少，合同外资有效存量急剧下降，实际外资进入后劲不足。
现在，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已逾3486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年均引资规模约为400亿美元。但要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资，还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按照WTO规则，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在几方面重点突破：进一步放宽商业、外贸、运输、金融、保险、电信、医疗、教育及各类中介机构等服务贸易领域对外资的限制，使外资投向更广阔的层面；拓展新的投资方式，推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促进外资参与国企的改组改造，实现共同发展，比如制定外商购并国企进行资产重组的政策措施，探索BOT和特许权转让、外企发行股票等投资方式；抓住“西进”时机，促进外资流向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矿产及旅游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农牧业产品加工、现有生产能力改造、新型电子元器件开发制造等项目；鼓励外企引进、研发和创新技术，兴办资金密集型、先进技术型项目；加强中小企业合作，促进外商投资于机电产品、零部件产业等配套协作和出口创汇项目；另外，努力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维护投资方的合法权益，为外商营造出宽松、规范、高效、有序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