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各级干部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热点感言
应成为制度
王慧敏
干部脱离群众，在一些地方，已成顽症。就在两个月前，我曾收到这样一封通讯员来稿《乡长助农割麦忙》，说山东临沂某乡乡长“三夏”时节深入田间地头为民解忧。
怪了，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分内的事嘛！可这样一件平常事偏偏成了“新闻”！
干部终日浮在上面，或是沉溺于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群众自然不会答应。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工作越来越难做，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
常言说得好：“下海上山问渔樵，欲知民意搞民调。”只有深入下去，摸清群众的所思所想，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出成效。朔州的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瞧，干部一沉下去，干群关系立马融洽了，许多老大难问题也迎刃而解。
不过，编完这篇稿子，笔者在为朔州做法叫好的同时，也有些担忧：“炕头工作队”是一种长期行为呢还是权宜之计？会不会活动过后一切又恢复原样？
但愿它能成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如此“同步”，当戒！
冉永平
前一段，从某晚报上看到一则题为《中国高档汽车消费与世界同步》的报道，文章介绍，顶级奥迪A8轿车全球仅生产60辆，中国就定了40辆，顶级奔驰S级轿车占中国市场上奔驰轿车的80％。这一状况连外商都感到费解，认为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就像中国的烹调一样高深莫测。
外商的费解不无道理。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值甚至不足韩国一半。
由自行车都买不起到轿车进入家庭，甚至到豪华的高档轿车对中国人来讲也不再是梦想，由过去一些国外汽车制造商把中国看作高档汽车消费市场的“不毛之地”，到现在不得不重视这个市场，这一切的确说明我们在经济上开始强大起来。
但是，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甚至还因为贫困失学，一些地区甚至温饱还成问题。过去农民说“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栋楼”，其实就是对贫富差异的形象反映。而上面提及的顶级车对于普通农民恐怕是10栋20栋楼都不止。贫富如此悬殊，对高档消费的“同步”还有何值得我们沾沾自喜？
轿车仅仅是很小的一个侧面，我们倡导一种什么样的消费观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社会问题。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富而不奢一直是被提倡的，古往今来，因铺张、奢侈而走向衰亡的例子不少。如果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富强的时候，就追求奢华，舆论再煽风点火，褒扬这样的“同步”，对于我们民族的长远发展恐怕没有好处。
值得回味的是，同一天的那家报纸还有一则消息说，韩国提倡简朴风。联想起前一段看的一篇《清苦的日本》的文章，感慨良多。目前，日本、韩国经济都比我们发达，但无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似乎都比我们“小气”。比如汽车，在日本特别是韩国，很少看到进口高档汽车。比如饮食，日本、韩国远没有我们这样丰富、复杂。《清苦的日本》一文中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内有粮荒外有敌患，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日本人勒紧裤带，近乎残酷地抓教育：如果孩子不读书，父母要入狱。对比一下日本，我们一边是进口豪华轿车满街跑，一边是贫困山区的孩子因贫困失学，你做何感想？还能为这样的“同步”兴奋起来？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勤俭、吃苦精神更利于一个民族彻底的复兴、强大。但愿今后能多看到一些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的与世界同步，而不仅仅是在奢华消费上的同步。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在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416栋移民建镇房1999年6月竣工至今2年多了，仅有一名老汉入住。国家数百万巨额移民建镇资金竟成“花瓶”工程，工程占良田数十亩，质量低劣。
图①：因无电无水，唯一的居民——调关镇居委会村69岁的王秉炎老汉在门外搭起简陋的炉灶。
图②：因长期无人居住，房外已野草丛生。
图③：墙外贴瓷砖，屋内却墙塌地破，无法入住。黎声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五凌杯头条新闻大奖赛
说真话的“民情日记”
新华社记者于振海胡靖国
山西朔州市在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中，把基层干部组成“炕头工作队”，进村入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化民怨，解民忧，为群众办实事，并把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民情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记者在翻阅“民情日记”时了解到，大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一个县乡的工作安排，如果干部作风不实，恐怕一切都很难落在实处。当前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已成为农村工作的关键问题，抓落实，一定要从干部作风抓起。
不是农民不听话，是一些基层干部不像话
平鲁区井坪镇党委书记贾志武
4月22日星期日
经常听机关干部抱怨：“如今的老百姓不好管，不听话。”到底怎么样？我才来两个多月，心中不大清楚。今天是星期天，我决定到下称沟村去下乡。
走访了几家农户后，中午到了65岁的贾旺家，想在他家吃派饭。贾旺经常上访告状，是村里有名的“难缠户”，村干部担心在贾家吃闭门羹。谁知，和贾大爷一讲吃派饭的事，他立马拉我到他的家中。
“别说是书记，就是普通干部也从不来俺百姓家坐坐。”“乡干部是一年来一趟，秋后算一账。一见俺们就是要钱、要粮、做计划生育手术，一句好听话没有，跟‘响马队’差不多，上边的干部呢，一来就坐着小车打圈圈，兜上一圈下饭店去了。找干部办事，冷言冷语，别说帮忙贷款、推销农产品什么的，就是盖个章，也得跑个三四回……”
吃着莜面窝窝，听着贾老汉的话，我心里沉甸甸的，不是农民不听话，是我们有些干部太不像话，这些年，生活水平高了，但是干群之间的关系凉了。
干群感情不到位，中央的政策再好，也只是“开开会，喝喝水，念念报”，这就算是贯彻落实了，在农民中间见不了实效。
农民最实际，只看你办不办实事
应县南河种镇党委书记张玉儒
5月20日星期日
深夜12时。忙了一天，刚刚睡着，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张书记，张书记，不好了，快起来！”接马峪村一下来了20多人，堵在我办公室门前。
5月中旬，正是青椒移栽的大忙时节。接马峪村刚栽下470多亩青椒苗，准备浇水时，断电了。如果天亮前青椒苗浇不上水，太阳一出来，青椒苗都要枯萎。农民们跑到变电站一问，原来是农网改造，施工队在杨堡村遇到“钉子户”敲竹杠，一户农民开口要3000元补偿费（按规定是200元），不然不让电线通过他家的土豆地。
杨堡村不属南河种镇管辖，又是深夜，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我立即带上两名群众代表赶到县电业局，找到了副局长贺志文。贺说农网改造由变电站直接负责，我们又拉上贺志文来到变电站。施工队原计划天亮后找派出所解决问题。我们建议剪断新线，接通旧线送电，施工队说损失太大，不愿意。我提出损失由镇政府补偿，今晚必须送电。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施工队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并免除了补偿费。深夜2时30分，接马峪村开始浇地，470多亩青椒苗得救了。
当我们返回路过接马峪村时，激动的农民给我们磕头致谢，齐刷刷跪在了地头。据农民们说，如果当时镇里没人管，他们还有200多人准备到镇里闹事去，酿出大事不说，农户的损失就成了定局。
农民最实际，也最根本，不看你干部说的有多好听，玩的有多少花样，只看你办不办实事，要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看是不是“自己人”。现在有些“知识型”的干部，一讲服务就云山雾罩地办公司、上项目，从WTO到调整结构，一讲一大套，群众听不懂，也不想听。其实，我们实实在在地从一件件小事做起，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群众还是非常拥护我们的。
也给基层干部减减负
山阴县委副书记南志中
7月3日星期二
现在全县上下正围绕“三个代表”的学习转变干部作风，坦率地说，作为一个“父母官”，我何尝不想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然而有许多时候还真的是身不由己，让你有许多无奈和难言的苦衷。就我自己而言，我有三怕：一怕开会。现在的会议太多了，我一个月曾开过22个会，大都是些务虚的，实质内容不多。而且会议时间又特别长，就那么一个意思，这个领导讲了，那个领导讲，本来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硬要长篇大论地说一番。
二怕文件。有什么样的会议就有什么样的文件，而且文件比会议还要多。现在的领导机关和部门，动不动就发文件，以文件代替了工作。有的文件长达几万字，其实有一二百字足够了。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份材料和文件要摆在办公桌上，面对高可盈尺的文件，我常常感叹，可惜了这些白纸，真不如给山里娃做几个作业本有用。
三怕接待。少的隔三差五，多的几乎天天都得迎来送往搞接待，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变成了“三陪先生”，陪吃陪喝陪参观，尤其是陪酒，中午喝了，晚上喝，简直是一大负担。这个检查，那个评比，穷于应付，忙于奔命，由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便应运而生，虽然问题发生在基层，可根源是上边造成的。现在企业减负，农民减负，学生减负，何时给基层干部也减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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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各级干部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这样的“员工持股”不公平
兰州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彩丽
将国有企业在前期形成的不良债务以股权的形式卖给本企业职工，以此法来剥离国企的债务负担的主张，显然不是在促进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其实质是一种对职工的掠夺。
“员工持股”是企业改革的一种形式。实行这一改革需要慎重稳妥，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有人认为，“员工持股”是解决产权不明晰“无人负责和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国企难题的根本出路。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持这种主张的人将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措施寄托于“劳者有其股”，把资本化进程解释为“维护公有制”，在强化内在约束机制、解决所有制缺位的名义下，强迫劳动者承担企业的运行风险，试图把企业的不良债务转嫁到劳动者头上。这种作法还有一个严重后果——为劳动力的市场化和两种就业机制并轨等改革设置新的障碍。
诚然，让员工有机会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是好事，很多国家的大企业都曾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优秀人才和优化自己的员工队伍，但这只在那些投资收益能够长期稳定地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中才有意义。员工持股是投资行为，任何投资同样存在机会成本，投资机会选择的基本原则是风险小而收益大，符合这个原则就投入“本”企业，否则就投入其他领域。不能假定人们仅仅从道德、感情等因素出发就会普遍地放弃更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把钱投入自己所就业的企业。前期改革过程中出现过一个十分有害的趋向，即一些企业强迫职工“带资就业”，不入股者下岗，把“上岗”与“入股”联系起来。这种作法不仅束缚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要素优化重组，而且是对劳动者利益的极大侵害。劳动者收入的基本来源是工资，劳动者作为雇员不应承担与其工作努力程度无关的各种风险，例如市场风险。把投资者、经营者所应承担的风险转嫁于劳动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不公平行为。
至于将国有企业在前期形成的不良债务以股权的形式卖给本企业职工，以此法来剥离国企的债务负担的主张，显然不是在促进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而是企图用劳动者前期劳动报酬的积累来弥补资本所有者的“负利润”，其实质是一种对职工的掠夺。
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人的积极性不高，并非是因员工未直接投资入股。恰恰相反，是由于“终身制”的就业制度，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过分固化的结合关系，形成了企业冗员负担和“养懒人”的现象，所以，当前改革的正确取向应该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彻底调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关系，实现两种就业制度的并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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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家企业，三种报表
杜伟张剑
近日，笔者随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益阳市分行调查组，在企业调查违规破产改制情况时发现：一家企业竟有三种不同的财务报表。据了解，该企业向银行报送的财务报表收入980万元，盈利80.5万元；向税务部门报送的财务报表收入50万元，亏损21.6万元；向政府及主管部门报送的财务报表收入1100万元，盈利56.8万元。经调查，该企业的利润盈亏，既不像报给税务部门的那样少，也不像报送给银行、政府及主管部门的那样多。
一家企业缘何会同时报送三种不同的报表？据调查，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骗取贷款。这家企业为了获得银行的信任，采取虚报利润80.53万元，掩盖亏损的方式，为银行贷款调查铺平道路。而银行有些信贷人员素质不高，贷前调查时，不深入剖析企业经营全过程，仅凭报表决定贷款是否可行。据调查，这家企业现有银行贷款218万元，其中将近160万元可以说是靠虚报利润“骗”取的。目前218万元贷款均已成为了“两呆”（呆账、呆滞）贷款。银行不仅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甚至连债权也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二是偷逃税收。每年，该企业均要采取少报收入与利润，多报亏损和自然灾害及请客送礼等方法，获得税务人员在政策上或情理上的“豁免”。据了解，近3年来，该企业累计实现财务收入3800万元、利润560余万元，而上缴税金（含增值税、营业税等）仅43万余元，不足应缴税款的40％。三是追求政绩。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好大喜功，以政绩论英雄，搞“数字出官”，致使一些部门领导为了任期政绩，对企业做假账、报假表，瞒天过海，听之任之；而企业为了追求政绩或讨主管部门及政府领导喜欢，玩数字游戏，报喜不报忧。以这家企业为例，就因年年盈利，被地方乡镇评为“改制经营明星企业”，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表彰。企业负责人也因经营企业突出等其它原因，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嘉奖。
据笔者调查，上述这种逐级弄虚作假现象，在中小企业中并非个例，如不严加整肃，必将破坏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应借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利时机，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作为。对那些企图通过虚报浮夸求得仕途、政绩的企业负责人应严肃处理，直到追究刑事责任。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各级干部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