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化点评
时代洪流中的先进文化
赵铁信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先进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特征，就不能自觉地建设先进文化，清醒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我以为，中国当今先进文化应有以下基本特征：
先进文化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现实的时代性。先进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杰出人物头脑里固有的，而首先是从古代和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继承是为了创造，要创造必须继承；继承是创造的前提，创造是继承的目的，不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想凭空创造当今的先进文化是不可能的。任何先进文化都是与时俱进的文化，都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时代的活力，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时运交移，质文化变”，先进文化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以成为时代的印记和百科全书。倾听一首乐曲，欣赏一幅书画，阅读一部小说，就能把我们带进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先进文化既有浓厚的民族性又有博大的容纳性。任何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都源自本民族深厚灿烂的文化。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形象和本质特征。中华民族的文明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没有国内各民族的文明，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中华民族和世界所有民族的文明，就没有人类的文明。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有其价值，就越能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所有。我们中华文化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各国人民所仰慕，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有浓厚而深刻的民族性。先进文化有其博大的胸怀，是一种海纳百川，气吞河山，博采古今中外，广集世间百家的文化。我们当代的先进文化不仅要继承中国古代的各家各派，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还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古代和现代文化的先进成果，要“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近些年来，我国一些著名学者提出的“文化综合论”，强调的也正是其容纳性，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先进文化既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作为经济反映的文化其社会意识形态性并不十分明显，作为政治反映的文化则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因为不同社会制度有其不同政治，有其不同理想追求和社会价值观。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还不能完全等同或融合起来，只能是相互借鉴、吸收其有益的东西。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其意识形态性则更为明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创造文化，也必须要享受与之相应的文化。先进文化必须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和审美要求，必须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参与和掌握，成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巨大力量和锐利武器，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同时，发挥应有的陶冶、教育和愉悦作用。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则成为少数人的贵族文化，那就不是先进文化了。
先进文化既有严格的科学规范又有创新的理论品质。任何先进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科学成果，都是正确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而形成的科学的文化体系，都有其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内涵，科学方法，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沉淀和检验。封建迷信，低级愚昧，坑蒙拐骗等都是非科学的、落后的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科学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也有人认为，先进文化的科学性就是将高科技引入其中，这是机械的片面的认识。诚然，高科技对先进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甚至有时成为文化的一种载体，但两者不能画等号。因其高科技只是一种硬件。先进文化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的文化，是深刻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代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就其本质来说，先进文化还是一种不断创新的文化。创新是先进文化的生命和活力，创新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动力。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先进文化离不开创新，离开了创新，先进文化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像我们具有五千年深厚传统的文化更应有不懈的创新精神。古今中外，有出息、有作为的民族，永远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奔腾向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代代批判继承，代代创新发展。
第10版(大地·评论)
专栏：“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评介
音乐剧《未来组合》观后
廖全京
满台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把我带回17岁的日子。我和舞台上这群高中生一样，充满热情、充满理想，面对人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站在通红的路标下，我们站在生活的大门口。”不过那时候的我，和舞台上的这群现代中学生又是多么不同。
那种整个民族都在单调的红色里狂躁和颤栗的时代，终于成为了历史。当今天的中学生翻开生活的册页时，阳光下的世界早已色彩斑斓得令人目迷神荡。生活在把奶和蜜堆放在他们面前的同时，也把烦和难一齐推到了他们面前。与这些中学生的心跳合着一个节拍的李亭、熊源伟、李海鹰、马东风、李艺梅们，灵敏地感觉并捕捉到了这群少男少女生命的律动，编排出了这样一台《未来组合》。让少男少女们在其中面对亲情、面对友情、面对社会，让他们的青春的血液在里面蒸腾起热气，沸荡成暖流。
整个演出的热烈、欢快、轻松的抒情色调，传达年轻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烦恼的17岁，那是一个幻想的日子，一个多思的年华。这个年纪，有渴望成年人理解和尊重的“独立”意识，有少男少女之间纯真的友谊和朦胧恋情。这是青春的躁动，一种幸福的躁动。同时，它不回避生活本身复杂而沉重的真实。熊亮必须面对身患癌症的父亲，牛晓涛只能面对正在离异的父母，马明不得不在真诚坦荡与自我欺骗中作出选择。生活不允许《未来组合》的成员们将刚刚迈出的脚步收回去，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都无可逃遁地迎向社会风浪的初次冲撞……我相信，这种幸福和困窘，尤其是《未来组合》成员们面对这复杂而沉重的真实，用行动交出的乐观的答卷，会使所有的中学生观众与这出戏的编导和演职员们，执手相看泪眼。
音乐剧这种形式，第一次伴着《未来组合》这青春的旋律，翩然降临沉寂的成都舞台。感谢导演以卓越的心智和才力，使这个戏生气灌注、活泼灵动。他在把握全剧的风格，尤其是把握全剧的舞台节奏上，独辟蹊径。舞台上四扇彩色门框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导演的这种独创性。四个门框的空间移动和调度，已经突破了作为结构舞台外部环境的物理时空的一般假定性手法，而成为了同时承载艺术情感、表现人物心灵的心理时空的深层假定性手法。它与整个舞美设计和灯光设计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流动的、跳跃的、交错的、重叠的、高度自由又浑然一体的舞台时空结构。
优美的、充满青春活力同时充满诗意的音乐设计，和热情奔放、现代感很强的舞蹈设计，使这台演出大为增色。音乐、舞蹈是音乐剧的灵魂。在《未来组合》里，这个灵魂显得那么年轻，那么富有朝气，那么富有激情，使你感到，唯有这种旋律和这些动作，才能准确展示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心灵和神韵。它们是不可替代的。
第10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
作品主人公同作品写作者同台领奖，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获奖作者和作品主人公代表四百余人同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彰显了“共和国的脊梁”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不同凡响的创意和规模。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北京东方英才文化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共和国的脊梁”报告文学大型征文活动，得到各地组织部、宣传部、文联、作协的充分支持。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及业余作者将目光聚焦共和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袁隆平、吴登云、刘汉章、王选、叶乔波等二百人获得“作品主人公金杯奖”和“世纪之星”称号。
著名作家王宏甲、蓝怀昌、矫健等的作品获特等奖。共有一百八十篇分获一、二、三等奖。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泛，为近年来少有。颁奖大会期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共和国的脊梁”论坛、“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座谈会”，获奖代表介绍创作体会，知名作家作专题发言。主办单位还别出心裁地举办了“共和国的脊梁”大型文艺晚会，许多作品主人公走上了舞台，吸引了不少媒体的视线。这次征文活动以其鲜明的宗旨和不懈的努力，扩大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为推动报告文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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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顾国强诗歌在京研讨
顾国强诗歌研讨会近日在中华文学基金会举行。青年诗人顾国强近年致力新乡土诗创作。与会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对顾国强新版诗集《无序的阡陌》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认为顾国强的诗来源于切身的体验，具有率真个性和生活气息；语言风格自然素朴，简洁而有张力且富哲理。（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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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论天地
正确理解音乐的社会功能
仲言
音乐能不能表达精神理念，能否在欣赏过程中传达给人们一些美善的教益，在目前的音乐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同认识。个别音乐理论工作者对音乐在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质疑。他们沿用19世纪的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提出的“音乐不可能表现情感”，“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的观点，强调音乐“传达的是一种超乎社会和阶层的物质性音响”，认为音乐是没有社会内容的，无善意、无雅俗，既不可能传达作曲家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影响受众的思想情操，它就是一连串流动的音响。这种否认音乐的社会功能、背离古往今来音乐研究和实践的积极成果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音乐是一门特征鲜明的艺术，它诉诸听觉器官，主要表现手段是音响。我们研究文艺，既要把握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又要窥探不同艺术品种的特殊规律。不研究个别，就不可能把握一般。研究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文艺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是能动、形象、审美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电视剧、舞蹈……不论哪个艺术门类，不论叙事还是抒情，不论写人和人的关系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离不开社会化的人。文学是“人学”，其他姐妹艺术也是“人学”。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文艺的共同反映对象，而反映的手段、途径、方式、方法则是千差万别的。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共同性的矛盾统一，构成了绚丽璀璨的文艺景观。
让我们上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从音乐观念的历史流变来看一看它与社会内核的深层关系。两千多年前，哲学家们就提出，音乐起源于摹仿。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的唱歌。”大名鼎鼎的亚里斯多德力主摹仿说，他认为各种艺术的差别在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古代的摹仿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但尚未能科学地揭开音乐的本质。音乐包含摹仿，但主要不是通过摹仿生活中的音响来表现社会生活。古今中外写月光的乐曲多不胜数，西方有《月光曲》，我国有《春江花月夜》，而月亮是无声的。如果只能通过再现生活中的音响来表现生活，那么明月是无法进入音乐的表现范围的。音乐所表现的不仅是音响世界，而是人的心灵所触及的大千世界。绘画通过写形达到写神，音乐则无需通过再现达到表现，它可以“直抒胸臆”。作为听觉艺术，音乐通过什么途径来表现社会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又很复杂的问题。
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把音乐称为表情艺术。《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生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这些说法都触及到音乐的实质。如果说，状物和叙事不是音乐的强项，那么揭示情感和心灵则是它的特长。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具有强大的感情冲击力，使人如痴如醉，心潮起伏。可以这么说，音乐反映生活，主要不是展现生活的外在风貌，而是侧重于体现人对生活的感受。马思聪的《思乡曲》，写的是山乡还是水乡？这首乐曲主要是体现了人的思乡之情，它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告诉人们家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靠什么手段来抒情？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音乐中的旋律和语言有密切关系，而人的语调和人的思想感情也有密切联系。已故苏联音乐理论家阿萨菲夫系统论述了“音调”问题，对语调—音调—旋律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使音乐界同仁耳目一新。“音调”理论对人们很有启迪意义，但旋律也不是简单地在那里再现人的说话音调。音乐为什么能够那么微妙地表现人的心灵和感情？应当说，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王国”。如果说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能够观察到几亿光年之遥的天体，那么对于近在身边的音乐，现有的理论还不能把它的奥秘解释得一清二楚。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艰苦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从音乐艺术的实际出发，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揭开它的奥秘。
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美学在我国逐步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学者们在梳理古代和外国的思想资料、探讨音乐的特殊规律上做了许多工作。新时期以来，音乐专门家们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开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在纠正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初步梳理了机械唯物论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应当承认，机械论对过去的音乐美学研究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无视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无视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原则区别，把反映论简单化，把“标题性”当作器乐创作的普遍原则。它不适当地强调音乐的描写和再现功能，忽视了它的表现和抒情功能。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防止音乐研究中的简单化、庸俗化。把反映论的术语简单地套到音乐研究中去，用解释造型艺术的一套方法去解释音乐艺术，不可能真正揭示音乐的本质。
当然音乐不使用概念，不可能通过概念进行推理判断。但这不能成为否定音乐作品具有思想内涵的理由。概念是语言文字的专利，它只能通过语言文学来表达。除了文学以及涵盖文学的综合艺术外，绘画、雕塑、舞蹈、摄影等，也都是不使用概念的。难道它们都不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思想感情并非只能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言乃心声”，音乐也是“心声”。这个道理是被无数实践所证明了的。
回顾历史，面向现实，我们坦然承认，人们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也不能作为否定音乐具有特定内涵的理由。创作和鉴赏之间的矛盾，不但存在于音乐领域，一切文艺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鲁迅在谈到鉴赏《红楼梦》时就曾列举读者的种种眼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难道因为读者感受的不同，就可以否定《红楼梦》的特定思想内涵？难道因为“道学家看见淫”，就可以把《红楼梦》归为诲淫之作？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音乐作为交流思想感情的手段。如果音乐什么也不能表达，那么历史上带着神圣使命进行创作的进步音乐家，岂不都成了徒劳之徒、自欺欺人之徒？论者也正是这么看待这类作者的。贝多芬因为主张用音乐点燃人类精神的火花，就被嘲弄为“事与愿违”，甚至引用他人的话说他“口是心非”。
对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特殊规律，应当鼓励人们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大胆探索、大胆争鸣。对于音乐家要不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不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则必须有起码的共识。因为后者不仅牵涉到思想认识问题，还牵涉到职业道德问题。如果作曲家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果社会对于音乐可以根本不问崇高或低俗、有益或有害，那么我们的音乐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礼记·乐记》说：“乐者，德之华也”。贝多芬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应当把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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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畔的温馨 陈若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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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的固守与超越
——评《插图本中国民间文学史》
海峰
盛世修史。经过20世纪的文化交融、重铸和洗礼，我们的文学史学科在新的世纪获得了异常珍贵的发展契机。乍读高有鹏先生经过20年辛勤努力所著《插图本中国民间文学史》，心中格外激动。这部60万言的学术著作，尤深感其艰辛。若用一句俗语来描述其特色，那就是太沉了。十分难得的是，在学风未免浮躁的氛围中，这部学术著作体现了不同寻常的品格，即对民族文化的固守与超越。
所谓固守，不必是乾嘉时代的考据、义理和辞章，而是对文化自身的稔熟及其准确把握。《插图本中国民间文学史》所梳理的，是晚清之前千百年间五彩缤纷的民间文学发展历史，这就避不开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民间文学的文体存在及其自身的嬗变，一是民间文学作为史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的甄别。其中，考据的功夫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这部著作中，所引的典籍有上千种，有许多版本是一般学者不易见到的珍本，这足以显现作者阅读量的惊人之处。内中的考证精彩部分相当多，如关于第一位详细记述盘古神话的三国吴侍常徐整的考辨，关于《木兰辞》形成及其与民间歌谣的联系的考据，关于两宋时期民间文学中王安石形象被扭曲的辨诬，关于明清民歌中所表现的商人阶层生活内容的解析，以及民间戏曲发展历史和文人戏剧创作的关系等问题，都可以看到作者非一日之功所表现的审慎与沉着。学术史上一些悬案、难题，在这里很自然地显见出端倪。再者就是文物与田野作业在著述中的运用，体现出典型的“三重证据法”，即文献、文物与口头流传三者的综合分析，令人信服于那些颇有惊人之意的论断。特别是“插图”的使用，各种生动的图案，不但给人以轻松的感觉，而且给人以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这种立足于“土著”的踏实态度，正与一些人动辄用洋概念吓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其固守不是目的，而是不可缺少的学术基础——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又怎能不懂得自己的典籍呢？在熟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现出超越。举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洪亮的《中国民俗文学史略》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虽然也涉及民间文学，但都是把重点放在“俗”上，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史著作。后来，先后出现了5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和90年代的《中华文学通史》，又都是集体合作，自然缺少独异的个人学术创见。在这样的背景上，高有鹏先生的这部著作，实无愧为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中国民间文学史著。至少它了却了许多学者对文学史缺少民间文学这一领域的遗憾，不用说，这部著作也是作者20年间坐冷板凳的结果，更是作者走遍神州大地进行田野作业的结果。俗语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可以设想，20年间一位学者所经历的种种困苦和辛酸。我们的时代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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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篇篇妙文写春秋
——读万伯翱新著《四十春秋》
于文涛
万伯翱曾任《车王》、《运动·休闲》和英文《中国体育》3本杂志的总编辑，现任中国国家体委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万伯翱喜欢写点纪实性的文字“自娱、娱人”。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体育散文”，以及关于钓鱼的篇篇妙文，已经得到许多资深作家的认可。
由于工作关系和他的革命家庭背景，万伯翱能见到和接触到一些中央首长及其亲属，从而能近距离地观察国家领导人、元帅、将军、部长们的日常生活和休闲状态，最终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从“小处”展示“大人物”多侧面的精神生活。他绝大部分垂钓文章是写老元帅和将军的，包括贺龙、罗荣桓、徐向前、罗瑞卿、陈锡联、傅崇碧等。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将帅们在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缔造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以后，他们又各自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呕心沥血，日理万机。政务、军务之余，他们拿起自制的钓竿、鱼饵，到公园或野塘过一把垂钓瘾，放松放松身心，回忆回忆当年，议论议论现在，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吧。
贺龙元帅是公认的“钓坛高手”，钓得内行，钓得潇洒，有风度，有气势，几十年如一日，身边吸引了一大群钓友。在万伯翱的《贺帅钓鱼轶事多》、《钓得大鱼挽天河》、《两帅擒巨鲩》诸文中，读者看到了一个集“帅气”与“凡人气”于一身的真实的贺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受父亲的影响，万伯翱和他的弟弟妹妹都喜爱网球运动。万伯翱的父亲万里是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一位酷爱体育锻炼的健康老人。老人家今年已八十有五高寿，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气色很好。八年前，万里主动请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了充实而有节奏的“三打、两看、一接见”的退休生活，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书报；接见客人。只保留了三个“官衔”：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名誉主席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名誉主席。万家的家风很正，传统美德与现代意识融为一体。从万伯翱写的《父亲的健身之道》、《万里祖孙三代的网球情结》、《我们家的香椿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这几篇平易质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万伯翱是高干子弟中“平民意识”较强的一位，除了同严格的家教有关，还同他年轻时在河南黄泛区农场锻炼十年的经历有关，为人豪爽而随和的“万老大”有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朋友。大剧作家曹禺生前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伯翱贤侄是我看着长大的。在我的印象中，从小到大，他都保留着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纯朴、憨厚和善良。这在中国干部子弟群中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从1961年在《北京晚报》发表第一篇习作算起，万伯翱业余写作整整40个春秋了，先后出版了《灯下日知录》、《三十春秋》、《元戎百姓共垂竿》、《四十春秋》等作品集，并创作了几部较有影响的影视作品。今年盛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四十春秋》收入了万伯翱的代表作，分为《星斗篇》、《采风篇》、《亲情篇》、《垂纶篇》、《梨园篇》、《影视篇》六辑。文如其人，平中见奇，有情有理，有声有色。然而，最值得推荐的还是他的“钓鱼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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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出版
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教材之一的《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李运抟力图在尽可能顾及史料的代表性的同时，更为突出以论带史，对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五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作出梳理和总结。作者注意了中国当代小说那些特别重要的创作现象和创作问题，除尽可能清晰描述其历史情形和特征外，对存疑较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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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出版
系统论述河北当代地缘文化特征的专著《燕赵风骨的交响变奏》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崔志远在吸收中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独特视角考察研究燕赵文化与河北当代文学，发掘燕赵文化潜意识以及在河北文学中的艺术显现。（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