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大地·读书)
专栏：书里书外
凭什么要买你的书
郭莹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读书人总是少不了的，写书人、编书人、印书人、卖书人和读书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精神和物质两种属性的文化产业，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里占有相当比例的份额。这是值得欣慰的一面。但是，纵观近年图书市场，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图书品种很多，却又良莠不齐，滥竽充数名不副实的出版物不少出版社和书店都有，真正称得上精品的书籍凤毛麟角。曾经有人说过，现在很难再找到高尔基形容的“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种感觉了，一是因为我们不饿，二是因为面包不香。这样说似乎绝对了点，但却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图书产品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曾几何时，在某些特殊的年代里，因为投入市场的书太少，我们很难得到一本好书；如今开放搞活了，投入市场的书太多，我们同样很难得到一本好书。过去的读书人，往书店的柜台前一站，或匆匆浏览，或点名索取，往往三分钟不到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而现在，你到西单图书大厦去稍稍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琳琅满目的书架前，蹲着的有，站着的有，一遍遍走来走去的有，都在那里反复翻阅反复比较反复决定着或者斟酌着。一般来说，除了买书不为读而是为装点门面儿的主儿和专业顾客，一般的大众读者都不是款爷，尤以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居多，你让他慷慨解囊买你的书，那就必须价有所值。
什么样的书是价有所值呢？针对不同的读者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标准，但对大众读者而言，物美价廉是基本要求。
首先是新。新颖的创意是激活读者购买欲望的重要前提。二十一世纪，随着生活节奏和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也随着知识信息传播媒体的日趋多元化，大部头名著的读者的确在日益减少，聪明的出版者应该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调整出版思路，一面开发新书，一面在老题材上做新文章，开发出新的甚至是更高的价值，使老书焕发出青春。
其次是真。传播真理也是书籍的重要功能之一。现代人读书，专门做学问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也就是大众读者都希冀从中获得历史知识和人生经验。
再次是精。精品图书是众多读者追求的目标。这里所讲的“精”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以较短篇幅囊括丰富的内容。“精”的第二层含义是精品精做，制作精良。从内容到形式，从装帧到印制，都很考究。以至于它一旦进入视野，读者就禁不住想翻一翻。
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什么样的书能够迅速有效地促使我们掏腰包？无论是原创性选题也好，再度开发和发展的选题也罢，要想获得大众读者的青睐，角度新是首要的，以最小的体积涵盖最大限度的知识信息，以最简便的手法帮助读者迅速完成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和知识积累，以明白无误的包装形式迅速达成对读者的兴趣吸引，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曾经有人这样评论英国企鹅出版公司的图书：“他们出版的图书简直就像一辆辆浑身都是喇叭的宣传车，热情得非让人掏腰包买下它不可。”这段话对于今天中国的出版者来说，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第4版(大地·读书)
专栏：
融入群山铸军魂
——读长篇纪实文学《高山魂》
殷建忠
1990年秋天，九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与世长辞，四十天后，伴着朵朵鲜花，老元帅的骨灰飘落在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的千丘万壑中。至此，按照徐帅生前的遗愿，在那让他一生深情眷恋着的巍巍群山中，他归复大地，化作阳光，用另一种光辉照耀我们。
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心境，来理解这样的情怀：一个人，当他要离去的时候，他将那种凭借着生命的力量从世间万物中汲取，用以构筑生命本体的元素，归还于一片大地，而那片大地，已经在他的生命中萦绕了大半生。当读完张麟、马长志合写的长篇纪实文学《高山魂》（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品味着徐帅不同寻常的生命历程，感受到那种绝无仅有的生命体验，再来以一种生命的本能和人格的高尚来体察徐帅特有的精神力量时，我理解了这种特殊的情愫。
像大多开创新中国革命事业的革命者一样，徐向前从一个贫困的家庭走来。在二十年代初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连许多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所以直到二十六岁之前，徐向前也还是一个迷茫的探寻者，在为自己的人生命运奔波着，甚至是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徐向前最初的动机也还是为了谋生或者说是在找条“出路”，但是，1927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倒不是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了什么人生“出路”，而是徐向前于当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1927年在中国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长沙又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而徐向前的革命事业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困难之中发端。
当我们把一个人的一生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放置在种种机遇与困难之中，通过他“呈现”出的生命“曲线”来观察这个人，对于那种促使这个人沿着那条奇特的“曲线”走下去的原因感到惊奇，发现一些令我们“不可思议”的东西，并寻觅其中的原因时，我们往往会感觉到：人的一生，似乎是被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驱使着。这种力量有时被人们称之为“命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个人，在具体的困难和挫折中来透视他，在具体的苦闷与彷徨中解析他，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独特力量是一个人的信念，是他对于人类共同的命运的关怀和理解，同时也是他的内心力量和人格精神的外现。这正是我们阅读《高山魂》时，徐向前一生的奋斗历程所阐释的内涵。
诚如徐向前所说：“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但自从这个“无名小卒”投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斗争之中，他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因而他也一次又一次地走过了生命险境。他在战斗中一次次化险为夷，革命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取得了一个个辉煌战绩，他也一步步走过了从士兵到元帅的光辉历程。但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这个今天要用伟大来形容的过程中，徐向前的内心却不时充满了悲哀与苦闷，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张国焘却对他“用而不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维护国家和军队稳定，他却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在今天，当历史上的那些“是非功过”终于展现得清晰而明澈之后，我们不能不为在那种磨难真正来临之际，徐向前所表现出来的隐忍和坚韧而惊异。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徐向前十分赞赏这句话。当我们仔细品味这句话，我们发现，它言说的是一种精神，是人对于初衷的坚贞不渝，对于信仰的坚定不移，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徐向前在任何困难和挫折面前，都坚持下来，向着他心中的目标走下去，因而也使我们看到他高山一般的情怀。
第4版(大地·读书)
专栏：
王仁杰和他的《三畏斋剧稿》
范晓宁
王仁杰，福建泉州人，应属“文革”后成熟起来的剧作家，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正是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传统道德虽然一再遭受冲击，但仍然是一大部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传统文化教育虽然从体制上被一再砸烂，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仍然有着惯性的延续。因此，在他们这一代中国人身上，仍然留有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教育的烙印。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诸多问题的反思，至今仍是王仁杰关注、探究、思考的焦点。不久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王仁杰戏剧作品集《三畏斋剧稿》，选收了他的五个梨园戏剧本：《节妇吟》、《董生与李氏》、《枫林晚》、《陈仲子》、《皂隶与女贼》和一个昆曲剧本《琵琶行》，颇具代表性。
女性人物形象在王仁杰剧作中最为鲜活生动。他笔下的女性大多有优美的女性特质，把女性充分理想化，无论是寡妇还是女贼，或是从良妓女，身上都有传统女性的贤淑，又都恰如其分地具有现代女性的果敢。他把男性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牢牢地抓在手里，同时也牢牢地抓住了自己，他削剥他们毫不留情，或许也是在鞭挞自身。从沈蓉、陈仲子、董生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压抑，也看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辩解，更看到了一种坚持精神信念的执拗及恪守理性原则的顽固，他需要在这种不断的批判、辩解、坚持、惊慌和逃窜的过程中，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
人性的压抑，是王仁杰笔下人物身上的又一显著特征。这压抑可以是外界强加的，也可以是根植于思想深入骨髓的。他甚至使压抑成为一种美，一种高贵。读王仁杰笔下的压抑，我们能读到痛苦，也能读到心甘情愿的承受。
王仁杰的剧本大都是为梨园戏创作的，虽然题材多样，但风格和模式却很接近。这与他对梨园戏的研究、认识和钟爱是分不开的。梨园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戏曲剧种，其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南戏，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样式。有了独特也就有了排他性。任何的创新和改造都需要先破而后立。“破坏”梨园戏是王仁杰不能容忍的，对任何形式上的吸收他均抱审慎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和限定了他的创作，却使梨园戏成为现存古老剧种中保留传统和原有风貌最多的一个剧种。泉州有梨园戏，王仁杰生活在泉州。是王仁杰找到了梨园戏，还是梨园戏等来了王仁杰？也许只能解释为命运的安排。梨园戏的精神和王仁杰的气质的确存在着大面积的契合。对历史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的探究，对民族心理的琢磨，对文人风骨的坚守，使王仁杰一直保持着传统文人的形象。然而，时代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止，剧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永远是千丝万缕撕捋不断的。王仁杰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吸取，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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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
苏智良著
本书针对日本文部省最近通过的大肆歪曲历史、内容荒谬的2002年中学历史教科书而写。苏智良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反对日本右翼分子倒行逆施的目的，以一个中国人的良知，用翔实的资料，对日本教科书的内容以批驳。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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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联新书
《哲学与科学的对话》雅克·阿努尔等著卞晓平等译
面对生命科学的巨大变化，哲学家、科学家纷纷引证各自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疑问，到法国大学的狄德罗论坛上发表演讲，《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是该论坛演讲的精选。本书涉及生命科学的以下问题：现代生物学是支持一种受基督教启示的人文主义，还是要要求一种完全无神论的新人文主义？人文科学能够成为科学吗？生命的终结将由谁决定？
《哲学与科学的对话》（二）皮埃尔·费迪达等著韩劲草等译
本书仍是生命科学最新成果引发的争论。当精神病理学已经进入分子阶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了精神病的本质？真的会有新疾病吗？性行为的未来是怎样的？真的应该克隆人吗？人类如何完成其生物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统一？
《傅雷书简》 傅雷著
本书收录了傅雷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去世前致三十几位朋友的二百多封书信。在这些书信中，傅雷谈文学、谈艺术、论翻译，其间也涉及社会和人生问题，多有妙论。从中可见这位知识分子的耿介性格和高洁人品。
《读书札记初辑》《读书札记二辑》《读书札记三辑》陈寅恪著
陈寅恪集之三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合集。
《水乡绍兴》 沈福煦文李玉祥摄影
“乡土中国”丛书之一种。绍兴曾为古越国都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本书有对水乡绍兴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描摹，有对四五十年代绍兴生活的描述，其中饱含作者对儿时生活的回忆，亦情亦理，十分感人。本书描绘出典型的江南水乡文化类型，展示了富有人情味及乡土气息的绍兴本土文化。
《黄羊川——网络连接梦想》 林光信著
记录了台湾英业达集团天津公司援助甘肃贫困乡黄羊川的活动。该公司为黄羊川乡的一所职业中学建立了学校的网站，用网络打开了师生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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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创性的文艺学学术史
——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王先霈
由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学术史》）汇集王飚、辛小征、靳大成、旷新年、孟繁华、张婷婷等诸位近年来活跃于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之力，以四部五本，一百四十余万言的鸿篇巨制，对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细微的叙述，在文艺学学术史研究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
文艺学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部分。王国维曾将“学”之今义分为三大类：科学、史学与文学。不过，当时他还只是进一步区分了“文学之学”与“文学之史”，其实，就研究文学的文艺学而言，也有着自己的历史运行轨迹、历史内容与发展规律，这也正是文艺学学术史得以独立存在的原因。同时，全书以二十世纪作为历史的坐标，将自先秦至清末，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而走向终结的以“诗文评”为典型形态的中国文论作为其史前史，突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现代转型的重大主题。《学术史》以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不再成为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附庸，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的文艺学从“诗文评”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确立了“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学术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还为自己确立了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工作方法，即如“全书序论”所概括的“以问题为纲”、“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和“‘内史’与‘外史’的结合”等。从学术问题的变迁到学术范型的转换，从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影响的观照到对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清理，《学术史》有效地将发生在二十世纪文艺学研究中纷纭复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和观点汇成一条波浪奔涌的史的长河。此外，《学术史》既是集体编撰的结晶，亦保留了明显的个人风格，这些都为完善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当然，《学术史》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展示了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从“蓄势”、“蜕变”、“定格”到“突破”的学术发展历程。梁启超曾言“清学这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钱穆也说“治近代学术史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也就是说，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现代转型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理路”挖掘出它的根由。《学术史》前两部颇费心力的正在于对现代转换“势能”的积蓄以及其如何导致文艺学“脱胎换骨”的蜕变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第三部虽然只是叙述五十至七十年代文艺学的发展历史，但其将当代文艺学的发展置于政治文化规范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从中所引发的关于学术与政治的思考也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第四部的问题意识更为明显。近二十年来，文艺学既要突破左倾激进文艺思想，又在应对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挑战，其间包含着诸多的困惑与迷惘，从“主体性”的伸张到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从文艺学现代化的吁请到对多元综合的“大文学理论”的倡导，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正在这一进程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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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第4版(大地·读书)
专栏：
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
收入钱学森教授一百九十七篇文章和书信，记录了钱老研究和探索建筑科学历程，展示其深邃学术思想的力作《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最近由杭州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精粹的面目问世。收入钱学森有关城市与建筑的论述，全书结构清晰、重点突出，分为园林学、城市学、山水城市、建筑科学和其他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均以钱老的经典文章带头，并辅以少量必要的注释、大事记、简历等，书前有题为“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的由来与发展”的导读性文章。（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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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评出
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评奖，近日在京揭晓并举行了颁奖大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京剧史》等十种图书荣获一等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等三十种图书获二等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南京文物精华》等八十三种图书获三等奖。
全国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文物等方面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评奖。他们在全国出版艺术类出版社送评的三百种图书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评选，推出了一、二、三等奖图书一百二十三种。获奖图书基本含括了艺术各个门类，比较客观地体现了近年来艺术类图书的出版水平。（罗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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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武帝传》（“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
杨生民著
天地悠悠，人事悠悠，不废江河万古流。汉武帝以其雄才伟略、功过是非的一生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成为威信史学研究的热点人物。
本书是“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之一，作者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生动的笔法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汉武帝威声赫赫而复杂变乱的一生，既褒扬了其尊儒重法、延百端之学、施德安人、改革政治经济、外事四夷、教通四海的不二伟业，又如实地描述和贬斥了其淫侈生活、后宫制度、豢养酷吏……
作者并概括叙述了历代对汉武帝的种种评价，对其成就事业的原因进行了深层分析。（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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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景式考察人类文明史
——介绍汤因比遗著《人类与大地母亲》
崔美明
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人生之路，溘然长逝，为后人留下了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数十部著作和一部手稿——他这一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这部著作完成于1973年，凝聚了作者毕生的学术功力。197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汤因比的这部遗著，在历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部从全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综合考察的著作，它的副题是“一部叙事体的世界历史”，阐明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作者以散文诗般的优美笔调，叙述了上起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形成，下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立体地、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
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没有像《历史研究》那样对叙述的对象进行分析和对比，而是“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从而详细地记录下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许多事情。当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这部著作彻底摒弃了西方史学界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论，注重对欧洲以外区域文明的考察。汤因比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在本书叙述中，我没有像西方传统的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反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作者在本书中不但以相当的篇幅对欧洲以外的各种区域文明进行了充分介绍，并特别强调了它们与西方文明的相互影响。
汤因比将区域文明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打破了西方史学中传统的国别、地区史体系。它一反通常的历史分期方法，对各个区域文明的历史分别进行断代研究。在书中，法老埃及文明、亚述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等等，都被按照历史年代分成几个时期，分段叙述。然而，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汤因比绝不会忘记叙述各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不会忘记展示对世界历史有影响的重大事件。而是在描述某一区域文明时，深刻剖析其形成的政治、历史、地理和社会原因，以及与相邻区域的相互关系、与世界重大事件的内在联系等。
本书重视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成就，以及文化的传播、渗透和相互影响。汤因比认为，在文明的范畴中，政治和经济只是它的表面现象，而文化才是文明的血液、精髓和核心。正是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建功立业的历史构成了本书的主要成分。同时，作者也充分注意了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冲突、融合和相互影响，强调它们对人类文明史所起的作用。
汤因比十分重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环境，但他认为只有人类的集体力量才是改变自然、创造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人类物质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他发自内心地呼吁人们保护大自然，保护人类和一切生命的生存环境，把生命“从地狱带进天堂”。
深切关注人类的命运，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怀着美好的愿望是作者贯穿本书的一个明显思想。英文版“原书简介”中写道：“作者以毫不掩饰的激情，描写了人类的技术进步与其道德和政治的不相适应这一与生俱来的脱节现象。人类已经获得了将整个生存环境连同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加以毁灭的潜在能力，汤因比敦促人们考察过去，以求获得对当今世界的更高的洞察力。”表现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对现实生活的积极介入。
本书作为汤因比最后一部著作，无疑凝聚了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然而，它又是一部通俗的叙事体史学著作，通篇文字流畅、生动而优美。作者似乎在有意追求一种抒情式的学术风格，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去了解那并不轻松愉快的历史，在艺术享受般的浏览过程中去探寻人类历史的发展图景，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写作中知识、智慧和激情的结合。书末附有“诸文明的自然背景”、“苏美尔与阿卡德”、“古希腊世界”、“中美洲与安第斯文明”等十五幅历史地图，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各历史时期世界文明的全貌。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学术名著，译者是一批生气勃勃的中青年学者。译文不仅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原意，而且保持了原著的飞扬文采。汤因比曾经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在当今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翻译出版这本学术名著，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历史，对于全面地了解汤因比本人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