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在现实和审美之间
吕进
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诗集《羞涩》是我国新诗近几年的佳构。诗集作者杨晓民，给浮躁的诗坛带来了沉静，给关心新诗发展的人们辟出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羞涩》的质地纯净，诗人细心地将诗里的散文因子抽取出去，让情感体验构成诗的直接内容。诗是无言的沉默，但是，诗又必须言出情感体验。言无言——是诗面临的永恒难题，当然也是赋予诗人们各显才华的机会。在这难题面前，我们看到，杨晓民对诗家语和日常语的异质保持着艺术警觉，他的诗没有给日常语言留下哪怕一点点篇幅。但他并不离开日常语言去生造一套诗语，而是摆脱现存的语言习惯与语言秩序，使用人们熟悉的日常语，打造出人们不熟悉的言说方式。奔腾的马，在他笔下是：“天空的马／奔腾的天空／在落日里消失”；海南，在他的笔下是：“这橡树与椰子赞美的岛屿”；他对“背叛的爱人”说：“我的心是收割后的秋天”；他对父亲说：“儿子是你最孤独的镜子和镜子里的谎言”。奔跑的不是马，而是天空；赞美岛屿的是橡树和椰子；失去爱情的心和“反抗着你”、“继续着你”的儿子被创造成耐人咀嚼的意象。在诗的语言场里，日常语言陌生化了。它的意义后退，它的意味向前，语言的自指性带给读者浓郁的诗味。
《羞涩》的言说方式内敛而节制，形成诗人个人的话语特色。在审美想象力最大放开的同时，诗人似乎奉行的是节缩原则：诗的言说的最大内敛与节制。请读《长城》——征伐的剑刃／锈了／瞧瞧我足下的黄泥！／羞涩的蝶香／扑面而来。全诗五行。可是，在20多个汉字中，有一部长长的历史，有一道古今交织的风景，有一种深深的历史感。中国诗人的最大财富，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苦难；而当代中国诗人的最大不足，就是他们对过去的苦难缺乏历史性观照。比起一些同类题材的诗作，应该说，《长城》的历史性视野要广阔一些。诗人避开言说复杂体验的艰难，借助跳跃、省略、遮蔽，将诗推到诗外的空白中，再将这空白留给读者。
披露现代人的内在视野，这是诗集的另一动人之处。读完《羞涩》，掩卷之后，你会明白无误地感受到那弥漫于诗行间的现代气息。这是属于今天的诗。诗人是一种现实性存在，诗人更是一种审美性存在，这就是《羞涩》的诗美学。“在蓝色的电视大楼上”，诗人“推开明媚的窗子”，用敏感多思的眼睛眺望窗外世界。他走进形而下的现实世界，又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审美距离，对窗外世界进行一番内心酿造。他创造着他的现代色彩很浓的形而上的内在视野和精神向度，敏锐同时代人的感官，自言众人之未言，易言众人之难言。
《羞涩》是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是诗人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的观照、困惑和内省，是置身物化社会中的诗人对人性、亲情的眷恋。在现实性存在和审美性存在之间，诗集《羞涩》的双重性艺术给了我们惊喜，也给了我们沉思。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
饱蘸笔墨写精神
——长篇小说《大风起兮》的思想价值
牛玉秋
读陈国凯的《大风起兮》（作家出版社出版），令人颇多感慨。改革开放的各项举措还正在身边轰轰烈烈地行进，而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改革初期的生活却好像是已经很久远以前的事了。在人们感叹于理想失落、价值失范、物欲横流，愤慨于硕鼠、蛀虫大肆侵蚀国家肌体的当下，陈国凯追忆当年豪情，饱蘸笔墨，写出了一曲精神的颂歌。
《大风起兮》对精神的抒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写改革开拓精神。大龙湾开发区的带头人方辛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改革开拓精神的基础是为国为民。对于曾广生、董子元、方辛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要对得起人民”、“为国家人民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是他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唯其如此，他们才会在家乡的贫穷落后面前感到“愧对人民，愧对青天大地”，才会勃发出要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改革开拓精神的核心是敢为天下先。建设工业开发区，工程承包，招商引资，聘任制，住房改革……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已经顺理成章的事都是当初方辛他们一批人顶着压力、冒着风险试验成功的。他们抱定了大不了再进一次秦城、再死一次的决心和信念投身改革事业，闯出了一条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市场经济的道路，他们的贡献应永远彪炳史册。
二写献身事业精神。聚集在方辛周围的倪文清、吕胜利、关跃进、张沪生等人身上都体现着这种精神，就连来自香港的凌娜、杨飞翔也不例外。献身事业，就是要有所建树。开发区建设初期，几乎所有来投奔的人都是想干点事的。倪文清说：“只要能实实在在做点事，也就不算虚度此生了。”
汪志杰来特区的要求就是“给一口饭吃，给一份比较对口的工作”。有所建树的生命需求，是人所特有的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需求。
三写广东文化精神。小说从人文地理环境、地域精神品格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广东文化精神的形成，并将其主要归结为少保守思想、富开放意识和富有灵性、聪慧机敏两点。这种认识渗透到小说叙述和人物性格之中，不仅可以表现在方辛对大事的决断上，而且能够蕴含在阿笑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作家以一种悟世入世的清醒，把一段沉重的历史、一个重大的主题处理得举重若轻，使本来的黄钟大吕之声，化作了轻柔优美的广东音乐。
历史记录事件，小说记录精神。《大风起兮》不仅写出了创业者的精神，而且把这种精神写得魅力四射，足可以令每一个读者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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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新世纪散文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
《人民文学》继今年第十期推出《新散文》专辑之后，近日在京召开“新世纪散文精神”研讨会，就散文写作的现状和发展展开讨论。与会者认为，网络上广泛流行的、非专业的、从未纳入现存文学秩序的写作正在成为世纪初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网络的发展和各种亚文化群的出现，散文写作在广大的人群中扩散。新散文作者们把纷繁新鲜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独特的情感体验，把自由奔放、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体和语言带进散文。“文学散文”必须警觉，它必须保持开放性，保持与真实的、复杂多样的生活的密切联系，防止陈陈相因、病弱僵化。（张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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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诗刊》下半月刊举办诗歌朗诵会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了首次《诗刊》下半月刊诗歌朗诵会，近百名诗歌界、文化界人士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次活动中，《诗刊》负责人回答了读者提出的有关为什么要增加下半月刊等问题，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诗刊》扩版，是为了适应近两年诗歌升温，让更多好作品与读者见面，以此繁荣中国新诗的想法。他们还介绍了下半月刊试刊号的试刊情况。大家对这本新出版的刊物给予了很高评价，公认此刊信息量大、图文并茂，充分体现了“青年性”与“发展性”的办刊宗旨。（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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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评介
艺术之盛事不朽之奇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
仲呈祥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热潮。先是话剧，接着是文学、电影，再后是覆盖面更广、受众更多的电视剧。当诸类文艺形式各显所长、竞相审美地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重大革命历史及其领袖人物的精神风采时，中国文坛便呈现出一种奏响时代主旋律的人类文艺史上壮美的奇观。
人类用文艺形式尤其是表演艺术形式，再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较早出现的是16世纪末英国的莎士比亚，那是一次创作高峰。往后，到18世纪，历史剧的创作热潮由英国传到德国，出现了歌德与席勒，两人都写历史剧，歌德的文学成就高于席勒，但席勒的历史剧创作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歌德，其缘由，很可能与席勒本人就是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曾撰写过《三十年战争史》等文学巨著有关。再往后，到19世纪，历史剧创作高潮又转向了俄国，代表作是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普希金也是一位对历史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浪漫主义诗人。至于苏联时期，更出现了“刘宁三部曲”这样非常重要的作品。
人类进步文艺史上关于历史剧创作的经验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中总结概括出著名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化”创作倾向的论断，至今仍发人深思。一个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不知晓艺术地再现自己民族的重要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民族的成熟，应当体现在自觉地对这个民族历史的科学把握和艺术再现上。因为惟其如此，这个民族才能以史鉴今，洞察规律，深刻认识现实。中华民族有着重视历史剧创作的悠长传统。茅盾先生考证过，元、明、清的话本戏曲艺术里，历史题材就占多数。抗日战争时期，以郭沫若剧作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激励人民团结抗日，分清忠奸，功不可没。所有这些，都雄辩证明：凡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可能产生历史剧创作高潮的艺术现象；凡成功的重要历史剧创作，没有一部是“气死史学家”的胡编乱说，而是作家艺术家在学习历史、感知历史、深通历史运行的规律的条件下，发现历史本身蕴含的智慧和通向现实的契机，并把握当代思维的新鲜成果，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和虚构，精心进行审美创作的结果。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高潮，更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结束十年浩劫，人民重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走过的辉煌历史，缅怀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这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强大的审美需求。
作家艺术家顺应时代和人民的需求，把创作题材选择的目光投向重大革命历史及活跃于其中的革命领袖人物，党和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如此高度重视这类题材的影视创作，这在世界各国恐怕还独一无二。我们理应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这种独特的艺术现象作出充分的历史评价和科学的美学阐释，以解放作家艺术家们审美创作的想象翅膀，拓宽他们艺术思维的天空。
如果说，当银幕上相继出现《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等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故事片时，人们曾对荧屏上尚未问世能够足以与之相比美的同类题材的优秀电视剧而甚感遗憾；那么，当为国庆50周年和建党80周年献礼的优秀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日出东方》等相继问世后，广大观众的审美满足和兴奋便驱散了遗憾。这批优秀电视剧在荧屏形成了一道壮美的风景线，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鲜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美学观，自觉把握历史学与历史剧两种思维的联系与区别，“徘徊在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努力实现“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尽可能完美的统一。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一是重大，二是革命，是关乎传播革命历史、激励民族斗志的政治性极强的严肃创作。凭借现代化电子传媒优势，一部如《长征》这样的力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拥有近2亿观众，因此更容不得半点胡编戏说。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具备充足的历史学修养，具有科学地把握了历史运行的内在规律，发现了历史本身蕴含的智慧，才有资格站在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对重大革命历史进行审美创造和艺术再现。但历史学研究毕竟完全不同于历史剧创作。前者是科学抽象思维，后者是艺术形象思维。黑格尔认为：历史剧艺术家应“徘徊在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他有意把“艺术虚构”置于“历史真实”之前，正如恩格斯在谈及他的批评标准时有意把“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一样，显然都是一种深邃的艺术眼光，须知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首先须注入艺术虚构并经得起美学分析，否则，历史真实和历史分析就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很可能是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的。早期不少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如今已很难再赢得广大观众，究其缘由，主要是缺乏艺术魅力、审美化程度不高。而《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日出东方》等优秀电视剧，就在这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和突破。这批作品既注重对历史精神的科学把握，又注重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翅膀，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必实有，只要会有”，从而具有了较强的艺术魅力和较高的审美化程度。《开国领袖毛泽东》里的毛主席秘书形象，便是综合了历史上几位真实的秘书之后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他虽不曾实有，但确是特定历史情境下会有的可信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长征》中毛泽东率领红军将士在草地上头顶飘泼大雨手挽手高唱《国际歌》奋进的感天动地的堪称经典性的艺术情境，也非历史上真有其事，但确系完全符合人物在特定环境里的情感逻辑和性格逻辑的会发生的富于精神美感的事。这样，历史精神的科学把握和艺术思维的合理解放，既使作品所表达的深刻思想被艺术化了，又令作品所呈现的精湛艺术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两者的水乳交融，美感与魅力便由此产生。
第二，坚持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重大革命历史及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艺术观照和审美表现，努力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叙述和对历史氛围的艺术营造而聚焦于对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完整塑造，尽可能地开掘其文化内蕴和人性深度，“史”中觅“诗”，追求史诗品格。
哲学的解放总伴着艺术的繁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还历史以本相”、“完整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成为电视剧艺术家们的共同追求。在《长征》等一批优秀作品中，不仅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化、多侧面，真实感人，血肉丰满；而且如李德、博古和张国焘等历史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完整可信。《日出东方》以人带史，紧扣塑造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伟人形象，把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从“八一”南昌起义到红军井冈山会师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艺术地叙述得有声有色、张弛有致；同时，《日出东方》又反过来以史写人，叙述历史事件不忘精心营造历史氛围，而最终是为了塑造活跃于这种历史氛围中的、并决定着这些历史事件走向的历史伟人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从而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相互渗透，将历史艺术化和心灵化。譬如陈独秀形象，作品精雕细刻了他一波三折的思想演变轨迹和鲜活的个性人格。“五四”时期，他作为伟大旗手，思想先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气势如虹；但伴随着历史的行进，他由于思想局限、个性偏激和文化人格的制约，“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给人以深刻的历史警示与文化启迪。《长征》中的毛泽东形象和周恩来形象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人格魅力和人生诗情，更值得称道。在这里，毛泽东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精神火花，周恩来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精神火花。两者相得益彰，互补生辉，显现出历史选择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光照千秋的人格魅力。
第三，坚持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编、导、演、摄、录、美、音、化、服、道诸因素的优化组合，培养造就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作风优良的创作骨干人才，以确保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能真正进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神圣行列。
《长征》等电视剧创作成功，决非偶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这批作品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的著名党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参与创作并指导把关，有中央电视台组织调集代表国家一流水平的创作人才（如数十年潜心学习研究党史的传记作家王朝柱，注重自身素养、学养、修养培养的特型演员唐国强、刘劲、王伍福、孔祥玉，锐意进取的导演金韬、王进，经验丰富的老化妆师王希钟等）担纲创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从而保证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资源的深入开掘与最佳配置，保证了作品一流的思想、艺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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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韩风”刮过之后
仲言
这两年韩国文化逐渐地火了起来。电视台热播韩国电视剧，电影资料馆举办韩国电影展映，剧场演出韩国的戏剧、音乐和舞蹈，体育馆里灌满了韩国“酷哥”“辣妹”们火辣奔放间或柔情万种的声音，就连T型台上走的也是韩国女孩的猫步，且也应者甚众，喝彩声不断。业内人士戏之曰“韩风”、“韩潮”、“韩流”者，不一而足，这成为近期首都舞台上的一个文化景观。
尽管在国内热起来的韩国文化还大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但却在某个层面上展示着邻邦文化的骄人成就，我们理应为之高兴；韩国文化热也显示着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业绩，我们表示祝贺，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韩风”刮过之后，观众不免会问，我们的当代艺术怎么样？这几年的“韩潮”，确乎给人们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韩国文化热，从表面上看，当然与鉴赏记忆中的陌生感和当下审美的新奇感密切相关。但实质上，与其说依赖于异域的生活场景、靓丽的青春倩影和缤纷的艺术画面，不如说根源于其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始终表现出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或许才是它们最突出的魅力所在。曾几何时，我们也有几部韩剧克隆版的青春偶像剧，摹仿人家的艺术结构，照抄人家的剧情和人物，虽然也有一套诸如面孔要青春，服饰要新潮，剧情要离奇，细节要搞笑，观念要时尚，音乐要煽情之类的经营秘诀，但是，原版剧中的所洋溢着的鲜活生动的生活情趣却了无踪影，剩下的只有拙劣的摹仿和苍白的演绎，“偶像”没有塑成，“呕像”的骂名却不绝于耳。事实无情地告诉人们，艺术如果不研究社会问题，不关心人生痛痒，一味地做一些投机取巧的小把戏，那是肯定没有生命力的。
真实的生活场面，浓烈的人情世态和真切质朴的表演，是韩国文化留给人们的另一个印象。艺术需要美感，漂亮的脸蛋和精彩的画面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比较深刻的文化韵味和内涵，没有全身心的真情投入和感人至深的艺术表演，只能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躯壳的机械流动。看看那些在屏幕上晃来晃去的毫无内涵的浅薄面孔和他们那充满矫情的表演以及被铜臭熏出来的各式流行艺术，比照一下如金喜善、尹度铉之类“引领大众文化的令人瞩目的年轻人”们在表演中倾心灌注着的真情乃至激情，其中存在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仅此一点，就特别需要我们的从业者去认真地体会和思索。
此外，重视民族风情的再现和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掘，也是“韩潮”不同流俗的又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韩国是一个有着典型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韩剧中流露出来的风俗时尚、人情世态和文化蕴含，足以使人们真切地领略到东方文化特有的意味和无穷的魅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也是“韩潮”在中国热起来的原因所在。金敏基即使是在进行艺术的移植，《地铁一号线》也没有成为德国艺术家同名作品的翻版，而是搞成了一部反映韩国社会现状，贴近韩国人审美习俗，具有韩国风味的本土化的剧作。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对于那些一贯标榜蔑视传统的艺术家们，是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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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时代洪流中发展
——中国画写生与创作座谈会纪要
杨少波
日前，江苏省国画院、本报文艺部和江苏力联集团共同举办了“中国画家南京行”写生采风活动。全国11家省级画院的负责人和知名艺术家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期间，艺术家们就“在中国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写生之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专题研讨。
一、写生是不可替代的途径。在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写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是画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江苏省国画院院长赵绪成认为，“外师造化”的功夫是每一位画家的必修课，生活是艺术取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没有对现实生活刻苦、谦逊的模写、学习过程，艺术终究只能是建立在“书斋”、“趣味”等中间环节上的松软之物。中国美协理事于志学认为，艺术只有真正植根大地，植根生活，才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在绘画史上，董源、荆浩、石涛、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等大家的艺术成就，都是建立在大量对景写生的扎实基础之上的。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李宝林说：写生，使画家直接用画笔和现实建立了良好的亲和关系，画家靠写生和现实之间的这种脐带关系是任何其他途径不可替代的。
陕西国画院院长苗重安认为，南京之行的写生作画，使自己以切身的艺术实践体会到先人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深意。湖北美术院前院长陈立言提出，当今画家要谨防对照相机、摄像机的单纯依赖而放弃了心灵与大自然、与火热生活交流的机会。四川省诗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戴卫说：从傅抱石、李可染、黄胄等画家的大量写生草稿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和生活之间深情相应的关系，作品要呈现这种直接来自生活的感动，而不要经过层层中间环节的衰减和过滤。只有来自第一线，透过第一眼的线条、色彩，才会感动自己。在艺术上，自己不被感动，何以动人？
二、写生是艺术嬗变的基石。甘肃画院前副院长李宝峰重提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说法，认为中国画也应该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与时俱进。天津画院院长王錞认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这不仅是艺术理论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是艺术史上的历史事实。安徽画院院长王涛说，中国画笔墨与宣纸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笔墨的千变万化蕴含着深邃的哲学内涵。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助理舒建新认为，“笔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也将因时代的变化不断开拓丰富自己的内涵，它将在新的意义上拓展笔墨表达的可能性。
三、在现代生活素材中开拓新的中国画表现空间。江西画院院长蔡超认为，画家的迫切任务，是需要在面对城市新生活写生的基础之上，找到既融合优秀传统，又能够恰当反映城市生活的新笔墨、新线条、新色彩。湖南省书画研究院院长钟增亚认为，比起历史上的中国画家，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机遇。我们不仅要掌握熟练的造型能力，而且对笔墨传统有继承性的把握，创造出适合于所生活时代的艺术形式，这是艺术史对于我们必然提出的要求。
江苏力联集团总裁翟韶均在文化和企业的发展关系上谈到了二者深刻的内在联系：李可染曾说过：“艺术家要靠贵人相。”与此相应，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必然要有文化内蕴的绵远支持。在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永远的胜者，也没有永远的败者”，只有在高蹈超越层面上建立的文明，才能把物质和精神的发展方向统一整合起来，使二者相映生辉、蓬勃发展。此次采风写生活动是很好的合作协作范例，它标明着中国画艺术发展真正回到了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时代洪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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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央视青少中心青年部推出新栏目
成立于一九九八年的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青年部，节目以十四至三十岁青年为主要收视对象，现有《三星智力快车》、《选择》、《十二演播室》、《第二起跑线》等在青年中产生影响的栏目，并承担“国际大专辩论会”、“国际大学生机器人电视大赛”、“世界著名大学”等一批大型节目的制作。近期，青年部与北京其欣然广告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发制作了大型互动式能力竞赛节目《金苹果》和新型“心智”节目《青春作伴》。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于日前召开青年电视节目研讨会，着重分析新栏目在电视观念和节目形态方面创新、探索的得失。《金苹果》是国内电视界一种全新的节目形态，灵感源自法国一强档电视节目，并结合中国民间游戏“找宝”，走出演播室，以别开生面的游戏样式、充满智趣的闯关过程和精彩刺激的比拼见长。《青春作伴》“消弭代际冲突、倡导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的立意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
富于游戏色彩的现场竞猜形式，使得节目轻松活泼，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青年部将在吸收与会者意见、修改节目的基础上向社会推出这两个栏目。
（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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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邵建光诗丛》出版
青年作家邵建光的新作《邵建光诗丛》近日由海潮出版社出版。该诗丛共分五册，涉及军旅、情感、生活、风景、哲理等五个方面内容，是邵建光多年来潜心创作的诗歌系列。诗作自然、纯朴、率真，浓郁的诗韵中蕴含着哲理光芒，既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也给人以心灵的启迪。诗人在朴实的文字中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苏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