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热点关注
让文化遗产泽被后人
——专家评说旅游热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本报记者施芳
10月8日，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专家聚集云南丽江，共同探讨“文化遗产管理与旅游业：遗产管理者之间的合作模式”。
选择这样的时间来谈论旅游业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颇有些耐人寻味，因为在此前的一周里，同过去的几个黄金周一样，如潮的人流涌向大小景点，旅游部门不得不面对着这样的难题：出行难、住宿难、吃饭难……
旅游业为文化遗产注入活力
中国已拥有世界遗产27处，位居世界第三，其中文化遗产20处，自然遗产3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处。另有70多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更多的地方跃跃欲试，千方百计跻身于世界遗产的行列，个别省准备上报的项目多达30个。
为什么各地对申报世界遗产如此热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势必会提高知名度，吸引众多的游人。
以丽江为例，仅2000年，全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44亿元，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理查德所言，丽江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自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的旅游业的发展。它证明旅游业可以给居住在文化遗产地及附近的社区的人民带来无可比拟的经济发展机遇。
山西平遥古城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每年的旅游收入不到20万元，而近年来已超过500万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的江苏周庄每年游客150万，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收入达4.2亿元。
旅游业的繁荣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丽江每年把旅游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古城修复与文化保护，许多濒临失传的纳西族文化在旅游大潮的触动下开始“复活”，得到了新生和“重构”。如木府、洛克故居、白沙壁画等古迹的修复，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字画等民间艺术的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传统的民族工艺已形成一个产业，2000年的产值达6000万元。
旅游热危及世界遗产
这是一对矛盾：络绎不绝的游人为遗产地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游人的数量一旦超过承载量，也会使原本脆弱的遗产地陷入危险的境地。世界遗产地敦煌石窟由于近年来游客过多，游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和光线的影响造成壁画变色剥落，20年间的损坏超过过去几百年来的侵蚀。
黄山本是天生丽质，如今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游人，陆续建成三条索道，据说黄山还计划修建几座水库，这种超载开发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正严重威胁着这座人类最美丽的瑰宝。在过去的几个黄金周里，旅游胜地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使原本宁静雅致的景观韵味尽失。蜂拥而至的游人找不到住处，旅游部门无奈在会议室里搭起了地铺。
1997年后，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丽江古城的局部地段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迁离，尤以新义街积善巷、新华街双石巷等较为严重，居民们由于利益驱动，把住房改为店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然后迁到新城居住。这使原本集居住、商贸、游览于一体的历史街区，慢慢演变为商贸旅游区，丧失了街区的历史真实性。
过度商业化也是遗产地的一大通病。遗产地的商业区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家家户户开店，使遗产地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周庄0.47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仅卖土特产“万山蹄”的商店就有60多家，此外还有10多家假古董店和上百家饭店。文化地域特色是文化遗产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保留原有的文化地域特色，才能吸引游客。实际上抬轿子、舞龙灯几乎成了所有旅游地的节目，缺乏吸引力。
保护与发展如何双赢
然而世界遗产的价值远不止于旅游，现在不少地方正处在保护与旅游发展“双赢”，还是旅游损害遗产保护的十字路口。
研讨会上，许多遗产地的管理者提交了各自的保护计划，其中不乏可取之处，它为各国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为了解决遗产地“人满为患”的问题，美国黄石公园采取抓阄的方法，每天只限十几名“幸运者”乘一辆汽车进入栖息地；
澳门对保护区内建筑物的保护，都有具体的方针政策来指导，严格限制建筑物的高度，建筑材料等；
斯里兰卡的堪迪成立了遗产俱乐部，确定了遗产日，鼓励学生做设计竞赛等。澳门文化遗产意识项目和澳门青年遗产大使项目，使当地年轻人更多地投入到世界遗产保护之中；
越南惠安鼓励、支持特色商店的发展，刺激川普街上的商店迁出，此举使商店减少了30％。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认为，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
事实确实如此，进入新世纪，旅游业与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突出。正因为有了文化遗产对旅游业发展的奠基作用，旅游业才有利润，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文化遗产地的文化是不可再生资源，带有不可弥补性的危害对文化的破坏日益加重，旅游业面临的挑战就尤其突出。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所言：旅游、工业和就业会对文化做出公正的评价，而文化在陶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景观的价值远非经济指标所能衡量。文化景观是民族特色消亡的见证，而这些景观又与当地居民联系最紧密。因此，在保护文化景观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一旦这些文化景观被毁，人类休想再重新拥有它们。
背景资料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自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后，到2000年，已有122个国家的690处遗产成为世界遗产。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它创造的价值几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2％。在今后几十年内，国际旅游预计每年将创造5500万次就业机会，而旅游业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价值也将由1980年的19％上升至目前的30％以上。（附图片）
题图：长江第一弯
本报记者施芳摄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学者剪影
孟宪强讲述中国人眼里的莎士比亚——
沉迷“莎学”三十载
本报记者张玉来
“我和我的同事钟情于莎士比亚研究，是要从他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陶冶性情，美化心灵，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谈及何以投身莎学研究30多年，刚从西班牙巴伦西亚参加第七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归来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孟宪强教授直抒胸臆。
孟宪强喜欢“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莎士比亚”。他认为，今天中国的莎士比亚批评应该坚持主体意识，兼收并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理论体系、思想模式和独特风格。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应该有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和严谨的科学性。只有这样，中国莎学才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40多年来，他的莎学研究就是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前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孟宪强的莎学研究立意创新，多带有论辩性，往往是对传统莎评某些权威性或影响较大的观点进行批评、质疑，进而提出一些新的美学范畴，逐渐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分期，否定了《亨利八世》是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合作的观点。孟宪强的《哈姆莱特》研究表明，《哈姆莱特》并不是一部复仇悲剧，而是一部以复仇故事为框架、包括多重悲剧主题（社会、政治、家庭、爱情）的“严肃悲剧”。为分析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系统，他提出了研究台词结构的一整套新的范畴，运用自己设立的这套范畴探讨了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孟宪强已出版两部莎学著作，主编四本莎学文集，发表50多篇莎学论文。他的莎评观点不仅在国内的许多刊物被评介、转载和复印，而且有8篇论文被收入美国著名的莎学刊物《世界莎士比亚目录卷》。倾注孟宪强十几年心血的《莎士比亚论纲》和关于《哈姆莱特》的专论《对一个自在的艺术王国的全方位的科学考察》也已完稿。
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中国莎学的历史是孟宪强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莎学史是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缩影，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展示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的种种情况，同时还能够向国际莎坛展示中国莎学的成就。孟宪强从1986年参加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时萌生了一个想法，经过六七年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在1994年出版了填补空白的《中国莎学简史》。
“简史”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莎学的浓厚兴趣。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邰培德专程到长春对孟宪强教授作了专访。《中国莎学简史》被美国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1997年12月香港莎士比亚协会举行国际学术会议，特邀孟宪强在大会的第一天做了《趋真与变异的独特过程——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过程及特点》的报告。1998年7月澳大利亚、新西兰莎士比亚协会举行的莎学年会日程中特别安排了一个“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专题，邀请孟宪强赴会做了题为《中国莎学发展历程及朱生豪译莎贡献》的报告。
自1985年吉林省莎士比亚协会成立以来，作为协会负责人的孟宪强为协会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此时市场经济的利益法则向他提出了另一种名利双收的途径，但他痴心不改，依然沉浸在许多看似琐碎的事务中。正是由于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吉林省莎士比亚协会被接纳为国际莎士比亚协会的团体会员，国际莎士比亚协会副主席罗杰·普林格因此说：“中国莎学因了你们的活动而显得更富有生气！”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
专家研讨中华科学传统
宋正海刘长林
有关中华科学传统的讨论已有百余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学术热点很多：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何在？如果没有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传统科学能否近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能否发挥重要作用？
10月9日至11日，在首届全国中华科学传统与21世纪研讨会上，60余位专家学者首次就中华科学传统及其本质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行初步的整合。学者们认为中华科学传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以研究事物的复杂性、整体性为主要任务，以协调人与自然共同发展为基本目标，以系统思维和综合研究方法为重要特点。
与会专家以大量的例证说明，中西两种科学传统的本质差异使中国科学传统在当代科学探索中发挥巨大作用有了可能。一些学者提出“自然国学”概念，借以概括中华科学传统及其现代科技价值的综合领域。
本届会议是由社科院东方文化中心、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上海科技史学会、汉字文化杂志社等联合召开的。
第10版(人文社科)
专栏：编辑手记
树立民族品牌
只用了3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品牌，“金泉现象”让我们深思：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蕴藏着巨大潜力。
其实早有学者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资本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它为一些经济资本相对较弱而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文化类型极其丰富，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启用这些文化资本，就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从而在全球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遗憾的是，我们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却缺少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力。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大多仍停留在博物馆、研究室里，成为沉默的摆设，缺乏“金泉钱币”那种人性化、商业化的转化，因此也便缺乏活力和应用价值。在文化产业上，我们空有文明古国之称号却不抵只有200年历史的美国的文化张力。如今，美国影视业所创造的价值已超过了航天工业，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了本国汽车工业产值，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加拿大的文化产业规模超过农业、交通、通讯及信息产业……
没有人怀疑文化产业将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正因为此，近年来国际各大文化产业集团开始抢滩中国市场，觊觎中国的历史文化“金矿”。对于我们而言，在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发展文化产业更具紧迫性。把中国丰富的、独特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包装，使之转化为全世界亿万人都能享用的文化商品，创造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知名文化品牌，一方面可以创造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保持文化个性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让文化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名片”。
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从本期起，本版开设“文化产业”专栏，追踪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关注民族文化产业振兴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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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月评
学术风气与文化创新
苏人
一段时间以来，屡屡发生的科学丑闻乃至学术腐败让人闻之心惊，从剽窃论文的“吴黎明事件”到虚假浮夸的“基因皇后”陈晓宁，从“钱权交易”出卖学术尊严到“掺沙注水”徇私舞弊，由此引起有责任感的人们的普遍忧虑：难道我们真的连科学文化这片“净土”都守不住了？
学术研究本是为追求真理，容不得半点虚假，最基本的科学态度是诚实。学者本应成为社会的良心，即使不能为社会道德标尺，至少也不该堕落到道德底线以下。然而，事情还是十分不幸地发生了，并且愈演愈烈，成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不和谐音符。学术界抄袭、制假乃至腐败不断出现，甚至造就了批判中国学术腐败的专门著作，以及开展学术打假的科学斗士。
浮躁的学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文化研究水平和科技竞争力。于是，尽管我国每年的科研成果数以万计，但是原创性重大成果却很少，从而导致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3年空缺。尽管我们有不少著作等身的“学者”，真正称得上有益于文化积累的扛鼎之作却不多见，社科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浮躁的学术风气更直接影响了我们学术人才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助长了学术界急功近利的心理。在一段时间里，一些不甘寂寞的“学者”喜好喧嚣热闹地作秀，羡慕一蹴而就的成功，热衷抄袭模仿的捷径，不再愿意在寒窗苦读中艰苦地积累，不再愿意在漫长的求索中寻求创新。
在这个知识经济的黎明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作为立国之本。在我国，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动，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愈加密切，并且越来越依赖于后者的进步。曾被称为“国家发动机”的知识界，担负着孵化先进的科学技术、酝酿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职责，担当着为不断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支撑、催生引导市场的重大技术革新的峻切课题，示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诚信正派的学术美德，因此知识界的治学风气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个领域出现的问题理当让人警醒。
蔓延在科学文化界的这股浮躁之风尽管不是主流，但却严重地污染了学术风气，败坏了学术规范，践踏了学术尊严。如果不能及时遏制，不能从制度上、教育上给予足够的制约和领导，任凭其泛滥，则不仅会严重侵蚀知识界的健康肌体，更会损坏我们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努力而建造起来的良好的科学文化环境，遏制我们民族的科学创新、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的能力，阻碍文化创新的步伐。
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源泉。
或许这样两则消息能让我们增添信心：一是南京大学16位中青年学者发出“以德治学”的倡议，呼吁学术界“远离学术腐败”；二是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正在讨论制定“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自律准则”，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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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美术出版社
产品创新佳作多
魏运亨
有50多年历史的辽宁美术出版社近年来克服种种困难，在取消教材和教辅图书出版，每年减利1000多万元的逆境下，近3年每年利润仍达300万元，并连续8次在全国图书交易会上位居地方出版社码洋榜首；它囊括过全国图书界的三大奖，出版了一大批高品位的力作。
产品创新是辽美的一大亮点。在年画、连环画陆续退出市场，教材出版取消之后，辽美及时提出了“保住技法，精选画册，做强少儿，上好摄影，打开外延”的产品结构调整方针。今年1月，在全国图书交易会上，辽美以3100万元的订货码洋高居榜首。
在考虑选题计划时，辽美一直强调对政治思想性较强的美术图书全力保障。他们出版的《人民大会堂》画册，精选700幅珍贵照片首次集萃成书，全面反映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画册荣获1998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辽美还坚持出版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美术图书，如《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清明上河图补全卷》等。他们出版的《中华名胜楹联图览》，汇集了3000副楹联，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并荣膺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面对当前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辽美认识到占领市场的关键在于出版广大读者最渴望的图书。以美术技法类图书为例，辽美独辟蹊径：一是品种齐全，多为系列丛书。光是写意技法，从梅兰竹到牡丹，从鹰到猫，洋洋洒洒就有十几种；二是推陈出新，让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名家补墨》，将国画大师给弟子改画的过程、步骤具体展示出来，通过对比，让人领悟真谛。因为选题新颖，在今年的北京图书交易会上一下子订出65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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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产业
发掘历史的“金矿”
——“金泉现象”与文化产业
本报记者卢新宁
在知道“金泉”之前，我们对中国文化产业有这样的了解：
当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经济领域创造奇迹，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时，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甚微，不到1％；
专家们从另一个角度敲响警钟：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产业规模小、实力弱，要参与国际竞争还没有产业优势。而文化产业优势的匮缺，必将对文化竞争力产生极大影响。
因此，当年产值7000万、固定资产数亿元的西安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时，确实让人振奋。这个文化公司在短短3年里成为“亚洲最大的钱币企业”的事实，让我们惊喜地发现：发掘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资源优势，我们同样可以打造文化产业中的强势企业。
四千年历史与四个博物馆
很难想象金泉钱币庞大的经济帝国是建造在曾被人漠然遗弃的古钱币上，而它最为醒目的标志竟然是博物馆。
中国有着4000年的钱币历史，而这酝酿了“金泉奇迹”的开始。几千年岁月流逝，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古钱币，由于存世量巨大，人们很少给予足够的关注。金泉钱币公司却在锈迹斑斑的古钱中看到了古老文化的苍凉姿影，以及由此而生的商机。
他们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对古钱币的归拢保护。董事长王刚告诉记者，从一开始金泉钱币就认识到，作为一个文化企业最重要的是要用无形的文化资产，带动有形资产的发展，由此确定以钱币为载体，传播钱币文化，让凝聚历史的古钱币首先走进大众文化生活，而后进入群众消费市场的战略。
于是，金泉钱币文化公司先后在西安、北京、上海、厦门，斥巨资修建钱币博物馆。在上海繁华的街头、鼓浪屿风光旖旎的岛上，在古都北京、西安浓郁的历史气息里，金泉钱币博物馆用历朝历代的钱币实物，讲述我们并不熟悉的钱币历史和故事。在那里，每一枚钱不再只是货币交换的信物，而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
从新石器时代的贝币，到清朝的铜钱银元，金泉钱币文化公司有着丰厚的家底，仅在民间收集的各类铜钱就有500余吨。在博物馆，他们从万余种中国古钱币藏品中遴选精华，让每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钱币展现在观众眼前。
丰富的藏品真实再现了我国古代精湛的造币技术和钱币文化发展历史，这些古代先贤的经典杰作，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潜移默化地凸现了“金泉钱币”的文化品牌。不用花费力气做宣传，金泉钱币以博物馆为先导，在观众意犹未尽的目光中拓展了市场。
文化切入点与商业卖点
博物馆可以锻造企业的文化品牌，但却不能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博物馆普遍遭遇生存困境的情况下，金泉钱币博物馆巧妙地做到了文化切入点与商业卖点的结合，增加了博物馆的“含金量”。
金泉钱币一直以“传送我们的文化”为理念，在金泉钱币的立意中，文化是核心，钱币是载体。公司汇集了一批在国内钱币界声名赫赫的收藏家，以及多年从事古币收藏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学识渊博的方家保证了诠释、传播钱币文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提供了经营产业的独特视角。王刚他们正是由此切入，梳理钱币文化的脉络，从中窥得商机。
金泉钱币文化公司收集的历代钱币有上万个品种、数亿枚之多，总重达百余吨。翻检这些极富个性的文化产品，能够感受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貌不惊人的小小古钱，折射出古老帝国的荣辱兴衰，蕴藏着中国文化的起伏跌荡。金泉钱币文化公司就将这一枚枚古钱，用历史文化的线索串联起来，成为富有创意的文化商品。
比如古钱币上的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宛如依然明净的古镜，映照出久已远去的历史。秦半两上李斯工整秀丽的小篆，诉说着强悍的秦国“书同文”的理想；“新莽货泉”上王莽“悬针垂露”的优雅书法，映照着他四次币制改革的失败；重文崇儒的宋太宗首开“御书钱”先河，从此大宋朝代代帝王在小小钱币上施展才艺个性，留下了不少佳话。王刚他们由“钱文”的历史变迁，编成后来深受欢迎的实物真品册《钱币与书法》。又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寻找线索，推出了《青蚨剑》、《中国历代钱币册》、《宋代钱币册》、《世界货币大全》、《中华龙脉》、《中华节趣》、《开国篇》、《故事篇》、《钱痴篇》等70多种集历史文化内涵和钱币实物真品于一身的钱币文化产品。
凭着文化切入点与商业卖点的成功对接，金泉钱币文化公司没让观众空手走出博物馆。博物馆古钱币前，面对时的倾心，沉浸后的痴迷，转换成购买冲动和消费欲望，在获得社会效益之后发掘出经济效益。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参观金泉钱币博物馆后感慨：把一种商品通过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既能升值，又有实用价值，这就是文化产业。
金泉钱币得到了市场与社会的承认。上海99财富论坛，海内外豪商巨贾风云际会之时，金泉钱币被指定为纪念品。他们制作的《钱币与书法艺术》还作为国礼，由我国出访的国家领导人赠给外国元首。“金泉钱币”成为中国有史以来钱币行业第一个注册商标，文化企业里的著名品牌，被富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性的《财富》杂志推举为未来世界跨国公司500强行列。
“任何资源都会枯竭，惟有文化永恒。”这是金泉钱币3年创业之路的心得，也应当是新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坚定信心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