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连日来，广西各级农资部门加紧调运农用物资，以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图为广西农资部门在南宁码头调运化肥。
新华社记者 熊春雷摄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扶贫与发展
扶贫需要更新标准
——“二十一世纪扶贫与发展”系列国际研讨会侧记之一
本报记者 彭俊 江夏
编者的话：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农村扶贫工作成就卓著，“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实现。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还有极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未解决。已经解决温饱的，遇到灾荒年景，还存在部分返贫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农村贫困现象还将长期存在。跨进新世纪的门槛，扶贫工作还要继续坚持做好。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研究院合作，举办了“21世纪扶贫与发展”系列国际研讨会。本版将从这期开始，陆续摘登研讨会的有关内容。
时间：2001年2月13日。
地点：北京。
与会人员：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统计局、中科院、社科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等单位有关专家。
研讨主题：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标准。
进入21世纪，中国仍要扶贫；继续扶贫，需要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两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1986年，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扶贫开发。当时制定的农村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206元（此后每年按照物价指数换算出当年标准，如1999年是625元），其中食物消费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
当时由于农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重，扶贫的重点是解决温饱。确定如此低的仅够维持生存的贫困线，符合当时的国情。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有近90％的贫困人口收入超过了该贫困标准。从总体上讲，中国政府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世界银行根据33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每日消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另外，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
专家们认为，虽然我们和世界银行各自关心的对象不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与世界接轨和人们对贫困标准认识的不断趋同，贫困标准也有必要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
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农村绝大部分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解决，今后扶贫的重点，将转到重视贫困人口的非食品消费需求、培养他们自我发展能力方面上来。更新或者说提高贫困标准，已经提上日程。
新的贫困标准，应以什么为参照？专家们提出了各自看法。
有专家提出，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通常把20％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对象，不管物价和经济走势如何，都把20％最低收入人口视为贫困人口。这是一种相对贫困的判断标准。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扶贫资源的制约，20％的比例我们做不到，但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有专家提出，许多刚脱贫人口由于其收入高于贫困线不多，非常容易返贫。据调查，近年来脱贫人口的返贫率一直较高。因此，新标准要高于现行标准，其差额要足以保证已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容易返贫。
还有人提出，贫困标准不仅是学术问题，还要符合贫困人口的实际，以便于基层扶贫干部开展工作。如果新标准定得过高，与现行标准差距太大，容易给基层的扶贫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新的标准一旦提出，我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在计算上将会有所变化。社会上有人会问：既然已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怎么又出来了这么多贫困人口？因此，专家们认为，应该考虑新旧贫困标准的衔接问题，以保证扶贫政策的连续性。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乡情实话
编者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今年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农民增收有些什么难处？农民兄弟有什么想法？春节期间，本版派记者赴农村基层采访。本期“乡情实话”将两篇来自农家小院、带着乡土气息的实录式采访推荐给读者。
20多年前，他带领小岗村的乡亲们斗胆搞起了“大包干”。如今已经五十出头的他，又托记者捎话：请大伙帮农民想想致富的路子——
严宏昌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王慧敏 高云才
大年初五，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还笼罩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
雪，化了。房檐上的融水滴滴答答。沉睡了一冬的太阳似乎歇过了劲儿，暖暖地照在严宏昌家新落成的小院。面前的严宏昌看上去也就四十五六，一问，老严伸出五个手指：“咦！五十出头喽。”
二十多年前，还是毛头小伙子的他，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带着村里21位乡亲，悄悄签订了土地联产承包协议，由此，揭开了一场后来席卷全国农村的巨大变革。
老严说：“‘锅里没米煮不出饭，河里没风跑不成船’。前些年，这提留，那统筹，弄得大家手里紧巴巴的。这次税费改革，给农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俺们好象又回到了大包干的初年。1999年，俺村人均负担200元；去年负担降到78.4元，少了一半还多。今年过年，大伙儿心气可足了，考虑最多的是咋才能快点富起来。”
说到致富，老严敛起了笑容：“这些年，中央为咱农民增收，可真没少操心！虽然粮库里堆满了粮，还是按保护价收购。现在的问题是，基层有些人把中央的好经给念歪了。你看，按保护价，去年小麦每公斤1.06元，可你问问周围的乡亲，有谁卖过这个价？
托人找到关系每公斤才卖到0.94元。绝大部分人家每公斤也就卖七八毛钱。粮站的墙上贴着大标语：‘农民种粮不要怕，国家给你保护价；农民售粮不用愁，粮站一年收到头。’实际上呢？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掉到了地下。再说农资，国家三令五申不让涨价，可你瞧：1978年大包干时，小麦每公斤6毛钱，当时化肥每公斤1毛4，柴油每公斤1毛6，敌敌畏每公斤2块钱。现在倒好，柴油每公斤涨到4块6，敌敌畏每公斤窜到18块。我的乖乖！这样下去，粮食还怎么种？”
老严指了指堂屋的那张奖状：那是俺十几年前得的。我们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奖状上“奖给1988年全省售粮模范严宏昌”几个字依然夺目。老严叹了口气：“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也看到了，村里有近一半地抛荒了……”
“种粮收益低，中央强调农业结构调整，为什么不响应号召种些附加值高的产品呢？”记者问老严。
“附加值高的产品？前年，红瓜子卖得好，每公斤10块钱。镇里反复动员大家种，群众的积极性也很高，不少家庭把所有的责任田都押上了。结果呢，去年红瓜子每公斤2块都没人要。1亩就亏了300多块。这些年，大家可没少调，可是调啥啥多，调啥啥卖不出去。这市场咋就那么怪？看别人种挣了钱，等咱一种，捏啥都捏不到！种植不行，去年，俺试着搞养殖。南京、合肥板鸭卖得俏，俺一咬牙买了200多只鸭苗。把小鸭养大，不算劳动力，每只成本13元，谁知鸭子烂了市，肥嘟嘟的胖鸭子，一只卖7元。一下子砸进去了1000多块！”
“那么，村里的企业怎么样？你屋子里那张奖状说你是1988乡镇企业先进工作者。”
“唉，别提了！前些年村里搞了两家企业。可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技术。没搞多久，就关门喽！记者同志，说句心里话，现在，俺们不缺吃不愁穿，就缺挣钱的门路。前些年，村里的娃子进城打工，还好找活儿。这两年城里清理农民工，很多娃子，在城里迷糊了一两个月，又背着铺盖卷回来了。你要问俺有什么愿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给俺们多提供一些致富的门路。”
在送我们离开小岗村的路上，严宏昌反复叮咛：“你们给反映反映，让大家都帮农民想想路子。当年大包干时小岗人走在前面，致富，咱也不想落后。”老严还是“大包干”时那股子倔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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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广东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调整耕地面积的同时，确保粮食丰收。图为广州市郊区农民在春耕备播。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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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鲁西“领头羊”
张乔生
“小尾寒羊以山东省梁山县为中心。”这是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研究员、中国养羊研究会副理事长冯维琪在对小尾寒羊产区作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在梁山县近一百家销售调拨中心中又以王瑞林的顺达小尾寒羊鲁西黄牛繁育销售中心为突出，并名噪鲁西大地。王瑞林因而被誉称为梁山“领头羊”。
梁山县饲养小尾寒羊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存栏量大、品种纯、质量高。国家有关部门为保护这一优良品种，确定梁山县为小尾寒羊的保护繁育基地县。
农民出身的王瑞林是山东省小尾寒羊育种协会组织成员，也是省畜牧质量鉴定机构成员中唯一一位“养殖户”。他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精心繁育优质小尾寒羊，并积极参加由北京、南京、深圳组织的“斗羊”活动，使养殖规模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去年，陕西西安再就业中心赵主任与一位下岗职工走进了梁山县，在市场上调查走访后，一次性从王瑞林的繁育饲养销售中心购进了四组44只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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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云阳古树成“特殊移民”
本报讯 2月5日，重庆市云阳县“大树进城”工程全面启动，一批“特殊移民”将陆续迁至新“家”。
据调查，该县在175米水位淹没线以下生长的黄桷树、小叶榕、龙眼、桂花等珍稀大树有400余棵，分布在汤溪河、长江流域一带。随着二期移民和新县城建设的加快，县里决定实行“大树进城”工程，力争在2003年按树种分类全部移栽到新县城。4月以前，部分古树将在杏家湾小区、群益广场等地“落户”，突出生态移民新城特色。 （王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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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牡丹江万亩荒山“客土造林”
本报讯 1992年以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在环城山利用客土绿化荒山一万多亩，使这些乱石岗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客土造林，就是利用外地的优质土壤造林。截至目前，牡丹江市共利用客土栽种林木3270万株，大部分栽种在土层薄、养分少的荒山上，其中不少是石头山，客土造林的成活率已达90％。牡丹江市环城山历史上植被遭到破坏，“天下雨、地成沟、冲走黑土剩石头”，全面进行客土造林后，环城山已成为牡丹江市的著名旅游景点，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黑熊乐园；山外的8个乡镇也风调雨顺，8年来未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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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经济
20世纪70年代，十年九旱，素有“旱包子”之称的鄂北岗地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旱田改水田”；如今，这里正循着市场法则进行规模空前的“水田改旱田”工程——
从“旱改水”到“水改旱”
王稼田 张鹤 王溥
200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水改旱”在湖北襄樊市的岗地上展开。水田被改成旱田，水稻被各种旱作物取代。
从1998年开始，襄樊市开始了“退水还旱”工程，截至目前，全市“水改旱”面积达到60多万亩，占全市耕地的10％。全市旱作物总面积已达到436万亩。“流水镇的西瓜王集镇的油，伙牌镇的红薯程河镇的柳，欧庙镇的麦冬天下走”。旱作物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来源。
鄂北岗地上的农民祖祖辈辈啃包谷、吃红薯。他们为解决温饱盯准了水稻。一场规模空前的“旱改水”工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旱改水”总面积达到150万亩。
对种了几十年玉米、红薯的老庄稼把式来说，“旱改水”犹如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他们不知道水稻该怎么种，不少人为种植习惯的改变痛哭流涕。但大家心里明白，种水稻比种包谷更容易吃饱肚子。
“旱改水”解决了鄂北岗地上的农民祖祖辈辈面临的饥饿问题。1999年襄樊水稻总产达到208万吨，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好不容易才完成的“旱改水”，为什么又要“水改旱”？
市委书记孙楚寅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调整是顺应自然的要求、市场的要求、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必然结果。
连年的干旱是推动“水改旱”的直接动力。1998年夏，长江沿线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而地处长江最大支流的汉江沿岸的襄樊市，遭受的却是罕见干旱。这场干旱持续到2000年春夏，是襄樊市有气象记载以来的最严重的干旱。严酷的旱情让襄樊人看到，种什么作物不只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生存的问题。
“没有旱情我们也要改，这是市场逼的。”正在收西瓜的纪洪村农民高进春说。实行“水改旱”后，农民年人均能增收30—50元。市委副书记杨祥义说，市场是推动“水改旱”的根本动力。
1996年下半年，粮食市场供求形势急剧变化，农民措手不及。已习惯种植水稻的鄂北农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白花花的大米还不如山间野菜值钱？
在一片“卖粮难”的抱怨声中，太平镇的农民算了一笔账：
枣阳市太平镇的农业生产用水主要来源于沙石黄和石台寺引丹灌溉水系，且是尾水区。水到太平后其成本价达每立方米0.15元，若从石台寺引水，需经四级提水，成本更高。若种水稻，按正常年景，亩均用水成本达到180元。而按照水稻亩均500公斤，收入400元，刨去化肥、农药、种子等成本，种植水稻已经没有多少利润可言。需要从引丹大渠三级提水的纪洪镇由于改种旱作物，一年减少水费36万元，全镇农民人均减轻负担30元。
用水成本过高，在整个襄樊地区，是难以突破的瓶颈。襄樊市年降雨量750—950毫米，鄂北岗地更是全国有名的旱包子。从雨量、土壤和日照等条件来看，很适合发展旱作物。
纪洪镇党委书记任春云算了另外一笔账：镇里每亩水稻毛收入为400元，而一亩辣椒收入至少可达到800元。
算了成本算效益账，农民有了切身感受：种什么，一要问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二要看自然条件，不能同老天爷对着干。
太平镇今年经济作物面积扩大了6万多亩，纪洪镇则干脆和水稻“告别”。
70年代的“旱改水”可以说是肚子逼的，而现在的“水改旱”，与其说市场引导了农民，不如说襄樊的农民懂得了市场规律。
据了解，襄樊市委、市政府已将“水改旱”工程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发展节水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去年，襄樊市在武汉召开了高效旱作节水农业发展规划会，《襄樊市优质高效旱作农业发展规划》受到中国农科院、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专家教授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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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情实话
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农村的一个中等人家，4口人，承包了12亩地，儿子外出打工。去年全家纯收入3000多元，算多吗？
方老汉算账
本报记者 郑有义 施娟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中滩乡南庄村，随便走进了一农家。这是个不大的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几只母鸡悠闲地在墙角的草垛旁啄食，牲口棚里一头黄牛好奇地向外探着脑袋。房主姓方，是位敦敦实实的老汉。
老两口的屋里除了一台17英寸的老式电视机之外，值钱的家具不多。隔壁是儿子儿媳刚成家的新房，床、家具、家电都很时新，墙上挂着现代城里才有的小两口艺术婚纱照。乡长说，这是村里的中等之家。
问起收入情况，老汉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家里4口人，承包了12亩地，其中的8亩旱地，种了6亩6分小麦，剩下的1亩4分地，乡长说，种洋葱能挣钱，最贵能卖到每斤1.8元，就听乡长的，全种上了洋葱。4亩水田种上了水稻。一年下来，共收了3300多斤小麦，每斤5毛8，买了1614斤公粮，又到自由市场上卖了500斤，每斤6毛6。还买了800斤水稻，每斤5毛7分钱。买了10头猪，收入3800元钱。儿子在外做瓦工挣了2000块钱，老汉有时也去做点零活，攒下1000元钱，再没其他来钱的路子了。乡长说，老方你还养了好多鸡嘛。老汉一乐，“都用来改善生活了”。
记者帮老汉粗算了一下，这几项总共收入大约8400元钱，又算起了支出账，化肥、农药费用1200元，饲料钱2200元，农业税350元，修路交了970元，水费、电费、三提五统七七八八加起来又是1500元，这样算下来去今年的纯收入只有3000多元。当然不包括仓房里的6000多斤洋葱。
3000多元，对于一个4口农家来说，确实不算多！
“咋种地，乡上、村里干部都指着呢，可指哪路哪路不通”，方老汉总结。不过，老汉很是通情达理：“要说也不怪干部，都为我们好着呢，可就是不知道啥挣钱。”坐在一旁的乡长讪讪地笑。
记者在方老汉的仓房里看到了那6000多斤洋葱，只见由于储藏时间长，又无好的储藏条件，饱含老汉全家一年心血的洋葱，已经干瘪、发芽，老汉说，种时说一元八1斤，现在8分钱一斤也没人要了。
谈到明年的打算，虽很乐观的方老汉仍掩饰不住心中的无奈：“该种地还得种，该买肥料还得买，庄稼人，这地，贵贱也得种，有空再出去打点工。”“负担轻一点，路子准一点，市场再大一点”，是方老汉这样的农民简单而又实在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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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杂谈
“一龙”治水胜“九龙”
周泓洋
“人多懒，龙多旱”是组织行为学“多因素无序论”中的一个通俗特例。过去上海市的水行政管理，不能简单地贬低为“龙多旱”，但至少可以说是“水管理体制不顺”。
水网密布的大上海，在2000年以前涉水行政管理部门共有九个，号称“九龙治水”。看看以下的水机构和管水职能，我们似乎应该悟出点什么。
水利局：水行政管理；
公用事业管理局：供水及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发和利用管理；
市政工程管理局：排水与污水处理及市政公用防汛墙与驳岸等建设和管理；
农委：农田水利管理；
地矿局：地下水管理；
环保局：水污染治理；
海洋局：海洋水资源管理；
港务局：水上航道建设与管理；
内航处：内河航运水道管理。
水的行政管理处于如此分割状态，如供水与排水管理分离；地表水与地下水管理分离；水资源调度与城镇供水分离，等等。组织机构是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这种机构设置最终导致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于事业无益。
2000年上半年，上海市在政府机构改革中组建了水务局，将原分属于各部门的涉水管理职能进行了归并、重组，定编100名，减少管水的行政人员110名，精简率达52.4％。机构精简、管水职能统一，提高了水行政的效率。
龙王少了，水治好了。2000年夏天，上海遭受5次台风袭击，尤其是遭受“派比安”、“桑美”台风侵袭时，在风、雨、潮“三碰头”情况下，市水务局统一指挥调度原来分属各家的河道水闸、排灌和城市排水等管理部门，减少了指挥环节，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加上全市军民共同努力，成功抵御了台风、暴雨和天文高潮的袭击。
相对往年，2000年风、雨、潮比较严重，而“龙王”从九条减到一条，干部从210名减到100名，上海成功地抵御了灾害。由此可见，目前不少地方的水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水的流域性、相关性的特点，决定了应当按照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科学规律，进行水行政的管理和机构设置，不能走因人设事、条块分割的老路了。上海市在灾害面前的快速反应说明了这一点，个别地区在水灾面前调度迟缓甚至指挥失灵的惨痛教训，则从反面也验证了水行政管理必须尊重水科学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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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陕西镇巴民工有序流动
本报讯 陕西省镇巴县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主导产业来抓，县里组织专门人员安排民工劳务输出，近5年共输出劳工27万人次，创收5.1亿元。日前，该县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开发试点县。
镇巴境内自然条件差、经济相对滞后。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的实际，县人事劳动部门组织人力主抓劳务输出工作，分头到新疆、广东、山西等全国劳工需求大的省市去联系接收点，与用工单位签订正式合同。（王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