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佳作推荐
写百年沧桑 唱世纪壮歌
——观大型文献专题片《世纪》感言
汤恒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世纪》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这部电视片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救亡图存，富国富民，朝着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步伐为线索，以独到的眼光和宏阔的视角，辑录了丰富的影视资料镜头，采访了大量历史见证人和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学者，用《悲怆》、《晨梦》、《青春曲》等七个不同章节，展现了百年中国的历史风云变幻，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和二十世纪下半叶气吞山河的建设浪潮，讴歌了无数先驱者和革命志士的流血牺牲、不懈奋斗，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亿万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崭新精神风貌。
围绕现代化的主题，透过宏观的当代视点，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十世纪的中国，际遇特殊，道路曲折。《世纪》这部电视片，站在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上，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对历史背景的交待，对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介，对专题问题的历史分析和议论，迸发出大量的思想火花，梳理出明晰的理论观点，对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历史描述和富有启示的理论总结。
（一）融汇贯注了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世纪》一片以现代化这个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潮流和奋斗的大目标，作为参照系，作为透视镜，作为总体思路，回溯历史，撷取材料，归纳论点，结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在这样一种思维框架里，作品不仅有力表现了百年中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也具体细致地呈现了社会生产力盛衰变化、繁荣发展的基本状态，呈现了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轨迹。
（二）突出了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前进的主旋律的思想观点。电视片告诉我们，十六世纪，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鼎盛时期；而十九世纪末，以农为本的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已经腐朽没落；随着新兴势力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要求的扩大，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落后就要挨打，改良不能挽救封建制度，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这样一些关于历史的阐释，对于人们正确理解伟大的人民革命历史，坚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心，都将产生很好的教育作用。
（三）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政党的思想观点。作品用了较大的容量，着力描写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大力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大规模基础工业建设，充分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开办特区、扩大开放，充分表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奔小康、跨世纪，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现代化事业铺平道路，明确提出完备的现代化目标，使中国走上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走向
《世纪》一片在回首百年中国历史时，把握了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两条标准：一是文明进步的标准；二是将人物的政治态度、政治表现与经济发展主张、经济活动加以区分的标准。
按照这样的标准，作品对洋务运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有了对立面，社会开始有了求新求变的冲动；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机器工矿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引进一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生产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起点。在评价辛亥革命时，从辛亥革命完成任务的情况看问题，对它的胜利成果给予了全面的肯定，认为这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它推翻了腐败专制的清王朝，对两千余年来的封建制度做了一次总的清算；它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调，促进了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开创了此后中国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新起点，社会气象为之一新；民国初年出现了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使许多人感到实业救国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该片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发挥出强大的动员力量和凝聚力量，把数亿分散的农民发动组织起来，对他们的生产进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改造，并对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作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该片也在描写新中国超常规的现代化进程启动阶段，介绍了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客观的反映和热情的肯定。
《世纪》浓墨重彩地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世纪伟人的英名镌刻在二十世纪的丰碑上，饱含深情地赞颂了以鲜血浇灌自由之花的黄花岗烈士们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时，也没有忘记那些在某个历史阶段、在某个方面做出过贡献的志士仁人，以适当的笔墨进行了评介。比如，作品对于在促成同盟会向议会政党国民党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宋教仁等也给予了较高评价，称其为“温和但坚定的民主斗士”。
充分调动电视艺术的综合手段，一展分析性文献纪录片之长，夹叙夹议，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一）大跨度的历史比较论证。历史比较的方法有助于全面地揭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对不同时期历史经验的广泛综合和总体概括。在文字写作的著述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会得到这种功效，《世纪》的创作实践表明，在电视媒体中也是如此。比如，在第五集《崛起》中，作品运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建国初的两大组数字进行纵向的对比，雄辩地说明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命运的空前巨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又比如，在第一集《悲怆》中，作品运用垂直水平的比较方法，把中国的历史同欧洲的历史，同日本的历史进行了跨越几百年的比较，从而使人深切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愚昧、落后和贫穷，深切认识到日本的“明治维新”道路不适合中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影片的序篇和结束语，分别以千年前、千年后，百年前、百年后，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地位、人民生活、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给人以厚重的背景，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势，充沛的感情，使人们从历史的耻辱痛苦、曲折艰难中痛定思痛，更加清醒，更加振奋，使人们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从逆境中奋起的伟大精神充满骄傲和自豪，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二）综合立体的叙述方式。《世纪》克服了在过去某些纪录片中存在的积弊，不是用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按照历史的编年顺序进行平板的叙述，而是采用点面、条块、顺序编年结合，以多向度的思维，围绕每集的中心议题，充分发挥电视镜头自由组接、电视时空天地广阔的特长，把各种材料按照历史的内在逻辑组织起来，进行了从容不迫的叙述和议论，进行了挥洒自如的说理和抒情。比如，在第三集《青春曲》中，在介绍陈独秀时，编导就打乱了线性的时空习惯，在本来是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段落中，把1958年毛主席踏上安庆这块土地时询问陈独秀的家在什么地方这个插曲安排进来。此处内容看似闲笔，实则不然，因为毛主席和这位共产党的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的历史渊源，使这一笔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悠长的历史意蕴。类似的时空错位、倒置，各种知识、理论观点以及轶闻逸事的引用，在片中还有许多。它们增强了影片的丰富性、层次性，增强了影片的文学性和观赏性。
（三）文献性和纪实性的统一。文献纪录片的创作难度在于，仅仅使用当年的影视历史资料，无论从影视色彩还是影片内容来讲，都会让人感觉单一。而专门拍摄的影视素材，把握不好，很容易跳跃，造成历史和观众的疏离。《世纪》精心采访了一大批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眼界和口吻精彩地剖析历史，发表真知灼见；采访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世纪老人、洛阳拖拉机厂造出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干部职工等一大批历史见证人；并运用邓小平、江泽民同志讲话同期声，提纲挈领地概括和点化，引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未来走向。在新旧影视素材的运用上，通过新素材的精心选择，新素材向历史纵深的靠拢，特别是通过影片内容的历史逻辑、思想贯穿、情感关联，实现了文献性和纪实性的统一，历史性和当代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史诗性的统一，使全片显现出大气磅礴、一气呵成的总体风貌。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作家手记
我和我居住的地域
王旭烽
我们作为军人的后代，生活在迁徙之中，但总在那条被称为钱塘江的两岸徘徊。我逐渐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一面是作为大规模北方移民的第一代苗裔，一面依然是浙江土著人的后人。
我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被本地的文化同化了。这个同化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以把这种文化作为自己的对立而开始的。这就给了像我这样的人观察本土文化一个奇特而有利的视角，我不用离开我所居住的地方，就意识到我所生活的土地上有一种仿佛置身在我之外的、并随时与我进行着交流的文化。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这距离几乎在生活的全方位上对称而又对应着。由于它完整地存在于我父母、也就是我们的家庭之间，因此便也就渗透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甚至能在举手投足间外化出来。
坐标上，时间上的上溯七千年前、空间上的河姆渡文化，以及由此而下至今的浙江本土文化历史，为我的虚构世界，昭示了不可重复的文学意义。
1989年末至1990年初，我调入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这次生活遭遇，给我的认识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在那里，我第一次有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文化上的双重认识。首先是对茶的认识，其次是对产生了茶的地域的认识，尤其是被称为绿茶之都的浙江本土和生产出了中国十大名茶之首龙井茶的杭州西湖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过程是在不断的发现中完成的。开始我只是想了解本土的茶，但在对本土的茶的认识中却又不断地发现着本土，这就像一个人本来只想挖一粒埋在土中的珍珠，但却为了寻找不得不把这块土地都松松地翻了一遍。
文学可在文化层面上驰骋，但文化不等于文学，就像作家可以学者化，但学者不等于作家。我同意对一切好的文学作品标准的三个界定：一、视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程度；二、视其创作过程及作品的不可重复性的程度；三、视其对所从事的文学门类文本的创造性程度。我对文学作品自身也有一个认定，我以为它应该由三方面组成：一是作品自身；二是创作出作品的创作主体——作家应该是作品的一部分；三是文学活动（当然不包括打着文学招牌实际上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文学活动”）。
这样的文学认识，或许是早已被中外文学前辈总结思辩过的，但却也是我十年来创作“茶人三部曲”中与时俱进所悟出来的。正如高尔基在其作品《我的大学》中所说：我的真理是从我的皮肉里煎熬出来的。
创作“茶人三部曲”时，对叙事方式、小说语言、人物故事及结构章节，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布局与思考的，其中甘苦自知。但小说的认识功能，的确是我创作此作品的最初动力。在翻阅有关茶叶资料中，鸦片战争前后的茶叶贸易状况引起我的重视，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当温文尔雅的对人类亲和的茶向西方走去时，迷乱而又破坏的罂粟向东方杀来。因此，东西方两大帝国的最初较量，可以说是从两种植物开始的。以此为起点开始的文学天地就此打开，地域不再是地域了，它象征了整体，象征了大时代，象征了人类在那个时代里的苦难、激情与遭遇。
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她对人类的贡献，以及我故乡土地人民与茶相依相伴所度过的所有岁月，都是我既渴望倾诉又渴望告知的。因此在这长达近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才设置了这样三条线索：一道中华茶历史及现状的文化风景线，主要侧重在南方，尤其是江南；一部从1840年以来至今的杭州地方史，主要侧重在较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风习俗上；一个江南土著茶叶大家族六代茶人的命运，主要集中在当中四代人身上。小说第一部以上个世纪初前后为时间段，着重揭示了消亡与新生的过程；第二部以抗日战争为时间段，战争与和平无疑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小说第三部四十余万字全部以十年浩劫为背景，文明与愚昧在其中较量，并终于以文明精神的胜利而告终。在这里，中国茶文化精神是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人类文化瑰宝的组成部分而被展示的。而中国茶人精神，则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组成部分来认定的。
“茶人三部曲”应该说是我比较自觉地以地域为虚构依据展开的叙事小说。这是一个起步，有许多要素还有待于发现揭示和展现，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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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视剧《紫荆勋章》断想
仲呈祥
作为一名职业的电视剧评论工作者，多年的鉴赏实践启示我：大凡观罢一部作品，倘心静如水，思绪安然，则印证此作品八成较为平庸，因为其审美发现都在我已有的鉴赏经验先在结构范畴之中，多陈言，少新意，故不能激起我的审美兴奋；倘相反，观罢令我思绪联翩，夜不能寐，则证明此作品决非等闲——要么，其整体价值取向出了轨，有悖于我们倡导的文明精神，于是职责唤起我的科学批评的意识；要么，其审美发现完全超越了我固有的人生经验范畴和鉴赏先在结构，强烈地刺激了我的审美神经，给我以深刻的认识启迪和新鲜的美感享受，这时，兴奋之极，自然要放声欢呼精品力作的光临！
新近观罢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紫荆勋章》，正属于这种情不自禁地要放声欢呼精品力作光临的情况。
我历来珍视自己初次鉴赏作品时的审美直觉。这直觉，往往既真实，又准确。观《紫荆勋章》，我越看越投入，越看越动情。缘何如此？思来想去，不外两条。首先，这作品具有新颖的美学品位，经得住美学分析。别林斯基曾极精辟地指出：“确定作品的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作历史的批评了”，因为它很可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紫荆勋章》的片头，精致而别致，伴随着那首“港味”浓郁而又颇具文化意蕴的主题歌声，剧中主要人物及其关键情节的精彩画面如行云流水，连缀成片，将观众带进荧屏营造的“回归”祖国前夕的香港世界。而基本的人物事件关系就在头一集即仅仅四十五分钟的磁带长度里从从容容地交待清楚了，称此剧开篇不凡，叙事有方，节奏讲究，引人入胜，诚不为过。正如夏公（衍）反复强调要拍好一部电影故事片的第一本（头十分钟）一样，拍好一部长篇电视剧的第一集，至关重要。
其次，《紫荆勋章》不仅审美化程度较高，而且具有较深广的社会内涵，经得住历史品味与历史分析。还是别林斯基说得深刻：对作品进行“历史的批评，是必要的”，“当我们的世纪有了肯定的历史倾向的时候，忽视这种批评就意味着扼杀了艺术”。我们的世纪，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纪，是科学与艺术结缘、人类奔向现代化的世纪。中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逐步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正在“一国两制”下努力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记得约十年前，一部名为《商界》的长篇电视剧曾率先艺术地展示了南国改革前沿的社会风云和人物心态，带来了改革前沿城市许多新鲜的信息。较之《商界》，《紫荆勋章》所艺术地展示的中资企业“长凯”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一段创业史，其历史内容和社会信息显然更新、更深、更广。尤其是对于未曾去过香港或少去香港的广大观众来说，更是耳目一新，大长见识。
当然，作为艺术鉴赏，从《紫荆勋章》中获取新鲜的社会生活信息，主要还是通过荧屏上那些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性格各异、血肉丰满并富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传递出来的。此剧的主要成就，就表现在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上。
首先是李修龙形象。这是一位在共产党教育、社会主义制度培养、人民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如今已成栋梁之材。他作为中资企业“长凯”的顶梁柱，虽经沉浮，屡遭诬陷，但始终不变的，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社会的责任。在他身上，洋溢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是活生生的人，而非干瘪瘪的神。李修龙形象既是一个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人，又是一个勇于投身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变革大潮漩涡之中，努力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加以交融、整合，并善于创造出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富于时代特色的新文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堪称是当代著名的人类文化学者兰德曼先生所称颂的“既为传统文化所塑造又创造新文化的具有完整意义的人”。何政军饰这一角色，把握准确，演出了人物内在的东西，在其表演艺术生涯中，实现了一次可喜可贺的飞跃。
再就是徐丽——温妮形象。这是一个极具人性深度而又极具警世意义的艺术典型。一个原本纯真可爱的内地少女，一旦坠入香港那资本利润的深渊，人性中恶的一面便无限膨胀，以致最终毁灭了自身。她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务必遵法守纪，务必遵从道德规范；国家既须法治，也须德治。这便是徐丽——温妮形象给我们的启示。
此外，作为李修龙形象重要陪衬的张天伟形象，与徐丽——温妮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冯家慧形象，以及万勿小视的天香形象，都各具新意，异彩纷呈，共同组成了《紫荆勋章》的荧屏人物形象系列。
历史迈入二十一世纪，《紫荆勋章》有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新世纪是科学与艺术结缘的世纪，是人类理性思维与情感思维互补生辉的世纪。新世纪需要造就大批李修龙式的现代化人才。科学给李修龙以智慧、以理性，因而总令他能以理性逻辑建构起通向真理的坦途；艺术给李修龙以情感、以直觉，因而总使他能朴实真切地感悟到真理的存在。在他身上，富于激情的智慧总能闪烁出真理的光芒，理性导向的情感总能升华至完美和谐的意境。李修龙式的人格具有榜样的魅力。相反，徐丽——温妮形象惨痛的人生教训正在于情感与物欲的泛滥完全背离了科学理性的引导，而张天伟式的理性又缺乏充沛美好的情感的支撑。看《紫荆勋章》，对于我们每一位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人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丰富自身的理性思维与情感思维、完善自身的人格，都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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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过眼录
人论思想与文学研究的新探索
——评陆贵山新著《人论与文学》
李怀亮
《人论与文学》（陆贵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学术著作。本书的引论部分从六个方面简要回顾并概括地梳理和剖析了人学思想史上的各种有代表性的人学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人论思想是人论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上编“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文学”旨在建构一个开放式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框架式的思想体系。下编“现当代西方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学”对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潮流派及其重要论点进行梳理和透视。综论部分是在上下两编的分论之后对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论与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学的对比分析，并从中窥见文艺学未来发展的态势与走向，在论述的层层展开中显示出内在的逻辑性与体系建构的追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系统的人学思想，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没有停留在这种争论上，而是脚踏实地地努力于积极的建构工作。它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选取一些具有相关性的重要关系范畴，诸如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人的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人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宏观的辩证分析，较为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框架式的思想体系。
在对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等八对重要关系范畴的探讨中，作者反复使用了“统一与倾斜”这一概念，强调存在于关系中的事物双方的生态、构成因素的比重、作用和功能绝不可能是绝对均衡，恰恰相反，不对等不平衡的状态是正常的、大量的、经常发生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倾斜是正常的。“我们主张统一，也赞成倾斜，但又强调统一必须有机多样，倾斜得尽可能适度合理，否则可能造成迷误，导致荒谬。”这种分析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辩证法原则，持论中和，在宏观辩证中显示着大气。
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仅仅勾勒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学术轮廓。本书在完成体系的建构之后，开始了对西方现当代人的主体性与文学、西方现当代人的自然存在与文学、西方现当代人的思想与文学、西方现当代人的价值追求与文学、西方现当代人的解放与文学诸多方面的梳理与透视，从中吸取合理因素，经过分析、鉴别，将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成分熔铸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框架中去。
综论部分是在分论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因而也是全书的亮点。首先，作者透过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繁杂纷乱的表象，揭示出它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三反”，即反现实、反传统、反理性；“三化”，即自我化、内向化、脆弱化；“三性”，即否定性、悲观性和虚妄性。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的是，综论部分的第二章从“魅力与局限、对峙与互补、宏观与微观、多元与多极、态势与走向”诸多方面，对西方现当代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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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色山光相辉映
金仁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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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雪垠书系》、《雪垠世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李自成》批示二十五周年和姚雪垠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二卷本《姚雪垠书系》和《雪垠世界》。日前，在中华文学基金会文采阁召开了首都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和姚雪垠生前友好参加的出版座谈会。与会人士深切缅怀姚老笔耕不辍的一生，给予《姚雪垠书系》、《雪垠世界》以高度评价。
最近出版的《姚雪垠书系》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每卷书前均附有大量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图片，包括工作、生活照和手稿、资料、版本、实物等照片，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七十年辛勤笔耕的行程、所收获的极其丰硕的成果。
《雪垠世界》较全面地概括了姚雪垠的一生和他的创作活动，在“四十二年磨一剑”中，通过《李自成》责任编辑的回忆和披露，可以了解《李自成》长达四十二年的艰难创作和出版的历程。该书还附有近二百幅图片，既增强了可读性，也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王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