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献身为理想铁血铸丰碑
——回忆我的父亲赵宝成烈士
石毅
1931年11月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到如今已经70年了。抚今追昔，我更加怀念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更加怀念血洒中央苏区的我的父亲赵宝成烈士。
我的父亲赵宝成，原名赵成璧，字元和，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寨县三岔村，自幼随祖父在太原生活，并于1923年考取了北平京都大学。
父亲在北京学习期间，经常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去听李大钊等人的演讲，接受马列主义，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4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父亲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受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派遣，回到太原开展工作。他同太原地下党负责人崔锄人、王鸿钧、薄一波等同志一起深入发展党的组织，为党在山西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
1928年，父亲改名为赵阁民，化装成商人和同乡、中共党员李在唐在上海中央局专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遵照中央指示，父亲和李在唐在上海开了一家旅馆，并以此为掩护作为党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和中转站。为了掩护工作，不被反动当局怀疑，经组织批准，父亲于1929年春回到山西，同1927年入党的母亲石澹峰成了亲，并一道来到上海。从此，父母在上海以开旅馆为名，专门负责中央的重要文件的传递与联络，接待来沪参加党中央会议的领导同志。同时，父亲还担负着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央红军筹集军火和各种物资的艰巨任务，经常秘密来往于京、津、沪、杭、蚌一线，为中央苏区购置和运输了一大批医药、军火等物资。那时我党的活动经费极为匮乏，为了支付给苏区购买各种物资的费用，父亲毁家纾难，将自己家中的良田房产变卖，在战友李在唐和胞弟赵全璧（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帮助下，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为党中央筹集了大量的活动经费，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的局势骤然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党的中央机关出现更大的损失，党中央决定让父亲和母亲撤离白区，向中央苏区转移。行前父亲给我的三叔、地下党员赵全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风云骤变，阴霾蔽日，即日离沪，赶赴瑞金。这是暂时放弃城市，扎根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前这也许是最后一封信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请转告父母。”由此可见，父亲对革命取得胜利，抱有足够的信心。
父亲母亲到达红都瑞金后，邓颖超立即亲自上门，看望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然后，给他们安排了新工作。父亲任苏区中央工农通讯社副社长，母亲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文化主任教员。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连续七八个月的征战，红军战士疲惫不堪，给养和物质供应严重不足，药品奇缺。根据周恩来的提议，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会决定，任命父亲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以加强对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此期间，父亲派出同乡好友李在唐潜回上海秘密筹款，并让叔父赵全璧把全部家产变卖，换成银元，购置了大量药品和物资，雇用驮骡队运到苏区。同时，按照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布置的“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的三大任务，率领总务厅总务处长袁福清和管理处长徐毅等筹款、筹给养，殚精竭虑努力工作，保障了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
在反“围剿”期间，母亲在校长叶剑英、副校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欧阳钦领导下，为红军将士补习文化课，还经常自编自演节目慰问红军战士，并以扮演革命老大妈而著称于整个中央苏区，被誉为“红军老太婆”。数万红军将士都曾经看过她的演出。母亲还与赵品三（时任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解放后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元宵晚会演出，受到瞿秋白、何叔衡、陈毅、项英、毛泽覃、陈潭秋、刘伯坚等领导同志的赞扬。
1933年8月，党中央决定，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迎接大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会议，批准建造“六大建筑”，命中央政府总务厅具体负责，在沙洲坝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并把红军检阅台，由竹木结构改建为砖木结构。
“六大建筑”造型设计庄严肃穆，布局合理。单是设计工作，父亲和总务处长袁福清、管理处长徐毅就费了不少心血，请钱壮飞为纪念塔设计图纸，请黄亚光为大礼堂设计图纸。这些红色建筑至今还是后人回顾党史、参观红色根据地的历史见证，成为江西省的名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面临崩溃的境地。父亲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忠实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指令而受到牵连，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残酷打击。“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肆意践踏苏维埃法律，就在父亲被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选举为中央政府总务厅长的第二十天，即1934年2月13日，未经任何组织决定，突然袭击，撤销了父亲的厅长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博古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拥护毛泽东，反对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古柏、毛泽覃及我父亲赵宝成就是这时被博古留在中央苏区，后来被敌人杀害的。因此说，他们的牺牲，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苏区，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异己，也是造成这批领导干部牺牲的重要原因。
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在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中央分局突围的艰苦日子里，父亲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忍饥受冻，跋山涉水，在苏区的大山里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最后，被敌人围困在江西铜宝山地区的山林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围攻上来的敌人，宁死不屈。敌人便使出惨绝人寰的手段，放火烧山。所有武器一起向红军战士开火，向他们发泄全部的阶级仇恨，大火顺着山坡乘着风势扑过来。烈火中，红军勇士们顽强抵抗。激战中，敌人射出的罪恶子弹击中了父亲的前胸。这一年，父亲才33岁。
中央机关撤出瑞金，母亲被编入由五次反“围剿”下来的轻伤员组成的第五所工作。在一次夜行军中，她不慎跌入山沟中摔伤、被俘。敌人将她押在特务连3个月之久，四次拷打逼供，仍一无所获。仅仅知道她是山西翼城人，是红军的洗衣员。后来，敌人将她发落到国民党江西“九江行营感化院”，与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妈妈和吴维英同志关押在一起。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解散“感化院”，将母亲“递籍押解”回原籍。经过四个多月的“递籍押解”，终于在1936年春，她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家乡——山西省翼城县。不久她做了抗日救亡儿童教育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解放后，因种种原因，父亲的烈士身份一直得不到组织的承认。无奈我于1965年写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请求毛主席证实父亲的情况。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通过邓颖超、康克清、叶剑英、何长工、欧阳钦、赵品三、张经武、李舜琴等革命前辈的亲笔证实，父亲的革命经历终于得到中央组织部的正式承认，1966年国家内务部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被诬为“假烈士”，母亲也被诬为“叛徒”，直至被迫害致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颖超、胡耀邦、乌兰夫、伍修权、程子华、罗贵波等革命前辈的亲切关怀和何长工、石联星、赵品三、欧阳钦等革命前辈的证明下，我的母亲石澹峰被国家民政部重新确认为退伍红军老战士。同时，国家民政部为我的父亲重新换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中国革命奋斗的革命人生都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想您，亲爱的妈妈！
——纪念杨开慧烈士诞辰100周年
毛岸青邵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又是最早的党员之一的您——亲爱的妈妈杨开慧诞辰100周年。亲爱的妈妈，缅怀您，缅怀过去的风风雨雨，这是缭绕我们心头最永远的“痛”和“爱”。亲爱的妈妈，您知道吗？在您孩子们的心目中，您是永存的，您29岁的生命永远是那么年轻！
70年前，反动派的一声罪恶枪响，您便从此倒在了血泊中……70年后的今天，让人想起来仍不寒而栗，在那专门囚禁和屠杀革命党人、充满血腥味的阴森森的大牢里，任皮鞭、压杠、老虎凳、竹签在您那女儿身上疯狂地肆虐。亲爱的妈妈，您能不痛吗？您把嘴唇一次次咬出了血，可您就是不屈服：“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最终只得利诱您：“只要声明与毛泽东离婚，就可以获得自由。”可令敌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只要”，却是您贞操和信念的全部！您把对父亲、对革命、对孩子的点点滴滴的爱都浓缩在这个“只要”里。亲爱的妈妈，你柔弱的双肩就那样肩负着历史赋予您的光荣使命：“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面对您这样一个坚强刚毅、早已把死置之度外的革命战士，敌人还能指望从您口中得到什么呢！亲爱的妈妈，您真的很伟大，宁可牺牲所有的钟爱，也要保护好党的事业！正因为这样，亲爱的妈妈，您用鲜血写出了一首远胜于《上邪》的诗章，您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对爸爸忠贞不渝的爱情绝唱！70年后的今天，您的孩子仍被您的惊世壮举所震撼！
亲爱的妈妈，如今已进入了21世纪，您曾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献身的新中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0来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并重新塑造了自强不息而腾飞的形象。一切的一切都与您当初生存的那个时代相差得太多太多，一切的一切都是您当初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可是亲爱的妈妈，无论时光如何飞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无法改变您的孩子对您的深切思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越来越多的皱纹爬上我们的额头，对您的思念变得更加深切并与日俱增。妈妈，您永远是那么年轻——白衫黑裙，满头秀发，一双明眸，秀丽而刚毅……
想您，亲爱的妈妈！每当想您，在我们的心头，对您的崇高敬意便油然而生。是的，妈妈，您真的很伟大，早在鲁迅先生用阿Q为时代写真之际，您这个出生在有名望的进步知识分子
之家的少女，不但没有点滴娇慵，还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您感受着“五四运动”带给您的深深激励，毅然剪去了长发，向封建卫道士们发出挑战，蔑视着他们所谓“男不男、女不女”的冷嘲热讽，昂首挺胸走进教会学校，拒绝礼拜上帝而率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向旧世界旧中国呐喊示威！您一个女孩子家却和很多热血男儿一样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您把自己对革命的思考写进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中，您是那么地与众不同而又令人刮目相看！最重要的，还是您勇敢地选择了爸爸——一位一无所有，但却最清醒、最睿智的农民的儿子。您不但是爸爸最亲密的知己、夫人、助手，更是他志同道合、并肩作战、共同前进的战友。就因您与一位革命先驱者同步，时代便赋予了您常人所不能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是吗？您选择了爸爸，便从此选择了付出！早在爸爸从事建党活动而经费奇缺时，您便动员外婆，不顾家中经济困难，毅然把外公去世时亲友送的一笔奠仪费，捐作了建党活动经费。也就是那一年，您光荣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次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您又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您便长期担任党的机要工作和交通联络工作。在那白色恐怖、浓云低垂的湘江、黄浦江、珠江、长江边，您和爸爸为了革命四处奔走。亲爱的妈妈，多少个不眠之夜，您悄悄为伏案疾书的爸爸热好饭菜，沏上热茶，缝补衣裳，烧红炭火，倾听窗外一切可疑的声响……在东方欲晓的时候，您又悄悄把爸爸得以搁笔的“定稿”逐字逐句地誊清……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就凝结着您的心血！
妈妈，您追随着爸爸在上海、长沙、韶山、广州、武汉到处奔波，您的孩子便也在幼年时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可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您，我们就有了温馨的家；有您，我们便真切地感受着爱与被爱。妈妈，您累吗？爸爸需要您，革命需要您，您的孩子同样离不开您！可是妈妈，那些让您辛苦操劳的日日夜夜，却成了您人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因为更残酷的现实就摆在您的面前，为了革命，爸爸不得不在您的娘
家、湖南板仓与您分别。爸爸走后，您突然发现曾经稔熟的一切都生疏了、隔绝了！多么可怕，您对爸爸从此再也无法事必躬亲了，再也不能够“重比翼，和云翥”了！您在《偶感》一诗中写道：“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留给您的只有欲哭无声的痛苦思念和无尽担忧！从十年前发现的您牺牲那年秘藏在墙壁里的手稿中，我们真切地体味出您对爸爸的挚爱是怎样地催人泪下！可就在那“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的日子，您仍不能忘却革命，您仍在板仓坚持地下斗争，即便后来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您也仍在杨柳坡、象牙山等地召开会议，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直至您被捕而壮烈牺牲。
亲爱的妈妈，失去您的日子，爸爸又是何等地痛苦！爸爸因“失”之痛，才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样沉重的句子，才留下“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的赞语，才谱下《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千古绝唱。在中国，乃至世界，谁都知道，“骄杨”就是您！“我失骄杨”的悲哀和缅怀之情，几乎笼罩了爸爸的一生。60年代初，我们请求爸爸把《蝶恋花》写给我们的时候，爸爸提笔把“我失骄杨”写成了“我失杨花”，当时我们还以为是他老人家的笔误，可爸爸却缓缓地说：“称‘杨花’也很贴切。”原来，爸爸是有意写成“杨花”，我们从爸爸凝望着窗外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杨花似雪，纷纷扬扬于春天的绿海之中，弥漫于无限山河之间……亲爱的妈妈，爸爸对您的爱，对您的怀念之情，是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爸爸曾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妈妈是有小孩子在身边时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爸爸完全能想到革命者和母亲集于一身的您，在最后的日子里处境的极度艰难和精神上的无比强大！是的，妈妈，即使您在大牢里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您也忍着疼痛给岸英哥哥讲光明的故事，讲爸爸所做的一切不只是拯救一时一地的饥寒交迫，而将事关华夏的千秋万代！就是为了这个“千秋万代”，您才忍心抛下身边的亲骨肉，您才忍心抛下所有爱您的和您所爱的人，坚定地跨进了永生之门。亲爱的妈妈，您听见您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了吗？没有了妈妈，没有了家，三个孩子如何生存？他们只能成为上海滩的流浪儿……若不是失去您亲爱的妈妈，岸龙怎么会早夭？岸青怎么会落下终身也弥合不了的心灵创伤？
亲爱的妈妈，您用鲜血和生命为党赢得了光荣，也赢得了千千万万人民对您的崇敬和热爱。在您的生前身后，板仓的乡亲们都称您为霞姑娘，把您比做红霞，在深情地讲述着您的娴静、高雅、端庄、善良，讲述着您一件件朴实而感人的故事！10年前老家长沙县的乡亲们捐资修建了您的汉白玉雕像，从此，您便神采奕奕地矗立在板仓这块英雄的土地上，仿佛又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告诉一代又一代人，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它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珍惜啊，珍惜！……
亲爱的妈妈，英雄的妈妈，我们爱您，想您——永生的妈妈！您知道您的孩子是多么地爱您、想您，多少次，我们在梦里与您相逢，多少次，我们又被噩梦惊醒，这就是永远填补我们心灵饥渴的“爱”和“痛”……妈妈，今年是您诞辰100周年，虽然您不能成为世纪老人，我们也从来无法向您尽孝，可您被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也将被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所颂扬。亲爱的妈妈，您永远是那么年轻：满头秀发，白衫黑裙，一双明眸，秀丽而刚毅……（附图片）
杨开慧烈士遗照。
杨开慧与毛岸英（右）、毛岸青。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纪念党的优秀干部郭佩珊
郑伯克李锐胡克实郁文刘清
郭佩珊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追忆他的一生：对党忠贞不渝，学识渊博，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及解放后虽受到错误的处分和不公正的待遇，仍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这些使我们感慨万分。
郭佩珊是河北定县人，1912年出生在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的两个妹妹均是在抗战中牺牲的。他193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在校时期学习了马列著作，诚心信服共产主义乃救国救民之本，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3年，他在北洋大学入党，曾任北洋大学学生会总干事，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在天津参加“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后因疏散在冀东地区工作，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5年，郭佩珊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武汉大学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1936年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进步秘密组织———“九一八公社”和武汉大学青年救国团。1937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大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后兼任中共湖北省省委农委组织委员。1938年，根据长江局领导董必武指示，郭佩珊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在这个班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南川县国民党空军第二飞机修理厂。郭佩珊在武汉大学“一二·九”运动中及武汉大学建党后的工作表现，正如当时的湖北省工委书记郭述申同志在1994年3月26日致武汉大学校领导的信中所说：“郭佩珊是一个好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他党性坚强，品德高尚，应该载入校史。”
1939年12月，为加强云南地下党的工作，南方局派郭佩珊同志到云南，他于是向工厂请了病假。到云南后，任云南省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1941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郭佩珊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利用原在国民党空军的关系进入昆明空军第十飞机修理厂。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确定的隐蔽精干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他广交朋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派14航空队和陈纳德组织的“飞虎队”来华参战，十厂也成为美军“301”基地，他们的飞机主要在十厂修理。郭佩珊时任该厂修造课白铁股股长，运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帮助盟军改进飞机性能，以出色的专业学识水平，为修复和改良美机作出了重要贡献。经他改装的B—25D型轰炸机，参加轰炸由缅甸入侵云南的日寇，给敌人重大杀伤，取得辉煌战果，受到盟军高度赞扬。国民党空军总部特准进阶连升三级和大额资金奖励，从此郭佩珊在国民党空军站住了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佩珊利用其担任空军修理厂修造课课长（相当于生产总工程师）的特殊身份，用破坏、肢解、变卖等各种方法，使美军留在云南的大部分可修复的250架飞机无法投入内战战场。同时，他用自己多年积蓄的几十两黄金购买飞机上配置的一些武器、电台等物资，送到党领导的游击区。
解放战争时期，郭佩珊参加省工委领导的统战工作小组，并担任负责人。他利用担任云南科学工作者协会总干事、云南大学五联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工警联合会）主席、云南大学航空系教授等社会职务，广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1949年秋，他被派到滇东北游击根据地，担任滇东北地委统战部部长。12月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后，他奉调回昆明市参加中共昆明市委任委员，并经组织同意进入起义后的昆明机场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在反击敌军第八军、二十六军反扑的战斗中，郭佩珊同志组织起义空军出动飞机空投宣传品，轰炸敌沾益、蒙自、西昌机场，有力地支援了昆明保卫战。
郭佩珊在云南坚持了10年党的地下工作。在异常险恶的斗争环境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胆略，长期在友军和敌营里坚持党的工作，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策略，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破坏敌机、阻止敌机参加内战；在云南全境解放前夕，组织起义空军歼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历史上，郭佩珊也受过一些不公正待遇。但是，他都能以大局为重，正确对待。1958年，郭佩珊转业到中国科学院。
尽管受到错误的处分和待遇，郭佩珊同志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1958年3月至1963年，他出任分管业务的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的几年中，组织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词典、手册等专著，其中许多专业术语至今仍在广泛使用中。他本人因成绩突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63年7月，他调到中科院物理所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由于熟悉业务、爱护人才，与科研人员相处融洽，在文革十年动乱中，他主持科学院物理所的工作，始终以科研为工作重心，团结依靠老、中、青科研人员，积极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创造条件，对于那些有前瞻性的项目给予特别的支持。经全所同志的努力，该所在X射线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高温超导材料等领域取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
据我们所知，郭佩珊生前曾不断向有关领导部门申述，要求纠正对他的错误处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83年5月，5701厂党委作出否定1953年对郭佩珊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并报请成都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4年2月批准。1983年3月，中科院批准恢复郭佩珊同志大学教授的职称。在郭佩珊生命的最后几年，尽管他身患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尽管他的住房、工资、待遇还未解决落实，他始终不忘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他一直坚持参加各项活动，为参加解放初昆明起义的前国民党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争取政治平反和改善生活待遇而奔走。在他的努力下，终于为这些起义人员争取了应有的待遇。他每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寄给远在四川冤死的老部下的遗孤。在郭佩珊身上，始终体现着一个正直的老共产党员奋不顾身、衷心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